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辽宁在清朝的政治版图具有特殊的地位。清代统治者多次东巡盛京，拜谒祖陵，加强对东北的政治军事掌控。为了限制内地汉民进入东北，清政府设置柳条边是其不仅成为东北行政区的分界线，同时成为人造的生态隔离带。依靠柳条边阻拦流民私自出边，运用严刑峻法惩治偷越边界盗耕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做法保护了柳条边外人参鹿茸东珠等清廷特供用品的天然生产基地，减少了对东北自然环境的人为破坏，储备了丰富的稀有资源，当然这一封禁政策也造成了地广人稀，土地废置的荒芜状态。直到近代，“闯关东”现象大规模兴起，数百万关内移民通过陆路和海路迁入东北地区，对广袤的东北沃土进行开垦，并对林木、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从而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资源开发，当然也对了东北原有良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康乾盛世時期中国人口急速增长，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为了普查全国户口，发布了有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随即引发了丁赋征收制度的变革。在明朝后期就已引进的番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此时也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这些都使得清代的中国有能力供养比前代多得多的人口。1700年前后，中国大约有1.3亿人口。1720年前后，人口上升到1.6亿，已达到或超过明代的最高水平。1740年前后，大约有2亿。1790年，统计人口已超过3亿，估计实际人口不少于3.13亿。1800年前后，估计已达到3.42亿。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明代的最高水平1.6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
　　由于人口暴增，导致关内人地矛盾空前激烈，引发严重了的生存危机。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华北地区屡屡发生天灾，灾害范围广泛且灾情巨大，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苦。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饥荒，“丁戊奇荒”。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对中国晚清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持续不断的天灾使农民挣扎于死亡线上，为了活命只能流离失所，寻找新的谋生之地的成了众多关内民众的生存目标。
　　东北总计面积152万平方公里，土地肥沃，平原广袤，据估计当时东北待开发荒地为37000万亩。此外东北物产丰美，各种珍稀动植物遍布于此，柳条边外山野江河所产人参、貂皮、猞猁狲、雕、狍子、鲟鳇鱼都是重要的皇家贡品，众多移民则以采集这些物品为生。除了动植物资源，东北还有极其丰富的矿藏，比如以辽宁为例，“奉天各矿共467处，计全省各种这么煤矿148个，金矿188个，白金矿1个、银矿12个、铜矿26个，铁矿12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蕴藏着宝贵的物产资源，与之相对应的是东北人口。吸引着难以解决温饱的民众通过各种途经进入东北。
　　关内移民在东北起到了开荒实边重要作用，如奉天在辽东招命开垦令颁布之前，几乎没有民田，随着关内民众的大量涌入，盛京的民田显著增加。同治十一年（1872年）盛京将军都兴阿查勘旺清门至浑江地区，发现有流民村落六十九处，垦地十万三千一百亩，已经形成规模，决定就地安置，于同治十三年起科，从此打破柳条边外不许民人进入的历史。光绪五年（1879年）盛京将军岐元上奏放垦盛京围场。光绪八年（1858年）盛京将军庆祺请将废林十二处闲荒开放。流民进入东北已经成无可阻挡的趋势。关内移民在开垦荒地之时，还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如关内的休耕轮作法、施肥耕种法在东北地区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关内普遍使用的铁犁、磨盘、锄头等生产工具也由移民带入，提高了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力。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品种也随之进入东北，其中包括了玉米、水稻、烟草、亚麻以及很多种蔬菜水果，极大丰富了东北地区农作物品种。而移民的大量涌入对东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于生产力的提升，大量农副产品出现，伴随着充足的劳动力和经济文化需求，东北原有的城镇规模加速扩张，大量新城镇纷纷兴起，近代东北的城市化过程，关内移民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许道夫的统计从道光三十三年（1850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人口由289.8万人增长到2158.22万人，短短六十年间，东北地区的人口激增了七倍，东北地区快速城镇化，同时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