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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竞（1912—1971），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加入八路军三五九旅，历任山西省崞县、忻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冀绥游击队政治处主任、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供给处政委、旅政治部民运科长、东北民主联军二十四旅七十二团政委。1947年开始担任吉林省税务总局局长，旅大市税务局局长、东北区税务局副局长、辽宁省财政厅厅长兼税务局局长、中共辽宁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1年11月3日在沈阳逝世。
在我16岁还没学懂人情世故之时，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七年之后，我看到父亲的悼词，那是我第一次读父亲的一生。只见那旧式打印机打出的很小的字，密密麻麻两页纸，每一句话，就是父亲的一段经历。我不禁想到：一个人在不长的生命中，怎么可能做那么多的事。曾有人说，回忆是与父母相聚。回忆父亲，对于我，不是与父亲相聚，而是攀登父亲这座高山，那里有太多无法企及的高峰和无从观尽的景致。
父亲1912年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段湾村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段品三心志高远，白手起家，亦商亦农，他创建起偌大的家业后，并不守成于土地与财富，又担任村小学校长。之后，他用自家财富又建了一所小学，让村中儿童能够求知。父亲是长子，看祖父为他取的名字便知在他的身上寄予厚望：父亲原名段伯鸾（后来自己改名为段竞），祖父希望他是人中大鹏，飞得高行得远。父亲后来真的实现了祖父的希望，不过实现的内涵却是彻底革了祖父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与那一时代的命。
父亲自小就被祖父送进私塾，后再入村小学。父亲禀赋极高，十岁出头，已经感觉村中教学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坚决要求到更远更新的学校去。于是，拗不过儿子的祖父只能送走父亲。
父亲十二三岁开始离家，从县城、开封、郑州直到北平，路越走越远。只是，父亲的求学方向却有了天差地别的转变，从最初成绩最好的“学霸”，变成带领同学们闹学潮的“造反领袖”。
从初中时起，父亲就开始参加各种追求民主的学潮。进入高中后，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父亲更是走在学生运动的前列。后来因受学校当局追查，父亲干脆跑去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北平。
1932年，一心救国救民的父亲考取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北平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一进学校，即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反帝大同盟”。很快加入了共青团，接着被党组织派去做工人运动。回到十七中学后，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抵制日货、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等一系列运动的组织工作。
反動政府与学校当局对十七中学的学生运动全力镇压。于是，学生领袖们决定带领全校同学罢课，以抗议政府镇压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同学们选举出十位学生领袖组成领导小组，父亲是其中之一。领导小组组织学生赶走校长，封锁学校大门，开始了数十天的罢课抗议活动。
无计可施的政府与学校当局最后实施了欺骗伎俩，他们派出新校长与学生谈判，同意学生的所有要求，让学生们打开校门恢复上课。虽然学生领袖们都曾经接受过组织的锻炼与考验，但对付这帮政客的诡计依然没有经验。当全校学生参加新校长就职典礼时，敌特便衣数百人突然将学校包围，当场搜捕十位学生领袖，有五六位同学被逮捕。幸得地下党组织全力营救，父亲得以逃脱，后避走河南老家。
这是父亲学生时代最壮烈的一次政治斗争活动，由此终结了父亲的学生时代。
父亲生性安稳好学，按照他的本性，最适合做一位研究学问的“老学究”，但父亲却作出了与他的性格完全相悖的选择。他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放弃了安逸，选择了一条时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荆棘路。
1934年，避难回到老家河南的父亲在党组织帮助下，直接进入邻县的一所小学官庄小学做了教员。
官庄小学是当地一对开明绅士父子创办的。那位父亲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他十分赞同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官庄小学也就成了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父亲与几位党组织成员共同组建了党团支部，对外打出了中国反帝大同盟的旗号，在周围各个乡村中宣传抗日，发展会员，创办农民夜校等。父亲发挥在学生运动中的特长，组织戏剧演出队，亲自当演员，到各乡村演出抗日话剧。
一时间，在小学周边的广阔农村中，共产党的抗日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地传播开来。
父亲他们的抗日活动再一次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有警察直接到祖父家里搜捕父亲。老家的亲属们至今流传着父亲“逃跑”的故事：有一天，父亲与几位教员一起向学校门外走，迎面碰上几个便衣人进校门，他们开口打听父亲情况，走在后边的父亲非常机警，一看情形不对，立即转身向学校的后墙跑去，翻过墙直奔外面的庄稼地，幸好当时庄稼已经长高，父亲躲了进去，才没被逮捕。反动当局的镇压，使得父亲只能远避他乡。
从1934年中到1936年初近两年中，父亲经常处于寻找组织与生活两无着落的状态中，在开封、北平、西安等几个城市间流浪。其实，父亲只要回到祖父家，富裕安宁的生活就在等着他。但父亲不为所动，艰辛地寻找着党组织。
1936年初，父亲再一次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加入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后，与百位青年学生一起，赶赴西安，参加由张学良组建的东北军学兵队。
一个月后，组织选派父亲到张学良所办的《西京民报》任会计。
进入报社工作合了父亲温文尔雅的气质，他不仅做好会计工作，还帮助校对、负责接待。事无巨细，只要他能插上手，都毫无怨言地全力做好。因此，到报社工作时间不长，他便被任命为经理。
父亲一到报社，便参加了党组织的各种工作，特别是在夜晚要秘密为党组织印刷各类资料，父亲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上几个通宵，从不叫苦叫难。 到西京民报社工作十个多月后，1936年11月，经报社地下党员魏文伯介绍，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党组织后，父亲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秘密工作，经常为延安印刷和运送各种资料。每逢后半夜印刷好延安的资料，父亲利用租来的东北军的汽车，化装成东北军人员，把一车一车资料连夜运到靠近延安的共产党地下接应点去。中途经过层层盘查，父亲靠着机智，一直顺利完成任务。
父亲在报社工作近一年时，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了，《西京民報》正处于事件的“暴风眼”中。父亲亲历了西安事变的波诡云谲，他与报社同仁全力以赴报道真实的事变内幕，对抗国民党的虚假新闻。这期间，父亲负责接待了美国著名的红色记者史沫特莱，全力帮助她完成了这次向全世界公布事件真相的采访。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不久后，西安市被蒋介石军队所占领，进步的《西京民报》被迫停刊。报社所余十几辆汽车的纸张、印刷机械等物资，党组织决定全部运往延安。父亲承担了这一重任。他先将物资运往杨虎城将军司令部，之后历尽波折，再转运到延安。对于刚进入延安不久的红军来说，父亲运去的那些纸张与印刷机械，无疑是雪中送炭。
《西京民报》被迫停办后，父亲随被驱赶的东北军开拔到安徽，后听从组织调遣回到北平，帮助七七事变后的难民出逃。在护送难民到达山西太原时，正好遇到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王震将军带领下开赴抗日前线途经太原，1937年9月，经党组织安排，父亲加入三五九旅。
终于加入我军的部队中，经历过百找千寻苦难的父亲，体会到了那种回家的安稳与喜悦。
三五九旅的战士们都说王震将军喜欢学生兵。将军的喜欢，一定是给你最“难啃”的骨头招待。刚入部队，为父亲安排的工作就是独当一面的重担——到地方为部队征兵、征物资。
在敌占区征兵征物资，首先需要做的是动员群众。父亲即刻下到山西的崞、忻两县偏远村庄，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建立起农会、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并组建带有政府管理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统一指挥各群众团体配合工作。还筹建起两县共产党的县委会。父亲一直担任两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并兼任游击大队政委、县党委委员等职。随着部队不断开辟晋察冀边区战场，父亲也到边区的各地征兵。
我母亲就是我父亲到河北征兵时，参军加入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的。年届97岁的母亲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河北征了一批二三十位青年兵，在带领他们返回部队的路上，在睡梦里遭遇日本鬼子突袭。父亲立即把各位青年叫醒，在老乡的帮助下，搭梯子翻墙，逃出村庄。那年母亲16岁，第一次离家，刚行军没两天，就把从家里带的衣物银元全部丢了。但看父亲，每逢危险都指挥若定，早已是成熟的八路军指挥员。
1938年8月，已经做了一年多地方政权建设和游击队工作的父亲被王震将军亲自召回部队，并当面布置一项重要任务：像杨子荣那样独入匪窝，劝说土匪头子归顺三五九旅。
这是山西北部最大的一股土匪。匪首蓝仲孚原是阎锡山部下的副团长，后脱离军队，在山区招募流寇结伙为匪，发展成有1200余人、近千条枪的土匪武装。土匪中下设八个大队，队长都是恶霸或行伍出身，兵员则是地痞流氓、鸦片鬼或盗匪，只有极少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纯朴农民。
出发前，王震将军与父亲彻夜长谈，告诉父亲如何化装通过敌占区，如何与土匪斗智斗勇等，直至鸡叫，王震将军叫人拿来50元钱交给父亲，作为活动经费。
父亲化装成商人，通过180里日寇占领区，进入土匪占据地。
就像杨子荣入虎穴的剧情，一进入土匪窝，那些恶棍首先要灭父亲威风，非要与父亲比赛骑马射击。父亲原是一介学生，骑马行路还凑合，边骑马赛跑边射击，父亲确实没那本事。但为了不让土匪阴谋得逞，就是刀山也得上。父亲毫不示弱，与他们比赛。就在这次比赛中，父亲不慎摔下马，摔断左侧两条肋骨。在战争年代，只要不是致命伤，根本顾不上治，何况父亲当时正处在土匪窝里。因此，那伤根本没有好好治疗，由此留下病根。解放后，那两根病发的肋骨无法再留，只能截去。此后，父亲的身体一直是向左歪着。从我出生起，看到的父亲就像一棵瘦高的老树被雷劈歪了树干。
父亲在土匪中宣讲抗日救国是中国百姓唯一出路，动员纯朴农民走向抗日队伍，并劝说匪首蓝仲孚尽早归顺八路军，但匪首一直阳奉阴违。王震将军派三五九旅英雄团团长陈冬尧率兵前去洽谈，要求匪首共同抗日。
但狡猾的匪首迟迟不动，于是，父亲与陈团长决定武力解决，他们用陈团长所带的一营兵（不到500人），包围了所有土匪，激战一上午，终于迫使匪首蓝仲孚同意归顺三五九旅。他们按照要求到达三五九旅驻地，接受整编，改编为晋察绥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蓝仲孚任队长，父亲任政治处主任。这一场收编土匪的重任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延安时期的段竞
其后，父亲一直担任各级“民运科长”，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征钱、征粮、征兵。
父亲经常要去日军占领区做征收工作。父亲率人白天隐蔽，夜晚到各家各户动员百姓支援抗日。在1940年时，到太原附近做征收工作，几个月艰苦努力后，征集到四万元伪币，他们再化装去太原市内买成药品、盐等物资，运回部队。这种工作每天都是在刀口舔血，稍有不慎就会被日本鬼子抓住，那就是死路一条！也许是父亲早已熟悉做这种敌人眼皮下的“商人”，竟然一直未出危险。
此后不久，父亲随三五九旅返回延安。王震将军任命父亲为米脂、葭县两县税务局局长。从那时起，父亲已经开始承担解放区政府的税收管理工作。
说起三五九旅，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1年，三五九旅刚一决定挺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部队未动，父亲先成了整个生产运动的物资保障策划者。没有开荒工具，父亲从边区银行贷款，购买铁，然后聘请村里的铁匠开始打农具，直到打出所有战士人手一套的农具后，部队才开始向荒地挺进。
只要组织生产，就离不开“产、供、销”这三个环节。父亲一肩挑了两个环节。父亲许是天生会做生意吧，在那么早期的军队供给制中，父亲居然开创了“股份制”。
他与王震将军的秘书马寒冰等人一起，建立起一所股份制的“团结军人合作社”，让每一位参与生产的战士把自己收獲的农产品、纺的线、织的土布等，作为股金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将这些收获的物品，贩卖到敌占区，换回延安所需要的物资，再给每一位战士股东“分红”。这所合作社生意兴隆，父亲他们还在延安的繁华街面上盖起一座二层小楼。
父亲的战友至今仍记得父亲经常要去敌占区“做生意”，因此他的服装常常是“西装革履”，在延安那些朴素的军装中显得十分“另类”。经父亲之手签订了许多购买物资的“大单”。父亲每次去敌占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来一去运送的物资都需要躲过日寇的搜查。
父亲特殊的工作性质，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烦恼。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与父亲合作供盐生意的老板被查出是敌特分子，父亲受到牵连。
结束那段被冤枉的日子是三五九旅再次向南方出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时候，父亲再次随同部队出征，担任旅政治部民运科长，一路征兵征粮，保障部队所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南征部队迅速回到延安。父亲也接到命令，跟随三五九旅的30名先遣队员，骑马日夜兼程，开赴东北，抢在国民党前面接收东北地区。
1945年10月，辗转千里的父亲与先遣队到达东北，在那里，三五九旅改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父亲开始了一年多的剿匪或与国民党作战的战争生涯，直到1947年1月开始担任吉林省税务总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先转到东北局，后进入辽宁省继续负责财政工作。
作为省财政厅厅长，父亲经常下基层了解情况。在沈阳的一所大型副食商店里调研时，父亲发现了一位工作十分积极的售货员，那位售货员叫李素文，后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李素文介绍先进经验时，父亲叫当时上小学的我与姐姐去听先进事迹报告会，告诫我们长大要做先进的劳动者。
“文革”刚开始时，父亲正因病住院。他发现市场供应一下子就“断了顿”，商店里的货架空空如也，几乎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一看百姓物资紧缺，父亲急得立即出院，回到省委紧急想办法为各市调拨食品物资。
1966年底那阵，沈阳“武斗”猖獗，到处响枪，天天街上都有戴着高帽子游街的队伍，社会已经混乱到极点。那时父亲根本顾不上自己身体有病，经常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地开会。就是这样，那些“造反派”还经常要开批斗会、贴大字报批判父亲。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打倒段竞的标语。父亲被批斗，被打也成了家常便饭。但父亲没任何怨言，他还特别认真地嘱咐我与姐姐，去大字报棚里抄写大字报，以便于他认真向造反派“认罪”。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当时抄得手指上磨出了老茧。
经过父亲他们的努力，市场终于用发临时票证的方法恢复了部分供应。老百姓们多少能吃上饭的时候，父亲的噩运再一次降临，而这噩运，是残酷而致命的。
这时，父亲尚在省委负责财政工作，他很快上了“造反派”的黑名单。他们牵强附会地罗织系列罪名，因为父亲当年入党是在张学良所办的《西京民报》，所以他们说父亲是“东北帮”反革命分子，不承认父亲入党事实，说他是“假党员”，并附带“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罪名。父亲先是被关进办公室，不许回家，随时挨斗;之后升级到专政队;再之后，把他赶到农村的五七干校，边专政，边劳改。
1947年1月，段竞被任命为吉林省税务总局局长 
20世纪60年代段竞的任命书
两年后，父亲被允许回家时，他已经无法独自走路了。他原本有病，这时已经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即使这样，每天父亲还要不停地写“交代材料”。很快，父亲的病情恶化，只能住进医院。但当时，医院拒绝接收一个“反革命分子”，经过多方求人，勉强住进一所中医院。
对于住院的父亲，那些灭绝人性的家伙依然不放过他，他们每天派几个凶神恶煞的“专政队”的人到医院病房里，围着父亲的病床大呼小叫地批斗，有时就拉住父亲的床单，把父亲放到地上斗。
那时父亲住在五六个人的大病房里，周围有工人病友，病友们抗议“专政队”如此折磨一个重病人。于是，那些家伙让医院给预备一间地下室，每天把父亲推到地下室去斗。
1971年8月，因为父亲病重，需要从北京找一种救命的药。我从千里外专程请了一周假，去北京为父亲找到药后送回沈阳。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父亲已经完全脱了相，全身瘦得仅剩一层近乎透明的皮，包着骨头。但父亲的腹部却因腹水，肿胀得像小山，压着父亲瘦弱到极点的身体。他已经无法通畅地呼吸，无法吃饭喝水，经常高烧到需要抢救。但即使到了生命如此垂危之际，见到了我，父亲还是高兴得脸上笑成一朵花。
那年刚16岁的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死亡，还以为父亲能长久地坚持着，用了我带去的药，也许会好的。我就那样没心没肺地每天去与父亲聊天，恨不能把我独自离家后的日子都说给他听，全然不知道父亲是忍着怎样的身体痛苦在听我的“废话”。
那时，我非常难得地读了《白求恩传》，父亲听到后特别珍重地鼓励我坚持学习。他有些兴奋地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他当时正好在晋察冀，曾经见到过白求恩。
父亲一定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他非常郑重地对我说：“国家未来的发展建设一定需要科技人才，不要放弃自己的学习，一定要争取上大学，只有经过学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将来我们国家的建设还要靠你们。”
1971年11月3日凌晨两点，父亲开始大吐血，无法止住的鲜血从他的口里喷涌而出，年仅59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去世前，父亲感慨地说：“我不是假党员，相信组织上总有一天能查清事实。”父亲至死都在念叨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 叶松）
在我16岁还没学懂人情世故之时，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七年之后，我看到父亲的悼词，那是我第一次读父亲的一生。只见那旧式打印机打出的很小的字，密密麻麻两页纸，每一句话，就是父亲的一段经历。我不禁想到：一个人在不长的生命中，怎么可能做那么多的事。曾有人说，回忆是与父母相聚。回忆父亲，对于我，不是与父亲相聚，而是攀登父亲这座高山，那里有太多无法企及的高峰和无从观尽的景致。
求学时期的选择
父亲1912年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段湾村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段品三心志高远，白手起家，亦商亦农，他创建起偌大的家业后，并不守成于土地与财富，又担任村小学校长。之后，他用自家财富又建了一所小学，让村中儿童能够求知。父亲是长子，看祖父为他取的名字便知在他的身上寄予厚望：父亲原名段伯鸾（后来自己改名为段竞），祖父希望他是人中大鹏，飞得高行得远。父亲后来真的实现了祖父的希望，不过实现的内涵却是彻底革了祖父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与那一时代的命。
父亲自小就被祖父送进私塾，后再入村小学。父亲禀赋极高，十岁出头，已经感觉村中教学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坚决要求到更远更新的学校去。于是，拗不过儿子的祖父只能送走父亲。
父亲十二三岁开始离家，从县城、开封、郑州直到北平，路越走越远。只是，父亲的求学方向却有了天差地别的转变，从最初成绩最好的“学霸”，变成带领同学们闹学潮的“造反领袖”。
从初中时起，父亲就开始参加各种追求民主的学潮。进入高中后，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父亲更是走在学生运动的前列。后来因受学校当局追查，父亲干脆跑去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北平。
1932年，一心救国救民的父亲考取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北平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一进学校，即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反帝大同盟”。很快加入了共青团，接着被党组织派去做工人运动。回到十七中学后，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抵制日货、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等一系列运动的组织工作。
反動政府与学校当局对十七中学的学生运动全力镇压。于是，学生领袖们决定带领全校同学罢课，以抗议政府镇压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同学们选举出十位学生领袖组成领导小组，父亲是其中之一。领导小组组织学生赶走校长，封锁学校大门，开始了数十天的罢课抗议活动。
无计可施的政府与学校当局最后实施了欺骗伎俩，他们派出新校长与学生谈判，同意学生的所有要求，让学生们打开校门恢复上课。虽然学生领袖们都曾经接受过组织的锻炼与考验，但对付这帮政客的诡计依然没有经验。当全校学生参加新校长就职典礼时，敌特便衣数百人突然将学校包围，当场搜捕十位学生领袖，有五六位同学被逮捕。幸得地下党组织全力营救，父亲得以逃脱，后避走河南老家。
这是父亲学生时代最壮烈的一次政治斗争活动，由此终结了父亲的学生时代。
父亲生性安稳好学，按照他的本性，最适合做一位研究学问的“老学究”，但父亲却作出了与他的性格完全相悖的选择。他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放弃了安逸，选择了一条时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荆棘路。
在老家宣传抗日主张
1934年，避难回到老家河南的父亲在党组织帮助下，直接进入邻县的一所小学官庄小学做了教员。
官庄小学是当地一对开明绅士父子创办的。那位父亲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他十分赞同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官庄小学也就成了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父亲与几位党组织成员共同组建了党团支部，对外打出了中国反帝大同盟的旗号，在周围各个乡村中宣传抗日，发展会员，创办农民夜校等。父亲发挥在学生运动中的特长，组织戏剧演出队，亲自当演员，到各乡村演出抗日话剧。
一时间，在小学周边的广阔农村中，共产党的抗日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地传播开来。
父亲他们的抗日活动再一次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有警察直接到祖父家里搜捕父亲。老家的亲属们至今流传着父亲“逃跑”的故事：有一天，父亲与几位教员一起向学校门外走，迎面碰上几个便衣人进校门，他们开口打听父亲情况，走在后边的父亲非常机警，一看情形不对，立即转身向学校的后墙跑去，翻过墙直奔外面的庄稼地，幸好当时庄稼已经长高，父亲躲了进去，才没被逮捕。反动当局的镇压，使得父亲只能远避他乡。
从1934年中到1936年初近两年中，父亲经常处于寻找组织与生活两无着落的状态中，在开封、北平、西安等几个城市间流浪。其实，父亲只要回到祖父家，富裕安宁的生活就在等着他。但父亲不为所动，艰辛地寻找着党组织。
在西安入党
1936年初，父亲再一次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加入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后，与百位青年学生一起，赶赴西安，参加由张学良组建的东北军学兵队。
一个月后，组织选派父亲到张学良所办的《西京民报》任会计。
进入报社工作合了父亲温文尔雅的气质，他不仅做好会计工作，还帮助校对、负责接待。事无巨细，只要他能插上手，都毫无怨言地全力做好。因此，到报社工作时间不长，他便被任命为经理。
父亲一到报社，便参加了党组织的各种工作，特别是在夜晚要秘密为党组织印刷各类资料，父亲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上几个通宵，从不叫苦叫难。 到西京民报社工作十个多月后，1936年11月，经报社地下党员魏文伯介绍，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党组织后，父亲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秘密工作，经常为延安印刷和运送各种资料。每逢后半夜印刷好延安的资料，父亲利用租来的东北军的汽车，化装成东北军人员，把一车一车资料连夜运到靠近延安的共产党地下接应点去。中途经过层层盘查，父亲靠着机智，一直顺利完成任务。
父亲在报社工作近一年时，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了，《西京民報》正处于事件的“暴风眼”中。父亲亲历了西安事变的波诡云谲，他与报社同仁全力以赴报道真实的事变内幕，对抗国民党的虚假新闻。这期间，父亲负责接待了美国著名的红色记者史沫特莱，全力帮助她完成了这次向全世界公布事件真相的采访。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不久后，西安市被蒋介石军队所占领，进步的《西京民报》被迫停刊。报社所余十几辆汽车的纸张、印刷机械等物资，党组织决定全部运往延安。父亲承担了这一重任。他先将物资运往杨虎城将军司令部，之后历尽波折，再转运到延安。对于刚进入延安不久的红军来说，父亲运去的那些纸张与印刷机械，无疑是雪中送炭。
在三五九旅的工作
《西京民报》被迫停办后，父亲随被驱赶的东北军开拔到安徽，后听从组织调遣回到北平，帮助七七事变后的难民出逃。在护送难民到达山西太原时，正好遇到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王震将军带领下开赴抗日前线途经太原，1937年9月，经党组织安排，父亲加入三五九旅。
终于加入我军的部队中，经历过百找千寻苦难的父亲，体会到了那种回家的安稳与喜悦。
三五九旅的战士们都说王震将军喜欢学生兵。将军的喜欢，一定是给你最“难啃”的骨头招待。刚入部队，为父亲安排的工作就是独当一面的重担——到地方为部队征兵、征物资。
在敌占区征兵征物资，首先需要做的是动员群众。父亲即刻下到山西的崞、忻两县偏远村庄，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建立起农会、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并组建带有政府管理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统一指挥各群众团体配合工作。还筹建起两县共产党的县委会。父亲一直担任两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并兼任游击大队政委、县党委委员等职。随着部队不断开辟晋察冀边区战场，父亲也到边区的各地征兵。
我母亲就是我父亲到河北征兵时，参军加入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的。年届97岁的母亲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河北征了一批二三十位青年兵，在带领他们返回部队的路上，在睡梦里遭遇日本鬼子突袭。父亲立即把各位青年叫醒，在老乡的帮助下，搭梯子翻墙，逃出村庄。那年母亲16岁，第一次离家，刚行军没两天，就把从家里带的衣物银元全部丢了。但看父亲，每逢危险都指挥若定，早已是成熟的八路军指挥员。
1938年8月，已经做了一年多地方政权建设和游击队工作的父亲被王震将军亲自召回部队，并当面布置一项重要任务：像杨子荣那样独入匪窝，劝说土匪头子归顺三五九旅。
这是山西北部最大的一股土匪。匪首蓝仲孚原是阎锡山部下的副团长，后脱离军队，在山区招募流寇结伙为匪，发展成有1200余人、近千条枪的土匪武装。土匪中下设八个大队，队长都是恶霸或行伍出身，兵员则是地痞流氓、鸦片鬼或盗匪，只有极少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纯朴农民。
出发前，王震将军与父亲彻夜长谈，告诉父亲如何化装通过敌占区，如何与土匪斗智斗勇等，直至鸡叫，王震将军叫人拿来50元钱交给父亲，作为活动经费。
父亲化装成商人，通过180里日寇占领区，进入土匪占据地。
就像杨子荣入虎穴的剧情，一进入土匪窝，那些恶棍首先要灭父亲威风，非要与父亲比赛骑马射击。父亲原是一介学生，骑马行路还凑合，边骑马赛跑边射击，父亲确实没那本事。但为了不让土匪阴谋得逞，就是刀山也得上。父亲毫不示弱，与他们比赛。就在这次比赛中，父亲不慎摔下马，摔断左侧两条肋骨。在战争年代，只要不是致命伤，根本顾不上治，何况父亲当时正处在土匪窝里。因此，那伤根本没有好好治疗，由此留下病根。解放后，那两根病发的肋骨无法再留，只能截去。此后，父亲的身体一直是向左歪着。从我出生起，看到的父亲就像一棵瘦高的老树被雷劈歪了树干。
父亲在土匪中宣讲抗日救国是中国百姓唯一出路，动员纯朴农民走向抗日队伍，并劝说匪首蓝仲孚尽早归顺八路军，但匪首一直阳奉阴违。王震将军派三五九旅英雄团团长陈冬尧率兵前去洽谈，要求匪首共同抗日。
但狡猾的匪首迟迟不动，于是，父亲与陈团长决定武力解决，他们用陈团长所带的一营兵（不到500人），包围了所有土匪，激战一上午，终于迫使匪首蓝仲孚同意归顺三五九旅。他们按照要求到达三五九旅驻地，接受整编，改编为晋察绥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蓝仲孚任队长，父亲任政治处主任。这一场收编土匪的重任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其后，父亲一直担任各级“民运科长”，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征钱、征粮、征兵。
父亲经常要去日军占领区做征收工作。父亲率人白天隐蔽，夜晚到各家各户动员百姓支援抗日。在1940年时，到太原附近做征收工作，几个月艰苦努力后，征集到四万元伪币，他们再化装去太原市内买成药品、盐等物资，运回部队。这种工作每天都是在刀口舔血，稍有不慎就会被日本鬼子抓住，那就是死路一条！也许是父亲早已熟悉做这种敌人眼皮下的“商人”，竟然一直未出危险。
此后不久，父亲随三五九旅返回延安。王震将军任命父亲为米脂、葭县两县税务局局长。从那时起，父亲已经开始承担解放区政府的税收管理工作。
说起三五九旅，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1年，三五九旅刚一决定挺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部队未动，父亲先成了整个生产运动的物资保障策划者。没有开荒工具，父亲从边区银行贷款，购买铁，然后聘请村里的铁匠开始打农具，直到打出所有战士人手一套的农具后，部队才开始向荒地挺进。
只要组织生产，就离不开“产、供、销”这三个环节。父亲一肩挑了两个环节。父亲许是天生会做生意吧，在那么早期的军队供给制中，父亲居然开创了“股份制”。
他与王震将军的秘书马寒冰等人一起，建立起一所股份制的“团结军人合作社”，让每一位参与生产的战士把自己收獲的农产品、纺的线、织的土布等，作为股金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将这些收获的物品，贩卖到敌占区，换回延安所需要的物资，再给每一位战士股东“分红”。这所合作社生意兴隆，父亲他们还在延安的繁华街面上盖起一座二层小楼。
父亲的战友至今仍记得父亲经常要去敌占区“做生意”，因此他的服装常常是“西装革履”，在延安那些朴素的军装中显得十分“另类”。经父亲之手签订了许多购买物资的“大单”。父亲每次去敌占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来一去运送的物资都需要躲过日寇的搜查。
父亲特殊的工作性质，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烦恼。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与父亲合作供盐生意的老板被查出是敌特分子，父亲受到牵连。
结束那段被冤枉的日子是三五九旅再次向南方出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时候，父亲再次随同部队出征，担任旅政治部民运科长，一路征兵征粮，保障部队所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南征部队迅速回到延安。父亲也接到命令，跟随三五九旅的30名先遣队员，骑马日夜兼程，开赴东北，抢在国民党前面接收东北地区。
1945年10月，辗转千里的父亲与先遣队到达东北，在那里，三五九旅改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父亲开始了一年多的剿匪或与国民党作战的战争生涯，直到1947年1月开始担任吉林省税务总局局长。
不倒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先转到东北局，后进入辽宁省继续负责财政工作。
作为省财政厅厅长，父亲经常下基层了解情况。在沈阳的一所大型副食商店里调研时，父亲发现了一位工作十分积极的售货员，那位售货员叫李素文，后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李素文介绍先进经验时，父亲叫当时上小学的我与姐姐去听先进事迹报告会，告诫我们长大要做先进的劳动者。
“文革”刚开始时，父亲正因病住院。他发现市场供应一下子就“断了顿”，商店里的货架空空如也，几乎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一看百姓物资紧缺，父亲急得立即出院，回到省委紧急想办法为各市调拨食品物资。
1966年底那阵，沈阳“武斗”猖獗，到处响枪，天天街上都有戴着高帽子游街的队伍，社会已经混乱到极点。那时父亲根本顾不上自己身体有病，经常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地开会。就是这样，那些“造反派”还经常要开批斗会、贴大字报批判父亲。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打倒段竞的标语。父亲被批斗，被打也成了家常便饭。但父亲没任何怨言，他还特别认真地嘱咐我与姐姐，去大字报棚里抄写大字报，以便于他认真向造反派“认罪”。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当时抄得手指上磨出了老茧。
经过父亲他们的努力，市场终于用发临时票证的方法恢复了部分供应。老百姓们多少能吃上饭的时候，父亲的噩运再一次降临，而这噩运，是残酷而致命的。
这时，父亲尚在省委负责财政工作，他很快上了“造反派”的黑名单。他们牵强附会地罗织系列罪名，因为父亲当年入党是在张学良所办的《西京民报》，所以他们说父亲是“东北帮”反革命分子，不承认父亲入党事实，说他是“假党员”，并附带“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罪名。父亲先是被关进办公室，不许回家，随时挨斗;之后升级到专政队;再之后，把他赶到农村的五七干校，边专政，边劳改。
两年后，父亲被允许回家时，他已经无法独自走路了。他原本有病，这时已经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即使这样，每天父亲还要不停地写“交代材料”。很快，父亲的病情恶化，只能住进医院。但当时，医院拒绝接收一个“反革命分子”，经过多方求人，勉强住进一所中医院。
对于住院的父亲，那些灭绝人性的家伙依然不放过他，他们每天派几个凶神恶煞的“专政队”的人到医院病房里，围着父亲的病床大呼小叫地批斗，有时就拉住父亲的床单，把父亲放到地上斗。
那时父亲住在五六个人的大病房里，周围有工人病友，病友们抗议“专政队”如此折磨一个重病人。于是，那些家伙让医院给预备一间地下室，每天把父亲推到地下室去斗。
1971年8月，因为父亲病重，需要从北京找一种救命的药。我从千里外专程请了一周假，去北京为父亲找到药后送回沈阳。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父亲已经完全脱了相，全身瘦得仅剩一层近乎透明的皮，包着骨头。但父亲的腹部却因腹水，肿胀得像小山，压着父亲瘦弱到极点的身体。他已经无法通畅地呼吸，无法吃饭喝水，经常高烧到需要抢救。但即使到了生命如此垂危之际，见到了我，父亲还是高兴得脸上笑成一朵花。
那年刚16岁的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死亡，还以为父亲能长久地坚持着，用了我带去的药，也许会好的。我就那样没心没肺地每天去与父亲聊天，恨不能把我独自离家后的日子都说给他听，全然不知道父亲是忍着怎样的身体痛苦在听我的“废话”。
那时，我非常难得地读了《白求恩传》，父亲听到后特别珍重地鼓励我坚持学习。他有些兴奋地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他当时正好在晋察冀，曾经见到过白求恩。
父亲一定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他非常郑重地对我说：“国家未来的发展建设一定需要科技人才，不要放弃自己的学习，一定要争取上大学，只有经过学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将来我们国家的建设还要靠你们。”
1971年11月3日凌晨两点，父亲开始大吐血，无法止住的鲜血从他的口里喷涌而出，年仅59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去世前，父亲感慨地说：“我不是假党员，相信组织上总有一天能查清事实。”父亲至死都在念叨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