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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北京市大兴区黎明村的土地确权，彻底改变了村民与村官的关系
43岁的王海树运气一直不错。
他是村里公认的种田能手，一个人就承包了村里的7个大棚，逢春种甜瓜，逢秋以西红柿为主。他付得起辛苦，整天不得闲，总是能让自己种的甜瓜比春天早几天上市，西红柿比秋天晚几天上市，从而躲开农产品上市高峰。一年下来，毛收入能有7万以上，纯收入也有4万多。在距离河北更近、距离北京城区更远的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这些收入，足够一家四口过上蛮小康的生活。
确权
奥运之后，村里传来了土地确权的消息。按照均分土地的原则，每人1.76亩地。王海树一家四口，该是7.04亩地。
虽然比7个大棚的9.1亩地少两亩，但王海树还是很知足。和村里的另外108个户代表一样，他心里清楚得很，目前的土地，只在承包的收益上比较充分。一旦土地改变用途，涉及到的补偿费，农民“肯定是要吃亏的”。土地确权之后，衍生收益全归自己，“打个比方说，假如第二机场占了村里的地，每亩起码不得补偿个10万20万的”？
王海树所生活的黎明村，人口只有400多，109户，村子不大，却是远近闻名，甚至有点令人羡慕乃至嫉妒。闻名得益于本世纪初村民们的集体发现，这个村子的土壤适合种甜瓜，7年过去，黎明村的甜瓜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
进入2006年，黎明村成为北京市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经亲临视察。按照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的要求，村里把农民的房屋都刷成了红色，乍一看去，委实有些土，但却整齐划一。市里还投资百万以上，在村北建了一座沼气站，不需村民花一分钱，政府帮助村民把管道也接好了。
让其他村羡慕乃至嫉妒的事儿还不止这一件。既然甜瓜已经成了品牌，市里又出资帮助村上建了一批大棚。一个棚造价6400元，村民只需出500元即可，收益全部归村民所有。
这并不是村里的第一批大棚。2002年，村上补助1000多，村民自己出5000多，可以承包5年大棚。大多数的村民看不出大棚的妙用，结果很少有人出手。村支书刘瑞山回忆说，当时都不肯承包，我就和村长带头，但也没太管用，大多数的棚，都被村外的人包走了。
王海树就是村外人当中的一个。他当时户口还在与黎明村一路之隔的新升村，看到了这里有利可图，他陆陆续续盘下了7个棚，并在2003年把户口也转到了黎明村。
9月初，村委会贴出告示，根据上级指示，土地确权即将开始。
村支书刘瑞山做的第一项工作是民意调查，109户的户主，没有一户反对确权。
老村民们回忆，近些年来，村里头吃够了权利不到位的苦。2001年，京开高速从村西穿过，每亩补偿2.5万元。村民们很快得知，就在村北的庞各庄往北，每亩都是补偿8万元。村民们希望能和上面谈谈，上面只和书记和村长谈。书记和村长也不答应这区区两万五，硬被“摁了回来”。
“如果土地确了权，有一家一户不同意，都不行。”王海树说。改革开放以来，地处华北平原的黎明村也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每年新出生的人口甚至赶不上故去的老人数量。按照原来的议事规则，每隔上5年，村委会就会根据人口变动的情况，重新发包。“到了2008年，上面的意思是：确权要30年，之后一切收益都归农户。”刘瑞山说。
最近两年，盛传北京市第二机场落户礼贤镇，村里稍有点余钱的农民，开始在镇上购置商铺。大学生村官云晓波说，这和确权是一个道理，就等着国家征用，以获得收益。
举报
村不大，又是熟人社会，很快，第一轮土地确权方案于9月7日张榜公布，王海树一家四口，分得7.04亩地。
村委会很快就接到了举报：王海树在新升村也有地！
刘瑞山找到王海树，王海树爽快地承认，新升村2002年就分了地，他和老婆有6.1亩麦地。刘瑞山追问，这是几个人的地？王海树回答：两个人的。刘瑞山说，你得开个证明过来。很快，王海树就找新升村村委会和礼贤镇经联社开来了证明。
9月15日，第二轮土地确权方案出炉，王海树的地，从7.04亩变成了3.52亩。
眼看着自己的承包收益就要减少一大半儿，王海树的老婆两次找到刘瑞山，提出一个要求，我们宁肯放弃那6.1亩新升村的麦地，只要这边再给我3.52亩的大棚就行。记者曾经问及麦地的收益，王海树回答：只是一点口粮而已，和大棚相比，根本谈不上赚钱。刘瑞山犯了难，新升村的土地确权和这里一样，一确就是30年，你可以租赁，甚至可以继承，但就是没听说能退地。而且，这是新升村的事儿，他一个黎明村的村支书说了也不算。
王海树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黎明村分得3.52亩大棚的地，加上新升村的6.1亩麦地。但他还是心里有点不平衡，说，村里和我一样的外来户又不少，凭什么他们能分足了地，我却不能？他们从陕西来，从河北来，山高皇帝远，谁知道他们在那边有没有地！敢情新升村离得近了，大伙儿都知道我。到了最后，这规定可别只针对我一个人！
皮球又回到了刘瑞山这一边，他的回答很干脆：别人从陕西等地寄回来的村镇两级政权证明上说没有地，我认村、镇两级政权的公章。既然你们已经有了两个人的地，这边就不能多给了。
火药味越来越浓。9月27日上午，刘瑞山和土地确权小组的成员说，大家做好准备，再不退地，就拆大棚。随后，他和专程赶到这里的镇上的新农村办公室主任全寿臣、经管站副站长赵健会面，3个人商量，要做好最坏的打算，9月29日一早麦地进行确权时，得从镇派出所调6名警察来帮助维持秩序。“但愿别出事儿，咱再做最后一把努力，下午找几个老人谈谈”。刘瑞山说。
排议
10月11日，记者接通村民杨来胜家中的电话，一个稚气的女孩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你找我爷爷啊？
之前云晓波介绍的情况看来属实：杨来胜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叫杨朝霞，从外地召来了一个上门女婿。
这个上门女婿白乃琴，正是从陕西省子长县开回无地证明的那个人。虽然他和王海树都是外来户，但直到如今，白乃琴还没有黎明村的户口。不幸的是，他的妻子杨朝霞也因为早年在供销社工作的原因，变成了“农转非”。白乃琴没有北京农业户口，孩子们就只好跟着母亲的户口走，到了确权之时，杨来胜忍不住叫起苦来：我家7口人，就只能分我老两口的地了。
根据白乃琴的说法，子长县自有规定，外出打工者一律不给留地，他也就因此在当地衣食无着。之前9年，尚有黎明村的承包地可以维持生计，确权之后，一家老小去喝西北风？
村支书刘瑞山说，这样的农转非人口，村里有70多个，“前些年扩招，好多学校为了招生，都允诺给转成城镇户口。咱村里的孩子考去了，户口走了，没了地。毕业后，国家不分配工作，自己找家私企干着，没半年丢了饭碗的人有不少，就还回村里住，务农为生。他们几乎没享受到城镇居民的任何保障，什么医保、最低生活保障通通没有，城里不管他，村里再不管，难道要他饿死？他为了不饿死，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你说这话对吧？”
9月初，黎明村召开土地确权动员大会，刘瑞山在会议室里拿出了自己已经在脑海中盘桓很久的一套方案，这70多人，算进分地总人数里面，这样，全村有户口村民适当让利，最终每人可分得1.76亩地。
会场上几乎立刻就乱了套，因为有好几个人马上就发言反对。
64岁的杨万彦老人此时站了起来，说出了“合法、合情、合理”6个字。这6个字，后来被刘瑞山反复引用，“部分村民反对有他的道理，从法律上，他没有理由让步；但从情理上，都是一村的村民，该让步”。
杨万彦说，这70多人，只是每人有那么一亩七分六的地，只有农地承包权，没有其他权利，只为有口饭吃。将来土地如果被征用，或者有土地使用权人应该获得的好处，并没有他们的份儿。土地确权的根本利益，并没有被触动！
杨万彦和几位老人压住了场子，云晓波后来称其为“无职党员”。但“无职党员”没有压住镇里面，报上去的方案被退了回来。
确权小组决定再次民调，109户户主都收到了是否同意给“农转非”人口以1.76亩承包地的问卷。109户问卷收齐，只有6户反对。刘瑞山再赴镇政府，做了一整天的工作，终于过关。之前的冲突，在老人们出面之后有了转机。在9月27日下午，“无职党员们”对书记保证，帮助维持确权秩序。之前，十户一组(每组至少一个老人压阵)的会议，刘瑞山已经给村民们开了不知多少次。到了9月28日，刘瑞山心里有了底，说，来俩警察，意思意思就行了。
9月29日一大早，麦地开始确权，杨万彦等老人持钢尺亲自丈量，监督打桩，两天之内，麦地被全部分光。两名警察，用云晓波的话来说，就一直坐在办公室喝着茶，无事可做。
“十一”长假之后，刘瑞山再次见到记者，第一句话就是：那些不稳定的事儿，终于给平了！“十一”期间，刘瑞山找到五保户刘玉芳等老人，劝说这些没有能力耕种的村民把自己的大棚租赁给王海树、白乃琴这些有能力的村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拆棚了。拆棚只是吓唬吓唬王海树他们而已。真要我拆，我可舍不得。那一个棚，就是6400块钱呐！”——这个村官的做法，有意无意之间，为未来的土地流转埋下了伏笔。
尾声
进入10月，确权后的麦地纷纷种上冬小麦，刘瑞山忍不住发起了牢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半个世纪了一直是这样。这一回，集体这一级被架空了，我也就到站了。”
“确权是好事，农民得到了应得的权利。但我还是要说，这对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对更快地改善农民生活不利。”
随后，杨来胜说，我女儿这个时候该从地里面回来了，我把她给你叫来接受采访。杨朝霞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显然父女二人没有统一好口径——回答得异常简单而干脆:如果地是我自己的，是不是有利益，是不是该联合别人，我自己能看不到？
至于外界担心的土地流失和兼并，杨朝霞更是毫不担心：这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足够的利益，不会轻易转让的。
此前，刘瑞山曾经爽快地承认，所谓集体经济，实际上就是村支书和村长两个人说了算。老人们在接受采访时，没有更多提及村里集体经济的好坏，更多谈到了其他村落“村官低价出让土地”等案例。杨万彦说:中央这一轮土地确权，这法儿不赖。
据老人们说，村里的公章和会计的章，早些年就被统一收到镇里去了，但这还没有治理到“根儿上”。这一轮土地确权，称得上是还权于民。“以后村官还能干啥？村里虽然没了集体的地，但还是有集体的产权，比如拖拉机、水井等农机设备。将来哪个件儿坏了，他都得修。这是个累活儿，也是个出不来猫腻的活儿”。杨万彦说。
43岁的王海树运气一直不错。
他是村里公认的种田能手，一个人就承包了村里的7个大棚，逢春种甜瓜，逢秋以西红柿为主。他付得起辛苦，整天不得闲，总是能让自己种的甜瓜比春天早几天上市，西红柿比秋天晚几天上市，从而躲开农产品上市高峰。一年下来，毛收入能有7万以上，纯收入也有4万多。在距离河北更近、距离北京城区更远的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这些收入，足够一家四口过上蛮小康的生活。
确权
奥运之后，村里传来了土地确权的消息。按照均分土地的原则，每人1.76亩地。王海树一家四口，该是7.04亩地。
虽然比7个大棚的9.1亩地少两亩，但王海树还是很知足。和村里的另外108个户代表一样，他心里清楚得很，目前的土地，只在承包的收益上比较充分。一旦土地改变用途，涉及到的补偿费，农民“肯定是要吃亏的”。土地确权之后，衍生收益全归自己，“打个比方说，假如第二机场占了村里的地，每亩起码不得补偿个10万20万的”？
王海树所生活的黎明村，人口只有400多，109户，村子不大，却是远近闻名，甚至有点令人羡慕乃至嫉妒。闻名得益于本世纪初村民们的集体发现，这个村子的土壤适合种甜瓜，7年过去，黎明村的甜瓜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
进入2006年，黎明村成为北京市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经亲临视察。按照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的要求，村里把农民的房屋都刷成了红色，乍一看去，委实有些土，但却整齐划一。市里还投资百万以上，在村北建了一座沼气站，不需村民花一分钱，政府帮助村民把管道也接好了。
让其他村羡慕乃至嫉妒的事儿还不止这一件。既然甜瓜已经成了品牌，市里又出资帮助村上建了一批大棚。一个棚造价6400元，村民只需出500元即可，收益全部归村民所有。
这并不是村里的第一批大棚。2002年，村上补助1000多，村民自己出5000多，可以承包5年大棚。大多数的村民看不出大棚的妙用，结果很少有人出手。村支书刘瑞山回忆说，当时都不肯承包，我就和村长带头，但也没太管用，大多数的棚，都被村外的人包走了。
王海树就是村外人当中的一个。他当时户口还在与黎明村一路之隔的新升村，看到了这里有利可图，他陆陆续续盘下了7个棚，并在2003年把户口也转到了黎明村。
9月初，村委会贴出告示，根据上级指示，土地确权即将开始。
村支书刘瑞山做的第一项工作是民意调查，109户的户主，没有一户反对确权。
老村民们回忆，近些年来，村里头吃够了权利不到位的苦。2001年，京开高速从村西穿过，每亩补偿2.5万元。村民们很快得知，就在村北的庞各庄往北，每亩都是补偿8万元。村民们希望能和上面谈谈，上面只和书记和村长谈。书记和村长也不答应这区区两万五，硬被“摁了回来”。
“如果土地确了权，有一家一户不同意，都不行。”王海树说。改革开放以来，地处华北平原的黎明村也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每年新出生的人口甚至赶不上故去的老人数量。按照原来的议事规则，每隔上5年，村委会就会根据人口变动的情况，重新发包。“到了2008年，上面的意思是：确权要30年，之后一切收益都归农户。”刘瑞山说。
最近两年，盛传北京市第二机场落户礼贤镇，村里稍有点余钱的农民，开始在镇上购置商铺。大学生村官云晓波说，这和确权是一个道理，就等着国家征用，以获得收益。
举报
村不大，又是熟人社会，很快，第一轮土地确权方案于9月7日张榜公布，王海树一家四口，分得7.04亩地。
村委会很快就接到了举报：王海树在新升村也有地！
刘瑞山找到王海树，王海树爽快地承认，新升村2002年就分了地，他和老婆有6.1亩麦地。刘瑞山追问，这是几个人的地？王海树回答：两个人的。刘瑞山说，你得开个证明过来。很快，王海树就找新升村村委会和礼贤镇经联社开来了证明。
9月15日，第二轮土地确权方案出炉，王海树的地，从7.04亩变成了3.52亩。
眼看着自己的承包收益就要减少一大半儿，王海树的老婆两次找到刘瑞山，提出一个要求，我们宁肯放弃那6.1亩新升村的麦地，只要这边再给我3.52亩的大棚就行。记者曾经问及麦地的收益，王海树回答：只是一点口粮而已，和大棚相比，根本谈不上赚钱。刘瑞山犯了难，新升村的土地确权和这里一样，一确就是30年，你可以租赁，甚至可以继承，但就是没听说能退地。而且，这是新升村的事儿，他一个黎明村的村支书说了也不算。
王海树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黎明村分得3.52亩大棚的地，加上新升村的6.1亩麦地。但他还是心里有点不平衡，说，村里和我一样的外来户又不少，凭什么他们能分足了地，我却不能？他们从陕西来，从河北来，山高皇帝远，谁知道他们在那边有没有地！敢情新升村离得近了，大伙儿都知道我。到了最后，这规定可别只针对我一个人！
皮球又回到了刘瑞山这一边，他的回答很干脆：别人从陕西等地寄回来的村镇两级政权证明上说没有地，我认村、镇两级政权的公章。既然你们已经有了两个人的地，这边就不能多给了。
火药味越来越浓。9月27日上午，刘瑞山和土地确权小组的成员说，大家做好准备，再不退地，就拆大棚。随后，他和专程赶到这里的镇上的新农村办公室主任全寿臣、经管站副站长赵健会面，3个人商量，要做好最坏的打算，9月29日一早麦地进行确权时，得从镇派出所调6名警察来帮助维持秩序。“但愿别出事儿，咱再做最后一把努力，下午找几个老人谈谈”。刘瑞山说。
排议
10月11日，记者接通村民杨来胜家中的电话，一个稚气的女孩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你找我爷爷啊？
之前云晓波介绍的情况看来属实：杨来胜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叫杨朝霞，从外地召来了一个上门女婿。
这个上门女婿白乃琴，正是从陕西省子长县开回无地证明的那个人。虽然他和王海树都是外来户，但直到如今，白乃琴还没有黎明村的户口。不幸的是，他的妻子杨朝霞也因为早年在供销社工作的原因，变成了“农转非”。白乃琴没有北京农业户口，孩子们就只好跟着母亲的户口走，到了确权之时，杨来胜忍不住叫起苦来：我家7口人，就只能分我老两口的地了。
根据白乃琴的说法，子长县自有规定，外出打工者一律不给留地，他也就因此在当地衣食无着。之前9年，尚有黎明村的承包地可以维持生计，确权之后，一家老小去喝西北风？
村支书刘瑞山说，这样的农转非人口，村里有70多个，“前些年扩招，好多学校为了招生，都允诺给转成城镇户口。咱村里的孩子考去了，户口走了，没了地。毕业后，国家不分配工作，自己找家私企干着，没半年丢了饭碗的人有不少，就还回村里住，务农为生。他们几乎没享受到城镇居民的任何保障，什么医保、最低生活保障通通没有，城里不管他，村里再不管，难道要他饿死？他为了不饿死，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你说这话对吧？”
9月初，黎明村召开土地确权动员大会，刘瑞山在会议室里拿出了自己已经在脑海中盘桓很久的一套方案，这70多人，算进分地总人数里面，这样，全村有户口村民适当让利，最终每人可分得1.76亩地。
会场上几乎立刻就乱了套，因为有好几个人马上就发言反对。
64岁的杨万彦老人此时站了起来，说出了“合法、合情、合理”6个字。这6个字，后来被刘瑞山反复引用，“部分村民反对有他的道理，从法律上，他没有理由让步；但从情理上，都是一村的村民，该让步”。
杨万彦说，这70多人，只是每人有那么一亩七分六的地，只有农地承包权，没有其他权利，只为有口饭吃。将来土地如果被征用，或者有土地使用权人应该获得的好处，并没有他们的份儿。土地确权的根本利益，并没有被触动！
杨万彦和几位老人压住了场子，云晓波后来称其为“无职党员”。但“无职党员”没有压住镇里面，报上去的方案被退了回来。
确权小组决定再次民调，109户户主都收到了是否同意给“农转非”人口以1.76亩承包地的问卷。109户问卷收齐，只有6户反对。刘瑞山再赴镇政府，做了一整天的工作，终于过关。之前的冲突，在老人们出面之后有了转机。在9月27日下午，“无职党员们”对书记保证，帮助维持确权秩序。之前，十户一组(每组至少一个老人压阵)的会议，刘瑞山已经给村民们开了不知多少次。到了9月28日，刘瑞山心里有了底，说，来俩警察，意思意思就行了。
9月29日一大早，麦地开始确权，杨万彦等老人持钢尺亲自丈量，监督打桩，两天之内，麦地被全部分光。两名警察，用云晓波的话来说，就一直坐在办公室喝着茶，无事可做。
“十一”长假之后，刘瑞山再次见到记者，第一句话就是：那些不稳定的事儿，终于给平了！“十一”期间，刘瑞山找到五保户刘玉芳等老人，劝说这些没有能力耕种的村民把自己的大棚租赁给王海树、白乃琴这些有能力的村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拆棚了。拆棚只是吓唬吓唬王海树他们而已。真要我拆，我可舍不得。那一个棚，就是6400块钱呐！”——这个村官的做法，有意无意之间，为未来的土地流转埋下了伏笔。
尾声
进入10月，确权后的麦地纷纷种上冬小麦，刘瑞山忍不住发起了牢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半个世纪了一直是这样。这一回，集体这一级被架空了，我也就到站了。”
“确权是好事，农民得到了应得的权利。但我还是要说，这对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对更快地改善农民生活不利。”
随后，杨来胜说，我女儿这个时候该从地里面回来了，我把她给你叫来接受采访。杨朝霞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显然父女二人没有统一好口径——回答得异常简单而干脆:如果地是我自己的，是不是有利益，是不是该联合别人，我自己能看不到？
至于外界担心的土地流失和兼并，杨朝霞更是毫不担心：这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足够的利益，不会轻易转让的。
此前，刘瑞山曾经爽快地承认，所谓集体经济，实际上就是村支书和村长两个人说了算。老人们在接受采访时，没有更多提及村里集体经济的好坏，更多谈到了其他村落“村官低价出让土地”等案例。杨万彦说:中央这一轮土地确权，这法儿不赖。
据老人们说，村里的公章和会计的章，早些年就被统一收到镇里去了，但这还没有治理到“根儿上”。这一轮土地确权，称得上是还权于民。“以后村官还能干啥？村里虽然没了集体的地，但还是有集体的产权，比如拖拉机、水井等农机设备。将来哪个件儿坏了，他都得修。这是个累活儿，也是个出不来猫腻的活儿”。杨万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