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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日，著名科学家（医学家）吴阶平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吴阶平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闻名遐迩，作为一代名医，其20年的中南海行医岁月，让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他有过很多职务和称呼，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但最著名的还是“红色御医”……
婉拒美国专家挽留
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是希望他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功底，也学习数学、英语。后来，吴阶平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
吴阶平的父亲是位思想开明的实业家。吴阶平中学毕业时，父亲为他选定了从医的道路。
1936年，19岁的吴阶平考入协和医学院。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哈金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勤奋的中国学生，有时看见吴阶平干脆利落地做实验、做手术，感慨地说：“你有几只手啊！”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吴阶平坦言自己手艺非常好，是因为自己的手可能比一般人的小些，特别适合做外科医生，“开个小口就进去了”。
就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为自己主持临床工作。哈金斯在吴阶平面前铺开了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
吴阶平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
见证共和国总理最后的岁月
从1957年起，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但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
从20世纪60年代起，吴阶平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现了一张十分感人的敦促周总理务必注意健康、保重身体的“大字报”，吴阶平和同在总理医疗组的胞弟吴蔚然的名字出现在上边。他俩语重心长地劝说周总理一定要有劳有逸：这样夜以继日地超极限地忘我拼命工作会严重影响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无异于“走钢丝”。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患了膀胱癌。
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再由他们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
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道：“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血尿。”
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拿着周恩来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
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他灵机一动，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
“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认真地对病灶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5年入秋以前，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延长总理的寿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
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感到刺心的悲痛！
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一样，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手似乎也在剧烈地抖动着。
行医中南海，江青最难对付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吴阶平认出来人是陈毅的保健医生，还以为是陈毅病了。然而，汽车没有驶向中南海，却直奔钓鱼台17号楼。周恩来走出来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不久，吴阶平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去找谁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中午，周恩来把吴阶平叫到自己的西花厅办公室，很生气地问：“吴阶平同志，你们是怎么搞的？”
吴阶平一愣：周总理平时总是很客气地称自己“吴大夫”，今天怎么直呼其名？
周恩来告诉吴阶平，江青刚打来电话，说给她写的体检报告不负责任。
吴阶平这才明白，原来是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是用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名义向毛泽东请示，同时还要医生写一份报告。前天，吴阶平给她写报告时，描写她积劳成疾的语气不够。
吴阶平看到周总理这样生气，知道是江青在电话里又无理取闹了。他这样解释后，周恩来才平缓过来。
等吴阶平要离开时，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吴大夫，我是拿你们出气，我心里别扭。”
1971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
按照江青的旨意，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的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
直到晚上9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17号楼。”
来到17号楼会议室，吴阶平一眼看到周总理坐在那里，心里便踏实了许多。
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说：“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
周恩来这才知道根本没有中毒问题，就将话题一转，讲起林彪和叶群逃亡的事。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她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提问，把“中毒”的事忘掉了。
到晚上11点，周恩来好像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
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吴阶平在晚年回忆说：“那个时候为他们做保健工作非常难，其中最难的是两个人——江青与康生。”
摘自《天津日报》
婉拒美国专家挽留
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是希望他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功底，也学习数学、英语。后来，吴阶平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
吴阶平的父亲是位思想开明的实业家。吴阶平中学毕业时，父亲为他选定了从医的道路。
1936年，19岁的吴阶平考入协和医学院。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哈金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勤奋的中国学生，有时看见吴阶平干脆利落地做实验、做手术，感慨地说：“你有几只手啊！”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吴阶平坦言自己手艺非常好，是因为自己的手可能比一般人的小些，特别适合做外科医生，“开个小口就进去了”。
就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为自己主持临床工作。哈金斯在吴阶平面前铺开了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
吴阶平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
见证共和国总理最后的岁月
从1957年起，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但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
从20世纪60年代起，吴阶平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现了一张十分感人的敦促周总理务必注意健康、保重身体的“大字报”，吴阶平和同在总理医疗组的胞弟吴蔚然的名字出现在上边。他俩语重心长地劝说周总理一定要有劳有逸：这样夜以继日地超极限地忘我拼命工作会严重影响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无异于“走钢丝”。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患了膀胱癌。
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再由他们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
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道：“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血尿。”
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拿着周恩来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
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他灵机一动，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
“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认真地对病灶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5年入秋以前，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延长总理的寿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
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感到刺心的悲痛！
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一样，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手似乎也在剧烈地抖动着。
行医中南海，江青最难对付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吴阶平认出来人是陈毅的保健医生，还以为是陈毅病了。然而，汽车没有驶向中南海，却直奔钓鱼台17号楼。周恩来走出来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不久，吴阶平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去找谁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中午，周恩来把吴阶平叫到自己的西花厅办公室，很生气地问：“吴阶平同志，你们是怎么搞的？”
吴阶平一愣：周总理平时总是很客气地称自己“吴大夫”，今天怎么直呼其名？
周恩来告诉吴阶平，江青刚打来电话，说给她写的体检报告不负责任。
吴阶平这才明白，原来是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是用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名义向毛泽东请示，同时还要医生写一份报告。前天，吴阶平给她写报告时，描写她积劳成疾的语气不够。
吴阶平看到周总理这样生气，知道是江青在电话里又无理取闹了。他这样解释后，周恩来才平缓过来。
等吴阶平要离开时，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吴大夫，我是拿你们出气，我心里别扭。”
1971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
按照江青的旨意，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的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
直到晚上9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17号楼。”
来到17号楼会议室，吴阶平一眼看到周总理坐在那里，心里便踏实了许多。
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说：“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
周恩来这才知道根本没有中毒问题，就将话题一转，讲起林彪和叶群逃亡的事。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她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提问，把“中毒”的事忘掉了。
到晚上11点，周恩来好像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
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吴阶平在晚年回忆说：“那个时候为他们做保健工作非常难，其中最难的是两个人——江青与康生。”
摘自《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