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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小康生活的过程中，议起山西省襄汾县永固乡南五村的社会发展史，该村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说：“曹进哲算是为咱村出了大力的人，也是受尽屈辱为公的人。”
曹进哲何许人也?他是曾担任南五村村干部３０多年的老劳模；他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裹一身荣辱而离开人世；他令南五村人民永远怀念。
1
曹进哲祖籍山东省，祖父一担两筐逃荒要饭来到山西，在永固河滩安下家。１９１８年曹进哲出生时，一家人还在贫困中拼搏。祖父、父亲的先后去世，使他稚嫩的肩膀压上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但他有心计、肯出力、干啥学啥会啥。别人在河滩地种高粱、黑豆、黄豆，他还大胆地种些花生、棉花，并取得较好收成。在温饱有望时，他又学炼铁浇铸，铸些铁锅、铁笼盖、铁蓖子、铁耙齿和铁水车等，使家中贫困生活得到改观并越来越滋润。２０岁左右，凭他的相貌、人品和干活肯吃苦、有心计，邻村的姐妹俩人相中了他，同时作了他妻子。姐妹同嫁一夫，是他家生活条件变好的象征，也是当时见怪不怪的事实。到１９４８年，３０岁的他，根据土改政策又分到几亩地，过上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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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是曹进哲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的口头禅，也是他生活的主旋律。
１９５０年左右，党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他积极响应，走东家访西家组建互助组。有人嘀咕：“互助组是有偿互助，进哲组织的这些人，连车马农具都不齐全。他图个啥呢?自己的光景过的好好的，凭他的本事，还怕饿死不成?”老婆也说：“孩他爸，咱就这么过吧，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又助不了咱。”他却说：“咱祖宗三代都是穷人。现在过得好了，也是大家帮的。党号召组织起来，大家都富了，有啥不好?咱眼光要放远点。没有这样的好社会，假如有个天灾人祸，咱可能还会和解放前一样去逃荒要饭。”做通了家属的思想工作，他便带上车马农具成立了互助组，无偿地和组员户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生活。１９５３年互助组转为初级农业社时，他又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农具和三头骡子、一辆大车作价献给初级社。由于他的觉悟高、贡献大，工作积极热情，大伙选他当了社长。１９５４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冬天参加了省劳模大会，他领导的永固第二农业社被省政府授予省模范农业社。为了掀起农业社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上级和一些单位经常邀他这里作演讲，那里作报告。当汾城中学请他作报告时，学生们抱着对省劳模的无限崇敬，把他从汾城县大礼堂抬上，穿街过巷，直到学校大舞台上。披红戴花的他作报告时，不停地被学生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他的事迹随着演讲、报告传遍了汾城县及周边地方。
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知识，党号召扫除文盲。曹近哲便认真组织，确定专人，按照速成识字法逐步进行。他自己是文盲，就参与其中，刻苦学习。在他的带动下，全社有７６人坚持常年学习，收到显著效果。《山西日报》曾以《以社为学》的题目进行了报道。全国《扫盲通讯》上也登载了扫盲先进个人曹进哲的事迹。到６０年代初，全村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文化知识水平和农业科技知识水平确实提高了。
棉花生产是发展国民经济所需。曹进哲先后参加了县、地、省、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对棉花种植的认识上了档次，他按照“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亲自搞了五亩棉花丰产试验田，逐一落实，亲自实验、宣传和推广。有句农谚：见苗七成收。棉农都知道，棉花全苗难抓，年年亩亩都缺苗断垄。曹进哲为解决这一难题，除向全国劳模吴春安、吴吉昌、王德合、曲耀离等同志学习与磋商外，还整天泡在春播后的棉田里观察，苦思冥想地琢磨，关键时节，晚上也要到棉田看一看，在缺苗断垄处刨一刨，看看是籽儿秕?是虫子咬?还是种得深了或浅了?经过努力，总算克服了棉花抓全苗的难题。在试验的同时，他还狠抓了优种试验，经过对比，他把老祖宗传下的“四籽棉”换成“五一七”，又换成“徐州一串铃”、“鲁棉一号”，使棉花产量一次次得到提高。１９５７年他参加全国劳模会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后，干劲更足，使１９５８年亩产皮棉达到１８０多斤。试验中，他不墨守成规而勇担风险，还勇于创新。据记载，是他首先在全县学用“温汤浸种”、用喷雾器打药治虫害。有一年棉花播种后，下了一场暴雨，形成地皮板结，棉花出苗率很低，县上号召用铁丝扭成五齿耙，破除板结，促苗出土。一向服从领导的曹进哲，这次没服从安排，而且别出心裁地让社员套上牲口、把耙齿倒勾起来横耙。正在检查生产的县长宋澜看见了，大动肝火，瞪起眼睛，说他“不懂生产，瞎胡干”!他不慌不忙地用手扒开耙过的地皮，拣起棉籽对宋县长说：“你看，棉芽不是好好的吗?虽然可能伤点出土的，那是极少数。我这是‘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干活还快，不信你三天过后再来看。”宋县长是个农业专家，工作又十分认真，三天后果真来了。到棉田一看，棉花苗绿油油、齐刷刷、正茁壮生长。随后，宋县长还组织全县各大队主任，在南五村召开了现场会，表扬了曹进哲敢于创新的精神。
人民公社诞生后，党中央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齐发展”的指导方针。曹进哲这时正从永固大社主任岗位上返回村里，担任了南五村大队主任。在狠抓粮、棉生产的同时，他按中央精神，发动大小队干部，办起了榨油厂、面粉厂、机械厂，还搞起了南五村运输大队，狠抓了全面发展。运输队中有十多辆胶轮大车，既为南五村各厂子服务，也为社员生活服务。有时也承揽些外村的运输活儿，给集体创收。一有运输活儿，车把式们便头挽白毛巾，带上十多辆车，车辚辚、马啸啸，浩浩荡荡地出征。几声响鞭甩出，惊得麻雀“朴楞楞”乱飞。真是一道飒爽英姿的风景线。
随着集体经济的兴旺发展，曹进哲又想了新招数，办起了南五村的百头猪场，建立了配种站，配齐了种马、种牛、种驴……
南五村发展了，如日中天。男女老少沉浸在憧憬美好未来的愿望里，人们在街谈巷议中无不对曹进哲的能耐竖起大拇指。南五村的人真是甜在心里、喜在眉梢。
3
历史的车轮驶进６０年代，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曹进哲在这场风暴中经受了洗礼，受到了挫折，但他没有沉沦!
这次运动的斗争矛头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驻南五村的工作队板起面孔，不听多数群众的反映，把曹进哲列为了重点审查对象，抓他的“和平演变”问题，可“懒、馋、贪、占、变”五个字，老曹一个字也不沾边。
抓他的历史问题，经内查外调，下不了结论。因为老曹虽当过国民党的兵，但那是被抓去的，呆了两三个月就偷跑回来了，是地道的受害者。
说他是假劳模，假红旗，依据也不足。人心通不过。
抓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说他道德败坏，违犯党纪国法，娶过两个老婆。这倒是曾有过的事实，但在解放后他入党前夕，经党组织做工作，他已坚决同一个离婚了，并坚持着一夫一妻的信条。
说他担任领导期间搞过三瞒(瞒产量、瞒土地、瞒人口)、六卖(卖地基、卖棉花、卖布票、卖牲口、卖棉油、卖农具)。经过细致的内查外调，查明瞒是没瞒过，却是卖过。但事实是：卖地基、卖棉油是为了添置农机具；卖牲口是为了淘汰残老牲畜；卖布票和棉花是为了解决办公经费；卖农机具是处理废铜烂铁。三瞒六卖全都无可厚非。
工作队掂来掂去，给他戴个什么帽子呢?没有合适的!最后还是抓住曾娶过两个老婆的把柄，扣上一顶“坏分子”帽子。
既然有了帽子，就要挨批斗，就要受磨难和苦役。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老曹成天地写检查、成天地挨批斗，甚至被批斗起来不分昼夜。
起初，曹进哲并不屈服，他坚信党是公正的，总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所以每天天蒙蒙亮，便掂起家中的大扫帚去扫街，以示接受教育。他感到过去干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现在失去工作权力，打扫街道也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总是把街头巷尾、旮旮旯旯扫得干干净净。然而由于他的株连，有段时间家人上工干活，队里不给记工分了；在他的株连下，子女们遭到他人讥讽和凌辱；在他的株连下，当时先后任赵康公社、永固公社副主任的三哥被定为“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后台”；在他的株连下，凡曹家入党的党员大部分被开除或不予登记!面对这些，他心灰意冷了。他想到自杀，以图一死百了。他家门口有口深井，一天晚上，他想合着眼跳下去。这时他想到：我跳下去淹死或摔死是了了，可这口井是半个村子农民兄弟的吃水井，井里死了人，水还有人敢吃吗?孩子和妇女们还敢路过此井玩耍、上学或上工吗?想了想，还是跳到村外北沟的那口井里吧!那里地处野外，尸体腐烂后，浇地抽水也无妨。对生活和村民痴情的他，在选择死亡地点时还在为大家考虑!他的行动，惊醒了骨瘦如柴的老伴，惊动了四邻，也惊动了暗暗监视他的密探。他被严严地监管起来了。他只好每日依旧掂起那把大扫帚扫呀扫，送走了无数夕阳西坠，迎来了无数朝阳喷薄。他的思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又回到能平反昭雪的轨道。他坚信共产党不会遗弃他的。
自曹进哲蒙受磨难时起，村里８０％的群众就为其鸣不平，特别是那些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们就暗中商量写了鸣冤材料，签名盖章，拐弯抹角地递到县领导手里。县上几位领导也深知其冤屈，但上级有个“保卫四清成果”的金箍制约，因此，对老曹的冤屈不敢擅自决定而拖了下来。直到１９７０年５月，县上才派人到南五村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宣布撤消错误决定，为曹进哲平反昭雪!老曹拖着虚弱的身体，感动地表态说：“我坚信党。我的态度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永远跟党干社会主义……”
4
平反后的曹进哲，公社领导把他安排在公社科研队，让他继续抓棉花高产试验，培育棉花新品种，并协助公社主任抓全社的棉花生产。身体虚弱的老曹为报效党和乡亲们，拖着病魔纠缠的身躯，焕发了精神，像要把多年蕴藏的炽情一下献出一样，天不亮就爬起来，深入各村，深入田间，察看研究棉花长势。全社１６个村的棉田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１９７５年春，经公社党委报请县委批准，老曹进了公社党委班子，成了党委委员。在村民的要求下，他又担任了南五村大队主任。他的精神仍然是不减当年：工作雷厉风行、生活艰苦朴素。春天戴顶“八路帽”，夏秋戴个破草帽，冬天换成“火车头”，风里来、雨里去地操劳着，满脑子装的都是“群众”、“工作”、“党的事业”、“为人民服务”，忘记了疲惫和饥饿。然而，７年的磨难，使他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硬坚持工作了六七年，身体状况的恶化迫使他辞去了大队主任职务，准备休养身体，颐养天年。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冲击波调动了他的激情。在乡领导请他二次出山担任领导时，他竟欣然应允，走马上任到乡科技服务站工作了。一上任他便东奔西跑，不计远近、不计报酬地领导全体成员给全乡农民联系调运种籽、农药、化肥、地膜等生产资料，并为乡民提供科技咨询服务，一干又是八九年。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上旬，他决定去侯马市联系冬小麦施用的化肥。吃罢早饭，他往绿色背包里塞了两个凉馒头、一颗大葱，骑上破旧自行车上路了，３０多里路程，赶到顺利办完事情，已经下午了。返回途中，开始感到气短腿软、气憋得上不来，张开大口“呼哧、呼哧”地喘气。稍事休息后再上路时，两腿软的像面条，怎么也不听使唤，就这样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回到南五村时，已汗流浃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这一下便卧病在床，打针输液不见好转。最后终因抢救无效，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逝世。
老劳模曹进哲就这样走了，全村人哭成一片。出殡之日，乡党委书记主持了追悼会，乡长致了悼词。灵堂两侧的挽联上写着：一身正气驾鹤去，两袖清风见马列。笔者撰写此文时，也洒下惋惜的眼泪，特追送他一幅墓联：
魂留人间香草木
碑树民心翠苍松
曹进哲何许人也?他是曾担任南五村村干部３０多年的老劳模；他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裹一身荣辱而离开人世；他令南五村人民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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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进哲祖籍山东省，祖父一担两筐逃荒要饭来到山西，在永固河滩安下家。１９１８年曹进哲出生时，一家人还在贫困中拼搏。祖父、父亲的先后去世，使他稚嫩的肩膀压上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但他有心计、肯出力、干啥学啥会啥。别人在河滩地种高粱、黑豆、黄豆，他还大胆地种些花生、棉花，并取得较好收成。在温饱有望时，他又学炼铁浇铸，铸些铁锅、铁笼盖、铁蓖子、铁耙齿和铁水车等，使家中贫困生活得到改观并越来越滋润。２０岁左右，凭他的相貌、人品和干活肯吃苦、有心计，邻村的姐妹俩人相中了他，同时作了他妻子。姐妹同嫁一夫，是他家生活条件变好的象征，也是当时见怪不怪的事实。到１９４８年，３０岁的他，根据土改政策又分到几亩地，过上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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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是曹进哲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的口头禅，也是他生活的主旋律。
１９５０年左右，党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他积极响应，走东家访西家组建互助组。有人嘀咕：“互助组是有偿互助，进哲组织的这些人，连车马农具都不齐全。他图个啥呢?自己的光景过的好好的，凭他的本事，还怕饿死不成?”老婆也说：“孩他爸，咱就这么过吧，和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又助不了咱。”他却说：“咱祖宗三代都是穷人。现在过得好了，也是大家帮的。党号召组织起来，大家都富了，有啥不好?咱眼光要放远点。没有这样的好社会，假如有个天灾人祸，咱可能还会和解放前一样去逃荒要饭。”做通了家属的思想工作，他便带上车马农具成立了互助组，无偿地和组员户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生活。１９５３年互助组转为初级农业社时，他又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农具和三头骡子、一辆大车作价献给初级社。由于他的觉悟高、贡献大，工作积极热情，大伙选他当了社长。１９５４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冬天参加了省劳模大会，他领导的永固第二农业社被省政府授予省模范农业社。为了掀起农业社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上级和一些单位经常邀他这里作演讲，那里作报告。当汾城中学请他作报告时，学生们抱着对省劳模的无限崇敬，把他从汾城县大礼堂抬上，穿街过巷，直到学校大舞台上。披红戴花的他作报告时，不停地被学生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他的事迹随着演讲、报告传遍了汾城县及周边地方。
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知识，党号召扫除文盲。曹近哲便认真组织，确定专人，按照速成识字法逐步进行。他自己是文盲，就参与其中，刻苦学习。在他的带动下，全社有７６人坚持常年学习，收到显著效果。《山西日报》曾以《以社为学》的题目进行了报道。全国《扫盲通讯》上也登载了扫盲先进个人曹进哲的事迹。到６０年代初，全村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文化知识水平和农业科技知识水平确实提高了。
棉花生产是发展国民经济所需。曹进哲先后参加了县、地、省、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对棉花种植的认识上了档次，他按照“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亲自搞了五亩棉花丰产试验田，逐一落实，亲自实验、宣传和推广。有句农谚：见苗七成收。棉农都知道，棉花全苗难抓，年年亩亩都缺苗断垄。曹进哲为解决这一难题，除向全国劳模吴春安、吴吉昌、王德合、曲耀离等同志学习与磋商外，还整天泡在春播后的棉田里观察，苦思冥想地琢磨，关键时节，晚上也要到棉田看一看，在缺苗断垄处刨一刨，看看是籽儿秕?是虫子咬?还是种得深了或浅了?经过努力，总算克服了棉花抓全苗的难题。在试验的同时，他还狠抓了优种试验，经过对比，他把老祖宗传下的“四籽棉”换成“五一七”，又换成“徐州一串铃”、“鲁棉一号”，使棉花产量一次次得到提高。１９５７年他参加全国劳模会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后，干劲更足，使１９５８年亩产皮棉达到１８０多斤。试验中，他不墨守成规而勇担风险，还勇于创新。据记载，是他首先在全县学用“温汤浸种”、用喷雾器打药治虫害。有一年棉花播种后，下了一场暴雨，形成地皮板结，棉花出苗率很低，县上号召用铁丝扭成五齿耙，破除板结，促苗出土。一向服从领导的曹进哲，这次没服从安排，而且别出心裁地让社员套上牲口、把耙齿倒勾起来横耙。正在检查生产的县长宋澜看见了，大动肝火，瞪起眼睛，说他“不懂生产，瞎胡干”!他不慌不忙地用手扒开耙过的地皮，拣起棉籽对宋县长说：“你看，棉芽不是好好的吗?虽然可能伤点出土的，那是极少数。我这是‘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干活还快，不信你三天过后再来看。”宋县长是个农业专家，工作又十分认真，三天后果真来了。到棉田一看，棉花苗绿油油、齐刷刷、正茁壮生长。随后，宋县长还组织全县各大队主任，在南五村召开了现场会，表扬了曹进哲敢于创新的精神。
人民公社诞生后，党中央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齐发展”的指导方针。曹进哲这时正从永固大社主任岗位上返回村里，担任了南五村大队主任。在狠抓粮、棉生产的同时，他按中央精神，发动大小队干部，办起了榨油厂、面粉厂、机械厂，还搞起了南五村运输大队，狠抓了全面发展。运输队中有十多辆胶轮大车，既为南五村各厂子服务，也为社员生活服务。有时也承揽些外村的运输活儿，给集体创收。一有运输活儿，车把式们便头挽白毛巾，带上十多辆车，车辚辚、马啸啸，浩浩荡荡地出征。几声响鞭甩出，惊得麻雀“朴楞楞”乱飞。真是一道飒爽英姿的风景线。
随着集体经济的兴旺发展，曹进哲又想了新招数，办起了南五村的百头猪场，建立了配种站，配齐了种马、种牛、种驴……
南五村发展了，如日中天。男女老少沉浸在憧憬美好未来的愿望里，人们在街谈巷议中无不对曹进哲的能耐竖起大拇指。南五村的人真是甜在心里、喜在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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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驶进６０年代，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曹进哲在这场风暴中经受了洗礼，受到了挫折，但他没有沉沦!
这次运动的斗争矛头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驻南五村的工作队板起面孔，不听多数群众的反映，把曹进哲列为了重点审查对象，抓他的“和平演变”问题，可“懒、馋、贪、占、变”五个字，老曹一个字也不沾边。
抓他的历史问题，经内查外调，下不了结论。因为老曹虽当过国民党的兵，但那是被抓去的，呆了两三个月就偷跑回来了，是地道的受害者。
说他是假劳模，假红旗，依据也不足。人心通不过。
抓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说他道德败坏，违犯党纪国法，娶过两个老婆。这倒是曾有过的事实，但在解放后他入党前夕，经党组织做工作，他已坚决同一个离婚了，并坚持着一夫一妻的信条。
说他担任领导期间搞过三瞒(瞒产量、瞒土地、瞒人口)、六卖(卖地基、卖棉花、卖布票、卖牲口、卖棉油、卖农具)。经过细致的内查外调，查明瞒是没瞒过，却是卖过。但事实是：卖地基、卖棉油是为了添置农机具；卖牲口是为了淘汰残老牲畜；卖布票和棉花是为了解决办公经费；卖农机具是处理废铜烂铁。三瞒六卖全都无可厚非。
工作队掂来掂去，给他戴个什么帽子呢?没有合适的!最后还是抓住曾娶过两个老婆的把柄，扣上一顶“坏分子”帽子。
既然有了帽子，就要挨批斗，就要受磨难和苦役。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老曹成天地写检查、成天地挨批斗，甚至被批斗起来不分昼夜。
起初，曹进哲并不屈服，他坚信党是公正的，总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所以每天天蒙蒙亮，便掂起家中的大扫帚去扫街，以示接受教育。他感到过去干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现在失去工作权力，打扫街道也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总是把街头巷尾、旮旮旯旯扫得干干净净。然而由于他的株连，有段时间家人上工干活，队里不给记工分了；在他的株连下，子女们遭到他人讥讽和凌辱；在他的株连下，当时先后任赵康公社、永固公社副主任的三哥被定为“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后台”；在他的株连下，凡曹家入党的党员大部分被开除或不予登记!面对这些，他心灰意冷了。他想到自杀，以图一死百了。他家门口有口深井，一天晚上，他想合着眼跳下去。这时他想到：我跳下去淹死或摔死是了了，可这口井是半个村子农民兄弟的吃水井，井里死了人，水还有人敢吃吗?孩子和妇女们还敢路过此井玩耍、上学或上工吗?想了想，还是跳到村外北沟的那口井里吧!那里地处野外，尸体腐烂后，浇地抽水也无妨。对生活和村民痴情的他，在选择死亡地点时还在为大家考虑!他的行动，惊醒了骨瘦如柴的老伴，惊动了四邻，也惊动了暗暗监视他的密探。他被严严地监管起来了。他只好每日依旧掂起那把大扫帚扫呀扫，送走了无数夕阳西坠，迎来了无数朝阳喷薄。他的思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又回到能平反昭雪的轨道。他坚信共产党不会遗弃他的。
自曹进哲蒙受磨难时起，村里８０％的群众就为其鸣不平，特别是那些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们就暗中商量写了鸣冤材料，签名盖章，拐弯抹角地递到县领导手里。县上几位领导也深知其冤屈，但上级有个“保卫四清成果”的金箍制约，因此，对老曹的冤屈不敢擅自决定而拖了下来。直到１９７０年５月，县上才派人到南五村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宣布撤消错误决定，为曹进哲平反昭雪!老曹拖着虚弱的身体，感动地表态说：“我坚信党。我的态度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永远跟党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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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后的曹进哲，公社领导把他安排在公社科研队，让他继续抓棉花高产试验，培育棉花新品种，并协助公社主任抓全社的棉花生产。身体虚弱的老曹为报效党和乡亲们，拖着病魔纠缠的身躯，焕发了精神，像要把多年蕴藏的炽情一下献出一样，天不亮就爬起来，深入各村，深入田间，察看研究棉花长势。全社１６个村的棉田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１９７５年春，经公社党委报请县委批准，老曹进了公社党委班子，成了党委委员。在村民的要求下，他又担任了南五村大队主任。他的精神仍然是不减当年：工作雷厉风行、生活艰苦朴素。春天戴顶“八路帽”，夏秋戴个破草帽，冬天换成“火车头”，风里来、雨里去地操劳着，满脑子装的都是“群众”、“工作”、“党的事业”、“为人民服务”，忘记了疲惫和饥饿。然而，７年的磨难，使他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硬坚持工作了六七年，身体状况的恶化迫使他辞去了大队主任职务，准备休养身体，颐养天年。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冲击波调动了他的激情。在乡领导请他二次出山担任领导时，他竟欣然应允，走马上任到乡科技服务站工作了。一上任他便东奔西跑，不计远近、不计报酬地领导全体成员给全乡农民联系调运种籽、农药、化肥、地膜等生产资料，并为乡民提供科技咨询服务，一干又是八九年。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上旬，他决定去侯马市联系冬小麦施用的化肥。吃罢早饭，他往绿色背包里塞了两个凉馒头、一颗大葱，骑上破旧自行车上路了，３０多里路程，赶到顺利办完事情，已经下午了。返回途中，开始感到气短腿软、气憋得上不来，张开大口“呼哧、呼哧”地喘气。稍事休息后再上路时，两腿软的像面条，怎么也不听使唤，就这样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回到南五村时，已汗流浃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这一下便卧病在床，打针输液不见好转。最后终因抢救无效，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逝世。
老劳模曹进哲就这样走了，全村人哭成一片。出殡之日，乡党委书记主持了追悼会，乡长致了悼词。灵堂两侧的挽联上写着：一身正气驾鹤去，两袖清风见马列。笔者撰写此文时，也洒下惋惜的眼泪，特追送他一幅墓联：
魂留人间香草木
碑树民心翠苍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