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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往学校赶的大多数中国孩子不同，他们“在家上学”。一年级退学，除了中间短暂复课，于笑笑已经在家学习7年。韩百川初一离校，也已回家自学5年。对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而言，家的意义远远不只是休憩的港湾，更是一个探索新教育方法的乌托邦。中国目前约有1.8万名学生“在家上学”，旨在突破单一教育模式，但又受限于自身能力和观念，这群特立独行的小众家庭，在通往各自理想教育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尽管他们奋力挣扎，但大多数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局。于笑笑和韩百川是其中难得的坚持者。
“就像赌博一样”
韩百川的决定很突然，刚上初一不久，他就向家人提出想要回家学习。他的理由只有一句话：“学校作业太多，我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喜欢的事是中学教育中没有、高考也不会涉及的绘画和编程。
母亲听到以后的第一反应是反对，“学习好好的，为什么要退学？”韩百川从小成绩优异，小学三四年级曾考过年级第一名，所以即使身处高考大省山东，妈妈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儿子能够考进一所不错的大学。
韩百川的妈妈由爷爷奶奶带大，娇生惯养，从戏曲中学毕业以后就进入社会工作。她对儿子的管束一向宽松，韩百川从小都是自己挑衣服。“父母有了孩子其实就是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过日子，都要成长。”她谈吐温文尔雅，语气谦和。
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一家人心平气和地讨论了几天，虽然有种种担心，看到儿子意志坚定，她同意试试。“既然他已经不想上学了，逼着他去学校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干脆冒一次险，就像赌博一样。”
比韩百川退学更早两年，安徽省一年级小学生于笑笑被爸爸领回了家。于建军是大学老师，他所理解的少儿教育是健康、自然、快乐的，所以小学之前他没有让女儿学过任何书本知识。
然而大环境残酷，升学竞争激烈，孩子的起跑线越画越早，于笑笑_上小学发现班上同学大多早就补习过数学和英语，她成了“学渣”，在第一学期末的考试中，数学成绩年级倒数第一。
老师把于建军叫到学校，脸色难看，数落他作为家长不负责任。于建军很气愤，“现在的老师怎么这样？”因为成绩不好，拥有幸福童年的于笑笑上学以后变得自卑、压抑，承受着老师的训斥諷刺和同学的瞧不起。
于建军记得女儿那段时间情绪很差，经常哭闹不想上学。“学生好像成了老师的奴隶！”于建军说，他决定让女儿“在家上学”。
2006年前后，作家郑渊洁在家教育儿子郑亚旗、上海读经私塾“孟母堂”被官方取缔等新闻引起舆论关注，“在家上学”进入公众视线。经过几年酝酿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家庭开始尝试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方法。
“黑暗中摸索前行”
退学以后，韩百川很兴奋，不用再应付作业和考试，所有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他丢掉学校的教材，为了学习编程，拥有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爸爸送他一本关于计算机语言的书，他一点一点自学，起初不懂的地方还会问爸爸，后来就完全利用网络论坛向达人请教。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用编程列数字列表、画几何图形。“每次用电脑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都伴随着成就感。”
韩百川刚回家的时候，妈妈对他自学的效率和成果持观望态度，会规定他每天的学习时间，根据他的兴趣帮他安排学习内容。经过半年左右的尝试，看到儿子很充实，“一直都有长进”，她的顾虑逐渐打消。
于建军带领女儿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依然学习教材上的内容，只是自己来教，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他今年46岁，农村家庭出身，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压力的概念，他记得小学时每个学期末，老师都是在黑板上出几道题作为考试，没有统考，更没有排名。
对比女儿遇到的问题，他觉得“现在的孩子身心俱疲，没有学习的兴趣”。
于建军每天花一个小时给于笑笑讲数学，不是正襟危坐的课堂形式，而是一起靠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讲故事。韩百川和于笑笑的两种学习路径远不足以反映“在家上学”家庭的选择。离开体制，孩子回家以后学什么、怎么学、未来发展等关键问题取决于家长的价值观和知识水平，因此千差万别。
妈妈担心同龄人交往的缺失会给他的性格造成影响，鼓励韩百川多参加社会活动，与人交往。他曾经在一个自驾游营地实习，帮忙管理网站，设计logo。这一个月的实习对他意义非凡，看到了一个公司是怎么组织和运营的，“真正打开眼界了”。
2013年底，14岁的韩百川到上海参加同济大学Fablab（开放实验室，类似创业孵化器）实习生计划，他跟大学生一起做产品、组建团队，上海丰富的资源和开放的氛围令他兴奋。在2015年“首届泉城创客路演”上，得分在8个创业团队中位列前三。
于笑笑从六年级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奇怪，她住在大学里的家属院，一起玩的小朋友都要上学，让她对曾经讨厌的学校也生出了向往。她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样的，她想跟同学们一起学习，她想试试爸爸教给她的知识在学校能考多少分。
于建军清楚没有玩伴是孩子“在家上学”没法避免的问题，他同意让于笑笑初一复课。回到学校的第一次考试，于笑笑的分数让周围人震惊，年级400多人中排前三十。
但是于建军依然无法认同学校的教育方式。有一次听写，于笑笑错了几个单词，老师让她把每个写错的单词抄100遍。看到女儿本来作业就很多，还要熬夜抄单词，于建军给英语老师发了一条短信：“你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吗？”
在为数不多的社会经验中，这套价值体系反而带给她困惑。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她显得不太合群。他也担心女儿不懂人情世故，长大走向社会会不会碰壁，“但是我相信随着法制的健全，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在于建军看来，“在家上学”只是一个替代手段，关键还是要解决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大多是认为现有教育不能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但是仅仅带回家是不够的，对教育的不满和自己能做好教育是有差距的，“怎么从主观想象到现实路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要贸然选择。” “打破常规是种有益的尝试”
刚退学的两年，韩百川沉浸在自己摸索出的“实验学习法”中，以实验需求带动理论知识。比如想做一个电路或者单片机，就学相应的物理知识，想要顺利阅读英文材料了解机器语言，就学英语。跟学校学习比起来，他觉得自己更有目标。
但是时间久了，问题暴露出来，没有老师的指导，很难建立起系统的知识和严谨的学习体系，他动了回学校的念头。但他又觉得学校作业压力大，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试图通过看基础科目的网络公开课，来解决知识体系不系统的问题。但没有老师指导，过程很艰难。
韩百川认为“在家上学”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有学校支持学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一定会去上学。”他说，因为放弃了国内学籍，他目前没有上大学的计划。
储朝晖调研发现，目前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大多对未来发展没有明确的规划。他说，西方国家“在家上学”的孩子也是相对少数，“不超过10%”，也面临与大的教育体系顺畅连接的问题。“‘在家上学’付出的成本比学校教育要高，现有的公立教育体系虽然单一，但是便捷有效。”
各类讨论在家上学的QQ群里，随处可见实践失败的家长焦急地寻求帮助。很多在家上学的孩子和家长在经历了退学、在各类名目的新学堂试读、回家自学之后，最终迫于学习效果、缺少同龄人交往或舆论压力等问题不得不返回学校，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
这个过程中，家长们勇敢甚至一意孤行，他们想打破现有模式找到新的可能，但又不得不受到自己的能力和观念的限制。
“目前教育单一是事实，多样性是一个目标，但并不是说所有存在的就值得追求。”储朝晖举例说，10年前浙江一带推行国学教育，读四书五经，现在孩子成人了，不具备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技能，“他们大多留在当地农村劳动，但是因为农耕技能缺失，体力也跟不上，所以农活也干不好，那种失败感是很强的。”
17岁的韩百川还没有经历过失败，因为创建Fablab的经历，他的创业热情被点燃了。相比于同龄人喜歡做的事，他更喜欢聊他的项目：人工智能、网络监测系统、像素风格游戏。这个即将18周岁的男孩，正沉浸在创业梦中。
他勤奋、自律，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学习、运动、画画、找项目，他信奉一句话“思想要自由，行为要管制”。
回忆起来，韩百川好像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叛逆不安，只是前阵子他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失落的情绪，“可能是对未知有点害怕”。
但是他不愿意过多渲染这种困惑，“我觉得还是因为幼稚”，他语气腼腆，难得的像个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说，“长大了就好了”。
因让于笑笑“在家上学”，于建军饱受质疑，同事邻居都不理解，劝他不要耽误了孩子，单位领导找他谈话“你家孩子现在看起来不错，未必将来就会好”。他至今没有告诉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想等女儿考上大学以后再说。某种意义上讲，到那时，他就解脱了。
“就像赌博一样”
韩百川的决定很突然，刚上初一不久，他就向家人提出想要回家学习。他的理由只有一句话：“学校作业太多，我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喜欢的事是中学教育中没有、高考也不会涉及的绘画和编程。
母亲听到以后的第一反应是反对，“学习好好的，为什么要退学？”韩百川从小成绩优异，小学三四年级曾考过年级第一名，所以即使身处高考大省山东，妈妈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儿子能够考进一所不错的大学。
韩百川的妈妈由爷爷奶奶带大，娇生惯养，从戏曲中学毕业以后就进入社会工作。她对儿子的管束一向宽松，韩百川从小都是自己挑衣服。“父母有了孩子其实就是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起过日子，都要成长。”她谈吐温文尔雅，语气谦和。
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一家人心平气和地讨论了几天，虽然有种种担心，看到儿子意志坚定，她同意试试。“既然他已经不想上学了，逼着他去学校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干脆冒一次险，就像赌博一样。”
比韩百川退学更早两年，安徽省一年级小学生于笑笑被爸爸领回了家。于建军是大学老师，他所理解的少儿教育是健康、自然、快乐的，所以小学之前他没有让女儿学过任何书本知识。
然而大环境残酷，升学竞争激烈，孩子的起跑线越画越早，于笑笑_上小学发现班上同学大多早就补习过数学和英语，她成了“学渣”，在第一学期末的考试中，数学成绩年级倒数第一。
老师把于建军叫到学校，脸色难看，数落他作为家长不负责任。于建军很气愤，“现在的老师怎么这样？”因为成绩不好，拥有幸福童年的于笑笑上学以后变得自卑、压抑，承受着老师的训斥諷刺和同学的瞧不起。
于建军记得女儿那段时间情绪很差，经常哭闹不想上学。“学生好像成了老师的奴隶！”于建军说，他决定让女儿“在家上学”。
2006年前后，作家郑渊洁在家教育儿子郑亚旗、上海读经私塾“孟母堂”被官方取缔等新闻引起舆论关注，“在家上学”进入公众视线。经过几年酝酿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家庭开始尝试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方法。
“黑暗中摸索前行”
退学以后，韩百川很兴奋，不用再应付作业和考试，所有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他丢掉学校的教材，为了学习编程，拥有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爸爸送他一本关于计算机语言的书，他一点一点自学，起初不懂的地方还会问爸爸，后来就完全利用网络论坛向达人请教。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用编程列数字列表、画几何图形。“每次用电脑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都伴随着成就感。”
韩百川刚回家的时候，妈妈对他自学的效率和成果持观望态度，会规定他每天的学习时间，根据他的兴趣帮他安排学习内容。经过半年左右的尝试，看到儿子很充实，“一直都有长进”，她的顾虑逐渐打消。
于建军带领女儿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依然学习教材上的内容，只是自己来教，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他今年46岁，农村家庭出身，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压力的概念，他记得小学时每个学期末，老师都是在黑板上出几道题作为考试，没有统考，更没有排名。
对比女儿遇到的问题，他觉得“现在的孩子身心俱疲，没有学习的兴趣”。
于建军每天花一个小时给于笑笑讲数学，不是正襟危坐的课堂形式，而是一起靠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讲故事。韩百川和于笑笑的两种学习路径远不足以反映“在家上学”家庭的选择。离开体制，孩子回家以后学什么、怎么学、未来发展等关键问题取决于家长的价值观和知识水平，因此千差万别。
妈妈担心同龄人交往的缺失会给他的性格造成影响，鼓励韩百川多参加社会活动，与人交往。他曾经在一个自驾游营地实习，帮忙管理网站，设计logo。这一个月的实习对他意义非凡，看到了一个公司是怎么组织和运营的，“真正打开眼界了”。
2013年底，14岁的韩百川到上海参加同济大学Fablab（开放实验室，类似创业孵化器）实习生计划，他跟大学生一起做产品、组建团队，上海丰富的资源和开放的氛围令他兴奋。在2015年“首届泉城创客路演”上，得分在8个创业团队中位列前三。
于笑笑从六年级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奇怪，她住在大学里的家属院，一起玩的小朋友都要上学，让她对曾经讨厌的学校也生出了向往。她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样的，她想跟同学们一起学习，她想试试爸爸教给她的知识在学校能考多少分。
于建军清楚没有玩伴是孩子“在家上学”没法避免的问题，他同意让于笑笑初一复课。回到学校的第一次考试，于笑笑的分数让周围人震惊，年级400多人中排前三十。
但是于建军依然无法认同学校的教育方式。有一次听写，于笑笑错了几个单词，老师让她把每个写错的单词抄100遍。看到女儿本来作业就很多，还要熬夜抄单词，于建军给英语老师发了一条短信：“你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吗？”
在为数不多的社会经验中，这套价值体系反而带给她困惑。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她显得不太合群。他也担心女儿不懂人情世故，长大走向社会会不会碰壁，“但是我相信随着法制的健全，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在于建军看来，“在家上学”只是一个替代手段，关键还是要解决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大多是认为现有教育不能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但是仅仅带回家是不够的，对教育的不满和自己能做好教育是有差距的，“怎么从主观想象到现实路径，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要贸然选择。” “打破常规是种有益的尝试”
刚退学的两年，韩百川沉浸在自己摸索出的“实验学习法”中，以实验需求带动理论知识。比如想做一个电路或者单片机，就学相应的物理知识，想要顺利阅读英文材料了解机器语言，就学英语。跟学校学习比起来，他觉得自己更有目标。
但是时间久了，问题暴露出来，没有老师的指导，很难建立起系统的知识和严谨的学习体系，他动了回学校的念头。但他又觉得学校作业压力大，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试图通过看基础科目的网络公开课，来解决知识体系不系统的问题。但没有老师指导，过程很艰难。
韩百川认为“在家上学”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有学校支持学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一定会去上学。”他说，因为放弃了国内学籍，他目前没有上大学的计划。
储朝晖调研发现，目前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大多对未来发展没有明确的规划。他说，西方国家“在家上学”的孩子也是相对少数，“不超过10%”，也面临与大的教育体系顺畅连接的问题。“‘在家上学’付出的成本比学校教育要高，现有的公立教育体系虽然单一，但是便捷有效。”
各类讨论在家上学的QQ群里，随处可见实践失败的家长焦急地寻求帮助。很多在家上学的孩子和家长在经历了退学、在各类名目的新学堂试读、回家自学之后，最终迫于学习效果、缺少同龄人交往或舆论压力等问题不得不返回学校，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
这个过程中，家长们勇敢甚至一意孤行，他们想打破现有模式找到新的可能，但又不得不受到自己的能力和观念的限制。
“目前教育单一是事实，多样性是一个目标，但并不是说所有存在的就值得追求。”储朝晖举例说，10年前浙江一带推行国学教育，读四书五经，现在孩子成人了，不具备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技能，“他们大多留在当地农村劳动，但是因为农耕技能缺失，体力也跟不上，所以农活也干不好，那种失败感是很强的。”
17岁的韩百川还没有经历过失败，因为创建Fablab的经历，他的创业热情被点燃了。相比于同龄人喜歡做的事，他更喜欢聊他的项目：人工智能、网络监测系统、像素风格游戏。这个即将18周岁的男孩，正沉浸在创业梦中。
他勤奋、自律，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学习、运动、画画、找项目，他信奉一句话“思想要自由，行为要管制”。
回忆起来，韩百川好像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叛逆不安，只是前阵子他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失落的情绪，“可能是对未知有点害怕”。
但是他不愿意过多渲染这种困惑，“我觉得还是因为幼稚”，他语气腼腆，难得的像个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说，“长大了就好了”。
因让于笑笑“在家上学”，于建军饱受质疑，同事邻居都不理解，劝他不要耽误了孩子，单位领导找他谈话“你家孩子现在看起来不错，未必将来就会好”。他至今没有告诉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想等女儿考上大学以后再说。某种意义上讲，到那时，他就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