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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年城镇数据，基于Galon-Becker-Solon方程，并控制子代职业的变量，对我国城镇居民的职业传递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现象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流动现象。进一步利用代际职业转移矩阵以及Altham指标，从学历群体和代际职业流动的视角分析，结果表明高学历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更高，并且职业发生流动的样本家庭的弹性均比代际职业传承家庭的弹性低，这说明职业流动与受教育程度一样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因此，需要保障教育公平的基础上，保障就业机会平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居民收入持续扩大的严峻问题。
【关键词】代际职业流动 收入差距 代际收入弹性
经济学上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Becker & Tomes（1979）建立了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基本理论框架，测算方法主要是根据“Galton-Becker-Solon”方程[1]。Solon采用平滑收入和两阶段工具变量（TSIV）方法估计代际收入弹性，并提出了代际收入弹性误差分析以及误差修正方法，提高了后续对收入分配代际传递性研究的准确性[2]。Becker发现父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直接决定自身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最终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3]。孙三百等通过分析迁移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得出的教育在代际收入的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4]。徐俊武和张月提出，随着子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子代收入对父代收入的依赖性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加[5]。“二代”现象表明家庭背景在求职过程中的产生重要的作用，而职业作为收入的一个载体，就有可能与代际收入流动存在着联系。陳琳和葛劲峰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发现体制内部门、体制外部门、集体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依次递增[6]。邸玉娜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得出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间接影响子女的收入产生，并且父代的职业显著影响子女的教育收益率[7]。周兴和张鹏分析了代际职业传承和流动的影响因素，得出代际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并且城镇家庭的子女职业有向父代职业“回归”的趋势[8]。
尽管已有许多文献对我国的职业传递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进行了分析，但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收入差距代际传递时，忽略了职业流动对其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职业流动的动态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我国城镇居民的职业传递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现状，分析职业传递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产生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选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年的城镇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研究对象，并进行如下处理：筛选出年龄在20～65岁之间，且收入大于0的样本，并剔除父子年龄差小于18和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611对。在所有的有效样本中，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使用的职业分类与代码表将城镇居民的职业划分为：工人、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共5大类。最高学历按照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职高及技校、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的顺序分别编码为1-9。表1表示父子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子代与父代基本信息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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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子代学历平均比父代高，并且子代中并不存在未上过学的现象。子代的收入最大、最小值均比父代要高，但平均收入低于父代，且离散程度较大。
二、代际职业传递分析
为了定量分析代际职业传递的实际情况，下表是根据样本得到代际职业转移矩阵。第一行表示在父代的职业为工人的职业分组的样本中其子代的职业相对位置的变化，即父辈从事工人职业、子代从事所有职业的频数。
表2 代际职业转移矩阵
■
（一）绝对流动性
目前计算代际职业流动性主要采用DI（Dissimilarity Index）和NDI（Net Dissimilarity Index）。其中，pij表示父辈从事职业i、子代从事职业j的频数。即：
DI=■ （1）
从（1）式可以计算出，该样本中DI=0.5857，即表示代际职业发生流动的概率为0.5857，但并不能判断出职业流动的方向。于是，有人提出NDI指标以便刻画出流动的方向。即：
NDI=P（Y>X）-P（X>Y）
=Σ■■yi（Σ■■x■）-Σ■■xi（Σ■■Y■） （2）
其中，X表示父代的职业阶层，Y表示子代的职业阶层。NDI的取值介于-1和1之间。NDI>0子代的职业阶层发生向上流动；NDI<0则表示子代的职业阶层呈现出向下流动的趋势。
由（2）式计算出代际职业流动性为：
NDI=0.0556
即表示与父代相比，子代的职业阶层整体呈现出向上流动的现象。
（二）相对流动性
绝对流动性刻画的是子代的职业流动到其他与父代不同职业的概率，而相对流动性表示的是子代从事某一个职业的竞争情况，即：
OR=■ （3）
其中，pii/pij表示在父代从事职业i的条件下，子代从事职业i与j的机会比率；同理，pji/pjj表示父代从事职业j的条件下，子代从事职业i与j的机会比率。故OR表示在父代从事不同职业的情况下，子代从事职业i而非其他职业的相对机会比率。若OR>1，则代表父代从事职业i时子代从事i的概率比子代从事其他职业的概率要大。该比值比1大的越多，代表这个社会的流动性越低，社会的公平程度越低。
由（3）式计算出子代所从事的任意两个职业的相对流动性在2.44 -125.71之间，由此可知该社会的流动性较低，社会公平程度也低。 （三）代际职业流动性的比较
由已经计算出来的相对流动性可知该社会存在流动性，因此可设想如果将样本分成两个群体，那它们各自的代际职业流动性是否相同？根据学历将数据分为两个群体进行比较代际职业流动性，可以分为大学以下和大学及其以上两个群体，样本量分别为416和195，得到它们各自的职业转移矩阵，如下：
表3 大学以下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
■
表4 大学及其以上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
■
在比较不同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的研究中，一般都是利用职业转移矩阵，采用相对流动性来进行。Long & Ferrie在2013年提出根据Altham在1970年提出的利用距離测度来比较两个群体之间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即：
d（P，Q）=Σ■■Σ■■Σ■■Σ■■log■■■ （4）
其中，P和Q为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当d（P，Q）=0时，表示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相等；当d（P，Q）≠0时，表示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存在差异。令P和Q分别代表大学以下和大学及其以上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
由（4）式计算出d（P，Q）=15.11，不等于0，即表明这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不同。但d（P，Q）并没有说明两个群体之间的流动性的大小。Long & Ferrie（2013）提出，以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群体作为参考标准，这个群体中父子职业相互独立的，也就是社会绝对公平，即OR=1。该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标准化以后的元素均为1，记作J。分别用d（P，J）与d（Q，J）来表示两个群体与绝对公平群体的距离。若d（P，Q）≠0，并且d（P，J） 根据（4）式得到d（P，J）=16.31，d（Q，J）=10.91。也就是说大学及其以上的代际职业流动性较高，这与周兴与张鹏（2014年）得出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受到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子代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越高的结论一致。
三、代际收入弹性测算
代际收入弹性是衡量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重要指标，目前定量分析代际收入弹性主要是根据Galon-Becker-Solon方程（模型1）进行回归：
inY=α+β*lnYf+γz+ε （5）
其中lnY代表子代收入的对数，lnYf代表父代收入的对数，Z代表父代与子代的年龄、年龄平方以及子代的最高学历等个人特征。β即为代际收入弹性，（1-β）即为代际收入流动性，为了计算职业对代际收入弹性是否有影响，我们将子代职业加入方程，以工人为参照组设置4个虚拟变量D2、D3、D4、D5，方程（模型2）为：
lnY=α+β*lnYf+β1*ZY*D2+β2*ZY*D3+β3*ZY*D4
+β4*ZY*D5+γ*z+ε （6）
其中，Z包括父代与子代的年龄、年龄平方、最高学历，ZY代表子代的职业。反映出了加入职业虚拟变量后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根据方程（5）和方程（6）进行代际收入弹性的测算，结果如下：
表5 代际收入弹性
■
注：上表中的AGE、AGE2、AGEF、AGEF2分别表示子代年龄、子代年龄平方、父代年龄、父代年龄平方，括号内的数值为估计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在10%、5%与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C为常数项。
根据计算结果，加入职业虚拟变量前后的弹性分别为0.368和0.311，弹性下降了15.49%，从模型2的职业与父代收入对数的交叉项可以看出，平均而言，子代从事某一职业比未从事该职业的代际收入弹性高或者低，这说明职业对代际收入弹性产生影响。
四、进一步考察职业流动与代际收入弹性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的确定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父子职业流动的作用，将子代职业流动划分为：向上流动、向下流动、传承。若子代职业的层级比父代高，则我们定义为职业向上流动，职业相同的定义为职业传承，子代层级比父代低的即为职业向下流动。分别计算这三种流动性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如下：
表6 分职业的代际收入弹性
■
由表6可知，向上流动、向下流动、传承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446、0.157、0.452，职业传承组的弹性最高，即收入流动性最低，因为职业传承会增加收入在父子之间传递的可能性。对于向上流动组别来说，代际收入弹性低于职业传承组别，这是因为向上流动组别的样本学历较高，而随着学历的提高，收入对父代收入的依赖性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提高。职业向下流动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最小，流动性最大。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他们的职业相较于其他两组而言，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子代收入对于父代的依赖相对而言也就没有那么高。具体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代际职业转移矩阵和Altham指标，结合我国实际问题，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的职业传递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特点，并采用Galon-Becker-Solon方程分析了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的影响。在控制子代职业后，我们得到结论如下：一是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流动现象，社会公平程度较低；二是将代际职业流动性根据学历进行分群体比较，高学历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更高；三是在2013年CHIP城镇居民的样本中，加入职业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下降了15.49%，这说明职业显著影响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四是根据职业转移的方向，我们计算出的职业传承样本的弹性提高22.83%，说明代际职业传承提高了代际间收入传递的可能性，阻碍了代际收入的流动；五是职业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的样本家庭的弹性均比代际职业传承家庭的弹性低，进一步说明职业流动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 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教育是让职业发生向上流动重要的通道，应尽力保障教育公平，让所有家庭的子代有公平的机会来接受教育；二是代际职业流动对于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因此应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选择机制、甄别机制。当然，知识是否能改变命运，关键要看这个社会是否为有知識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同时，也取决于拥有知识的人是否对现实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因此，只有保障就业机会平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居民收入持续扩大的严峻问题，才能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Becker，G.S.& N.Tomes.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87）：1153-1189.
[2]Solon，G.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3（3）：393-408.
[3]Becker，G.S.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4]孙三百，黄薇红，洪俊杰.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5）：147-159.
[5]徐俊武，张月.子代受教育程度是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经验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5（10）：121-128.
[6]陈琳，葛劲峰.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J].当代财经，2014（2）：3-11.
[7]邸玉娜.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J].经济科学，2014（1）：65-74.
[8]周兴，张鹏.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4，14（1）：351-372.
【关键词】代际职业流动 收入差距 代际收入弹性
经济学上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Becker & Tomes（1979）建立了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基本理论框架，测算方法主要是根据“Galton-Becker-Solon”方程[1]。Solon采用平滑收入和两阶段工具变量（TSIV）方法估计代际收入弹性，并提出了代际收入弹性误差分析以及误差修正方法，提高了后续对收入分配代际传递性研究的准确性[2]。Becker发现父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直接决定自身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最终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3]。孙三百等通过分析迁移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得出的教育在代际收入的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4]。徐俊武和张月提出，随着子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子代收入对父代收入的依赖性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增加[5]。“二代”现象表明家庭背景在求职过程中的产生重要的作用，而职业作为收入的一个载体，就有可能与代际收入流动存在着联系。陳琳和葛劲峰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发现体制内部门、体制外部门、集体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依次递增[6]。邸玉娜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得出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间接影响子女的收入产生，并且父代的职业显著影响子女的教育收益率[7]。周兴和张鹏分析了代际职业传承和流动的影响因素，得出代际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并且城镇家庭的子女职业有向父代职业“回归”的趋势[8]。
尽管已有许多文献对我国的职业传递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进行了分析，但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收入差距代际传递时，忽略了职业流动对其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职业流动的动态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我国城镇居民的职业传递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现状，分析职业传递对收入差距代际传递产生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选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年的城镇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研究对象，并进行如下处理：筛选出年龄在20～65岁之间，且收入大于0的样本，并剔除父子年龄差小于18和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611对。在所有的有效样本中，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使用的职业分类与代码表将城镇居民的职业划分为：工人、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共5大类。最高学历按照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职高及技校、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的顺序分别编码为1-9。表1表示父子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子代与父代基本信息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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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子代学历平均比父代高，并且子代中并不存在未上过学的现象。子代的收入最大、最小值均比父代要高，但平均收入低于父代，且离散程度较大。
二、代际职业传递分析
为了定量分析代际职业传递的实际情况，下表是根据样本得到代际职业转移矩阵。第一行表示在父代的职业为工人的职业分组的样本中其子代的职业相对位置的变化，即父辈从事工人职业、子代从事所有职业的频数。
表2 代际职业转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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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绝对流动性
目前计算代际职业流动性主要采用DI（Dissimilarity Index）和NDI（Net Dissimilarity Index）。其中，pij表示父辈从事职业i、子代从事职业j的频数。即：
DI=■ （1）
从（1）式可以计算出，该样本中DI=0.5857，即表示代际职业发生流动的概率为0.5857，但并不能判断出职业流动的方向。于是，有人提出NDI指标以便刻画出流动的方向。即：
NDI=P（Y>X）-P（X>Y）
=Σ■■yi（Σ■■x■）-Σ■■xi（Σ■■Y■） （2）
其中，X表示父代的职业阶层，Y表示子代的职业阶层。NDI的取值介于-1和1之间。NDI>0子代的职业阶层发生向上流动；NDI<0则表示子代的职业阶层呈现出向下流动的趋势。
由（2）式计算出代际职业流动性为：
NDI=0.0556
即表示与父代相比，子代的职业阶层整体呈现出向上流动的现象。
（二）相对流动性
绝对流动性刻画的是子代的职业流动到其他与父代不同职业的概率，而相对流动性表示的是子代从事某一个职业的竞争情况，即：
OR=■ （3）
其中，pii/pij表示在父代从事职业i的条件下，子代从事职业i与j的机会比率；同理，pji/pjj表示父代从事职业j的条件下，子代从事职业i与j的机会比率。故OR表示在父代从事不同职业的情况下，子代从事职业i而非其他职业的相对机会比率。若OR>1，则代表父代从事职业i时子代从事i的概率比子代从事其他职业的概率要大。该比值比1大的越多，代表这个社会的流动性越低，社会的公平程度越低。
由（3）式计算出子代所从事的任意两个职业的相对流动性在2.44 -125.71之间，由此可知该社会的流动性较低，社会公平程度也低。 （三）代际职业流动性的比较
由已经计算出来的相对流动性可知该社会存在流动性，因此可设想如果将样本分成两个群体，那它们各自的代际职业流动性是否相同？根据学历将数据分为两个群体进行比较代际职业流动性，可以分为大学以下和大学及其以上两个群体，样本量分别为416和195，得到它们各自的职业转移矩阵，如下：
表3 大学以下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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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大学及其以上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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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不同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的研究中，一般都是利用职业转移矩阵，采用相对流动性来进行。Long & Ferrie在2013年提出根据Altham在1970年提出的利用距離测度来比较两个群体之间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即：
d（P，Q）=Σ■■Σ■■Σ■■Σ■■log■■■ （4）
其中，P和Q为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当d（P，Q）=0时，表示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相等；当d（P，Q）≠0时，表示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存在差异。令P和Q分别代表大学以下和大学及其以上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
由（4）式计算出d（P，Q）=15.11，不等于0，即表明这两个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不同。但d（P，Q）并没有说明两个群体之间的流动性的大小。Long & Ferrie（2013）提出，以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群体作为参考标准，这个群体中父子职业相互独立的，也就是社会绝对公平，即OR=1。该群体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标准化以后的元素均为1，记作J。分别用d（P，J）与d（Q，J）来表示两个群体与绝对公平群体的距离。若d（P，Q）≠0，并且d（P，J）
三、代际收入弹性测算
代际收入弹性是衡量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重要指标，目前定量分析代际收入弹性主要是根据Galon-Becker-Solon方程（模型1）进行回归：
inY=α+β*lnYf+γz+ε （5）
其中lnY代表子代收入的对数，lnYf代表父代收入的对数，Z代表父代与子代的年龄、年龄平方以及子代的最高学历等个人特征。β即为代际收入弹性，（1-β）即为代际收入流动性，为了计算职业对代际收入弹性是否有影响，我们将子代职业加入方程，以工人为参照组设置4个虚拟变量D2、D3、D4、D5，方程（模型2）为：
lnY=α+β*lnYf+β1*ZY*D2+β2*ZY*D3+β3*ZY*D4
+β4*ZY*D5+γ*z+ε （6）
其中，Z包括父代与子代的年龄、年龄平方、最高学历，ZY代表子代的职业。反映出了加入职业虚拟变量后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根据方程（5）和方程（6）进行代际收入弹性的测算，结果如下：
表5 代际收入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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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的AGE、AGE2、AGEF、AGEF2分别表示子代年龄、子代年龄平方、父代年龄、父代年龄平方，括号内的数值为估计系数的t值，*、**、***分别表示在10%、5%与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C为常数项。
根据计算结果，加入职业虚拟变量前后的弹性分别为0.368和0.311，弹性下降了15.49%，从模型2的职业与父代收入对数的交叉项可以看出，平均而言，子代从事某一职业比未从事该职业的代际收入弹性高或者低，这说明职业对代际收入弹性产生影响。
四、进一步考察职业流动与代际收入弹性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的确定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父子职业流动的作用，将子代职业流动划分为：向上流动、向下流动、传承。若子代职业的层级比父代高，则我们定义为职业向上流动，职业相同的定义为职业传承，子代层级比父代低的即为职业向下流动。分别计算这三种流动性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如下：
表6 分职业的代际收入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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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可知，向上流动、向下流动、传承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446、0.157、0.452，职业传承组的弹性最高，即收入流动性最低，因为职业传承会增加收入在父子之间传递的可能性。对于向上流动组别来说，代际收入弹性低于职业传承组别，这是因为向上流动组别的样本学历较高，而随着学历的提高，收入对父代收入的依赖性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提高。职业向下流动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最小，流动性最大。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他们的职业相较于其他两组而言，向下流动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子代收入对于父代的依赖相对而言也就没有那么高。具体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代际职业转移矩阵和Altham指标，结合我国实际问题，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的职业传递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的特点，并采用Galon-Becker-Solon方程分析了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的影响。在控制子代职业后，我们得到结论如下：一是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流动现象，社会公平程度较低；二是将代际职业流动性根据学历进行分群体比较，高学历群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更高；三是在2013年CHIP城镇居民的样本中，加入职业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下降了15.49%，这说明职业显著影响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四是根据职业转移的方向，我们计算出的职业传承样本的弹性提高22.83%，说明代际职业传承提高了代际间收入传递的可能性，阻碍了代际收入的流动；五是职业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的样本家庭的弹性均比代际职业传承家庭的弹性低，进一步说明职业流动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 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教育是让职业发生向上流动重要的通道，应尽力保障教育公平，让所有家庭的子代有公平的机会来接受教育；二是代际职业流动对于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因此应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选择机制、甄别机制。当然，知识是否能改变命运，关键要看这个社会是否为有知識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同时，也取决于拥有知识的人是否对现实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因此，只有保障就业机会平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居民收入持续扩大的严峻问题，才能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Becker，G.S.& N.Tomes.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87）：1153-1189.
[2]Solon，G.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3（3）：393-408.
[3]Becker，G.S.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4]孙三百，黄薇红，洪俊杰.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2（5）：147-159.
[5]徐俊武，张月.子代受教育程度是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经验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5（10）：121-128.
[6]陈琳，葛劲峰.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J].当代财经，2014（2）：3-11.
[7]邸玉娜.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J].经济科学，2014（1）：65-74.
[8]周兴，张鹏.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4，14（1）：35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