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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约翰罗尔斯是当代美国哲学家、伦理学家，他自50年代起研究社会正义问题，他声称他的目的是以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提出一种新的正义论，以代替在道德思想领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的传统学说。1971年罗尔斯所撰写的《正义论》正式出版，进一步发展了正义论思想。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思想实际上不仅是指边沁等人的学说，而且泛指以谋求社会利益为宗旨的有关学说，例如说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等等。而后出于现实性和稳定性的考虑，罗尔斯正义思想从80年代后期发生了转变，由一种完备性的道德学说演变为政治的正义观念。本文主要从罗尔斯正义论思想产生的背景、罗尔斯正义论法学主要的内容、罗尔斯正义论法学的现实意义这几个方面对罗尔斯正义论法学思想进行论述。
一、罗尔斯正义论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内忧外患，動荡不安。在内，有麦卡锡掀起的反共运动;在外，则有朝鲜战争。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危机愈演愈烈，此时，罗尔斯清晰地认识到了危机之所以爆发的根本性原因——高等和低等阶级之间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较大的不平等。对此他说：“在高等和低等阶级之间，无论在生活资料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政权的权利和特权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当统治的和技术上的上层社会把政权和财富方面的民族利益服从自己的情况下，社会较少有保证的部分的文化就会贫乏[1]。”这一切都为罗尔斯创建自己的正义思想提供了极为有力的社会契机。除了《正义论》本身的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广被关注的社会事件，即战后美国所面临的社会生态状况使得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都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正义问题因此日益受到关切。1971年《正义论》出版，“可以说《正义论》是那段严重的政治矛盾冲突之后的第一本大部头著作，严重的政治冲突表明了社会对政治哲学的需要，并且很正常地就导致了政治哲学的产生，因此，《正义论》很快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2]。”
（二）理论背景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和法哲学史上“正义”一词与“自由”、“平等”、“公平”等概念皆具有联系，并被人们广泛讨论。可以说“正义”一词是自古希腊哲学开始至今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然而，由于正义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历史的相对性生活在不同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都对正义做出了尽可能不同的思考。因此，博登海默也为此发出感慨“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一套理论的诞生必然是有迹可循的，它必然是在已有的理论素材的基础上去予以批判性的理论继承，从而进一步实现某种或某些理论层面之创新，最终形成一套自洽自足的完整理论体系。我们深入考察了罗尔斯正义的思想主张之形成与演变过程，发现亦是如此。在罗尔斯生活的时代，伦理学以及英美功利主义所形成的理论探讨环境也为罗尔斯正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哲学素材。与此同时，罗尔斯深受十七、十八世纪社会契约学说中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在对之的不断的批判性继承中，加以丰富创新，最终形成其自身特有的关于正义的思想体系。
二、罗尔斯正义论法学主要的内容
（一）正义的至上性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至高无上的。它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任何一种理论、法律或制度，不管怎样有用和巧妙，但只要它是不正义的，就一定要被抛弃和消灭。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为了全社会利益也不能加以侵犯。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我们之所以默认某种错误的理论，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更好的理论。同样地，我们之所以容忍某种不正义，也仅仅是因为我们必须避免一种甚至更大的不正义。
为了说明社会正义，罗尔斯首先论述了关于正义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说，社会是人们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一个联合。他们在相互关系中承认某些行为规则具有约束力，并基本上根据这些规则来行为。这些规则详细规定了一种合作体系，目的在于促进参加这一体系的人的利益。社会虽然是一个为实现相互利益而进行合作的事业，它又具有一种特征：既存在利益的一致方面，又存在利益的冲突方面。之所以有利益的一致，这是因为社会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所过的生活，比每个人单靠自己的力量所过的生活更好。之所以有利益的冲突，这是因为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多分得一些通过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因此，这就必须要有一批确定利益分配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一方面规定了在社会基本制度中划分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
（二）原始地位和社会正义原则
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那么，这些社会正义原则就涉及到他的正义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原始地位的学说。他声称，他的正义论“将洛克、卢梭和康德著作中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契约论加以综合并推进到更高的抽象水平”[6]。但他所讲的“原始契约”不同于洛克等人所讲的“社会契约”，这种原始契约并不是为了参加一种特殊的社会或为了创立一种特殊的统治形式而订立的契约;它只是为了得到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这种原则是那些自由的和有理性的人，为了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站在“原始的平等地位”上来规定他们联合的基本条款时可能接受的原则。这种“原始的平等地位”相当干社会契约论中所讲的自然状态）但这种原始地位绝不是实际的历史状态，更不是指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原始阶段，它只是指一种“纯粹假设的状况”，只是“为了得出某种正义概念”[7]。在这里，罗尔斯特别指出，在这一点上，他和康德是完全一致的，康德在讲社会契约时就肯定它是一种假设。
罗尔斯又认为，这种原始的平等地位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阶级立场或社会身分，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已在分配天赋和才能（即他的智慧和力量等等）中的命运如何。甚至可以假定，他们不知道幸福的概念以及特殊的心理倾向。总之，“正义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8]。这样就足以保证在选择正义原则时，任何人都不会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偶然机会得利或吃亏。既然所有的人都处于同样情况，而且任何人都无法设计出有利于自己的特殊条件的原则，因此这种正义原则都是公正的协议的产物。由于这种“原始的平等地位”，每个人与他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对称的。因而，人们作为有道德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也是公正的，这可以称为“作为公正的正义”，即正义原则是在公正的原始地位上取得一致同意的。 他在论述人们在“原始地位”中或“无知之幕”后的选择时，特别运用了西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策略理论”关于“最大最小值”的规则。最大最小值规则告诉我们要以选择对象所产生的最坏结果来排列选择对象的次序：要选择这样的对象，其最坏结果优于其他对象的最坏结果[9]。”具体地说，原始地位有三个特征表明可以应用“最大最小值”规则。第无知之幕”对可能性的认识除了最模糊的认识外，一无知识。第二如果人们认为那时所选择的社会正义原则是可行的，而且这些原则和效率的合理要求是符合的话，这种观念就保证一种令人满意的最小值。第三如果人们推定其他正义观念可能导致各个方面都认为是难以容忍的制度，那也说明原来的选择是正确的。
罗尔斯认为，社会正义的首要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把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合作体制，具体地说，就是前面讲到的社会正义原则所规定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基本制度怎样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另一个是怎样规定社会合作利益的分配和负担方式。（制度是指一种公共规则体系，这些规则规定了职务、地位以及它們的权利、义务、权力和豁免权等，规定了某种行为方式[10]。
社会体制的正义与否的是指取决于基本权利和义务如何分配以及不同社会部门中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11]。社会正义的首要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把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成一种合作体制，具体而言就是：一个是社会基本制度怎么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这就产生了第一个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该原则也被称为“平等自由原则”;二是怎样规定社会合作利益的分配和负担方式？罗尔斯提出了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加上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公正平等机会原则）[12]。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另一部分，即社会制度规定和建立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方面，也即社会合作中利益和负担的分配[13]。具体地说，它适用于人们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在使用权力方面的不平等。这一原则又可再分为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这种分配必是对“最少受惠者”最有利的。第二，人们在使用权力方面也是不平等的，但掌握权力的地位和职务应该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即具有同样条件的人应具有同样机会担任这种职务和占有这种地位。第一个可称为“差别原则”，第二个可称为“公正平等机会原则”。差别原则中讲的“正义的储存原则”是指每一代人都应为下一代适当地积界财富。
（三）法治和自由
1.形式正义
在他的学说中，形式正义是和实质正义相并行的两个概念。实质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的执行，而不管他们的实质原则是什么[14]。形式正义又可称之为“作为正规性的正义”，也就是指法治。正义始终意味着某种平等，因此，形式正义要求在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平等地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形式正义是坚持原则或服从制度。但是，平等地执行的法律和制度本身却可能是不正义的。同样情况同样待遇并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取决于社会基本结构所根据的原则。但形式正义可以排除有些重要的不正义。具体而言，法治具有以下基本原则。
“应当的事意味能够的事”的基本原则，如果不将惩罚的责任限于力所能及的行为或不行为，那将是对自由的严重侵犯[15]。同样情况同样处理的基本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基本原则;规定自然正义观的基本原则。
2.自由学说
自由是制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总和。各种自由具体规定了一个人如果愿意做就可以做的事，以及其他人负有不加干预的义务。法治是和自由密切联系的。如果法律规则是公正的，它们就建立了一种合法的期望的基础，构成了人们相互信赖并在期望未实现时可以提出申诉的根据。如果这种主张的基础不牢靠，人们自由的界限也就不牢靠。一个良好的社会，为了要保证享有自由就必须坚持法治。
结语
罗尔斯通过对功利主义的道德观的批判采用了与洛克、卢梭等人所不同的一种新的契约理论，即人们在就一种社会制度所采用的原则达成一致时要在一种假定的原初状态中进行选择是相互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选择的结果。之后人们从原初状态中选择了对他们都有利的两个正义原则，即处理政治权利问题的自由平等原则和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机会公正原则和差别原则。并认为自由平等原则优先于机会公正原则和差别原则公平又优先于效率和福利。具体来说公民的政治自由要优先于社会经济的安排，因为只有公民先有权利参与了政治事务，参与到国家的管理，才能制定出有利于公民社会分配的制度、政策和法律而在随后的安排社会分配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公平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即社会的所有职务与地位应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争取这些职务与地位，如果允许不平等的存在也要使得社会分配链条的底层即最少受惠者满足他们的最大利益。随后他通过相应地对制度的讨论论证了他的正义理论。最后他渴望建立一种每个人都所拥有的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的不可侵犯性的正义的公平良好的社会。因此在对于进行现代化追求的当代中国而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于我国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现代化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正义理论的思考将永远伴随我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周木村.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主要演变[D].南昌大学，2006.
[2]徐作辉.罗尔斯正义观念转向研究[D].辽宁大学，2010.
[3]张国清.罗尔斯难题：正义原则的误读与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3（10）： 22-40+204-205.
[4]沈佳俊.试析罗尔斯的正义理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2（S1）：42-44.
[5]刘晓宏.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研究[D].吉林大学，2006.
[6]李阳春.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制度伦理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4.
[7]J.纳维森，姚大志.罗尔斯与功利主义[J].世界哲学，2011（01）：59-72.
[8]葛四友.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真的反对后果主义吗？[J].哲学研究，2012 （07）：91-99+129.
[9]赵祥禄.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解读[J].道德与文明，2006（03）：55-60.
[10]张国清.罗尔斯难题：正义原则的误读与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3 （10）：22-40+204-205.
[11]征汉年，章群.西方自然法学派主要权利理论解读[J].思想战线，2005 （06）：44-51.
[12]伊恩·亨特，谭群玉，罗嗣亮.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J].现代哲学，2007（01）：15-26.
[13]齐延平.论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讨论[J].北方法学，2007（04）：19-38.
[14]柯千.罗尔斯《正义论》略评[J].学术月刊，1985（11）：35-39.
[15]于熙.论20世纪的西方法治观念[D].首都师范大学，2003.
作者简介
赵紫荆，1997年7月2日，性别女，满族，籍贯，辽宁省本溪市，硕士生在读，法学理论方向。
一、罗尔斯正义论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内忧外患，動荡不安。在内，有麦卡锡掀起的反共运动;在外，则有朝鲜战争。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危机愈演愈烈，此时，罗尔斯清晰地认识到了危机之所以爆发的根本性原因——高等和低等阶级之间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较大的不平等。对此他说：“在高等和低等阶级之间，无论在生活资料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政权的权利和特权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当统治的和技术上的上层社会把政权和财富方面的民族利益服从自己的情况下，社会较少有保证的部分的文化就会贫乏[1]。”这一切都为罗尔斯创建自己的正义思想提供了极为有力的社会契机。除了《正义论》本身的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广被关注的社会事件，即战后美国所面临的社会生态状况使得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都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正义问题因此日益受到关切。1971年《正义论》出版，“可以说《正义论》是那段严重的政治矛盾冲突之后的第一本大部头著作，严重的政治冲突表明了社会对政治哲学的需要，并且很正常地就导致了政治哲学的产生，因此，《正义论》很快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2]。”
（二）理论背景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和法哲学史上“正义”一词与“自由”、“平等”、“公平”等概念皆具有联系，并被人们广泛讨论。可以说“正义”一词是自古希腊哲学开始至今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然而，由于正义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历史的相对性生活在不同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都对正义做出了尽可能不同的思考。因此，博登海默也为此发出感慨“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一套理论的诞生必然是有迹可循的，它必然是在已有的理论素材的基础上去予以批判性的理论继承，从而进一步实现某种或某些理论层面之创新，最终形成一套自洽自足的完整理论体系。我们深入考察了罗尔斯正义的思想主张之形成与演变过程，发现亦是如此。在罗尔斯生活的时代，伦理学以及英美功利主义所形成的理论探讨环境也为罗尔斯正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哲学素材。与此同时，罗尔斯深受十七、十八世纪社会契约学说中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在对之的不断的批判性继承中，加以丰富创新，最终形成其自身特有的关于正义的思想体系。
二、罗尔斯正义论法学主要的内容
（一）正义的至上性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至高无上的。它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任何一种理论、法律或制度，不管怎样有用和巧妙，但只要它是不正义的，就一定要被抛弃和消灭。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为了全社会利益也不能加以侵犯。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我们之所以默认某种错误的理论，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更好的理论。同样地，我们之所以容忍某种不正义，也仅仅是因为我们必须避免一种甚至更大的不正义。
为了说明社会正义，罗尔斯首先论述了关于正义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说，社会是人们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一个联合。他们在相互关系中承认某些行为规则具有约束力，并基本上根据这些规则来行为。这些规则详细规定了一种合作体系，目的在于促进参加这一体系的人的利益。社会虽然是一个为实现相互利益而进行合作的事业，它又具有一种特征：既存在利益的一致方面，又存在利益的冲突方面。之所以有利益的一致，这是因为社会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所过的生活，比每个人单靠自己的力量所过的生活更好。之所以有利益的冲突，这是因为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多分得一些通过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因此，这就必须要有一批确定利益分配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一方面规定了在社会基本制度中划分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
（二）原始地位和社会正义原则
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那么，这些社会正义原则就涉及到他的正义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原始地位的学说。他声称，他的正义论“将洛克、卢梭和康德著作中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契约论加以综合并推进到更高的抽象水平”[6]。但他所讲的“原始契约”不同于洛克等人所讲的“社会契约”，这种原始契约并不是为了参加一种特殊的社会或为了创立一种特殊的统治形式而订立的契约;它只是为了得到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这种原则是那些自由的和有理性的人，为了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站在“原始的平等地位”上来规定他们联合的基本条款时可能接受的原则。这种“原始的平等地位”相当干社会契约论中所讲的自然状态）但这种原始地位绝不是实际的历史状态，更不是指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原始阶段，它只是指一种“纯粹假设的状况”，只是“为了得出某种正义概念”[7]。在这里，罗尔斯特别指出，在这一点上，他和康德是完全一致的，康德在讲社会契约时就肯定它是一种假设。
罗尔斯又认为，这种原始的平等地位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阶级立场或社会身分，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已在分配天赋和才能（即他的智慧和力量等等）中的命运如何。甚至可以假定，他们不知道幸福的概念以及特殊的心理倾向。总之，“正义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8]。这样就足以保证在选择正义原则时，任何人都不会由于自然或社会的偶然机会得利或吃亏。既然所有的人都处于同样情况，而且任何人都无法设计出有利于自己的特殊条件的原则，因此这种正义原则都是公正的协议的产物。由于这种“原始的平等地位”，每个人与他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对称的。因而，人们作为有道德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也是公正的，这可以称为“作为公正的正义”，即正义原则是在公正的原始地位上取得一致同意的。 他在论述人们在“原始地位”中或“无知之幕”后的选择时，特别运用了西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策略理论”关于“最大最小值”的规则。最大最小值规则告诉我们要以选择对象所产生的最坏结果来排列选择对象的次序：要选择这样的对象，其最坏结果优于其他对象的最坏结果[9]。”具体地说，原始地位有三个特征表明可以应用“最大最小值”规则。第无知之幕”对可能性的认识除了最模糊的认识外，一无知识。第二如果人们认为那时所选择的社会正义原则是可行的，而且这些原则和效率的合理要求是符合的话，这种观念就保证一种令人满意的最小值。第三如果人们推定其他正义观念可能导致各个方面都认为是难以容忍的制度，那也说明原来的选择是正确的。
罗尔斯认为，社会正义的首要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把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合作体制，具体地说，就是前面讲到的社会正义原则所规定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基本制度怎样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另一个是怎样规定社会合作利益的分配和负担方式。（制度是指一种公共规则体系，这些规则规定了职务、地位以及它們的权利、义务、权力和豁免权等，规定了某种行为方式[10]。
社会体制的正义与否的是指取决于基本权利和义务如何分配以及不同社会部门中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11]。社会正义的首要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把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成一种合作体制，具体而言就是：一个是社会基本制度怎么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这就产生了第一个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该原则也被称为“平等自由原则”;二是怎样规定社会合作利益的分配和负担方式？罗尔斯提出了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加上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公正平等机会原则）[12]。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另一部分，即社会制度规定和建立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方面，也即社会合作中利益和负担的分配[13]。具体地说，它适用于人们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在使用权力方面的不平等。这一原则又可再分为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这种分配必是对“最少受惠者”最有利的。第二，人们在使用权力方面也是不平等的，但掌握权力的地位和职务应该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即具有同样条件的人应具有同样机会担任这种职务和占有这种地位。第一个可称为“差别原则”，第二个可称为“公正平等机会原则”。差别原则中讲的“正义的储存原则”是指每一代人都应为下一代适当地积界财富。
（三）法治和自由
1.形式正义
在他的学说中，形式正义是和实质正义相并行的两个概念。实质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的执行，而不管他们的实质原则是什么[14]。形式正义又可称之为“作为正规性的正义”，也就是指法治。正义始终意味着某种平等，因此，形式正义要求在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平等地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形式正义是坚持原则或服从制度。但是，平等地执行的法律和制度本身却可能是不正义的。同样情况同样待遇并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实质正义取决于社会基本结构所根据的原则。但形式正义可以排除有些重要的不正义。具体而言，法治具有以下基本原则。
“应当的事意味能够的事”的基本原则，如果不将惩罚的责任限于力所能及的行为或不行为，那将是对自由的严重侵犯[15]。同样情况同样处理的基本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基本原则;规定自然正义观的基本原则。
2.自由学说
自由是制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总和。各种自由具体规定了一个人如果愿意做就可以做的事，以及其他人负有不加干预的义务。法治是和自由密切联系的。如果法律规则是公正的，它们就建立了一种合法的期望的基础，构成了人们相互信赖并在期望未实现时可以提出申诉的根据。如果这种主张的基础不牢靠，人们自由的界限也就不牢靠。一个良好的社会，为了要保证享有自由就必须坚持法治。
结语
罗尔斯通过对功利主义的道德观的批判采用了与洛克、卢梭等人所不同的一种新的契约理论，即人们在就一种社会制度所采用的原则达成一致时要在一种假定的原初状态中进行选择是相互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选择的结果。之后人们从原初状态中选择了对他们都有利的两个正义原则，即处理政治权利问题的自由平等原则和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机会公正原则和差别原则。并认为自由平等原则优先于机会公正原则和差别原则公平又优先于效率和福利。具体来说公民的政治自由要优先于社会经济的安排，因为只有公民先有权利参与了政治事务，参与到国家的管理，才能制定出有利于公民社会分配的制度、政策和法律而在随后的安排社会分配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公平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即社会的所有职务与地位应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争取这些职务与地位，如果允许不平等的存在也要使得社会分配链条的底层即最少受惠者满足他们的最大利益。随后他通过相应地对制度的讨论论证了他的正义理论。最后他渴望建立一种每个人都所拥有的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的不可侵犯性的正义的公平良好的社会。因此在对于进行现代化追求的当代中国而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于我国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现代化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正义理论的思考将永远伴随我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周木村.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主要演变[D].南昌大学，2006.
[2]徐作辉.罗尔斯正义观念转向研究[D].辽宁大学，2010.
[3]张国清.罗尔斯难题：正义原则的误读与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3（10）： 22-40+204-205.
[4]沈佳俊.试析罗尔斯的正义理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2（S1）：42-44.
[5]刘晓宏.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研究[D].吉林大学，2006.
[6]李阳春.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制度伦理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4.
[7]J.纳维森，姚大志.罗尔斯与功利主义[J].世界哲学，2011（01）：59-72.
[8]葛四友.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真的反对后果主义吗？[J].哲学研究，2012 （07）：91-99+129.
[9]赵祥禄.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解读[J].道德与文明，2006（03）：55-60.
[10]张国清.罗尔斯难题：正义原则的误读与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3 （10）：22-40+204-205.
[11]征汉年，章群.西方自然法学派主要权利理论解读[J].思想战线，2005 （06）：44-51.
[12]伊恩·亨特，谭群玉，罗嗣亮.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J].现代哲学，2007（01）：15-26.
[13]齐延平.论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讨论[J].北方法学，2007（04）：19-38.
[14]柯千.罗尔斯《正义论》略评[J].学术月刊，1985（11）：35-39.
[15]于熙.论20世纪的西方法治观念[D].首都师范大学，2003.
作者简介
赵紫荆，1997年7月2日，性别女，满族，籍贯，辽宁省本溪市，硕士生在读，法学理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