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从全国范围来看，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以往的教训是，每次谈及转变，总是由政府来定规划、定重点，政府来组织项目，组织人力、物力，定项目、定目标，技术攻关，再由国有企业来进行产业的转化。其结果是，从一开始，人们制定职业性计划时往往就很难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组织研究、攻关的效率也很差。
　　
　　‘小老头树’，产业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发明远远落在外国人后面。但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情况已经极大改观，现在的科学和技术人员数量为世界第一，研究和开发经费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超过了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发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关的产业化却是步履维艰，没有发展起来。有一些发明虽然实现商品化、产业化了，但却像“小老头树”，老长不大。究其原因，我认为在于体制。
　　目前，我国市场主体面临四大体制性障碍：第一，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把GDP增长作为政绩好坏的主要考评标准。第三，我们的财政体制不管是收入方面还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员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税收的一半是增值税，而且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跟物资生产部门直接联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责任过度地下放给了地方，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社会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责任在县级财政，更早时甚至在县以下。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想尽办法增大经济总量，而不考虑效率。第四，是资源型生产要素的价格太低，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现在，全国都在组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要总结我们历来的经验教训，要改善我们的方法。基本的就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现在就有一个职能普遍没有得到发挥，那就是规划和协调的职能。这个规划不是指制定指标，也不是指制定计划，而是提供综合性、长远期的信息，供业界参考。每个企业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现在的产业分工变得非常复杂，互相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公共产品和私用品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不同的情况下中间地带可能会有所变化。
　　但是，有一些是肯定应该由企业做的，由市场做的。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无所作为。政府应有作为，但是政府要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去行政化’探索
　　
　　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他自己的特点，所以有人认为有些地方的发展方式是一种模式。我认为，不能叫模式，应叫一种个案。如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件工作是需要在掌握理论之后，分析自身的资源、产业发展的历史条件，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这种特别是资源的状况来决定自己的转变方式，即具体做法。
　　如果我们按照老的套路做，正如前面所言，政府常常是该办的事没有办，不该办的事办了很多，投入很大但效果不佳。政府一定要做到“有所不为、有所为”，不能越俎代庖，越过市场去指挥各种微观经营。如果政府过多运用自己的权力，也许就会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
　　此外，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化管理。现在正在进行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学校内的教育体系应有一些革命性的变革。革自己的命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就意味着在放弃改革。
　　
　　四方面不值得提倡
　　
　　现在，政府在组织经济方面有四个方面不值得提倡：
　　第一，指定技术路线。
　　第二，设立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和变相的行政许可，可谓五花八门，有的叫审核制，有的叫备案制。关于民营经济的“新36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
　　第三，运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民经济在哪些行业要控制，哪些领域要统治，是有明确规定的。而现在，国家实际上控制的领域，比十五届四中全会规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门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门掌握着某一个基金，或者是某一个方面的准入控制，就把这个给自己的关联企业或是下属企业，或是本地企业。这相当于政府直接进入了竞争。当然，政府要对一些新产品、一些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产品进行补贴，但这个补贴要尽量用“补贴需方”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