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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套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特指套用现成的结论或格式而没有实际内容的话”。这种定义似乎没有考虑到礼貌语——“吃了吗”、“慢走”、“Hi”、“Hello”有什么实际内容？它们算不算套话？
照我看，套话至少有两种：礼貌性套话和政治性套话。套用以赛亚·伯林的说法，礼貌性套话是积极性套话，政治性套话是消极性套话。“谢谢”、“请关照”、“多保重”虽然是套话，但不可或缺。说它是“积极性”的，并非过誉。
这类话落实到书信中，就成了“钧鉴”、“敬禀”、“撰安”、“不另”一类的尺牍套话。钱锺书写八行笺，从不打稿，一气呵成。与其说这是天分使然，不如说他熟悉套话。请看钱锺书致陈梦家的信：
梦家吾兄教席：
不晤数旬，估想佳善。顷得顾起潜书附一纸嘱转致记室，即附并祈收。
并颂日祉不备。嫂夫人均佳。
弟：钱锺书再拜。内人同叩。十月四日夜
全信五十九个字，有实际内容的十九个字（顷得顾起潜书附一纸嘱转致记室，即附并祈收），套话占了十九个字（不晤数旬，估想佳善。并颂日祉不备。嫂夫人均佳），其他则为名字、称谓、日期等。《中国尺牍文学史》专门附录了“尺牍套语”。作者赵树功告诉人们，文言尺牍“除主要内容外，其他多有习惯的套语”（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版，638页）。这类套话无实际意义但很有用，它是礼貌、教养、文化程度的标志。没有它，人家就不高兴，社会就不和谐，事情就办不成。
政治性套话多用在官场和公媒上。这些套话使用最多的群体，以前叫国家干部，现在叫公务员。有好事者，在网上把这类套话分门别类地开列出来。这类话之所以消极，因为它让人想起了官场的贪腐和不作为，想起“狗掀门帘子——嘴的本事”的歇后语，想起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新风尚，所以，说了还不如不说。
有人把政治性套话比成八股。这不对，这种套话跟八股不挨边，八股虽为形式所囿，但“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不但有益于逻辑思维，而且还能把你训练得文精意赅。“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有什么逻辑，有什么文采？
把政治性套话说成是“党八股”还庶几近之。毛泽东给“党八股”开了八条罪状，至少前四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都可以用在这种套话上。
“党八股”生于延安，政治性套话的籍贯在哪儿？何方的答案也是延安。“每天晚上点完名，指导员都要讲话，内容除讨论连队上存在的问题外，大多是空话、套话、车轱辘话。人们听烦了，后来就流行了一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讲话。”（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香港明镜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81页）指导员的套话，来自抢救运动中产生的新八股。尽管这种新八股被赞为延安文风，但“其专横武断、不要证据、强词夺理、不容辩驳，空话套话，永远正确等，绝不在旧八股之下。只是引证马恩列斯改成更多地引证毛泽东就是了”。何方建议，将一九四三年的《解放日报》抢救运动中关于坦白的报道，与大跃进时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放卫星”的报道做一对比，就可以看出这种新八股的绍续继承。
如果深究一下这类套话的血缘家系，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是权力与媒体的私生子。权力要宣传，宣传靠媒体。媒体不愿意宣传，权力就诱之以官禄德，将媒体软硬兼施拉入房中，媒体不得不从，为保全脸面，只好向外界宣布，它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合。以后的事，无须细数——媒体把那宣传重复上成千上万遍，弄得人人耳熟能详，张嘴就来，成了条件反射。于是，政治性套话呱呱落地。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政治产生不同的套话。遥想当年，这个私生子的威风比现在大多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东风浩荡，春雷滚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一类的文字见于报端，闻于广播，腾于众口，大会念小会读，日记抄信里写。干部讲学生说，无人不晓，无处不在。它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心理和行动。要是深究“文革”发生的原因，这类套话的“父母”不能辞其咎。
重庆文联的退休干部杨世元在一九六二年七月的日记中，抱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副刊难编，尤其是言论稿子不好写，要写也只能是套话，他把当时的套话概括为两句话：“‘三六九’一味药，医不好糊涂症。”所谓“‘三六九’一味药，是我总结那几年宣传工作中的常用套话：虽有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但我们有六亿人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只要高举三面红旗，坚持六条标准（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纵有问题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在“文革”中，这则日记成了“黑话”，他被批了一个月（杨世元口述：《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载《昨天》二零一二年第六期）。
我看“文革”时的日记和通信，奇怪自己竟能写出如此套话连篇的东西。再看张新蚕的《红色少女日记》，王林父子的“文革”日记，邵燕祥、杜高、李慎之、赵丹等人写的检讨交代，才知道，那时候大家都这么说，这么写。
后来看了巴金的《随想录》，才知道，套话也分等级，我的套话，不过是小儿科，最高级的套话，是巴金谈到的：“四人帮”打倒了，一些写了大小“走资派”的作品出不来。“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
干部要守纪律，套话非说不可。媒体是喉舌，套话不登不行。那么，为什么一般民众也要说套话呢？这是因为套话有两大好处：一是安全，二是省事。安全的功效是眼前的，省事的功效是长远的——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抄来抄去，脑袋就长到人家肩膀上去了。
《一九八四》中的语言学家塞纳和他的同事们，在“老大哥”的指导下努力创造“新话”——“世界上唯一一种语汇总量在日益减少的语言。”创造的办法就是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的消灭”，反义词一个不留，“把语言剔得只剩下骨头”。新话的目的，塞纳说得明白：“就是窄化思想”，“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单词的意义有严格规定，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年复一年，词汇量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完成了”（《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37页）。
其实，要达到上述目的，消灭单词是个笨办法，聪明而省力的办法是大量地制造套话，大力地推广使用套话。塞纳们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套话就是重复，重复某些词汇，重复的结果必然会使词汇减少。与此同时，套话中词汇的词义也就会因此变窄，一词多义的现象从此消失，而那些带异端色彩的词汇也就歇了菜。塞纳，确切地说，奥威尔，没有看到，套话才是控制思想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说“党八股”害党害国，要大家赶紧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去。作为“党八股”的堂兄弟，政治性套话也无缘享受更好的待遇。但是，你可以告别司徒雷登，却告别不了此类套话。为什么？上面说了，套话的老爸是权力，老妈是媒体，你不把这两者拆散，这种套话就永远跟着你。
照我看，套话至少有两种：礼貌性套话和政治性套话。套用以赛亚·伯林的说法，礼貌性套话是积极性套话，政治性套话是消极性套话。“谢谢”、“请关照”、“多保重”虽然是套话，但不可或缺。说它是“积极性”的，并非过誉。
这类话落实到书信中，就成了“钧鉴”、“敬禀”、“撰安”、“不另”一类的尺牍套话。钱锺书写八行笺，从不打稿，一气呵成。与其说这是天分使然，不如说他熟悉套话。请看钱锺书致陈梦家的信：
梦家吾兄教席：
不晤数旬，估想佳善。顷得顾起潜书附一纸嘱转致记室，即附并祈收。
并颂日祉不备。嫂夫人均佳。
弟：钱锺书再拜。内人同叩。十月四日夜
全信五十九个字，有实际内容的十九个字（顷得顾起潜书附一纸嘱转致记室，即附并祈收），套话占了十九个字（不晤数旬，估想佳善。并颂日祉不备。嫂夫人均佳），其他则为名字、称谓、日期等。《中国尺牍文学史》专门附录了“尺牍套语”。作者赵树功告诉人们，文言尺牍“除主要内容外，其他多有习惯的套语”（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版，638页）。这类套话无实际意义但很有用，它是礼貌、教养、文化程度的标志。没有它，人家就不高兴，社会就不和谐，事情就办不成。
政治性套话多用在官场和公媒上。这些套话使用最多的群体，以前叫国家干部，现在叫公务员。有好事者，在网上把这类套话分门别类地开列出来。这类话之所以消极，因为它让人想起了官场的贪腐和不作为，想起“狗掀门帘子——嘴的本事”的歇后语，想起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新风尚，所以，说了还不如不说。
有人把政治性套话比成八股。这不对，这种套话跟八股不挨边，八股虽为形式所囿，但“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不但有益于逻辑思维，而且还能把你训练得文精意赅。“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有什么逻辑，有什么文采？
把政治性套话说成是“党八股”还庶几近之。毛泽东给“党八股”开了八条罪状，至少前四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都可以用在这种套话上。
“党八股”生于延安，政治性套话的籍贯在哪儿？何方的答案也是延安。“每天晚上点完名，指导员都要讲话，内容除讨论连队上存在的问题外，大多是空话、套话、车轱辘话。人们听烦了，后来就流行了一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讲话。”（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香港明镜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81页）指导员的套话，来自抢救运动中产生的新八股。尽管这种新八股被赞为延安文风，但“其专横武断、不要证据、强词夺理、不容辩驳，空话套话，永远正确等，绝不在旧八股之下。只是引证马恩列斯改成更多地引证毛泽东就是了”。何方建议，将一九四三年的《解放日报》抢救运动中关于坦白的报道，与大跃进时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放卫星”的报道做一对比，就可以看出这种新八股的绍续继承。
如果深究一下这类套话的血缘家系，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是权力与媒体的私生子。权力要宣传，宣传靠媒体。媒体不愿意宣传，权力就诱之以官禄德，将媒体软硬兼施拉入房中，媒体不得不从，为保全脸面，只好向外界宣布，它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合。以后的事，无须细数——媒体把那宣传重复上成千上万遍，弄得人人耳熟能详，张嘴就来，成了条件反射。于是，政治性套话呱呱落地。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政治产生不同的套话。遥想当年，这个私生子的威风比现在大多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东风浩荡，春雷滚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一类的文字见于报端，闻于广播，腾于众口，大会念小会读，日记抄信里写。干部讲学生说，无人不晓，无处不在。它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心理和行动。要是深究“文革”发生的原因，这类套话的“父母”不能辞其咎。
重庆文联的退休干部杨世元在一九六二年七月的日记中，抱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副刊难编，尤其是言论稿子不好写，要写也只能是套话，他把当时的套话概括为两句话：“‘三六九’一味药，医不好糊涂症。”所谓“‘三六九’一味药，是我总结那几年宣传工作中的常用套话：虽有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但我们有六亿人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只要高举三面红旗，坚持六条标准（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纵有问题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在“文革”中，这则日记成了“黑话”，他被批了一个月（杨世元口述：《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载《昨天》二零一二年第六期）。
我看“文革”时的日记和通信，奇怪自己竟能写出如此套话连篇的东西。再看张新蚕的《红色少女日记》，王林父子的“文革”日记，邵燕祥、杜高、李慎之、赵丹等人写的检讨交代，才知道，那时候大家都这么说，这么写。
后来看了巴金的《随想录》，才知道，套话也分等级，我的套话，不过是小儿科，最高级的套话，是巴金谈到的：“四人帮”打倒了，一些写了大小“走资派”的作品出不来。“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
干部要守纪律，套话非说不可。媒体是喉舌，套话不登不行。那么，为什么一般民众也要说套话呢？这是因为套话有两大好处：一是安全，二是省事。安全的功效是眼前的，省事的功效是长远的——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抄来抄去，脑袋就长到人家肩膀上去了。
《一九八四》中的语言学家塞纳和他的同事们，在“老大哥”的指导下努力创造“新话”——“世界上唯一一种语汇总量在日益减少的语言。”创造的办法就是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的消灭”，反义词一个不留，“把语言剔得只剩下骨头”。新话的目的，塞纳说得明白：“就是窄化思想”，“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单词的意义有严格规定，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年复一年，词汇量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完成了”（《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37页）。
其实，要达到上述目的，消灭单词是个笨办法，聪明而省力的办法是大量地制造套话，大力地推广使用套话。塞纳们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套话就是重复，重复某些词汇，重复的结果必然会使词汇减少。与此同时，套话中词汇的词义也就会因此变窄，一词多义的现象从此消失，而那些带异端色彩的词汇也就歇了菜。塞纳，确切地说，奥威尔，没有看到，套话才是控制思想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说“党八股”害党害国，要大家赶紧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去。作为“党八股”的堂兄弟，政治性套话也无缘享受更好的待遇。但是，你可以告别司徒雷登，却告别不了此类套话。为什么？上面说了，套话的老爸是权力，老妈是媒体，你不把这两者拆散，这种套话就永远跟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