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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四年，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就国内而言，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地方政府铺摊子、上项目的热情高涨。因此2011年的宏观经济走势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根据2010年宏观经济的历史惯性，结合国际环境和政策取向，对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如下判断：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全年增速不会低于8%；第二，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略微提升，投资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大幅下降，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将上升；第三，CPI走势有望控制在4%，此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冲击，随着产品供给逐渐充裕以及各种行政性调控手段的到位，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逐渐减轻；第四，政策取向的主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则以数量型工具为主。
经济增长走势分析
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应在全球背景下展开，并着眼于长期视角。最近，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课题组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显著下降，并且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逐渐加强。全球经济波动性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火车头”美国的经济增长趋于稳定。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以上特征通过对外贸易渠道进行传导。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依存度一直呈上升趋势，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此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就三大需求对GDP波动的贡献度而言，出口是贡献度最大的，伴随着进出口波动增长的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1999年之后制造业投资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2004年后制造业比重超过房地产业投资比重。在外需稳定的前提下，进出口的增长效应在制造业投资两期之后显现。
次贷危机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需疲软，中国政府随后启动了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政策，这是危机后中国经济得以在高位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从三大需求對GDP的贡献率看，2007年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形成完全相反的走势，反映了投资对冲净出口下滑产生的经济风险。
总结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内经济波动趋稳是融入全球化的结果，这一特征主要通过外需渠道传导；二是对外贸易的增长伴随着制造业投资的增长，这一阶段中国快速工业化主要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扩大投资的内需政策，这是2008年后经济保持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
最终消费走势
对最终消费的分析，重点在于居民的最终消费，其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长期在75%左右。可以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相近指标对居民消费进行观察。从绝对额上讲，自1990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在2011年这一趋势还将延续。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一直持续增长，形成了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二是从国民收入的要素法分析，尽管居民收入并不是所有要素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但也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00～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280元增加至17175元，年均增长率为11.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53元增加至5153元，年均增长率为9.6%。尽管许多专家学者表示负利率使得居民存款财富缩水，可能会影响消费，但如果考虑收入流的增长，并不会对最终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从增长率角度看，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大致维持在20%。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表明最终消费对GDP波动的贡献率最低；二是消费的收入弹性逐渐降低，从长期趋势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收入增量部分用于消费的增量是降低的；三是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消费产品从以前“吃穿用”为主向“住行学”过度，这其中“住行学”的产品大都具有投资属性，在统计中并不被计入。综合以上各种因素，预计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略有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走势
高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这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有关。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工业化过程，即制造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01年的14.4%上升至2003年29%的峰值，在产能形成后的一至两年，外贸顺差有显著增长。在此过程中，国内经济环境还伴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以及要素资源的价格扭曲，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有着很强的价格优势，这就形成了经济增长投资和出口依赖症。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外需疲软，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以城市化推动的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亮点。以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为例，其中1.8万亿元为“铁公基”项目，1万亿元为灾后重建项目，2800亿元为保障性安居工程，这些项目都与城市化相关，占总投资的75%以上。这些投资并不是以财政全额拨款的形式下拨，此后出现了地方政府以投融资平台形式落实这些投资的现象，这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构成潜在风险，此后国务院提出了清理整顿的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伴随着上述政策起落，经历了三个阶段：2008年的小幅上涨阶段；2009年的快速上涨和快速回落阶段；2010年的小幅回落阶段。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走势，结合2011年政策的新动向，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还将延续2010年的走势，甚至进一步下滑,其对GDP的贡献率将大幅下降。这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制造业投资可能面临继续下滑。制造业投资与外需紧密相连，目前美欧经济前景依然不明朗，尽管外需存在恢复性增长的诉求，但恢复性增长不致引起国内投资的增长；从供给角度看，低成本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状态已经发生改变，这也使得传统制造业投资不具吸引力。二是商品住房投资将进一步下降，保障性住房进一步加大投资，但后者不足以抵补前者。综合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方面的走势预测，估计2011年房地产投资会有较大幅度下滑。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所下滑。其一，4万亿元投资的效应逐渐消退；其二，去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过快，国务院于2010年6月发出清理平台债务的通知,可能形成一些烂尾工程；其三，三个重要事件对去年的投资贡献较大，分别是玉树灾后重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而2011年全国并没有大的会展和体育赛事举行，这也导致投资下滑。
进出口走势
2011年的进出口形势将表现为：进口增长率保持在30%左右，出口增长率略低；但由于出口额的基数大于进口额，对外贸易依然保持顺差态势，估计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200亿美元以上。
首先，从对外贸易的历史看，自中国加入WTO后的2001年至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保持在200亿至300亿美元；自2004年开始贸易顺差每年保持700亿美元的增长，进出口增长率稳定在30%左右，形成稳定的增长趋势。此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在2008年下半年才显现，进出口增长率在2009年经历了最低谷，但自2010年初，进出口贸易又恢复到历史增长水平。
其次，受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影响，人民币升值面临很大压力。然而关于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恶化中国贸易收支的看法，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理论在现实中能否成立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是否完全传递，其二，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即价格变动是否具有数量效应。就第一点而言，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因沉没成本、市场竞争等，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很难传导；就第二点而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价格水平显著低于主要出口国，因此出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出口和进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于1，从而“反J曲线”在中国并不存在。
综合以上两点，2011年对外贸易还将延续2010年的恢复性增长势头，由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对外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能有负转正。
物价走势分析及其治理
201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呈一路上升趋势，成为宏观调控的焦点。对此，须弄清此轮价格上涨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影响，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及能否得到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实体层面主要表现为贸易盈余的增长，在金融层面表现为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这决定了物价不具备长期上涨的基础。从CPI走势可以看出，非食品类的CPI增长率一直维持在3%以下走势，而每次CPI的大幅上涨都伴随着食品类CPI的上涨。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的CPI上涨因素是粮食歉收，全国粮食总产量在2000年至2003年一直保持在9000亿斤以上，2003年骤减至8600亿斤；2007年食品类CPI的大幅上涨主要归因于猪肉价格上涨，2006年9月全国范围内爆发蓝耳病疫情，导致猪肉出栏数和猪肉产量大幅下降。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同样是食品类的价格上涨，而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归因于2010年初自然灾害导致的供给冲击。此外，由于资源类产品（如水、电、燃气）的价格上调导致居住类价格小幅上涨，但CPI中居住类权重仅为14%，因此并非CPI上涨的主要推手。
对于此轮价格上涨，许多学者将其归为通货膨胀，进而提出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进行打压的对策。对此笔者认为并不恰当：首先，由于此轮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仅起不到抑制物价的作用，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产出波动；其次，一种观点认为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是过剩资金的恶意炒作造成的，有必要收紧流动性，然而收紧流动性并不能根本上堵住这些微型泡沫的源头，恰恰相反，大部分蔬菜都是易损品，不易储藏，也不会成为长期炒作的对象；最后，部分学者认为物价上涨是输入性通胀的结果，对此应该通过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减轻输入性通胀的风险。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国一直是小麦和大米的出口国，而大豆占据中国食品进口的50%以上，因此输入型通胀不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出，货币政策并不是应对物价上涨的主要抓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将对物价上涨起到抑制作用。首先，前五项措施都是应对供给冲击的，可谓切中要害；其次，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影响的主要是低收入人群，因为食品类支出在他们总支出的比重较高，而第六项措施即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主要针对优抚、低保人群；最后，针对游资恶意炒作部分农产品的现象，通知提出了加强价格监管等措施。
在以上政策作用下，物价上涨现象将是短暂的。然而，影响2011年物价上涨负面因素依然存在，甚至要强于2010年。不仅南方遭遇冰冻天气，而且北方持续干旱，这已经影响到冬小麦的播种，而北方16省耕地面积占全国近60%。此外，2010年年末的翘尾因素还将持续。总体而言，2011年CPI走势将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全年CPI不超过4%。
财政及货币政策分析
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是宏观调控的艺术。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就财政政策而言，积极的政策取向将发挥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的作用。2011年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包括教育投资、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养老保险体系的扩大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应用。以上政策取向与整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相契合，起到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目前，东部地区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行低附加值工业化的道路已面临瓶颈，而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的道路是必然选择。对此，公共领域的投入必不可少，在教育、医疗和养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城市的服务经济也将获得大力发展。对于中西部而言，地区发展差异是最重要的议题，对此中西部应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通过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进入，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就货币政策而言，稳健是由“积极”转为“稳健”，实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从具体操作工具看，数量工具居于主导地位。价格工具让位的首要原因是外围市场仍然处于低利率环境，提高利率可能引致热钱流入；其次，过去提高利率的着眼点是物价，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冲击，随着冲击逐渐减弱，提高利率的压力逐渐减轻；最后，如果多次提高利率，贷款利率将处于高位，这与后危机时代的增长诉求不相称。总体判断，2011年加息的次数大致在三次左右，此外由于“南冻北旱”的天气可能再次造成供给冲击，因此央行的加息主要集中在上半年。數量工具的着眼点是对冲外汇占款，随着对外贸易的恢复性增长，外汇占款也将进一步增加。数量工具中存款准备金的应用居于主导，因为在利率上升期，存款准备金相对于央票是成本较为低廉的工具。此外，货币政策中的信贷政策将发挥结构调整的作用，如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及房贷的准入政策还将继续执行。
对策建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为在短期内校正宏观经济走势，使之符合中期的发展规划，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实体领域应消除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第一，在中央层面应加快资源类产品的价格改革。长期以来，高能耗、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是支撑出口加工贸易发展的三大基石，这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导致了工业结构的低级化，使得我国迟迟不能摆脱经济粗放式增长的模式。对此，必须认识到，经济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须要通过资源价格改革进行倒逼。通过改革的倒逼机制，传统的产业部门将做大做强，淘汰的产业资本将寻找新的方向，而通过人为的控制价格从而抑制矛盾发展可能会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对于资源价格改革的方式，笔者并不主张通过提价这种简单方法进行，要防止用于补偿环境损失的资金转变为少数部门的福利，建议采取开征资源税的方式。
第二，在地方层面彻底改变以GDP增长为标准的政绩考核模式。首先，由于上述考核方式并未将环境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引进项目注重规模、轻视质量的行为模式，加剧了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和低级化特点；其次，这一考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房价快速上涨，一方面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可以为地方的GDP增长快速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解决税收不足的问题。然而高房价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严重负面影响：其一，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使得产业资本不愿意进入新兴产业，因为相对于高风险高利润的新兴产业，房地产行业则是低风险高利润的；其二，高房价提高了居住成本，影响了高技术人才的聚集，而人才是创新的根本因素。
财政领域的改革应围绕实体领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两条主线：一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服务化过渡；二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城市化扩展。上文围绕这两点针对短期的财政支出政策进行了简要论述，此处重点讨论长期调整的财政收入政策。
围绕第一条主线应做好如下两项工作：第一，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直接税转型。间接税存在着征收便利的优点，但其计量的基础是工业产品的流转，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的推进，税收结构也应做相应调整。第二，积极推进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一方面为保障经济发展的基础，通过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继续为第二产业减负；另一方面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通过营业税的取消和消费型增值税的开征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负差距问题。当然，为了保持地方改革的积极性，这部分收入仍然可作为地方收入入库。
围绕第二条主线应做好如下工作：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并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税源相对集中稳定、征管相对便利、收入充足、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大多列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留给地方的大多是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和收入不稳定的小税种，使得地方政府很难通过地方税有效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客观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各种非税方式——包括土地批租方式筹集预算外资金，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为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一方面可以适当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适当增加地方税税种。当前应加大力度推广房产税，从税收效果上看，房产税能够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从而优化产业资本结构的作用；从税收的技术角度讲，房产税具有税源集中稳定、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有利于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
货币金融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来配合其他领域
货币金融领域的改革重点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首先，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必然产生新的战略产业（如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七大新兴战略产业），新的战略产业必然需要金融支持，而实践表明资本市场在支持技术创新方面比銀行更有优势；其次，大力发展公司债市场，降低大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利差吃饭的局面，增加银行体系竞争力。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调控环境。首先，发展短期国债市场，改变货币调控的被动局面，形成基准利率。目前，央票主导的公开市场操作产生了诸多弊端，如以自身负债为基础的调控使货币当局不能保持中立，央票在到期后支付利息实际上形成了长期扩张的态势，导致在应对流动性过剩时调控效果不佳。其次，逐渐取消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付息制度，恢复利率的零底线。最后，彻底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目前存贷款的半管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间的竞争，也使储户丧失了选择权。在当前银行理财市场逐步发展并形成竞争的环境下，放开存贷款利率市场正逢其时。
第三，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从国内角度讲可以避免汇率不稳定、货币政策受制于人等诸多弊端，从国际角度讲中国在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前提下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获取铸币税收入。在具体的战略途径方面，可以采取贸易结算货币到金融结算货币再到储备货币“三步走”的战略。在第一阶段应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范围并继续推进货币互换，这一战略措施意在支持人民走出国境。在第二阶段应创造人民币回流境内的诸多机制，具体措施方面不仅应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更重要的是完善上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半管制的金融体系在资本可兑换条件下可能产生各种政策套利。在第三阶段应推进国债市场的建设。一个具有深度、广度和高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是一国货币取得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条件，储备持有国才有使用该种货币进行投资的安全栖息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经济增长走势分析
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应在全球背景下展开，并着眼于长期视角。最近，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课题组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显著下降，并且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逐渐加强。全球经济波动性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火车头”美国的经济增长趋于稳定。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以上特征通过对外贸易渠道进行传导。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依存度一直呈上升趋势，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此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就三大需求对GDP波动的贡献度而言，出口是贡献度最大的，伴随着进出口波动增长的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1999年之后制造业投资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2004年后制造业比重超过房地产业投资比重。在外需稳定的前提下，进出口的增长效应在制造业投资两期之后显现。
次贷危机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需疲软，中国政府随后启动了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政策，这是危机后中国经济得以在高位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从三大需求對GDP的贡献率看，2007年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形成完全相反的走势，反映了投资对冲净出口下滑产生的经济风险。
总结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内经济波动趋稳是融入全球化的结果，这一特征主要通过外需渠道传导；二是对外贸易的增长伴随着制造业投资的增长，这一阶段中国快速工业化主要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三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扩大投资的内需政策，这是2008年后经济保持小幅波动的主要原因。
最终消费走势
对最终消费的分析，重点在于居民的最终消费，其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长期在75%左右。可以通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相近指标对居民消费进行观察。从绝对额上讲，自1990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在2011年这一趋势还将延续。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一直持续增长，形成了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二是从国民收入的要素法分析，尽管居民收入并不是所有要素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但也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00～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280元增加至17175元，年均增长率为11.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53元增加至5153元，年均增长率为9.6%。尽管许多专家学者表示负利率使得居民存款财富缩水，可能会影响消费，但如果考虑收入流的增长，并不会对最终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从增长率角度看，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大致维持在20%。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研究表明最终消费对GDP波动的贡献率最低；二是消费的收入弹性逐渐降低，从长期趋势看，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收入增量部分用于消费的增量是降低的；三是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消费产品从以前“吃穿用”为主向“住行学”过度，这其中“住行学”的产品大都具有投资属性，在统计中并不被计入。综合以上各种因素，预计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略有上升。
固定资产投资走势
高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这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有关。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是工业化过程，即制造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01年的14.4%上升至2003年29%的峰值，在产能形成后的一至两年，外贸顺差有显著增长。在此过程中，国内经济环境还伴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以及要素资源的价格扭曲，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有着很强的价格优势，这就形成了经济增长投资和出口依赖症。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外需疲软，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以城市化推动的投资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亮点。以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为例，其中1.8万亿元为“铁公基”项目，1万亿元为灾后重建项目，2800亿元为保障性安居工程，这些项目都与城市化相关，占总投资的75%以上。这些投资并不是以财政全额拨款的形式下拨，此后出现了地方政府以投融资平台形式落实这些投资的现象，这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构成潜在风险，此后国务院提出了清理整顿的要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伴随着上述政策起落，经历了三个阶段：2008年的小幅上涨阶段；2009年的快速上涨和快速回落阶段；2010年的小幅回落阶段。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走势，结合2011年政策的新动向，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还将延续2010年的走势，甚至进一步下滑,其对GDP的贡献率将大幅下降。这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制造业投资可能面临继续下滑。制造业投资与外需紧密相连，目前美欧经济前景依然不明朗，尽管外需存在恢复性增长的诉求，但恢复性增长不致引起国内投资的增长；从供给角度看，低成本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状态已经发生改变，这也使得传统制造业投资不具吸引力。二是商品住房投资将进一步下降，保障性住房进一步加大投资，但后者不足以抵补前者。综合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方面的走势预测，估计2011年房地产投资会有较大幅度下滑。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所下滑。其一，4万亿元投资的效应逐渐消退；其二，去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过快，国务院于2010年6月发出清理平台债务的通知,可能形成一些烂尾工程；其三，三个重要事件对去年的投资贡献较大，分别是玉树灾后重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而2011年全国并没有大的会展和体育赛事举行，这也导致投资下滑。
进出口走势
2011年的进出口形势将表现为：进口增长率保持在30%左右，出口增长率略低；但由于出口额的基数大于进口额，对外贸易依然保持顺差态势，估计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200亿美元以上。
首先，从对外贸易的历史看，自中国加入WTO后的2001年至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保持在200亿至300亿美元；自2004年开始贸易顺差每年保持700亿美元的增长，进出口增长率稳定在30%左右，形成稳定的增长趋势。此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在2008年下半年才显现，进出口增长率在2009年经历了最低谷，但自2010年初，进出口贸易又恢复到历史增长水平。
其次，受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影响，人民币升值面临很大压力。然而关于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恶化中国贸易收支的看法，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理论在现实中能否成立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是否完全传递，其二，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成立，即价格变动是否具有数量效应。就第一点而言，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因沉没成本、市场竞争等，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很难传导；就第二点而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价格水平显著低于主要出口国，因此出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出口和进口的价格弹性并不大于1，从而“反J曲线”在中国并不存在。
综合以上两点，2011年对外贸易还将延续2010年的恢复性增长势头，由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对外贸易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可能有负转正。
物价走势分析及其治理
2010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呈一路上升趋势，成为宏观调控的焦点。对此，须弄清此轮价格上涨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影响，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及能否得到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实体层面主要表现为贸易盈余的增长，在金融层面表现为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这决定了物价不具备长期上涨的基础。从CPI走势可以看出，非食品类的CPI增长率一直维持在3%以下走势，而每次CPI的大幅上涨都伴随着食品类CPI的上涨。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的CPI上涨因素是粮食歉收，全国粮食总产量在2000年至2003年一直保持在9000亿斤以上，2003年骤减至8600亿斤；2007年食品类CPI的大幅上涨主要归因于猪肉价格上涨，2006年9月全国范围内爆发蓝耳病疫情，导致猪肉出栏数和猪肉产量大幅下降。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同样是食品类的价格上涨，而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归因于2010年初自然灾害导致的供给冲击。此外，由于资源类产品（如水、电、燃气）的价格上调导致居住类价格小幅上涨，但CPI中居住类权重仅为14%，因此并非CPI上涨的主要推手。
对于此轮价格上涨，许多学者将其归为通货膨胀，进而提出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进行打压的对策。对此笔者认为并不恰当：首先，由于此轮价格上涨是供给冲击造成的，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仅起不到抑制物价的作用，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产出波动；其次，一种观点认为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是过剩资金的恶意炒作造成的，有必要收紧流动性，然而收紧流动性并不能根本上堵住这些微型泡沫的源头，恰恰相反，大部分蔬菜都是易损品，不易储藏，也不会成为长期炒作的对象；最后，部分学者认为物价上涨是输入性通胀的结果，对此应该通过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减轻输入性通胀的风险。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国一直是小麦和大米的出口国，而大豆占据中国食品进口的50%以上，因此输入型通胀不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出，货币政策并不是应对物价上涨的主要抓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将对物价上涨起到抑制作用。首先，前五项措施都是应对供给冲击的，可谓切中要害；其次，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影响的主要是低收入人群，因为食品类支出在他们总支出的比重较高，而第六项措施即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主要针对优抚、低保人群；最后，针对游资恶意炒作部分农产品的现象，通知提出了加强价格监管等措施。
在以上政策作用下，物价上涨现象将是短暂的。然而，影响2011年物价上涨负面因素依然存在，甚至要强于2010年。不仅南方遭遇冰冻天气，而且北方持续干旱，这已经影响到冬小麦的播种，而北方16省耕地面积占全国近60%。此外，2010年年末的翘尾因素还将持续。总体而言，2011年CPI走势将呈现先高后低的走势，全年CPI不超过4%。
财政及货币政策分析
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是宏观调控的艺术。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就财政政策而言，积极的政策取向将发挥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的作用。2011年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包括教育投资、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养老保险体系的扩大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应用。以上政策取向与整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相契合，起到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目前，东部地区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行低附加值工业化的道路已面临瓶颈，而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的道路是必然选择。对此，公共领域的投入必不可少，在教育、医疗和养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城市的服务经济也将获得大力发展。对于中西部而言，地区发展差异是最重要的议题，对此中西部应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通过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进入，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就货币政策而言，稳健是由“积极”转为“稳健”，实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从具体操作工具看，数量工具居于主导地位。价格工具让位的首要原因是外围市场仍然处于低利率环境，提高利率可能引致热钱流入；其次，过去提高利率的着眼点是物价，然而上文的分析表明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冲击，随着冲击逐渐减弱，提高利率的压力逐渐减轻；最后，如果多次提高利率，贷款利率将处于高位，这与后危机时代的增长诉求不相称。总体判断，2011年加息的次数大致在三次左右，此外由于“南冻北旱”的天气可能再次造成供给冲击，因此央行的加息主要集中在上半年。數量工具的着眼点是对冲外汇占款，随着对外贸易的恢复性增长，外汇占款也将进一步增加。数量工具中存款准备金的应用居于主导，因为在利率上升期，存款准备金相对于央票是成本较为低廉的工具。此外，货币政策中的信贷政策将发挥结构调整的作用，如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及房贷的准入政策还将继续执行。
对策建议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为在短期内校正宏观经济走势，使之符合中期的发展规划，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实体领域应消除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第一，在中央层面应加快资源类产品的价格改革。长期以来，高能耗、低工资、低资金成本是支撑出口加工贸易发展的三大基石，这不仅恶化了贸易条件，也导致了工业结构的低级化，使得我国迟迟不能摆脱经济粗放式增长的模式。对此，必须认识到，经济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须要通过资源价格改革进行倒逼。通过改革的倒逼机制，传统的产业部门将做大做强，淘汰的产业资本将寻找新的方向，而通过人为的控制价格从而抑制矛盾发展可能会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对于资源价格改革的方式，笔者并不主张通过提价这种简单方法进行，要防止用于补偿环境损失的资金转变为少数部门的福利，建议采取开征资源税的方式。
第二，在地方层面彻底改变以GDP增长为标准的政绩考核模式。首先，由于上述考核方式并未将环境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引进项目注重规模、轻视质量的行为模式，加剧了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和低级化特点；其次，这一考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房价快速上涨，一方面暴利的房地产行业可以为地方的GDP增长快速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解决税收不足的问题。然而高房价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严重负面影响：其一，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使得产业资本不愿意进入新兴产业，因为相对于高风险高利润的新兴产业，房地产行业则是低风险高利润的；其二，高房价提高了居住成本，影响了高技术人才的聚集，而人才是创新的根本因素。
财政领域的改革应围绕实体领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两条主线：一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服务化过渡；二是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城市化扩展。上文围绕这两点针对短期的财政支出政策进行了简要论述，此处重点讨论长期调整的财政收入政策。
围绕第一条主线应做好如下两项工作：第一，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直接税转型。间接税存在着征收便利的优点，但其计量的基础是工业产品的流转，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的推进，税收结构也应做相应调整。第二，积极推进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一方面为保障经济发展的基础，通过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继续为第二产业减负；另一方面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通过营业税的取消和消费型增值税的开征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负差距问题。当然，为了保持地方改革的积极性，这部分收入仍然可作为地方收入入库。
围绕第二条主线应做好如下工作：适当增加地方税种并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税源相对集中稳定、征管相对便利、收入充足、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大多列为中央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留给地方的大多是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和收入不稳定的小税种，使得地方政府很难通过地方税有效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客观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各种非税方式——包括土地批租方式筹集预算外资金，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为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一方面可以适当增加共享税的地方分成比例，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适当增加地方税税种。当前应加大力度推广房产税，从税收效果上看，房产税能够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从而优化产业资本结构的作用；从税收的技术角度讲，房产税具有税源集中稳定、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有利于打破当前土地财政的困局。
货币金融领域也要加大改革力度来配合其他领域
货币金融领域的改革重点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首先，经济转型和经济服务化必然产生新的战略产业（如新能源、信息技术等七大新兴战略产业），新的战略产业必然需要金融支持，而实践表明资本市场在支持技术创新方面比銀行更有优势；其次，大力发展公司债市场，降低大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利差吃饭的局面，增加银行体系竞争力。
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调控环境。首先，发展短期国债市场，改变货币调控的被动局面，形成基准利率。目前，央票主导的公开市场操作产生了诸多弊端，如以自身负债为基础的调控使货币当局不能保持中立，央票在到期后支付利息实际上形成了长期扩张的态势，导致在应对流动性过剩时调控效果不佳。其次，逐渐取消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付息制度，恢复利率的零底线。最后，彻底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目前存贷款的半管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间的竞争，也使储户丧失了选择权。在当前银行理财市场逐步发展并形成竞争的环境下，放开存贷款利率市场正逢其时。
第三，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从国内角度讲可以避免汇率不稳定、货币政策受制于人等诸多弊端，从国际角度讲中国在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前提下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获取铸币税收入。在具体的战略途径方面，可以采取贸易结算货币到金融结算货币再到储备货币“三步走”的战略。在第一阶段应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范围并继续推进货币互换，这一战略措施意在支持人民走出国境。在第二阶段应创造人民币回流境内的诸多机制，具体措施方面不仅应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更重要的是完善上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半管制的金融体系在资本可兑换条件下可能产生各种政策套利。在第三阶段应推进国债市场的建设。一个具有深度、广度和高流动性的政府债券市场是一国货币取得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条件，储备持有国才有使用该种货币进行投资的安全栖息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