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
　　“新”字用得好，妙不可言。大师就是大师。
　　为新，意思是走在人前，敢为天下先。这的确是北大的特点，也正是这个特点，造成了北大的尴尬：进步的时代她最进步，堕落的时代她最堕落。
　　这一点，鲁迅也早就看出了。他夸过北大是“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也骂过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这看似矛盾的评价，统一在了“新”字上。
　　北大是中国的北大，因为她走在前面，她提出的问题也往往是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应该关注北大设立燕京学堂，开设中国学学科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大学开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的二级学科的问题，也不是设一个新专业扩招的问题。北大借此提出的是对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走向都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中国知识界该怎么研究中国？什么是中国的主体性？中国应该怎样构建自己的主体性？
　　这是为什么清华的手笔更大的“苏世民项目”只是学校自身发展中的一步，而北大的燕京学堂却与整个国家的走向联系了起来，吸引了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北大校方显然还对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处于无意识的状态，还只是把“中国学”、“主体性”这样的概念用在装点这个新项目上，也没有意识到所作所为恰恰是缺乏主体性的表现。
　　北大要搞的中国学，没有脱离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根基的“东方学”的范畴，这样的中国学与中国的主体性毫无关系，只与西方的主体性有关。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需要中国学吗？
　　以中国的主体性为坐标，与其说中国需要中国学，不如说中国更迫切地需要自己的“西方学”。这还不够，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新的现代性历史叙事。这里才能孕育出中国的主体性。
　　在这之外，我们也看到，在争议中北大校方没有蛮干，而是倾听、沟通和妥协。我们看到，“兼容并包”之风仍在。在这点上，要给北大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