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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在其身后为他赢得了众多的拥趸。作为一个知青，他的名字与阿城、陈凯歌的名字交织在一起，成为云南这个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最著名地点的生动注脚。纵观王小波的短促的一生：北京出生、云南插队、人大读书、外国游学、著书立说。然而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地方——山东牟平青虎山。
缘起
青虎山村坐落在两座山夹抱的沟谷里，距县城70多里。 王小波——这个近年来在文化圈和网络上几乎烫手的符号，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知青的名字，甚至在30多年后的今天，记得这个名字的青虎山人已然寥寥。张玉浩是个例外，他和哥哥张玉敏、弟弟张玉巨，是王小波在青虎山下乡时接触最多的人，他现在所住的房子正是王小波当年下乡时留宿的地方，而他当年担任大队书记的父亲张同良正是促成王小波下乡青虎山的重要人物。
准确地说，王小波与山东牟平的结缘起因于他的母亲宋华。王小波16岁即1968年初中毕业后顺应当时“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的号召，自愿到云南西双版纳兵团插队。不久，王小波写信向家里人倾诉云南生活的苦不堪言，而后其又因为急性肝炎几乎丧命。在这种情况下，宋华想办法将王小波调到了安徽干校，不久安徽干校解散，无处可去的王小波只好回到北京家中，在当时的情况下知识青年不能擅回城市，就算回到城市也只能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没有粮票”的无业人员，并且要随时接受各级组织的“劝诫”和“监督”。
当时摆在王小波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再次插队。而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过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也就是集体下乡，一是回到自己的原籍参加农业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王小波最终选择母亲的家乡——山东牟平青虎山作为再次下乡的地点。其实对于已经对偏远地区艰苦环境有清醒认识的王小波来说，这几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但这里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便是亲人的照应，这就是时任青虎山村大队书记的张同良。按照村里的辈分，宋华应该称呼张同良为伯伯，当年就是这位伯伯冒着生命危险将宋华送到通海使其能够顺利地进入抗大学习。此后两家关系一直非常融洽，互有往来。将儿子托付给张同良一家人，宋华足以放心。实际上王小波的确借由这片孕育无数生灵的土地开始了自己最初的创作和思考。
“沉默”青年
1973年（并非通常所认为的1971年），王小波到达青虎山后，就吃住在张同良老人的家里，并延续母亲的辈分喊张同良为姥爷（即外祖父），当时张同良的3个儿子中的两个已经结婚，在一房三间屋子中，王小波和其小儿子张玉巨同住在东屋，张同良和老伴住在正屋，而西屋则住着刚刚有了第一个女儿的二儿子张玉浩夫妇。张同良的长子张玉敏当时已经接任了青虎山村的大队书记，所以搬出房子到村里的别处居住。王小波插队青虎山的生活用一个词就足以概括——沉默。
对于在青虎山的岁月，王小波在其不多的篇幅中记录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一车粪有300多斤到400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就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
笔者就此事向张玉敏求证，也得到了近乎肯定的答复，只是所谓的往地里送粪其实是在修整村里的苹果园，这是王小波来青虎山的第一件营生，但他做这份活计的时间不长，“连推空车都没有学会，果园就修完了”。劳动时间不长，加上王小波自己所承认的那些原因，他无法按照一个整劳力计算工分，在青虎山他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工分的“知识青年”。在折腾了几次庄稼地里的活儿之后，张玉敏发现除了读书，这个北京来的180多公分的青年几乎什么也不会做，有的时候甚至是越帮越忙，所以干脆让他回屋看书了。所以王小波在青虎山更多的时间是窝在房里看书、读报，没有要求决不出门。而他居住的地方也为他阅读当时的各种报刊提供了便利。“《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参考消息》都先送来我家，所以小波很方便就可以看到那些报纸。他最喜欢的还是《参考消息》。但是只是看决不放声。”张玉敏回忆说。
在青虎山，王小波几乎从不主动和别人攀谈，对于北京和北京家中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就算是面对张同良一家人，他的话也少到可以用指头数过来。所以差不多所有跟王小波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在事隔30多年之后，对他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他人不孬，就是话太少。”
沉默是王小波在青虎山时最大的特征，但是事情也不尽然如此。至少有两样东西可以让王小波感到兴奋和刺激，一是给别人讲《三国》和《水浒》，另一个是听村里的老人讲当年打日本、杀鬼子的事情。跟王小波睡在一个炕上的张玉巨回忆说，“王小波一提起《三国》《水浒》就很兴奋，常常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有时候我就听着听着睡着了。”而现年77岁的张所仁也说小波爱听区中队打鬼子的事，只要村里的老人讲这些事情，他就很来精神了，甚至还会难得地主动开口问一些问题。
离别青虎山
王小波呆在青虎山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不长的时间中还是发生了一些让他记忆深刻甚至是感念终生的事情，失去女友便是当中的一件。王小波曾经有过一个几乎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1973年，当王小波已经准备起身到山东牟平青虎山插队的时候，其在北京的女友查出罹患脑瘤，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当时的现实境况没有给王小波更多选择的余地。在到达青虎山后不久，王小波便收到女友辞世的消息。据当时他身边的人回忆，那天晚上他只是一个人坐在炕上，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一边不住地念叨“我好恨我自己，就算是普通朋友，我也不应该离开，”一边默默地流泪。整整一天几乎滴水未进。在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张玉敏三兄弟怕小波想不开便轮番地解劝，可是几乎不起作用。张玉敏把实情告诉了父亲张同良。“我公公一直坐在床边，反复地说：‘她人已经不在了，如果你这么折腾下去，万一要有什么事情，我怎么跟你妈妈交待？’还让我们注意小波的情况。”张玉浩的妻子回忆说。很久之后小波才渐渐走出哀伤，情绪也得以平复。
就在这个时候，张玉敏也为王小波办好了到水道联中任民办老师的手续。关于王小波为什么要到水道联中教书而不是留在青虎山继续插队，当事人皆语焉不详，不过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情形中窥探一二。第一，农村当时的师资力量极其匮乏，王小波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和其本人的阅历，显然是使其成为民办教师的重要砝码。第二，王小波不会农活，也不能进行重体力劳动，这就意味着王小波没有收入。张玉敏最终决定通过当时的水道公社的周培治书记的关系，让王小波到水道公社水道联办中学做一名任课老师，一方面不负其母所托，另一方面他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初中物理老师
1974年，王小波到水道联中教物理。据王小波当年的学生曲延霞回忆，王小波总是敞怀穿着一件蓝色的半大外套，上面是粉笔末儿和油渍混杂在一起，斑斑点点。而王老师则总是一头乱发冲进教室，抓起粉笔就开始上课。他从不把物理书放到教桌上，而是卷成一个卷儿插到大衣的口袋里，然后全凭印象讲课，不时地还进行一两个小实验。
不仅如此，他常常没有由头地让大家一起来举手表决一下是不是听不懂他的北京话，捎带着也自嘲一下说自己南来北往的北京话很腔。他一边上课一边擦黑板，身上脸上全是粉笔屑也只是嘿嘿一笑。他口渴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奔向教室的水桶旁一顿痛饮，而全然对漂在水上的粉笔屑视而不见。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小波在从学校回青虎山的时候居然在刺槐树林里迷了路，一个人迷迷糊糊、兜兜转转了一个晚上，当他头上身上都挂着早晨的露水回到青虎山的时候，面对别人好奇的询问只说了一句话，“我走了一宿。”
王小波抽烟，而且抽的都是好烟。这个习惯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结束。王小波在水道联中的同事卢吉省一个月的工资是34.5元，据他回忆说，王小波的工资与他差不多。王小波当时的烟瘾很大，一天差不多要抽2盒到3盒，而且是0.26元的青岛香烟。而王小波的学生时隔34年之后还清晰地记得教物理的王老师有一个最漂亮的金属烟盒，这是这个闭塞的农村中学里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一到下课同学们就都聚到王老师的身边，看看、摸摸他手中的烟盒，也看着他把烟分给身边的男老师。
除了抽烟和读书之外，王小波的另一嗜好就是下棋，据说当时全学校能够下棋的老师都和他较量过，但是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最后甚至连学校的校长和公社的书记也慕名而来，仍然是他的手下败将。用后来小波告诉张玉敏的话说“他们一直让我下到晚上12点多，我当时已经困得迷迷糊糊了，可是我还是有办法能赢。”
在这段时间中，尽管备课、教书、下棋占据了他许多时间，但是王小波读书和沉默的本色依旧如故。课余时间他基本不参加同事们的所谓讨论，也从不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就是在学校每天早晨例行的“天天读”的会议上，也需要领导指名，他才肯应时地说上两句“没有什么、比较正常”等不痛不痒的话。“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东西，过自己的日子”。
1975年春节前，王小波结束了将近两年的山东牟平插队生活，在张玉敏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的家中。尽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青虎山，但是青虎山在王小波的杂文中却被屡次提及，或者王小波自己的一段话更能说明他对青虎山的复杂感情：“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人性被逆转后，人就糊涂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青虎山的经历让王小波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些他过往未曾体察过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也无需就此过分拔高这段经历。而对于青虎山来说，王小波只是它记忆中转瞬而逝的一个过客而已。
缘起
青虎山村坐落在两座山夹抱的沟谷里，距县城70多里。 王小波——这个近年来在文化圈和网络上几乎烫手的符号，在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知青的名字，甚至在30多年后的今天，记得这个名字的青虎山人已然寥寥。张玉浩是个例外，他和哥哥张玉敏、弟弟张玉巨，是王小波在青虎山下乡时接触最多的人，他现在所住的房子正是王小波当年下乡时留宿的地方，而他当年担任大队书记的父亲张同良正是促成王小波下乡青虎山的重要人物。
准确地说，王小波与山东牟平的结缘起因于他的母亲宋华。王小波16岁即1968年初中毕业后顺应当时“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的号召，自愿到云南西双版纳兵团插队。不久，王小波写信向家里人倾诉云南生活的苦不堪言，而后其又因为急性肝炎几乎丧命。在这种情况下，宋华想办法将王小波调到了安徽干校，不久安徽干校解散，无处可去的王小波只好回到北京家中，在当时的情况下知识青年不能擅回城市，就算回到城市也只能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没有粮票”的无业人员，并且要随时接受各级组织的“劝诫”和“监督”。
当时摆在王小波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再次插队。而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过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也就是集体下乡，一是回到自己的原籍参加农业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王小波最终选择母亲的家乡——山东牟平青虎山作为再次下乡的地点。其实对于已经对偏远地区艰苦环境有清醒认识的王小波来说，这几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但这里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便是亲人的照应，这就是时任青虎山村大队书记的张同良。按照村里的辈分，宋华应该称呼张同良为伯伯，当年就是这位伯伯冒着生命危险将宋华送到通海使其能够顺利地进入抗大学习。此后两家关系一直非常融洽，互有往来。将儿子托付给张同良一家人，宋华足以放心。实际上王小波的确借由这片孕育无数生灵的土地开始了自己最初的创作和思考。
“沉默”青年
1973年（并非通常所认为的1971年），王小波到达青虎山后，就吃住在张同良老人的家里，并延续母亲的辈分喊张同良为姥爷（即外祖父），当时张同良的3个儿子中的两个已经结婚，在一房三间屋子中，王小波和其小儿子张玉巨同住在东屋，张同良和老伴住在正屋，而西屋则住着刚刚有了第一个女儿的二儿子张玉浩夫妇。张同良的长子张玉敏当时已经接任了青虎山村的大队书记，所以搬出房子到村里的别处居住。王小波插队青虎山的生活用一个词就足以概括——沉默。
对于在青虎山的岁月，王小波在其不多的篇幅中记录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一车粪有300多斤到400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就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
笔者就此事向张玉敏求证，也得到了近乎肯定的答复，只是所谓的往地里送粪其实是在修整村里的苹果园，这是王小波来青虎山的第一件营生，但他做这份活计的时间不长，“连推空车都没有学会，果园就修完了”。劳动时间不长，加上王小波自己所承认的那些原因，他无法按照一个整劳力计算工分，在青虎山他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工分的“知识青年”。在折腾了几次庄稼地里的活儿之后，张玉敏发现除了读书，这个北京来的180多公分的青年几乎什么也不会做，有的时候甚至是越帮越忙，所以干脆让他回屋看书了。所以王小波在青虎山更多的时间是窝在房里看书、读报，没有要求决不出门。而他居住的地方也为他阅读当时的各种报刊提供了便利。“《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参考消息》都先送来我家，所以小波很方便就可以看到那些报纸。他最喜欢的还是《参考消息》。但是只是看决不放声。”张玉敏回忆说。
在青虎山，王小波几乎从不主动和别人攀谈，对于北京和北京家中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就算是面对张同良一家人，他的话也少到可以用指头数过来。所以差不多所有跟王小波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在事隔30多年之后，对他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他人不孬，就是话太少。”
沉默是王小波在青虎山时最大的特征，但是事情也不尽然如此。至少有两样东西可以让王小波感到兴奋和刺激，一是给别人讲《三国》和《水浒》，另一个是听村里的老人讲当年打日本、杀鬼子的事情。跟王小波睡在一个炕上的张玉巨回忆说，“王小波一提起《三国》《水浒》就很兴奋，常常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有时候我就听着听着睡着了。”而现年77岁的张所仁也说小波爱听区中队打鬼子的事，只要村里的老人讲这些事情，他就很来精神了，甚至还会难得地主动开口问一些问题。
离别青虎山
王小波呆在青虎山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不长的时间中还是发生了一些让他记忆深刻甚至是感念终生的事情，失去女友便是当中的一件。王小波曾经有过一个几乎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1973年，当王小波已经准备起身到山东牟平青虎山插队的时候，其在北京的女友查出罹患脑瘤，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当时的现实境况没有给王小波更多选择的余地。在到达青虎山后不久，王小波便收到女友辞世的消息。据当时他身边的人回忆，那天晚上他只是一个人坐在炕上，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一边不住地念叨“我好恨我自己，就算是普通朋友，我也不应该离开，”一边默默地流泪。整整一天几乎滴水未进。在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张玉敏三兄弟怕小波想不开便轮番地解劝，可是几乎不起作用。张玉敏把实情告诉了父亲张同良。“我公公一直坐在床边，反复地说：‘她人已经不在了，如果你这么折腾下去，万一要有什么事情，我怎么跟你妈妈交待？’还让我们注意小波的情况。”张玉浩的妻子回忆说。很久之后小波才渐渐走出哀伤，情绪也得以平复。
就在这个时候，张玉敏也为王小波办好了到水道联中任民办老师的手续。关于王小波为什么要到水道联中教书而不是留在青虎山继续插队，当事人皆语焉不详，不过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情形中窥探一二。第一，农村当时的师资力量极其匮乏，王小波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和其本人的阅历，显然是使其成为民办教师的重要砝码。第二，王小波不会农活，也不能进行重体力劳动，这就意味着王小波没有收入。张玉敏最终决定通过当时的水道公社的周培治书记的关系，让王小波到水道公社水道联办中学做一名任课老师，一方面不负其母所托，另一方面他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初中物理老师
1974年，王小波到水道联中教物理。据王小波当年的学生曲延霞回忆，王小波总是敞怀穿着一件蓝色的半大外套，上面是粉笔末儿和油渍混杂在一起，斑斑点点。而王老师则总是一头乱发冲进教室，抓起粉笔就开始上课。他从不把物理书放到教桌上，而是卷成一个卷儿插到大衣的口袋里，然后全凭印象讲课，不时地还进行一两个小实验。
不仅如此，他常常没有由头地让大家一起来举手表决一下是不是听不懂他的北京话，捎带着也自嘲一下说自己南来北往的北京话很腔。他一边上课一边擦黑板，身上脸上全是粉笔屑也只是嘿嘿一笑。他口渴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奔向教室的水桶旁一顿痛饮，而全然对漂在水上的粉笔屑视而不见。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小波在从学校回青虎山的时候居然在刺槐树林里迷了路，一个人迷迷糊糊、兜兜转转了一个晚上，当他头上身上都挂着早晨的露水回到青虎山的时候，面对别人好奇的询问只说了一句话，“我走了一宿。”
王小波抽烟，而且抽的都是好烟。这个习惯一直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结束。王小波在水道联中的同事卢吉省一个月的工资是34.5元，据他回忆说，王小波的工资与他差不多。王小波当时的烟瘾很大，一天差不多要抽2盒到3盒，而且是0.26元的青岛香烟。而王小波的学生时隔34年之后还清晰地记得教物理的王老师有一个最漂亮的金属烟盒，这是这个闭塞的农村中学里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一到下课同学们就都聚到王老师的身边，看看、摸摸他手中的烟盒，也看着他把烟分给身边的男老师。
除了抽烟和读书之外，王小波的另一嗜好就是下棋，据说当时全学校能够下棋的老师都和他较量过，但是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最后甚至连学校的校长和公社的书记也慕名而来，仍然是他的手下败将。用后来小波告诉张玉敏的话说“他们一直让我下到晚上12点多，我当时已经困得迷迷糊糊了，可是我还是有办法能赢。”
在这段时间中，尽管备课、教书、下棋占据了他许多时间，但是王小波读书和沉默的本色依旧如故。课余时间他基本不参加同事们的所谓讨论，也从不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就是在学校每天早晨例行的“天天读”的会议上，也需要领导指名，他才肯应时地说上两句“没有什么、比较正常”等不痛不痒的话。“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东西，过自己的日子”。
1975年春节前，王小波结束了将近两年的山东牟平插队生活，在张玉敏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的家中。尽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青虎山，但是青虎山在王小波的杂文中却被屡次提及，或者王小波自己的一段话更能说明他对青虎山的复杂感情：“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人性被逆转后，人就糊涂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青虎山的经历让王小波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些他过往未曾体察过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也无需就此过分拔高这段经历。而对于青虎山来说，王小波只是它记忆中转瞬而逝的一个过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