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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夕，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加紧对外扩张，鼓吹德伊两国同属雅利安人血统， 企图将伊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伊朗借机引进英俄一战时的对手德国以抗衡英苏。1927 年礼萨汗改聘德国人担任伊朗财政顾问和中央银行行长，随后邀请大批德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和技术人员进驻伊朗，伊德关系迅速升温，一度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和军队。纳粹在伊朗庞大的第五纵队和疯狂的间谍活动引起英苏的强烈不满。1939 年，二战爆发，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日益高涨。尽管礼萨汗对外宣称伊朗严守中立政策，但实际执行亲德政策，拒绝盟军通过伊朗向苏联抗德前线运送战略物质，遭到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强烈反对。1941 年6 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地区形势。8 月，英苏以抗击德国入侵、确保援苏运输线的畅通为由，联合出兵占领伊朗，将德国势力从伊朗彻底清除。1943 年9月，伊朗才最终对德宣战。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一时的盲目之举，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通常情况下，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国内、国外两个方面。从伊朗国内情况来看，以下情况值得注意：
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
伊朗长期以来坚持“第三方外交”，它是指为了实现伊朗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以出让部分国家权益为诱饵，将一个地理上远离伊朗、无利害关系的第三强国引入伊朗，以抗衡和制约伊朗的主要敌人，在伊朗历史上曾多次引入德国势力来维护自身安全。
首先，萨法维王朝联合德国制衡奥斯曼帝国。1523年伊朗国王沙赫·伊斯马仪向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写信，希望与声名显赫的德国皇帝建立友好关系，建议两国联合夹击奥斯曼帝国，德国皇帝立即回信表示同意。1529年，德国皇帝派使臣访问伊朗，再次表示愿意联合伊朗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查理五世及其弟斐迪南对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地的进攻曾一度阻止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伊朗的进犯。1600年10月，伊朗国王沙赫·阿巴斯派团访问德国，以便联合德国抗击奥斯曼帝国。使团在德国受到皇帝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的隆重接见，他派出军事将领和宫廷官员率领五千士兵去迎接。德皇接受了沙赫·阿巴斯联合反对奥斯曼的建议。1602年，德皇为了进一步了解沙赫·阿巴斯的真实意图和实现两国反对奥斯曼的联盟，派使团回访伊朗，之后鲁道夫二世完全同意缔结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伊朗、俄国和德国的三国联盟，并表示将向开到奥地利边界的、业已威胁到维也纳安全的奥斯曼军队开战。
其次，凯加王朝大力吸引德国，以制衡英俄。1873年沙赫首次出访欧洲时，就曾与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举行会谈，签订了友好、贸易和通航条约。苦于无力阴止英、俄两国干涉伊朗内政的纳赛尔丁·沙赫国王，决定用争取其他国家友谊的办法来削弱英俄在伊朗的影响。1883年3月，赛尔丁·沙赫秘密致函俾斯麦公爵，随后于1885年，沙赫任命米尔扎·戈朗茂耶为首任驻柏林公使，一直想在中东找到立足点的俾斯麦则派布朗施魏格伯爵出任驻德黑兰公使，这样德伊两国正式缔结了外交关系，德国势力正式进入伊朗。伊朗还与德国秘密协商，希望德国帮助伊朗在北部修筑铁路，在南部波斯湾建立海军，伊朗的计划很快遭到英俄的联合反对。19世纪末，德国的统治者再次注意到中东地区的战略意义，便试图开辟一条从汉堡通往波斯湾的要道，以图在英国人独霸的海湾地区寻找落脚点。1896年在布什尔建立了德国领事馆。1899年，德国与奥斯曼缔结军事同盟，并取得修筑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铁路的特许权，这给急于向波斯湾渗透的德国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1906年，汉堡与波斯湾之间首次开航，德国势力大肆向波斯湾渗透。
最后，一战中伊朗再一次积极引入德国。鉴于伊朗周边战争关系错综复杂，伊朗政府大战一爆发就宣布奉行中立政策，不想卷入这场胜负难料的世界大战。结果事与愿违，战争爆发后，伊朗变成了敌对双方火拼的战场，伊朗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希望借助于德国来抵御英俄两国。德国同时在伊朗加强了反俄、反英宣传，试图拉拢这个与奥斯曼帝国相邻的伊斯兰国家参战，加入到反对英俄的同盟行列。一旦这个目的得以实现，就有利于争取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对德国的支持。德国进而可以联合阿富汗和印度，切断大英帝国的生命线。1915年3月，德国驻伊朗布什尔领事瓦斯穆斯联合伊朗的一些游牧部落，在亲德的瑞典军官指挥的宪兵队的配合下扫荡了法尔斯省的英军。一部分反对英俄的伊朗达官显贵公开支持德国，逃出德黑兰，在德国和奥地利公使的协助下在克尔曼沙赫市成立亲德的伊朗“临时政府”，并组建了—支约四千人的军队。1916年3月亲英的沃苏格·杜拉担任首相职务，开始驱逐德国势力。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驻在伊朗的俄军彻底瓦解，英国人趁机抢占了俄军放弃的全部地盘，大力清剿德国势力。
二、维护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战之后，礼萨·汗进行了自上而下推行的具有西方化、世俗化、民族化特征的现代化改革。这场改革，推动了伊朗历史的前进、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使伊朗告别了屈辱的过去、踏入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西方化，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国家经济。德国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经济实力更是可以与英国相媲美，伊朗想利用德国先进的技术和专家推进伊朗的现代化，因此伊朗与德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近五千名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在伊朗工作，伊朗军队的武器全由德国装备，德黑兰大学、农业学校也由德国人管理。德国航空公司开通了从柏林到德黑兰的航线。数以千计的伊朗学生经常去德国留学。两国贸易也增长迅速。1937～1938年德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中仅次于苏联，居第二位。1938～1939年德国占伊朗对外贸易的第一位。
其次，伊朗现代化改革包含了军事改革，礼萨汗创建了伊朗现代军队。海军的建设在现代军队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朗所处的战略地位使得发展海军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德国的盟国意大利为伊朗皇家海军的建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对伊朗订购的船只的迅速建造和交货，积极培训伊朗年轻军官掌握航海技术和向伊朗派遣海军教官和顾问，所有这些促使伊朗在短时期内拥有了自己的海军，因而能承担起保卫波斯湾沿岸领海的职责。因此伊朗与德国的密切联系关系到了伊朗的经济利益、军事利益，继而影响到它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 三、国内统治阶层和公众的情感影响
礼萨汗在年轻时曾在德国驻伊朗使馆当过勤务兵的，在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仍继续执行以德国为对象的“第三方外交”，与德国建立广泛、密切的合作关系。根据伊朗驻德国外交人员的建议，礼萨王下令从1935年3月21日起将“波斯王国”改名为“伊朗王国”，即表示伊朗是“雅利安人的国度”。他认为，历史上德国没有像英俄那样对伊朗推行过帝国主义政策，德国又是英俄共同的敌人，而且德国的工业技术非常先进，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第三方国家。由于礼萨王的亲德倾向，从20年代起德国在伊朗的影响迅速扩大，开始大肆排挤英苏的市场份额。
伊朗与雅利安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雅利安部落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一批雅利安人向西进入欧洲大陆，成为日后日耳曼等民族的先祖。“雅利安”意为“高贵的人”、“贵族”。这个词后来转化为古波斯语的“伊朗”而“伊朗”也演变成为雅利安人居住地的名称。希特勒开始掌权后，纳粹宣传部门大力渲染德意志人和伊朗人同属雅利安民族，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两国应共同反对英国的帝国主义奴役和苏俄的共产主义扩张政策。因此，德国政府一时在伊朗深得民心，赢得大批伊朗人的好感。在伊朗人看来，当英俄共同侵略波斯时，欧洲强国德国不但没有趁火打劫，并未在伊朗刻意谋取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波斯。伊朗民众对待德国的善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毕竟公众的意愿是统治阶层必须重视的。
从国际环境上看，伊德关系的发展是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和德国内政外交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不稳定的，它是帝国主义战胜国根据战后新的力量的对比，经过斗争和妥协达成的，只是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的矛盾。伊朗作为一个中东的弱国，处在这种不稳定的体系之中，为了赢得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自然要充分发挥外交的作用，使自己免于成为大国竞争的受害者。因此，伊朗坚持的是中立的外交，但从实际上看，它是偏向于德国的中立，以此谋取外交上的有利地位，以亲德政策作为筹码，迫使英国让出一些其侵占的伊朗权益。
另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转变。由于地缘的关系，安全始终是德国对外关系的核心问题：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东部和西部都少有天然屏障，这使得德国很容易受到攻击。自中世纪以来为了谋求自身的安全，德国一直奉行的是均势外交。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还是实行大陆均势政策，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到了威廉二世时期，这种外交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威廉二世好大喜功，狂妄自大，推行所谓的全球政策，德国开始寻求扩张，妄图征服世界。这种外交思想将德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外交思想下，勾画了称霸世界的蓝图。德国外交由均势到扩张的转变，使得它不再只是着眼于欧洲大陆，而是放眼全世界。它看重了中东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其地位不言而喻。德国在中东的战略意图是先取高加索产油区，继而越过伊朗，就能掌握伊朗南部和伊拉克的石油，乃至印度的丰富资源，从而切断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伊朗同样也是苏联运输物资的最佳通道，伊朗一旦落入德国的怀抱，希特勒可以对苏联进行两面夹击，从而占领苏联南部的产油区和产粮区。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在伊朗的第五纵队加紧活动，企图利用德国在伊朗的势力和伊朗的亲德情绪把伊朗拖入轴心国阵营，必要时在伊朗搞亲德政变。
总之，伊朗的亲德外交给了苏联和英国占领伊朗的借口，给伊朗带来重大灾难，这种外交政策是伊朗“第三方外交” 的历史延续，是伊德长期以来友好外交的发展。一战之后的礼萨汗现代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而德国在二战前的扩张外交以及世界帝国的梦想使其更加看重伊朗的战略地位，更加积极主动地拉拢伊朗。由此而看，伊朗在二战时采取偏向德国的中立政策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参考文献：
[1]（伊朗）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著.元文琪译.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D].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82.
[2]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D].北京市：商务印书馆， 2002.
[3]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一时的盲目之举，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通常情况下，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国内、国外两个方面。从伊朗国内情况来看，以下情况值得注意：
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
伊朗长期以来坚持“第三方外交”，它是指为了实现伊朗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以出让部分国家权益为诱饵，将一个地理上远离伊朗、无利害关系的第三强国引入伊朗，以抗衡和制约伊朗的主要敌人，在伊朗历史上曾多次引入德国势力来维护自身安全。
首先，萨法维王朝联合德国制衡奥斯曼帝国。1523年伊朗国王沙赫·伊斯马仪向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写信，希望与声名显赫的德国皇帝建立友好关系，建议两国联合夹击奥斯曼帝国，德国皇帝立即回信表示同意。1529年，德国皇帝派使臣访问伊朗，再次表示愿意联合伊朗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查理五世及其弟斐迪南对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地的进攻曾一度阻止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伊朗的进犯。1600年10月，伊朗国王沙赫·阿巴斯派团访问德国，以便联合德国抗击奥斯曼帝国。使团在德国受到皇帝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的隆重接见，他派出军事将领和宫廷官员率领五千士兵去迎接。德皇接受了沙赫·阿巴斯联合反对奥斯曼的建议。1602年，德皇为了进一步了解沙赫·阿巴斯的真实意图和实现两国反对奥斯曼的联盟，派使团回访伊朗，之后鲁道夫二世完全同意缔结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伊朗、俄国和德国的三国联盟，并表示将向开到奥地利边界的、业已威胁到维也纳安全的奥斯曼军队开战。
其次，凯加王朝大力吸引德国，以制衡英俄。1873年沙赫首次出访欧洲时，就曾与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举行会谈，签订了友好、贸易和通航条约。苦于无力阴止英、俄两国干涉伊朗内政的纳赛尔丁·沙赫国王，决定用争取其他国家友谊的办法来削弱英俄在伊朗的影响。1883年3月，赛尔丁·沙赫秘密致函俾斯麦公爵，随后于1885年，沙赫任命米尔扎·戈朗茂耶为首任驻柏林公使，一直想在中东找到立足点的俾斯麦则派布朗施魏格伯爵出任驻德黑兰公使，这样德伊两国正式缔结了外交关系，德国势力正式进入伊朗。伊朗还与德国秘密协商，希望德国帮助伊朗在北部修筑铁路，在南部波斯湾建立海军，伊朗的计划很快遭到英俄的联合反对。19世纪末，德国的统治者再次注意到中东地区的战略意义，便试图开辟一条从汉堡通往波斯湾的要道，以图在英国人独霸的海湾地区寻找落脚点。1896年在布什尔建立了德国领事馆。1899年，德国与奥斯曼缔结军事同盟，并取得修筑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铁路的特许权，这给急于向波斯湾渗透的德国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1906年，汉堡与波斯湾之间首次开航，德国势力大肆向波斯湾渗透。
最后，一战中伊朗再一次积极引入德国。鉴于伊朗周边战争关系错综复杂，伊朗政府大战一爆发就宣布奉行中立政策，不想卷入这场胜负难料的世界大战。结果事与愿违，战争爆发后，伊朗变成了敌对双方火拼的战场，伊朗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希望借助于德国来抵御英俄两国。德国同时在伊朗加强了反俄、反英宣传，试图拉拢这个与奥斯曼帝国相邻的伊斯兰国家参战，加入到反对英俄的同盟行列。一旦这个目的得以实现，就有利于争取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对德国的支持。德国进而可以联合阿富汗和印度，切断大英帝国的生命线。1915年3月，德国驻伊朗布什尔领事瓦斯穆斯联合伊朗的一些游牧部落，在亲德的瑞典军官指挥的宪兵队的配合下扫荡了法尔斯省的英军。一部分反对英俄的伊朗达官显贵公开支持德国，逃出德黑兰，在德国和奥地利公使的协助下在克尔曼沙赫市成立亲德的伊朗“临时政府”，并组建了—支约四千人的军队。1916年3月亲英的沃苏格·杜拉担任首相职务，开始驱逐德国势力。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驻在伊朗的俄军彻底瓦解，英国人趁机抢占了俄军放弃的全部地盘，大力清剿德国势力。
二、维护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战之后，礼萨·汗进行了自上而下推行的具有西方化、世俗化、民族化特征的现代化改革。这场改革，推动了伊朗历史的前进、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使伊朗告别了屈辱的过去、踏入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西方化，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国家经济。德国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经济实力更是可以与英国相媲美，伊朗想利用德国先进的技术和专家推进伊朗的现代化，因此伊朗与德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近五千名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在伊朗工作，伊朗军队的武器全由德国装备，德黑兰大学、农业学校也由德国人管理。德国航空公司开通了从柏林到德黑兰的航线。数以千计的伊朗学生经常去德国留学。两国贸易也增长迅速。1937～1938年德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中仅次于苏联，居第二位。1938～1939年德国占伊朗对外贸易的第一位。
其次，伊朗现代化改革包含了军事改革，礼萨汗创建了伊朗现代军队。海军的建设在现代军队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朗所处的战略地位使得发展海军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德国的盟国意大利为伊朗皇家海军的建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对伊朗订购的船只的迅速建造和交货，积极培训伊朗年轻军官掌握航海技术和向伊朗派遣海军教官和顾问，所有这些促使伊朗在短时期内拥有了自己的海军，因而能承担起保卫波斯湾沿岸领海的职责。因此伊朗与德国的密切联系关系到了伊朗的经济利益、军事利益，继而影响到它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 三、国内统治阶层和公众的情感影响
礼萨汗在年轻时曾在德国驻伊朗使馆当过勤务兵的，在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仍继续执行以德国为对象的“第三方外交”，与德国建立广泛、密切的合作关系。根据伊朗驻德国外交人员的建议，礼萨王下令从1935年3月21日起将“波斯王国”改名为“伊朗王国”，即表示伊朗是“雅利安人的国度”。他认为，历史上德国没有像英俄那样对伊朗推行过帝国主义政策，德国又是英俄共同的敌人，而且德国的工业技术非常先进，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第三方国家。由于礼萨王的亲德倾向，从20年代起德国在伊朗的影响迅速扩大，开始大肆排挤英苏的市场份额。
伊朗与雅利安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雅利安部落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一批雅利安人向西进入欧洲大陆，成为日后日耳曼等民族的先祖。“雅利安”意为“高贵的人”、“贵族”。这个词后来转化为古波斯语的“伊朗”而“伊朗”也演变成为雅利安人居住地的名称。希特勒开始掌权后，纳粹宣传部门大力渲染德意志人和伊朗人同属雅利安民族，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两国应共同反对英国的帝国主义奴役和苏俄的共产主义扩张政策。因此，德国政府一时在伊朗深得民心，赢得大批伊朗人的好感。在伊朗人看来，当英俄共同侵略波斯时，欧洲强国德国不但没有趁火打劫，并未在伊朗刻意谋取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波斯。伊朗民众对待德国的善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毕竟公众的意愿是统治阶层必须重视的。
从国际环境上看，伊德关系的发展是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和德国内政外交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不稳定的，它是帝国主义战胜国根据战后新的力量的对比，经过斗争和妥协达成的，只是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的矛盾。伊朗作为一个中东的弱国，处在这种不稳定的体系之中，为了赢得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自然要充分发挥外交的作用，使自己免于成为大国竞争的受害者。因此，伊朗坚持的是中立的外交，但从实际上看，它是偏向于德国的中立，以此谋取外交上的有利地位，以亲德政策作为筹码，迫使英国让出一些其侵占的伊朗权益。
另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转变。由于地缘的关系，安全始终是德国对外关系的核心问题：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东部和西部都少有天然屏障，这使得德国很容易受到攻击。自中世纪以来为了谋求自身的安全，德国一直奉行的是均势外交。德国统一之后，俾斯麦还是实行大陆均势政策，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到了威廉二世时期，这种外交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威廉二世好大喜功，狂妄自大，推行所谓的全球政策，德国开始寻求扩张，妄图征服世界。这种外交思想将德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外交思想下，勾画了称霸世界的蓝图。德国外交由均势到扩张的转变，使得它不再只是着眼于欧洲大陆，而是放眼全世界。它看重了中东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其地位不言而喻。德国在中东的战略意图是先取高加索产油区，继而越过伊朗，就能掌握伊朗南部和伊拉克的石油，乃至印度的丰富资源，从而切断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伊朗同样也是苏联运输物资的最佳通道，伊朗一旦落入德国的怀抱，希特勒可以对苏联进行两面夹击，从而占领苏联南部的产油区和产粮区。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在伊朗的第五纵队加紧活动，企图利用德国在伊朗的势力和伊朗的亲德情绪把伊朗拖入轴心国阵营，必要时在伊朗搞亲德政变。
总之，伊朗的亲德外交给了苏联和英国占领伊朗的借口，给伊朗带来重大灾难，这种外交政策是伊朗“第三方外交” 的历史延续，是伊德长期以来友好外交的发展。一战之后的礼萨汗现代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两国之间的联系，而德国在二战前的扩张外交以及世界帝国的梦想使其更加看重伊朗的战略地位，更加积极主动地拉拢伊朗。由此而看，伊朗在二战时采取偏向德国的中立政策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参考文献：
[1]（伊朗）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著.元文琪译.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D].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82.
[2]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D].北京市：商务印书馆， 2002.
[3]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