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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之上
很难把谭恩美与她小说里那些阴郁的女儿们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比实际年轻，保养得当，皮肤洋溢着光彩。就五官而言她肯定不算标志，而一旦说话，配以表情、手势以及极其柔和的西岸口音和迷人的笑声，她的优雅几乎立刻光彩夺目起来。
1989年，37岁的谭恩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这本小说以四对华裔母女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她们背后几个家族在近百年的岁月中从大陆到美国的变迁。女人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她们大多美丽而苦难，身上兼具疯狂和坚韧的基因。由于强烈的个性，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相处变得充满痛苦，尤其是母亲与女儿之间，每一代人都在不遗余力地反叛自己的上辈，伤害不断发生。
谭恩美本来只是想把这本书献给母亲，没想到书出之后一炮而红，最终发行到25个国家，卖出了超过500万册。电影版权也卖了出去，几年后被华裔导演王颖改编成同名电影《喜福会》，由邬君梅、俞飞鸿等主演，票房同样不俗。
谭恩美不曾料想自己会成为美国超级畅销的作家，但是写作于她是一种必然。在回答每一个作家都会被问到的问题—你为什么会写作时，她曾开着玩笑回答：如果你有一个我那样的妈妈，有一个我那样的童年，你也一定会写作。
故事要从谭恩美的外婆说起。她是苏州人，生得貌美，一次去上海，被纱厂一个姓杜的富商看上并强占，从此只能给富商家做了小妾。谭恩美的母亲并非杜家亲生，总之是外婆带入杜家的—取名为杜琴，虽是养女，但深得杜家宠爱，从小受最好的教育，还学了钢琴。但在杜琴11岁时，谭恩美的外婆自杀了，缘由无人知晓，一种猜测是多年的忍辱负重后她终究还是要用这种激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清白。
外婆的自杀对杜琴刺激很大。她的第一次婚姻同样不幸福，她被一个军官看上，嫁给了他，开始很恩爱，逐渐被嫌弃，被打。杜琴很多次想逃跑，但次次都被抓回。到后来她开始尝试自杀，但这也不能让那个男人放过她。最终她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达到和军官离婚的目的—在一艘船上，杜琴认识了谭恩美的父亲，并和他发生了关系。通过这件事她让自己以通奸罪的罪名进了监狱，并在出狱后终于摆脱了那个军官。她和军官育有三个女儿，她一个都不要了。
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在加州奥克兰，父亲做了教士，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谭恩美以及她的哥哥和弟弟。生活安稳平静，但自杀像基因一样沉淀在母亲的血液里，她习惯性地把死亡挂在嘴边，并以此来威胁所有与她意愿相违背的事情。谭恩美在很多年后仍然能回忆那种恐惧，“别的母亲让孩子过马路注意安全，会说小心车，甜心；我妈说的是如果你不看车，你的脸就会被车轧成比目鱼。”她曾带6岁的谭恩美参加了邻居家一个叫蕾切尔的女孩的葬礼，指着棺材里那个直挺挺的孩子警告自己的女儿：如果你吃水果不洗手，你就会变得和她一样。”
谭恩美童年时弹钢琴腻了，申请出去玩，母亲不悦地答应，继而警告她，你去吧，干你想干的事，反正我会死，我迟早会自杀。后来，她将这种恐吓演变为两种形式：时而是威胁要自杀，时而是说要回中国，这让幼年的谭恩美觉得中国几乎等于死亡，是个令人非常害怕的去处。
母女的矛盾在谭恩美16岁那年彻底爆发。那一年，先是谭恩美的哥哥得了脑瘤死去，仅仅八个月后，父亲因为同样的原因离世。谭恩美的母亲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她认为这个家遭到了诅咒。她带着女儿和小儿子去了瑞士，强迫他们在那里安家。爆发点在于正处于叛逆期的谭恩美和比她大5岁的德国男人谈恋爱被母亲知道，在激烈的争吵后，“母亲摔上门，拴好，并用钥匙锁上。她把我推到墙边，举着切肉刀，就在那时，我看见了刀光一闪，刀锋距离我的喉咙只有一英寸。她的双眼像野兽一样放光，凝视着死亡，我甚至能感到她呼出的粗气。”这场对峙持续了20分钟，最终谭恩美崩溃了，她感到求生的意志战胜了其他所有情绪，她大哭着同意和男友分手，央求母亲把刀收回。
刀锋之上—正如同谭恩美和母亲的关系。母亲认为她给的是爱，对谭恩美而言却是将一把刀推到了她的喉头。很长一段岁月里谭恩美无法直面这种母女关系，她最终选择以写作来给自己出口。
被命运选中
在谭恩美最负盛名的几部小说—无论是《喜福会》还是《正骨师之女》中，总是萦绕着这令她挥之不去的梦魇。母亲、女儿、外祖母，几代女人痛苦纠缠在一起，难以呼吸。母亲们要学着适应日益西化的女儿，学着在丈夫的背叛和儿子的死亡的双重打击下选择坚强，而女儿也要学着理解母亲的中国观念。她试图探索这些试图摆脱男人的控制、背井离乡、在不适之地重筑自己家园的女人的命运—命运如此精致，命运又如此恐怖。
在自传性质的随笔集《命运的逆转》中，谭恩美记述了母亲临终前曾给她打过的一个电话。那是她们第一次谈起那把刀子的事。“我知道我伤害了你……我做了可怕的事情……希望你能忘记，就像我已经忘了一样。”谭恩美对她说，“真的，别多想了。”
很多年后她才逐渐能够理解母亲—她强烈、自卑、毫无安全感的一生。她目睹了自己母亲的自杀，她立誓不能那样活；但她前半生不幸地依靠了一个混蛋般的男人，后半生的那个好男人却没陪她多久，很快撒手离去，还带走了她一个儿子。“谁能不崩溃？一个儿子和丈夫先后死亡相隔不到7个月。你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能享受当地的福利制度，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孩子们不听你的话，一切看起来好像受到诅咒。眼睁睁看着你的女儿要毁了她自己的生活，离家出走，变成吸毒者，跟一个疯狂的男人怀孕，为什么你不能说该结束了？我现在可以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
然而谭恩美跌宕的青春并没有随着这件事的过去而平息。20岁出头，她出过两次车祸，被人用枪指着抢劫，差点被强奸；受到死亡威胁，几乎被泥石流冲走。24岁那天，她最好的朋友在他们合租的房子里被入室抢劫者杀死，她被叫去辨认尸体，从此中途辍学，放弃博士学位。到了晚年，母亲才向她吐露：她在中国大陆还有3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个秘密深深地震撼了谭恩美，并成为她创作的又一个主题。
谭恩美说，这是命运。她或许是被选中的那种人，老天认为她可以承受更多。令人欣慰的是，有些女儿不再需要重蹈母亲的覆辙。在和16岁那位初恋男友结束后，谭恩美很快认识了她的终身伴侣卢·德马泰。她令人惊异地过上了亲密平和的爱情生活，并且绵长相伴至今。
谭恩美告诉记者，他们长期安全的相处首先得益于卢是一位非常随和、好相处的人，他可以给予她足够的包容。另一方面，她感谢母亲，正是少年时期母亲那种苛严的管教，让谭恩美“不得不成为了现在这样一个极其独立的人”，她认为只有两个非常独立的人才能维护好一份长久不厌烦的感情。
59岁的谭恩美还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这个乐队的成员还包括著名的惊悚小说家斯蒂芬·金，他们每年开演一次。“事实上，我是这个乐队的统治者。”谭恩美骄傲地说，演出的道具甚至包括高筒靴和粉红色假发，“我比少女时期更加叛逆。”她也在写她的新作，一本关于上海的小说，这次她试图探讨信仰命题。“明年3月我会来参加上海国际文学节，说不定我的乐队可以在中国搞一次巡演。”
谭恩美在很多年后仍然能回忆那种恐惧，“别的母亲让孩子过马路注意安全，会说小心车，甜心；我妈说的是如果你不看车，你的脸就会被车轧成比目鱼。”
很难把谭恩美与她小说里那些阴郁的女儿们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比实际年轻，保养得当，皮肤洋溢着光彩。就五官而言她肯定不算标志，而一旦说话，配以表情、手势以及极其柔和的西岸口音和迷人的笑声，她的优雅几乎立刻光彩夺目起来。
1989年，37岁的谭恩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这本小说以四对华裔母女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她们背后几个家族在近百年的岁月中从大陆到美国的变迁。女人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她们大多美丽而苦难，身上兼具疯狂和坚韧的基因。由于强烈的个性，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相处变得充满痛苦，尤其是母亲与女儿之间，每一代人都在不遗余力地反叛自己的上辈，伤害不断发生。
谭恩美本来只是想把这本书献给母亲，没想到书出之后一炮而红，最终发行到25个国家，卖出了超过500万册。电影版权也卖了出去，几年后被华裔导演王颖改编成同名电影《喜福会》，由邬君梅、俞飞鸿等主演，票房同样不俗。
谭恩美不曾料想自己会成为美国超级畅销的作家，但是写作于她是一种必然。在回答每一个作家都会被问到的问题—你为什么会写作时，她曾开着玩笑回答：如果你有一个我那样的妈妈，有一个我那样的童年，你也一定会写作。
故事要从谭恩美的外婆说起。她是苏州人，生得貌美，一次去上海，被纱厂一个姓杜的富商看上并强占，从此只能给富商家做了小妾。谭恩美的母亲并非杜家亲生，总之是外婆带入杜家的—取名为杜琴，虽是养女，但深得杜家宠爱，从小受最好的教育，还学了钢琴。但在杜琴11岁时，谭恩美的外婆自杀了，缘由无人知晓，一种猜测是多年的忍辱负重后她终究还是要用这种激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清白。
外婆的自杀对杜琴刺激很大。她的第一次婚姻同样不幸福，她被一个军官看上，嫁给了他，开始很恩爱，逐渐被嫌弃，被打。杜琴很多次想逃跑，但次次都被抓回。到后来她开始尝试自杀，但这也不能让那个男人放过她。最终她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达到和军官离婚的目的—在一艘船上，杜琴认识了谭恩美的父亲，并和他发生了关系。通过这件事她让自己以通奸罪的罪名进了监狱，并在出狱后终于摆脱了那个军官。她和军官育有三个女儿，她一个都不要了。
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在加州奥克兰，父亲做了教士，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谭恩美以及她的哥哥和弟弟。生活安稳平静，但自杀像基因一样沉淀在母亲的血液里，她习惯性地把死亡挂在嘴边，并以此来威胁所有与她意愿相违背的事情。谭恩美在很多年后仍然能回忆那种恐惧，“别的母亲让孩子过马路注意安全，会说小心车，甜心；我妈说的是如果你不看车，你的脸就会被车轧成比目鱼。”她曾带6岁的谭恩美参加了邻居家一个叫蕾切尔的女孩的葬礼，指着棺材里那个直挺挺的孩子警告自己的女儿：如果你吃水果不洗手，你就会变得和她一样。”
谭恩美童年时弹钢琴腻了，申请出去玩，母亲不悦地答应，继而警告她，你去吧，干你想干的事，反正我会死，我迟早会自杀。后来，她将这种恐吓演变为两种形式：时而是威胁要自杀，时而是说要回中国，这让幼年的谭恩美觉得中国几乎等于死亡，是个令人非常害怕的去处。
母女的矛盾在谭恩美16岁那年彻底爆发。那一年，先是谭恩美的哥哥得了脑瘤死去，仅仅八个月后，父亲因为同样的原因离世。谭恩美的母亲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她认为这个家遭到了诅咒。她带着女儿和小儿子去了瑞士，强迫他们在那里安家。爆发点在于正处于叛逆期的谭恩美和比她大5岁的德国男人谈恋爱被母亲知道，在激烈的争吵后，“母亲摔上门，拴好，并用钥匙锁上。她把我推到墙边，举着切肉刀，就在那时，我看见了刀光一闪，刀锋距离我的喉咙只有一英寸。她的双眼像野兽一样放光，凝视着死亡，我甚至能感到她呼出的粗气。”这场对峙持续了20分钟，最终谭恩美崩溃了，她感到求生的意志战胜了其他所有情绪，她大哭着同意和男友分手，央求母亲把刀收回。
刀锋之上—正如同谭恩美和母亲的关系。母亲认为她给的是爱，对谭恩美而言却是将一把刀推到了她的喉头。很长一段岁月里谭恩美无法直面这种母女关系，她最终选择以写作来给自己出口。
被命运选中
在谭恩美最负盛名的几部小说—无论是《喜福会》还是《正骨师之女》中，总是萦绕着这令她挥之不去的梦魇。母亲、女儿、外祖母，几代女人痛苦纠缠在一起，难以呼吸。母亲们要学着适应日益西化的女儿，学着在丈夫的背叛和儿子的死亡的双重打击下选择坚强，而女儿也要学着理解母亲的中国观念。她试图探索这些试图摆脱男人的控制、背井离乡、在不适之地重筑自己家园的女人的命运—命运如此精致，命运又如此恐怖。
在自传性质的随笔集《命运的逆转》中，谭恩美记述了母亲临终前曾给她打过的一个电话。那是她们第一次谈起那把刀子的事。“我知道我伤害了你……我做了可怕的事情……希望你能忘记，就像我已经忘了一样。”谭恩美对她说，“真的，别多想了。”
很多年后她才逐渐能够理解母亲—她强烈、自卑、毫无安全感的一生。她目睹了自己母亲的自杀，她立誓不能那样活；但她前半生不幸地依靠了一个混蛋般的男人，后半生的那个好男人却没陪她多久，很快撒手离去，还带走了她一个儿子。“谁能不崩溃？一个儿子和丈夫先后死亡相隔不到7个月。你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能享受当地的福利制度，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孩子们不听你的话，一切看起来好像受到诅咒。眼睁睁看着你的女儿要毁了她自己的生活，离家出走，变成吸毒者，跟一个疯狂的男人怀孕，为什么你不能说该结束了？我现在可以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
然而谭恩美跌宕的青春并没有随着这件事的过去而平息。20岁出头，她出过两次车祸，被人用枪指着抢劫，差点被强奸；受到死亡威胁，几乎被泥石流冲走。24岁那天，她最好的朋友在他们合租的房子里被入室抢劫者杀死，她被叫去辨认尸体，从此中途辍学，放弃博士学位。到了晚年，母亲才向她吐露：她在中国大陆还有3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个秘密深深地震撼了谭恩美，并成为她创作的又一个主题。
谭恩美说，这是命运。她或许是被选中的那种人，老天认为她可以承受更多。令人欣慰的是，有些女儿不再需要重蹈母亲的覆辙。在和16岁那位初恋男友结束后，谭恩美很快认识了她的终身伴侣卢·德马泰。她令人惊异地过上了亲密平和的爱情生活，并且绵长相伴至今。
谭恩美告诉记者，他们长期安全的相处首先得益于卢是一位非常随和、好相处的人，他可以给予她足够的包容。另一方面，她感谢母亲，正是少年时期母亲那种苛严的管教，让谭恩美“不得不成为了现在这样一个极其独立的人”，她认为只有两个非常独立的人才能维护好一份长久不厌烦的感情。
59岁的谭恩美还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这个乐队的成员还包括著名的惊悚小说家斯蒂芬·金，他们每年开演一次。“事实上，我是这个乐队的统治者。”谭恩美骄傲地说，演出的道具甚至包括高筒靴和粉红色假发，“我比少女时期更加叛逆。”她也在写她的新作，一本关于上海的小说，这次她试图探讨信仰命题。“明年3月我会来参加上海国际文学节，说不定我的乐队可以在中国搞一次巡演。”
谭恩美在很多年后仍然能回忆那种恐惧，“别的母亲让孩子过马路注意安全，会说小心车，甜心；我妈说的是如果你不看车，你的脸就会被车轧成比目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