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用了短短40年时间实现了工业化，走过了欧美200多年工业化的历程。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主要想讲讲中国改革过程中最大的动力，它可能是来自于民间基层，来自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政界和学界，不少人开始高估自己的聪明程度，忽略人民的智慧和地方精英的作用。这一方面是机制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人类认知的偏差导致。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反思和克服。

草根与集群

　　中国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产业集群。一个镇，甚至村子，集聚了许多类似的企业，主要生产一种产品，在市场上占据很大的规模。中国有许许多多产业集群，比如佛山，均安镇做牛仔裤，顺德做厨具，大沥镇做铝材，每个镇都是中国名镇。
　　一对来自四川农村的小两口，开始给别人打工，缝扣子。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其实这个生意并不难，就决定自己干。他们在附近农村租了间屋，花几千元买了四台旧缝纫机，从家乡的村子里又招来两个老乡做工人。他们工作、吃、住都在租的房子。就这样原来的农民工也变成了企业家。中国很多的草根企业家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这说明在集群创业的门槛相当低，很容易模仿复制。很多类似的企业就会产生出来产业集群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缺少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十年能涌现7000多万民营企业和个体户。
　　可以说，中国发展起来依靠了众多的产业集群以及里面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每个产业集群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虽然经济发展的原则很简单，但每个集群发展的具体路径很不一样。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在寻找地方发展的路径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冲上（外）不冲下”

　　还有一个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冲上（外）不冲下。
　　我前些年做過一个尼泊尔的研究项目，当时想雇当地的懂专业的人来做顾问。但在尼泊尔，几乎所有国外受过训练的精英都去为国际援助项目打工了，没有人再去理会当地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了。精英不关心、不懂本国本地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
　　同样的现象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和东北地区也存在。
　　当我们到甘肃去做调研时，县里干部三顿饭都来陪。他们担心我们是北京来的，万一招待不周，中央的转移支付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到浙江调研，村长都不会来陪吃饭。浙江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自己，根本不依赖上面的转移支付，所以眼睛主要关注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差别。
　　从1990年代政府开始财政分权改革，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当时提出一个公式，在原有税收基数之上增加的财税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比例分成。地方经济发展好了，就可以留下更多可支配的财政收入，这样可以进一步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地方经济。
　　再就是激励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包括了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等。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官员更容易得到晋升，这是非常大的激励。
　　此外，还有很多具体的创新。比如浙江生产羊毛衫的濮院集群存在官吏共存的制度安排。镇里的干部三五年就要调动。而市场管委会是县里工商局代派的，他们主要负责技术，很少流动，对当地的产业一清二楚。管委会干得最好升为副主任就上不去了，濮院管委会的两名副主任在管委会已经工作20多年。为了克服镇政府和管委会两套班子扯皮的事情，镇书记兼任管委会主任，重大事情探索通过联席会议形式来处理，镇里官员和管委会官员一起参加联席会，大家一块做决定，这样就很少产生扯皮和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乡绅的尊重也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比如在1982年担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对义乌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他调到外地之后，义乌人还是对他非常怀念。遇有重大活动，义乌人还会隆重邀请他。这些地方精英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受到了百姓格外的尊重。为百姓做好事自然赢得人们尊重的乡绅文化是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习总书记也特别强调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他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文共4780字，其中有84处提及“人民”。他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必须深深扎根人民，在人民群众中汲取筑梦中国的不竭动力”。可以看到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人民的智慧。（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此文系在“朗润格致”系列讲座中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