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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在中国主流市场上，可能很难见到本土奶源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了”。
圣元国际集团（以下简称圣元）董事长兼CEO张亮4月13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20日，这家企业刚刚通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拿到了在法国投资建厂的境外投资证书。
从2012年下半年至今，中国前几大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先后“出海”。这背后是尴尬的现实困境，一方面，中国以散养为主的奶牛养殖模式，意味着原奶的成本高居不下。另外一方面，散养导致中国奶制品生产无法实现全链条的完整追溯，不断出现的质量问题，让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度进一步下滑，转而购买进口奶粉。
2013年1月，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进口量达到7413吨，同比增长42.76%。海外代购则是另一路径，巨大的代购需求甚至引发了美国、德国、英国等地奶粉的短缺，这些国家不得不出台限购措施。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出海”成为了共同的选择，中国奶粉企业被迫走上独特的“中国品牌，全球供应链（海外生产），中国消费”的道路。
一些先行者似乎也证明“出海”是明智之举，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生元）在2008年进入奶粉行业，该企业供应原装进口的奶粉，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2012年，合生元总收入及纯利润分别为33.82亿元和7.43亿元，同比增加54.5%及40.9%，成为中国增速最快的奶粉企业。
但是，刚刚“出海”的中国奶粉企业面临一个难题——大笔资金壮士断腕般地砸到海外之后，如何重新获得中国消费者的信任，在与外资奶粉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张亮看起来尚未找到万全之策，他希望，未来两三年内，中国奶粉企业不要“出事”。
“一家出事，大家受牵连。”他忧心忡忡地说。
2015年，圣元位于法国的奶粉生产企业将完工投产，为圣元的所有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提供主要原料“基粉”。这家工厂的投资额约合7亿元，年产能为10万吨。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7家中国奶粉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并购、参股等方式“出海”。仅2012年9月到2013年初为止，国内奶粉企业规划的海外奶粉年产能接近20万吨，相当于2012年中国奶粉总进口量的近30%。
这种趋势最早始于合生元。2006年底，生产益生菌的保健品企业合生元为了扩大市场规模，准备进入婴幼儿配方奶粉领域。
由于当时中国并无原装进口的超高端奶粉，因此合生元准备填补这块空白。从一开始，合生元走的是“轻资产”道路，委托法国Laiterie de Montaigu乳品公司等，为合生元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然后原装进口。
当初合生元能迅速带开市场，正因为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高價的合生元奶粉刚上市并不好卖，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负责人拒绝把奶粉摆上货架：“没听说过合生元。”
不过，紧接着的突发事件改变了其艰难处境。2008年，蔓延至蒙牛、伊利等多家企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对中国奶粉企业的信任度降至冰点。而没有受到三聚氰胺波及的合生元奶粉，市场份额快速扩大。根据AC尼尔森的统计，2011年上半年，合生元占中国超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约44%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客观上来说，合生元算是沾了三聚氰胺的光。”中国奶业协会一位人士相当感慨。
当初合生元出海尚属于企业另辟蹊径的个性选择，而此轮出海则是集体行为。“出海”者包括圣元、伊利、光明、贝因美、雅士利等。这些海外投资多集中在奶业资源丰富的新西兰（光明、伊利、雅士利等）和欧盟地区（合生元、圣元、贝因美等）。
合生元等选择法国的原因在于，法国对牛奶的质量要求比澳大利亚等地更为严格。合生元供应商所在的法国AOP奶源区，只允许投放控制区内专门种植的饲草，禁止使用含有激素的饲料和牧草；区域内的牛奶也不得与区域外的混用。而一旦违规，这些奶农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将被禁止从事奶牛养殖。
除了奶源因素，圣元和合生元选择法国、丹麦的原因还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中至少有一半是乳清，而乳清是生产奶酪的副产品。包括法国、丹麦在内的欧盟地区喜食奶酪，价格相对较高的奶酪就能使企业收回原奶成本，因此乳清供应充足且便宜。
限于外部条件，包括新西兰、法国等地的奶源供应量并不会在短期内爆增，随着中国奶粉企业纷纷“出海”，对奶源以及供应商的争夺日趋激烈。
没有自建工厂的合生元，必须设法绑定合作伙伴。2013年3月，合生元与法国Laiterie de Montaigu签订了第三份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协议，协议期由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根据协议，在中国市场，Laiterie de Montaigu只能向合生元供应奶粉。合生元将每年向对方采购不少于10000吨的奶粉成品。合生元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罗飞说，这份排他性的协议是为了保证合生元奶粉的稳定供应。
2012 年 11月 1日，青岛圣元奶粉工厂的工人处理受雨淋的奶粉。内地奶粉工厂的生奶供应来源复杂，人力成本高昂使得中国奶企纷纷转向海外生产。 图 /CFP
除了签订排他性协议，合生元还为供应商提供融资等。2012年7月，合生元与丹麦乳业巨头爱氏晨曦签订了10年期融资供应协议，合生元将向后者提供8763万元的融资，支持后者建立一条新的奶粉生产线。而爱氏晨曦的回报则是，从2015年起每年给合生元提供2万吨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我们必须和合作伙伴实现紧密的利益捆绑。”合生元销售总监朱定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是谨慎的张亮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他选择自己投资建厂，“这样我就把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比较放心”。选择同样方式的还包括贝因美、雅士利等。
不过，与贝因美等在海外建立子公司不同，张亮的决心更大，未来圣元的全部奶粉产品，其主要原料“基粉”都来自这家法国工厂。
“掉头向外并不容易。”张亮坦承。首先，掉头向外意味着中国本土的工厂停产，而这些工厂价值动辄达到数亿。2009年初，圣元位于黑龙江的一家奶粉工厂刚刚完工，来自法国的项目验收专家还没来得及回国，张亮就开始寻找买家了，最终接盘的是一家黑龙江本地乳企。
“新工厂建设成本2.4亿元，我就卖了2亿。”張亮回忆。
被下家接盘后，这家工厂的开工率并不饱和。而现在，即便把价格压得很低，也找不到买家了。这可能是多家婴幼儿奶粉企业选择部分产品海外生产的原因。“一下子都停了，损失兜不住”。
不过，奶粉企业一路汹涌的“出海”，并非头脑发热，而是对中国散养为主的奶业资源彻底失望。
“中国生奶，质量差又贵。”张亮抱怨道。2010年后，圣元婴幼儿奶粉的主要原料全部进口。
目前，农户散养仍是中国主流的奶牛养殖模式，每户养殖量只有几头或者十几头。而法国则是家庭牧场为主，每个牧场大概50头左右。新西兰是小规模牧场为主，规模在200头到300头。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为了便于监管，中国政府和乳企开始鼓励奶农到奶站实行一站式挤奶，由奶站统一挤奶并收购。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2009年，北京郊区庞各庄镇的奶农们也曾把奶牛送到奶站。不过，由于强势的奶站经常扣押奶农的奶款，而且奶站离家太远，养殖不方便，很多奶农又陆续把奶牛牵回了家。
散养导致成本过高。由于中国养殖规模过小，平均到每头牛上的人工成本要远远高于法国和新西兰。而且后者的人均耕地、草地、水资源要比中国丰富得多，饲料等成本比中国低或者和中国差不多。根据张亮的综合测算，中国同等品质生奶的收购价，每公斤要比法国贵1元钱左右。
事实上，即便收购价更高，中国奶农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生奶价格只会提高不会降低。2012年，庞各庄镇的多位奶农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说，精饲料的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公斤四五块，而奶站对牛奶的收购价每公斤不到3块，“养奶牛赚钱太少”。
而液态奶等生产企业之所以还留在国内，并没有“出海”，是因为液态奶运输成本过高，保质期相对较短，没法“出海”。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的运输成本相对小得多，因此，“出海”障碍较小。
散养模式还存在巨大的质量隐患，也是2008年爆发三聚氰胺事件的“温床”。中国奶业协会一位人士曾在去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散养模式下，农民资金有限，没钱投资去建立起干净整洁的牛圈。”
在庞各庄镇，陌生人闭着眼睛都能分辨出谁家在养牛。牛圈里来不及清理的牛粪气味熏人，奶牛身上粘着星星点点的牛粪和烂泥。由于储存不当，以及养殖环节中给牛喂食抗生素等，农户自己挤奶很容易导致生奶质量出现问题。
正是考虑到中国散养为主的现实，2010年修订的生奶收购标准，被称为“全球最差生奶标准”。根据该标准，中国合格生奶每毫升的细菌数最高不超过200万个，菌落总数是美国、欧盟（10万个）标准的20倍。中国每百克生奶蛋白质最低含量为2.8克，而发达国家的标准则在3.0克以上。
虽然乳品企业都有先进的杀菌设备，但是杀菌必须经过高温，而高温会大大降低口感。此外，国际奶业标准还要求检测生奶中抗生素、亚硝酸盐含量等指标，但国内对此甚至都不作要求。
更重要的是，散养环节还导致奶粉行业很难实现全链条的完整追溯，以至于出现问题后，很难实现精准的追责。在法国，生奶供应商只有十几家，而中国散养模式下，供应生奶的农户可能达到上百家，大大提高了追溯成本。
追溯成本高，给政府和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
张亮透露，圣元法国工厂的年产能为10万吨，额定的人员只有126人。但是圣元位于河北的一家工厂年产能2万吨，工人却有将近200名。其中分析化验部门，法国工厂只有4人，而张家口工厂则有30多名。之所以人员这么多，一是担心中国生奶质量安全所以不得不加大人手，“事后追责难，只有花大力气事前预防”。二是为了应付政府经常性的抽查。
不过，朱定平和张亮都预测，短期之内，中国散养为主的奶牛养殖模式很难彻底得到改善。“外部条件不改变，消费者会越来越倾向进口奶粉。”朱定平坚信。
看起来，尽早“出海”是一种明智选择。
出海较早的合生元奶粉从一开始就是全部进口，塑造了其高端形象。但是最近刚刚出海的企业，如何实现与过去国内奶源、国内生产的历史的真正切割，借助“换血”重获赢得消费者？
4月14日，上海一家大型通信企业的白领谢飞（化名）干脆利落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坚决不选择国产奶粉，又贵又不安全”。
4月初，他到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出差，赶到当地超市，准备购买在德国销售量排名第一的Aptamil奶粉。不过，超市空空的货架上，只剩下针对特殊需求的抗过敏奶粉。超市工作人员告诉他，奶粉每周补一次货，已经卖完了，而且每个顾客只能限购3罐。
事实上，从2012年至今，多个国家都开始限购奶粉，以免奶粉被蜂拥而至的中国父母及其代购者抢购一空。
谢飞选择国外买奶粉，第一是对中国奶粉质量安全表示担忧，第二则是国外奶粉价格比国内低得多。在德国，Aptamil奶粉每罐（900克）的售价仅为11.45欧元，折合人民币不到100元。该产品为食品巨头达能旗下品牌，而达能在中国的品牌之一是多美滋，其多款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价格则在200元上下浮动。
据悉，美国品牌雅培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在美国的价格为每罐150元左右，而在中国的零售价也接近200元。 翻开中国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上市公司的财报会发现，其毛利率高达60%甚至70%，但是其净利润并不高。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因在于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多，市场分散，导致企业营销成本过高。中国本土的奶粉品牌大概有1000个左右，中国前十大奶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到70%，比三聚氰胺事件之前下降了10%左右。
朱定平曾到法國考察，他发现法国超市的货架上，常见的奶粉品牌只有区区两三个。美国也只有10家奶粉企业，其中，三家最大的奶粉企业美赞臣、雅培、雀巢的市场占有率共计90%左右。
市场占有率过低，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每家企业都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到广告、销售等环节。
在奶粉生产商相对分散的情况下，渠道商相对强势，而中国店租成本又高，其截留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利润可能高达30%左右。
根据AC尼尔森公司的划分标准，每罐（900克）售价超过300元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为“超高端奶粉”；售价在200元～300元之间的奶粉为“高端奶粉”。而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高端奶粉迅速跃升市场主流。
合生元2012年在“超高端奶粉”市场中仍然占据首位。不过，自2008年上市以来，合生元从未提价，相反，其内部人士透露，合生元正准备进入次高端奶粉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企进入超高端奶粉市场了，竞争激烈，而这块市场规模相对有限”。
海外建厂会解决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又贵又不安全”的难题？
张亮坦承，目前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确实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未来几年价格泡沫可能会挤出一些”。
更难的则是重树消费者的信心，目前来看，张亮似乎并无良策：“我希望拿产品说话，但是消费者往往很感性，并不听我在说什么。”
更让张亮担心的则是，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只要有一家企业出事，就会殃及所有的国产品牌，“我只希望中国奶粉企业更小心，更注意食品安全，都别出事”。
张亮的担心也许并不多余。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又出现多起质量安全事故。最近一次备受瞩目的事件是，2012年6月，中国乳制品工业巨头伊利，旗下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汞含量超标。而由于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品牌达到了上千个，出事的几率显然要高得多。
此外，中国企业也面临来自外企越来越激烈的竞争。3月底，全球最大的乳品出口商、新西兰企业恒天然宣布，将于今年在中国推出其自有品牌的婴儿配方奶粉，原因是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利润高、市场空间大。就在同一时间，达能集团也在中国推出了诺优能品牌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内外夹攻之下，中国奶粉企业“集体出海”的红利，又将面临摊薄。
圣元国际集团（以下简称圣元）董事长兼CEO张亮4月13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20日，这家企业刚刚通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拿到了在法国投资建厂的境外投资证书。
从2012年下半年至今，中国前几大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先后“出海”。这背后是尴尬的现实困境，一方面，中国以散养为主的奶牛养殖模式，意味着原奶的成本高居不下。另外一方面，散养导致中国奶制品生产无法实现全链条的完整追溯，不断出现的质量问题，让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度进一步下滑，转而购买进口奶粉。
2013年1月，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进口量达到7413吨，同比增长42.76%。海外代购则是另一路径，巨大的代购需求甚至引发了美国、德国、英国等地奶粉的短缺，这些国家不得不出台限购措施。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出海”成为了共同的选择，中国奶粉企业被迫走上独特的“中国品牌，全球供应链（海外生产），中国消费”的道路。
一些先行者似乎也证明“出海”是明智之举，合生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生元）在2008年进入奶粉行业，该企业供应原装进口的奶粉，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2012年，合生元总收入及纯利润分别为33.82亿元和7.43亿元，同比增加54.5%及40.9%，成为中国增速最快的奶粉企业。
但是，刚刚“出海”的中国奶粉企业面临一个难题——大笔资金壮士断腕般地砸到海外之后，如何重新获得中国消费者的信任，在与外资奶粉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张亮看起来尚未找到万全之策，他希望，未来两三年内，中国奶粉企业不要“出事”。
“一家出事，大家受牵连。”他忧心忡忡地说。
集体出海
2015年，圣元位于法国的奶粉生产企业将完工投产，为圣元的所有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提供主要原料“基粉”。这家工厂的投资额约合7亿元，年产能为10万吨。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7家中国奶粉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并购、参股等方式“出海”。仅2012年9月到2013年初为止，国内奶粉企业规划的海外奶粉年产能接近20万吨，相当于2012年中国奶粉总进口量的近30%。
这种趋势最早始于合生元。2006年底，生产益生菌的保健品企业合生元为了扩大市场规模，准备进入婴幼儿配方奶粉领域。
由于当时中国并无原装进口的超高端奶粉，因此合生元准备填补这块空白。从一开始，合生元走的是“轻资产”道路，委托法国Laiterie de Montaigu乳品公司等，为合生元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然后原装进口。
当初合生元能迅速带开市场，正因为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高價的合生元奶粉刚上市并不好卖，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负责人拒绝把奶粉摆上货架：“没听说过合生元。”
不过，紧接着的突发事件改变了其艰难处境。2008年，蔓延至蒙牛、伊利等多家企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对中国奶粉企业的信任度降至冰点。而没有受到三聚氰胺波及的合生元奶粉，市场份额快速扩大。根据AC尼尔森的统计，2011年上半年，合生元占中国超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约44%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客观上来说，合生元算是沾了三聚氰胺的光。”中国奶业协会一位人士相当感慨。
当初合生元出海尚属于企业另辟蹊径的个性选择，而此轮出海则是集体行为。“出海”者包括圣元、伊利、光明、贝因美、雅士利等。这些海外投资多集中在奶业资源丰富的新西兰（光明、伊利、雅士利等）和欧盟地区（合生元、圣元、贝因美等）。
合生元等选择法国的原因在于，法国对牛奶的质量要求比澳大利亚等地更为严格。合生元供应商所在的法国AOP奶源区，只允许投放控制区内专门种植的饲草，禁止使用含有激素的饲料和牧草；区域内的牛奶也不得与区域外的混用。而一旦违规，这些奶农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将被禁止从事奶牛养殖。
除了奶源因素，圣元和合生元选择法国、丹麦的原因还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中至少有一半是乳清，而乳清是生产奶酪的副产品。包括法国、丹麦在内的欧盟地区喜食奶酪，价格相对较高的奶酪就能使企业收回原奶成本，因此乳清供应充足且便宜。
限于外部条件，包括新西兰、法国等地的奶源供应量并不会在短期内爆增，随着中国奶粉企业纷纷“出海”，对奶源以及供应商的争夺日趋激烈。
没有自建工厂的合生元，必须设法绑定合作伙伴。2013年3月，合生元与法国Laiterie de Montaigu签订了第三份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协议，协议期由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根据协议，在中国市场，Laiterie de Montaigu只能向合生元供应奶粉。合生元将每年向对方采购不少于10000吨的奶粉成品。合生元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罗飞说，这份排他性的协议是为了保证合生元奶粉的稳定供应。
除了签订排他性协议，合生元还为供应商提供融资等。2012年7月，合生元与丹麦乳业巨头爱氏晨曦签订了10年期融资供应协议，合生元将向后者提供8763万元的融资，支持后者建立一条新的奶粉生产线。而爱氏晨曦的回报则是，从2015年起每年给合生元提供2万吨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我们必须和合作伙伴实现紧密的利益捆绑。”合生元销售总监朱定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是谨慎的张亮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他选择自己投资建厂，“这样我就把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比较放心”。选择同样方式的还包括贝因美、雅士利等。
不过，与贝因美等在海外建立子公司不同，张亮的决心更大，未来圣元的全部奶粉产品，其主要原料“基粉”都来自这家法国工厂。
“掉头向外并不容易。”张亮坦承。首先，掉头向外意味着中国本土的工厂停产，而这些工厂价值动辄达到数亿。2009年初，圣元位于黑龙江的一家奶粉工厂刚刚完工，来自法国的项目验收专家还没来得及回国，张亮就开始寻找买家了，最终接盘的是一家黑龙江本地乳企。
“新工厂建设成本2.4亿元，我就卖了2亿。”張亮回忆。
被下家接盘后，这家工厂的开工率并不饱和。而现在，即便把价格压得很低，也找不到买家了。这可能是多家婴幼儿奶粉企业选择部分产品海外生产的原因。“一下子都停了，损失兜不住”。
不过，奶粉企业一路汹涌的“出海”，并非头脑发热，而是对中国散养为主的奶业资源彻底失望。
散养倒逼
“中国生奶，质量差又贵。”张亮抱怨道。2010年后，圣元婴幼儿奶粉的主要原料全部进口。
目前，农户散养仍是中国主流的奶牛养殖模式，每户养殖量只有几头或者十几头。而法国则是家庭牧场为主，每个牧场大概50头左右。新西兰是小规模牧场为主，规模在200头到300头。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为了便于监管，中国政府和乳企开始鼓励奶农到奶站实行一站式挤奶，由奶站统一挤奶并收购。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2009年，北京郊区庞各庄镇的奶农们也曾把奶牛送到奶站。不过，由于强势的奶站经常扣押奶农的奶款，而且奶站离家太远，养殖不方便，很多奶农又陆续把奶牛牵回了家。
散养导致成本过高。由于中国养殖规模过小，平均到每头牛上的人工成本要远远高于法国和新西兰。而且后者的人均耕地、草地、水资源要比中国丰富得多，饲料等成本比中国低或者和中国差不多。根据张亮的综合测算，中国同等品质生奶的收购价，每公斤要比法国贵1元钱左右。
事实上，即便收购价更高，中国奶农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生奶价格只会提高不会降低。2012年，庞各庄镇的多位奶农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说，精饲料的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公斤四五块，而奶站对牛奶的收购价每公斤不到3块，“养奶牛赚钱太少”。
而液态奶等生产企业之所以还留在国内，并没有“出海”，是因为液态奶运输成本过高，保质期相对较短，没法“出海”。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的运输成本相对小得多，因此，“出海”障碍较小。
散养模式还存在巨大的质量隐患，也是2008年爆发三聚氰胺事件的“温床”。中国奶业协会一位人士曾在去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散养模式下，农民资金有限，没钱投资去建立起干净整洁的牛圈。”
在庞各庄镇，陌生人闭着眼睛都能分辨出谁家在养牛。牛圈里来不及清理的牛粪气味熏人，奶牛身上粘着星星点点的牛粪和烂泥。由于储存不当，以及养殖环节中给牛喂食抗生素等，农户自己挤奶很容易导致生奶质量出现问题。
正是考虑到中国散养为主的现实，2010年修订的生奶收购标准，被称为“全球最差生奶标准”。根据该标准，中国合格生奶每毫升的细菌数最高不超过200万个，菌落总数是美国、欧盟（10万个）标准的20倍。中国每百克生奶蛋白质最低含量为2.8克，而发达国家的标准则在3.0克以上。
虽然乳品企业都有先进的杀菌设备，但是杀菌必须经过高温，而高温会大大降低口感。此外，国际奶业标准还要求检测生奶中抗生素、亚硝酸盐含量等指标，但国内对此甚至都不作要求。
更重要的是，散养环节还导致奶粉行业很难实现全链条的完整追溯，以至于出现问题后，很难实现精准的追责。在法国，生奶供应商只有十几家，而中国散养模式下，供应生奶的农户可能达到上百家，大大提高了追溯成本。
追溯成本高，给政府和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
张亮透露，圣元法国工厂的年产能为10万吨，额定的人员只有126人。但是圣元位于河北的一家工厂年产能2万吨，工人却有将近200名。其中分析化验部门，法国工厂只有4人，而张家口工厂则有30多名。之所以人员这么多，一是担心中国生奶质量安全所以不得不加大人手，“事后追责难，只有花大力气事前预防”。二是为了应付政府经常性的抽查。
不过，朱定平和张亮都预测，短期之内，中国散养为主的奶牛养殖模式很难彻底得到改善。“外部条件不改变，消费者会越来越倾向进口奶粉。”朱定平坚信。
脆弱生态
看起来，尽早“出海”是一种明智选择。
出海较早的合生元奶粉从一开始就是全部进口，塑造了其高端形象。但是最近刚刚出海的企业，如何实现与过去国内奶源、国内生产的历史的真正切割，借助“换血”重获赢得消费者？
4月14日，上海一家大型通信企业的白领谢飞（化名）干脆利落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坚决不选择国产奶粉，又贵又不安全”。
4月初，他到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出差，赶到当地超市，准备购买在德国销售量排名第一的Aptamil奶粉。不过，超市空空的货架上，只剩下针对特殊需求的抗过敏奶粉。超市工作人员告诉他，奶粉每周补一次货，已经卖完了，而且每个顾客只能限购3罐。
事实上，从2012年至今，多个国家都开始限购奶粉，以免奶粉被蜂拥而至的中国父母及其代购者抢购一空。
谢飞选择国外买奶粉，第一是对中国奶粉质量安全表示担忧，第二则是国外奶粉价格比国内低得多。在德国，Aptamil奶粉每罐（900克）的售价仅为11.45欧元，折合人民币不到100元。该产品为食品巨头达能旗下品牌，而达能在中国的品牌之一是多美滋，其多款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价格则在200元上下浮动。
据悉，美国品牌雅培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在美国的价格为每罐150元左右，而在中国的零售价也接近200元。 翻开中国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上市公司的财报会发现，其毛利率高达60%甚至70%，但是其净利润并不高。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因在于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多，市场分散，导致企业营销成本过高。中国本土的奶粉品牌大概有1000个左右，中国前十大奶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到70%，比三聚氰胺事件之前下降了10%左右。
朱定平曾到法國考察，他发现法国超市的货架上，常见的奶粉品牌只有区区两三个。美国也只有10家奶粉企业，其中，三家最大的奶粉企业美赞臣、雅培、雀巢的市场占有率共计90%左右。
市场占有率过低，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每家企业都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投入到广告、销售等环节。
在奶粉生产商相对分散的情况下，渠道商相对强势，而中国店租成本又高，其截留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利润可能高达30%左右。
根据AC尼尔森公司的划分标准，每罐（900克）售价超过300元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为“超高端奶粉”；售价在200元～300元之间的奶粉为“高端奶粉”。而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高端奶粉迅速跃升市场主流。
合生元2012年在“超高端奶粉”市场中仍然占据首位。不过，自2008年上市以来，合生元从未提价，相反，其内部人士透露，合生元正准备进入次高端奶粉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企进入超高端奶粉市场了，竞争激烈，而这块市场规模相对有限”。
海外建厂会解决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又贵又不安全”的难题？
张亮坦承，目前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确实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未来几年价格泡沫可能会挤出一些”。
更难的则是重树消费者的信心，目前来看，张亮似乎并无良策：“我希望拿产品说话，但是消费者往往很感性，并不听我在说什么。”
更让张亮担心的则是，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只要有一家企业出事，就会殃及所有的国产品牌，“我只希望中国奶粉企业更小心，更注意食品安全，都别出事”。
张亮的担心也许并不多余。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又出现多起质量安全事故。最近一次备受瞩目的事件是，2012年6月，中国乳制品工业巨头伊利，旗下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汞含量超标。而由于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品牌达到了上千个，出事的几率显然要高得多。
此外，中国企业也面临来自外企越来越激烈的竞争。3月底，全球最大的乳品出口商、新西兰企业恒天然宣布，将于今年在中国推出其自有品牌的婴儿配方奶粉，原因是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利润高、市场空间大。就在同一时间，达能集团也在中国推出了诺优能品牌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内外夹攻之下，中国奶粉企业“集体出海”的红利，又将面临摊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