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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对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资本流动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从财政、价格、金融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最后提出构建和营造城乡资本流动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分析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资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3年以前资本流动呈现恶化的态势，大量资本从农村流向城市，2003年以后情况有所改善，农村资本外流的情况得到缓解;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弱质性使得市场机制在城乡资本流动过程中作用有限。因此，政府应当在城乡资本正常流动机制的构建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关键词：城乡资本流动;资本边际生产率;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041-007
我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异质性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其中资本要素表现得尤为重要，资本的稀缺已严重制约了农户的增收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解决城乡资本配置的问题，即城乡资本的正常流动是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前提。
早在1776年，斯密就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将资本要素视为扩大劳动分工、促进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资本积累和资本的跨部门流动不仅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还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1]，而影响区域资本流动的因素有很多，Webber（1987）[2]认为资本的报酬率是决定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因素，而区域资源禀赋、投入产出的价格、技术类型、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通过影响区域资本报酬率，间接地影响资本区际流动。Stefan（1992）[3]、Taylor（1996）[4]、Andrew & Glauco（2003）[5]等人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充分验证了储蓄-投资的相关性及其与资本流动的关系。
针对城乡资本流动，由于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资本分布的差异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资本的实际收益率在农村部门高于城市部门，但是金融制度的缺陷导致优化配置的资本流动未能实现，资本未能从城市部门流向农村部门。[6]何德旭（1998）[7][8][9]指出我国在工业化阶段所需要的资金几乎完全由农业来承担，形成并导致了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倾斜。Huang et al.（2003）[10]定性地分析了中国城乡资金流动的情况，认为中国存在农村资本流向城市的现象，金融体系资金的流出加剧了农村资金短缺。许晓东、谢元态、吕莉萍（2004）[11]则认为我国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元资本结构，农村资本通过各种渠道不合理地流向城市，并且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巨大资本缺口。彭小辉、史清华（2012）[12]则认为资本从农村配置到城市的根源主要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以往研究城乡资本流动问题，大多单一地从资本流动方向的角度分析，难以揭示城乡资本流动给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及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带来的影响，因此，对中国城乡资本配置有效性和流动情况的变化趋势仍有待深入研究。此外，随着国家对农村资本匮乏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愈发重视，农村资本外流的状态正在改变，这就要求动态地研究城乡资本流动问题，才有助于构建城乡资本正常流动机制和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用来衡量城乡资本配置有效性和流动情况的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并简要分析了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第二部分从市场机制和政府主导两个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资本流动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及变化分析
（一）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投入要素固定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随着投入量的不断增加，资本相对充裕的地区边际生产率会呈现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反的是，资本相对匮乏的地区资本边际生产率会不断上升。根据新古典理论的自由竞争和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假设，资本要素能够在不同地区间自由流动并且自动达到均衡状态，直到各地区的资本边际效率相等，地区间的差距问题得到缓解和改善。因此，若地区间资本边际生产率存在明显差异，则说明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不同地区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在反映资本配置有效性的同时，还反映了资本的流动情况：资本作为对市场敏锐的探测器，其趋利性会使其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地区流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区。若两地区资本边际生产率趋同，说明资本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流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地区;相反地，若两地区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扩大，则说明资本反而从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地区流向了边际生产率低的地区，资本配置情况进一步恶化。
因此，本文通过对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测算来研究资本在城市和农村地区（1）之间的比较利益，在此基础上判断城乡之间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及资本流动方向。借鉴辛祥晶、武翠芳（2007）[13]的测算方法，利用C-D（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最基本的双对数模型来测算城乡的资本边际产出，其估计形式为：
logyt=logA+？茁logkt+ ？着t？譹？訛
？譹？訛式中，yt表示t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茁为资本的产出弹性，kt表示t时期人均资本存量，？着t为残差项（即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其中，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采用：
Kt=■+（1-？啄）*Kt-1？譺？訛
？譺？訛式中，Kt是t时期的资本存量，It是t时期以当期价格计算的投资额，Pt是t期的投资价格指数，？啄是折旧率。本文所用的软件为Eviews7.2，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村经济绿皮书》各期，且均已通过处理消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样本的时间跨度选取为1981—2012年。 （二）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上述测度方法，可以估算得到我国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产出弹性分别为0.58和1.1。再通过公式：资本边际生产率=？茁*y/k，分别计算出各年城乡的资边际生产率及其差额。图1更直观地反映了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的变化趋势，1981—2012年间，农村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始终高于城市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城市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化较为稳定，但是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并且逐年下降;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由于城市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化平稳，因此，城乡资本生产率差异的变化趋势与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由图1可知，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变动幅度较大，且呈阶段性特征：1989年以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呈波动反复的态势;1989—1993年期间，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迅速拉大，从1989年的0.33上升到1993年的0.72，说明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在这一时期严重恶化，大量资本从农村流入城市，农村的资本缺口严重扩大;1994—2003年期间，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小幅下降后，再次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2003年以后，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有所下降，特别是2006年以后下降趋势更加明显，意味着资本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甚至开始逐步向农村地区回流，城乡资本配置有效性有所改善。
二、1981—2012年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原因分析
基于对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化趋势的分析发现，1981—2012年我国城乡资本流动总体上并没有遵循资本逐利的特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资本流动主要取决于风险和收益两个方面，农村地区资本边际生产率高于城市，但是并没有带来资本的大量回流，说明对农村地区的投资风险要远远高于城市地区。Temple（1994）[14]认为落后地区往往由于政策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市场规模小、劳动力素质低等原因，加上落后地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其投资风险远高于富裕地区，也就是说，投资者更倾向于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活动，资本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区。农业和农村自身弱质性带来的投资风险也是农村地区资本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各类农业项目、乡镇企业等农村经济主体普遍存在经营分散、规模大小不一、获利周期长、利润率低、抵御风险能力差、经营不稳定、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农村投资可能获得的高收益被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所抵消，导致农村地区不仅不能吸引外部投资，相反地，还会使得农村地区原本稀缺的资本外流、城乡资本配置效率降低。因此，基于农业和农村的特殊性，市场机制在城乡资本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事实上，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引致因素就是为了满足政府加强对社会资源汲取的需要。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了苏联的优先发展工业的模式，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政策，以此来支撑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奠定了农村资本大量流向城市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资本严重匮乏的问题，大量农村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外流，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城乡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随着农村资本以及外资不断流入城市，结合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城乡资本配置格局，城市资本相对充裕，资本边际生产率却不断下降，而农村资本越来越稀缺，表现为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不断上升，城乡资本配置情况日趋恶化。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均GDP、农业GDP比重、工农业GDP之比等基本指标早在1978年就已超过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折时期的国际参考值;而在2003年我国这些指标已达到大规模反哺期的国际参考值，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正在逐步进入大规模反哺期，即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二元经济转换阶段。[15]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中共中央2004年起发布多个“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促使资本回流农村，对农村地区的产业扶持提供优惠，为资本向农村地区回流提供制度保障。
由此可见，政府在我国整个城乡资本流动体制长期建立的过程中确实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具体地，可以从财政、价格和金融三个城乡资本流动途径来分析我国1981—2012年城乡资本流动情况。
（一）税收与财政支农政策
国家运用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各项支出和农业各种税收以及乡镇企业税来调整城乡资本配置。政府作为农村地区的重要投资者，其对农民、农业、农村的投入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代表农村资本的流入，主要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国家财政支农的资金不断增加，从绝对数来看，支农资金从1981年的110.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387.6亿元。另一方面，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是国家财政从农村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资本通过财政渠道流出农村的主要方式。农业各税从1981年的28.4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3932.6亿元，乡镇企业税收也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有了明显的增长，从1981年的34.28亿元激增到2012年的12457.62亿元，无形之中加剧农村资本通过税收方式外流的现象。
2003年我国实行农业税费改革，重点是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征收，给予农村更多的财力支持，然而，取消农业税只是减少了一小部分农村资本的流出，对农村资本外流的抑制作用有限。与此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的环比增长幅度自21世纪以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普遍高于20%）。但是，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幅与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收的增幅相比，财政对农村地区投入欠缺的现象较为明显。从理论上讲，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说明市场对农村地区资本投入减少，此时，国家财政应当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本投入，以此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通过财政渠道的城乡资本流动总体呈现出农村流向城市的局面，国家的财政支农政策未能缩小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提高城乡资本配置效率。 （二）价格“剪刀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了重工业超前的发展战略，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组织和配置社会资源，进行强制工业化积累，农村资源以“剪刀差”的形式流向城市[16]，通过“剪刀差”方式汲取农业剩余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被废除，“剪刀差”作用逐渐弱化，但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2）的变化趋势来看，1989年以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升幅度高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升幅度，农民能够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中获益，可以看作城市地区资本向农村地区转移;然而，1989—1993年间，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涨幅，“剪刀差”再次扩大，例如，1992年与1989年相比，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上升13.5%，而同期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则上升了31.9%，“剪刀差”上升了16.2%。农村居民在工农产品价格变动中由1989年前的净收入变为净损失，工农产品“剪刀差”侵蚀了农村居民的所得利益，张忠法（1996）[17]通过计算表明，1979—1994年期间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达到15000亿元，是同期农业税的8.55倍，农村资本无偿向城市转移，并最终导致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在这段时期内严重恶化。
祝树金、钟腾龙（2014）[18]通过构建工农综合剪刀差测度指标体系分析得出（见图2），1994—2011年，我国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工农综合剪刀差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状态，2003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综合剪刀差成缩小的趋势，反映了资本通过价格“剪刀差”方式向城市地区流动的现象有所缓解，2003年以后城乡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得以提高。
（三）农村金融改革与变迁
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通常会对金融部门采取抑制政策，利用行政力量人为地压低利率并实行信贷配给，这些措施会将大量农户农村和中小企业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难以获得资金支持。[19]如果在农村地区存在这样的制度障碍和政策调整，终会导致农村金融资源通过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外流。建国初期，我国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政府实施了以人为压低利率等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解决重工业资本密集型的特点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所形成的矛盾。[20]赶超策略虽然在改革后被逐渐弱化，但是政府为了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取金融资源，以此来补贴城市工业部门，存贷款利率被长期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浮动，因此，不断上升的储蓄存款和较低的利率水平加剧农村资金外流的同时，增加了城市工业部门的资金投入，为政府主导产业、大中型企业和少数特权阶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
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供给来看，改革之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向农村地区的迅速扩张也只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控制农村剩余的结果，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营业网点大多存多贷少，1998—2002年，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共撤并了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地区的撤离直接导致了农村储蓄资金的上收和外流。农村信用社作为主要留守在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也通过购买国债、拆借、上存资金等方式使得资金流向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农信社存贷比在改革初期处于较低水平，90年代后基本保持稳定。总体来看，农信社在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并未完全运用于“三农”，反而成为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的一条重要渠道。此外，农村邮政储蓄多年来只存不贷的金融服务功能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资金转移通道。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难以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城乡资本配比情况逐渐恶化。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地区资本匮乏问题的重视程度。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自1994年成立以来，其主要职责是在农村地区提供农副产品收购、商品粮基地建设贷款、农村基建贷款等，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2003年后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余额增速明显高于前期的增速，2012年底，其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1844.36亿元，可以说，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投资是对农业和农村领域的一种净投入，为城乡资本的合理流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6年随着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条件的调整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开拓了农村金融供给的新渠道，也进一步增加和拓宽了引导各类资金流向农村的渠道。截至2012年末，全国25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起设立93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876家、贷款公司1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累计各项贷款余额2347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860亿元，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121亿元，两者合计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4.4%（3），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较好地填补了正规金融支持的缺失。2007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业，在组建之初，邮储银行就被赋予了服务“三农”、服务城乡居民的责任与使命，2007 年 “一号文件”指出要引导邮政储蓄资金返还农村，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2008 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邮政储蓄银行扩大涉农业务范围;2012 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中，将邮储银行列为支持改革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截至2012年10月底，邮储银行面向农村地区发放小额贷款760万笔，累计金额超过4300亿元，占比超过70%（4），建立了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的渠道，缓解了农村资金外流的压力。这一系列有利于资金向农村地区回流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2003年后，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降低，城乡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资本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对于提高投资效率和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虽然目前随着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明显增多，但农村高资本边际生产率并不意味着资本会向农村地区大量回流，农业和农村的弱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在城乡资本配置中的作用有限，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2003年以来之所以城乡资本配置效率有所提高，主要依赖于政府对经济金融政策的改革与调整，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在城乡资本流动良性互动关系建立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当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农业和农村风险防范及风险补偿机制
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建立推动针对农户贷款的信用担保机构和培养农民的借贷意识、法律意识，扩大农户信息采集覆盖面，构建覆盖农村经济主体的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金融生态县的创建工作，并制定对信用农户贷款优先、简化手续、额度放宽、利率优惠的政策。发展和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在减轻农户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波动而造成风险的同时，分散投资者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风险，增强农村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意愿，激励资本向农村地区流动。只有建立和完善农业、农村风险防范以及风险补偿机制，才能够有效地降低和化解农村投资风险，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农村资本回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改善农业和农村的投融资状况，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城乡二元经济一体化，促进资本回流农村
城乡经济一体化是社会一体化的先导和基础，关注城乡资本流动情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趋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政策，才能满足我国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处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二元经济转换阶段，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发展是增强农村资金自身的“造血”功能、缓解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农村资本短缺问题的关键。因此，要大力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提高农村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全面提高农村地区的产业素质和效益，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扭转城乡资本配置不合理的现状。
（三）充分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作用，构建城乡资本正常流动机制
从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过程来看，市场机制在其中的作用有限，政府在整个农村资本回流体制的建立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对城乡资本配置的政策引导：（1）发挥财政职能，增加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经济和农村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以此增强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使我国农业从宏观上的综合抗灾能力有所提高，与此同时，扩大农村乡镇企业和对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机构的财政和税收优惠，一方面加强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根植性，另一方面遏制农村资金通过财政渠道的外流;（2）实施合理的农村利率政策，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资本价格的调节作用，引导资本回流农村;（3）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要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农村地区增设网点，支持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推出符合客户合理需求的惠农特色服务产品，还应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
注释：
（1）本文对“城市”和“农村”的界定参考国务院颁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号）中“城镇”和“乡村”的概念：“城镇”是指国务院批准设市建制的城市市区和建制镇的镇区;“乡村”是指城镇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包括集镇和农村。为与大多数学者的用语保持一致，用的是“城市”与“农村”这两个词语。
（2）1981—2000年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之后，国家统计不再提供该项指标。
（3）资料来源：纪志宏.农村金融的市场化改革[J].中国金融，2013，15：48-51。
（4）资料来源：邢伟.中国邮政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代理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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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晓妹）
关键词：城乡资本流动;资本边际生产率;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041-007
我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异质性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其中资本要素表现得尤为重要，资本的稀缺已严重制约了农户的增收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解决城乡资本配置的问题，即城乡资本的正常流动是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前提。
早在1776年，斯密就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将资本要素视为扩大劳动分工、促进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资本积累和资本的跨部门流动不仅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还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1]，而影响区域资本流动的因素有很多，Webber（1987）[2]认为资本的报酬率是决定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因素，而区域资源禀赋、投入产出的价格、技术类型、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通过影响区域资本报酬率，间接地影响资本区际流动。Stefan（1992）[3]、Taylor（1996）[4]、Andrew & Glauco（2003）[5]等人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充分验证了储蓄-投资的相关性及其与资本流动的关系。
针对城乡资本流动，由于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资本分布的差异和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资本的实际收益率在农村部门高于城市部门，但是金融制度的缺陷导致优化配置的资本流动未能实现，资本未能从城市部门流向农村部门。[6]何德旭（1998）[7][8][9]指出我国在工业化阶段所需要的资金几乎完全由农业来承担，形成并导致了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倾斜。Huang et al.（2003）[10]定性地分析了中国城乡资金流动的情况，认为中国存在农村资本流向城市的现象，金融体系资金的流出加剧了农村资金短缺。许晓东、谢元态、吕莉萍（2004）[11]则认为我国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元资本结构，农村资本通过各种渠道不合理地流向城市，并且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巨大资本缺口。彭小辉、史清华（2012）[12]则认为资本从农村配置到城市的根源主要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以往研究城乡资本流动问题，大多单一地从资本流动方向的角度分析，难以揭示城乡资本流动给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及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带来的影响，因此，对中国城乡资本配置有效性和流动情况的变化趋势仍有待深入研究。此外，随着国家对农村资本匮乏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愈发重视，农村资本外流的状态正在改变，这就要求动态地研究城乡资本流动问题，才有助于构建城乡资本正常流动机制和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用来衡量城乡资本配置有效性和流动情况的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并简要分析了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第二部分从市场机制和政府主导两个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资本流动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及变化分析
（一）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投入要素固定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随着投入量的不断增加，资本相对充裕的地区边际生产率会呈现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反的是，资本相对匮乏的地区资本边际生产率会不断上升。根据新古典理论的自由竞争和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假设，资本要素能够在不同地区间自由流动并且自动达到均衡状态，直到各地区的资本边际效率相等，地区间的差距问题得到缓解和改善。因此，若地区间资本边际生产率存在明显差异，则说明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不同地区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在反映资本配置有效性的同时，还反映了资本的流动情况：资本作为对市场敏锐的探测器，其趋利性会使其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地区流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区。若两地区资本边际生产率趋同，说明资本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流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地区;相反地，若两地区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扩大，则说明资本反而从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地区流向了边际生产率低的地区，资本配置情况进一步恶化。
因此，本文通过对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测算来研究资本在城市和农村地区（1）之间的比较利益，在此基础上判断城乡之间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及资本流动方向。借鉴辛祥晶、武翠芳（2007）[13]的测算方法，利用C-D（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最基本的双对数模型来测算城乡的资本边际产出，其估计形式为：
logyt=logA+？茁logkt+ ？着t？譹？訛
？譹？訛式中，yt表示t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茁为资本的产出弹性，kt表示t时期人均资本存量，？着t为残差项（即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其中，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采用：
Kt=■+（1-？啄）*Kt-1？譺？訛
？譺？訛式中，Kt是t时期的资本存量，It是t时期以当期价格计算的投资额，Pt是t期的投资价格指数，？啄是折旧率。本文所用的软件为Eviews7.2，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农村经济绿皮书》各期，且均已通过处理消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样本的时间跨度选取为1981—2012年。 （二）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上述测度方法，可以估算得到我国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产出弹性分别为0.58和1.1。再通过公式：资本边际生产率=？茁*y/k，分别计算出各年城乡的资边际生产率及其差额。图1更直观地反映了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的变化趋势，1981—2012年间，农村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始终高于城市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城市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化较为稳定，但是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并且逐年下降;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由于城市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化平稳，因此，城乡资本生产率差异的变化趋势与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由图1可知，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变动幅度较大，且呈阶段性特征：1989年以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呈波动反复的态势;1989—1993年期间，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迅速拉大，从1989年的0.33上升到1993年的0.72，说明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在这一时期严重恶化，大量资本从农村流入城市，农村的资本缺口严重扩大;1994—2003年期间，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小幅下降后，再次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2003年以后，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有所下降，特别是2006年以后下降趋势更加明显，意味着资本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甚至开始逐步向农村地区回流，城乡资本配置有效性有所改善。
二、1981—2012年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原因分析
基于对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变化趋势的分析发现，1981—2012年我国城乡资本流动总体上并没有遵循资本逐利的特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资本流动主要取决于风险和收益两个方面，农村地区资本边际生产率高于城市，但是并没有带来资本的大量回流，说明对农村地区的投资风险要远远高于城市地区。Temple（1994）[14]认为落后地区往往由于政策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市场规模小、劳动力素质低等原因，加上落后地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其投资风险远高于富裕地区，也就是说，投资者更倾向于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活动，资本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区。农业和农村自身弱质性带来的投资风险也是农村地区资本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各类农业项目、乡镇企业等农村经济主体普遍存在经营分散、规模大小不一、获利周期长、利润率低、抵御风险能力差、经营不稳定、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农村投资可能获得的高收益被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所抵消，导致农村地区不仅不能吸引外部投资，相反地，还会使得农村地区原本稀缺的资本外流、城乡资本配置效率降低。因此，基于农业和农村的特殊性，市场机制在城乡资本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事实上，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引致因素就是为了满足政府加强对社会资源汲取的需要。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改革开放前），我国采取了苏联的优先发展工业的模式，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政策，以此来支撑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奠定了农村资本大量流向城市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资本严重匮乏的问题，大量农村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外流，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城乡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随着农村资本以及外资不断流入城市，结合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城乡资本配置格局，城市资本相对充裕，资本边际生产率却不断下降，而农村资本越来越稀缺，表现为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不断上升，城乡资本配置情况日趋恶化。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均GDP、农业GDP比重、工农业GDP之比等基本指标早在1978年就已超过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折时期的国际参考值;而在2003年我国这些指标已达到大规模反哺期的国际参考值，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正在逐步进入大规模反哺期，即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二元经济转换阶段。[15]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中共中央2004年起发布多个“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促使资本回流农村，对农村地区的产业扶持提供优惠，为资本向农村地区回流提供制度保障。
由此可见，政府在我国整个城乡资本流动体制长期建立的过程中确实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具体地，可以从财政、价格和金融三个城乡资本流动途径来分析我国1981—2012年城乡资本流动情况。
（一）税收与财政支农政策
国家运用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各项支出和农业各种税收以及乡镇企业税来调整城乡资本配置。政府作为农村地区的重要投资者，其对农民、农业、农村的投入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代表农村资本的流入，主要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国家财政支农的资金不断增加，从绝对数来看，支农资金从1981年的110.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387.6亿元。另一方面，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是国家财政从农村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资本通过财政渠道流出农村的主要方式。农业各税从1981年的28.4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3932.6亿元，乡镇企业税收也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有了明显的增长，从1981年的34.28亿元激增到2012年的12457.62亿元，无形之中加剧农村资本通过税收方式外流的现象。
2003年我国实行农业税费改革，重点是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征收，给予农村更多的财力支持，然而，取消农业税只是减少了一小部分农村资本的流出，对农村资本外流的抑制作用有限。与此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的环比增长幅度自21世纪以来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普遍高于20%）。但是，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幅与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收的增幅相比，财政对农村地区投入欠缺的现象较为明显。从理论上讲，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说明市场对农村地区资本投入减少，此时，国家财政应当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本投入，以此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通过财政渠道的城乡资本流动总体呈现出农村流向城市的局面，国家的财政支农政策未能缩小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提高城乡资本配置效率。 （二）价格“剪刀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了重工业超前的发展战略，通过计划和行政手段组织和配置社会资源，进行强制工业化积累，农村资源以“剪刀差”的形式流向城市[16]，通过“剪刀差”方式汲取农业剩余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被废除，“剪刀差”作用逐渐弱化，但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2）的变化趋势来看，1989年以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升幅度高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升幅度，农民能够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中获益，可以看作城市地区资本向农村地区转移;然而，1989—1993年间，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涨幅，“剪刀差”再次扩大，例如，1992年与1989年相比，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上升13.5%，而同期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则上升了31.9%，“剪刀差”上升了16.2%。农村居民在工农产品价格变动中由1989年前的净收入变为净损失，工农产品“剪刀差”侵蚀了农村居民的所得利益，张忠法（1996）[17]通过计算表明，1979—1994年期间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达到15000亿元，是同期农业税的8.55倍，农村资本无偿向城市转移，并最终导致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在这段时期内严重恶化。
祝树金、钟腾龙（2014）[18]通过构建工农综合剪刀差测度指标体系分析得出（见图2），1994—2011年，我国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工农综合剪刀差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状态，2003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综合剪刀差成缩小的趋势，反映了资本通过价格“剪刀差”方式向城市地区流动的现象有所缓解，2003年以后城乡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得以提高。
（三）农村金融改革与变迁
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通常会对金融部门采取抑制政策，利用行政力量人为地压低利率并实行信贷配给，这些措施会将大量农户农村和中小企业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难以获得资金支持。[19]如果在农村地区存在这样的制度障碍和政策调整，终会导致农村金融资源通过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外流。建国初期，我国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政府实施了以人为压低利率等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解决重工业资本密集型的特点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所形成的矛盾。[20]赶超策略虽然在改革后被逐渐弱化，但是政府为了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取金融资源，以此来补贴城市工业部门，存贷款利率被长期规定在有限的范围内浮动，因此，不断上升的储蓄存款和较低的利率水平加剧农村资金外流的同时，增加了城市工业部门的资金投入，为政府主导产业、大中型企业和少数特权阶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
从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供给来看，改革之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向农村地区的迅速扩张也只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控制农村剩余的结果，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营业网点大多存多贷少，1998—2002年，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共撤并了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地区的撤离直接导致了农村储蓄资金的上收和外流。农村信用社作为主要留守在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也通过购买国债、拆借、上存资金等方式使得资金流向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农信社存贷比在改革初期处于较低水平，90年代后基本保持稳定。总体来看，农信社在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并未完全运用于“三农”，反而成为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的一条重要渠道。此外，农村邮政储蓄多年来只存不贷的金融服务功能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资金转移通道。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难以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城乡资本配比情况逐渐恶化。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地区资本匮乏问题的重视程度。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自1994年成立以来，其主要职责是在农村地区提供农副产品收购、商品粮基地建设贷款、农村基建贷款等，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2003年后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余额增速明显高于前期的增速，2012年底，其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1844.36亿元，可以说，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投资是对农业和农村领域的一种净投入，为城乡资本的合理流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06年随着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条件的调整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开拓了农村金融供给的新渠道，也进一步增加和拓宽了引导各类资金流向农村的渠道。截至2012年末，全国25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起设立93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876家、贷款公司1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累计各项贷款余额2347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860亿元，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121亿元，两者合计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4.4%（3），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较好地填补了正规金融支持的缺失。2007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业，在组建之初，邮储银行就被赋予了服务“三农”、服务城乡居民的责任与使命，2007 年 “一号文件”指出要引导邮政储蓄资金返还农村，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2008 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邮政储蓄银行扩大涉农业务范围;2012 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中，将邮储银行列为支持改革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截至2012年10月底，邮储银行面向农村地区发放小额贷款760万笔，累计金额超过4300亿元，占比超过70%（4），建立了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的渠道，缓解了农村资金外流的压力。这一系列有利于资金向农村地区回流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2003年后，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降低，城乡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资本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对于提高投资效率和城乡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虽然目前随着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明显增多，但农村高资本边际生产率并不意味着资本会向农村地区大量回流，农业和农村的弱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在城乡资本配置中的作用有限，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2003年以来之所以城乡资本配置效率有所提高，主要依赖于政府对经济金融政策的改革与调整，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在城乡资本流动良性互动关系建立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当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农业和农村风险防范及风险补偿机制
加快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建立推动针对农户贷款的信用担保机构和培养农民的借贷意识、法律意识，扩大农户信息采集覆盖面，构建覆盖农村经济主体的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金融生态县的创建工作，并制定对信用农户贷款优先、简化手续、额度放宽、利率优惠的政策。发展和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在减轻农户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波动而造成风险的同时，分散投资者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风险，增强农村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意愿，激励资本向农村地区流动。只有建立和完善农业、农村风险防范以及风险补偿机制，才能够有效地降低和化解农村投资风险，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农村资本回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改善农业和农村的投融资状况，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城乡二元经济一体化，促进资本回流农村
城乡经济一体化是社会一体化的先导和基础，关注城乡资本流动情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趋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政策，才能满足我国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处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二元经济转换阶段，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发展是增强农村资金自身的“造血”功能、缓解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农村资本短缺问题的关键。因此，要大力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提高农村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全面提高农村地区的产业素质和效益，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扭转城乡资本配置不合理的现状。
（三）充分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作用，构建城乡资本正常流动机制
从我国城乡资本流动的过程来看，市场机制在其中的作用有限，政府在整个农村资本回流体制的建立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对城乡资本配置的政策引导：（1）发挥财政职能，增加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经济和农村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以此增强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使我国农业从宏观上的综合抗灾能力有所提高，与此同时，扩大农村乡镇企业和对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机构的财政和税收优惠，一方面加强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根植性，另一方面遏制农村资金通过财政渠道的外流;（2）实施合理的农村利率政策，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资本价格的调节作用，引导资本回流农村;（3）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仅要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农村地区增设网点，支持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推出符合客户合理需求的惠农特色服务产品，还应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
注释：
（1）本文对“城市”和“农村”的界定参考国务院颁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号）中“城镇”和“乡村”的概念：“城镇”是指国务院批准设市建制的城市市区和建制镇的镇区;“乡村”是指城镇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包括集镇和农村。为与大多数学者的用语保持一致，用的是“城市”与“农村”这两个词语。
（2）1981—2000年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之后，国家统计不再提供该项指标。
（3）资料来源：纪志宏.农村金融的市场化改革[J].中国金融，2013，15：48-51。
（4）资料来源：邢伟.中国邮政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代理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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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