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第四个高峰时期。当时，中国的军事科技与西方相比并不存在很大的差距，武器制造工艺也不逊色。以火药和枪炮制造为例：到明朝，中国人制造黑色火药的技术已臻成熟，当时的火药组配比例接近于现代黑色火药的标准，而且已制成粒状火药，工艺精细翔实。在枪炮制造方面，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管形火器的发明国，到明末清初，中国通过两次大的技术和工艺引进，也基本达到当时西方的先进水平。在康熙年间，还制成了可连续发射28发弹丸的“连珠铳”，创制了类似现代迫击炮的“冲天炮”。

管理规矩繁杂

　　为什么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西武器制造却拉开了如此大的差距呢？清朝军事科技政策导向的作用尤为关键，其导向主要是通过兵器研制管理制造来实现的。
　　一是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任务分工。清朝兵器研制的高级管理机构为工部和兵部，以工部为主。中央兵器制造由兵部提供兵器的形制，工部组织制造。工部设虞衡清吏司，下辖制造火药的濯灵厂，制造火炮的养心殿造办处、景山炮厂和铁匠营炮厂。此外，各省清军也就地制造兵器，数量远远超过中央，由各省督抚指派委员进行管理。

　　二是对兵器生产计划的管理。清朝对清军各类兵器配置数量和种类，皆有明确规定，不得随意更改。京师驻军兵器需要添置时，由工部拟制计划并实施。各省驻军兵器的添置，则由督抚拟制计划，咨报工部核查并上奏皇帝批准，由各省就地制造。
　　三是对兵器制造工艺流程的管理。清朝对火药和一般兵器的制造工艺流程皆有一定之规，如制造火药包括提炼硝硫炭、调配、舂碾、筛制、检验、装封等工序。每道工序又有一定的标准要求和规定，如火药的舂碾，康熙至乾隆时规定作战用的军需火药要碾三天三夜，嘉庆之后改为用臼舂三万杵。
　　四是对兵器制造经费报销的管理，這是清朝兵器制造管理的核心。清朝对兵器制造经费的报销实行三阶估价法：首先，确定各种兵器的单位重量或尺寸所能报销的原料和匠工数;其次，明确新造兵器的总重量或尺寸;然后，根据各省物价、工价规定折算出可以报销的总料价和总工价。
　　五是对兵器研制的保密管理及其有关的禁令。清政府历来奉行保守火器机密的政策，不准私人研制火药枪炮，违反者必遭严厉查处。对火药主要成分硝、磺等，从开采、运输到制造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许私采、私运和私造。特别禁止火药、枪炮的出口和进口。有关枪炮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都不登载于各种官书之中。火药厂、枪炮铸造场所更是如临大敌，重兵把守，外人不得接近。

固守成规吃亏

　　从清朝兵器研制管理制度不难看出，它的各种管理规定极其繁琐，实际上没有推动军事科技和工艺的进步，并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军事科技的工艺迅速落后于西方的重要政治原因。
　　首先，它使得清朝兵器研制长期处于一种被动的消极应付状态。一方面，清政府没有长期的武器研制计划，只讲制造，不重视研究;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兵器的形制已定，制造报销价款又只论轻重大小，不论性能优劣，兵器制造者便对研制新兵器完全失去了兴趣;再加上政府垄断技术，无人敢越雷池半步，以及闭关自守，耽于和平，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东侵丧失警惕，使兵器制造与敌情脱节。结果，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失去了内外两方面的动力。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添置大炮，竟只能按照康熙年间的形制仿造。
　　同时，清廷对兵器制造缺乏必要的技术监督、检验手段，只得通过兵器制造费用的报销这个环节来控制全国的兵器生产。而兵器制造所耗原料和匠工的情况极为复杂，各省的物价和工价也各不相同。就是同属一省，也与时俱变。因此，要准确计算某一件兵器制造费用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清政府为此不得不作出大量琐碎的规定，看似严密，其实漏洞百出。正是这些规定，给那些负责制造的官吏和匠工作弊提供了机会。
　　由于制造兵器的各种料价工价皆有规定，一般每10年才调整一次，因此往往不能反映各地实际水平。清朝社会物价、工价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制造火药的料价、工价规定却呈下降趋势。既然报销规定不可更改，偷工减料就势在必然。由是观之，清军装备的制造质量注定低劣。鸦片战争前夕，虎门炮台新铸8000斤、6000斤大炮40门，结果在试射时便炸裂8门，另有7门还有其他问题，炸裂各炮“有全行炸碎者，有炸去炮尾者，有炸成十余块者，有飞陷山腰者，有落沉海底者”，并炸死炸伤士兵两人。“检看炸炮，碎铁渣滓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并有空洞，内可贮水四碗”。这就是匠工偷工减料造成的恶果。
　　难怪当时有人奋力疾呼：兵器制造应“宽以岁月，持以实心，无惜重赀，无拘文法”。
　　（摘自《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