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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的激情更加饱满。他深知民生艰辛，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实现广西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
对于一个从不愿辜负期盼的人来说，激情是永远不会消退的。
履新：被百姓寄予厚望的学者型官员
“广西特色农业非常明显”“希望农业部多来广西”“希望各位企业家为广西‘三农’多做贡献”，1月12日，在农业部市场定点工作会议上陈章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身份向参加会议的农业部官员以及全国600多名农业企业家发出邀请。
在此之前，履新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陈章良就到广西各个县市进行调研：考察百色的蔗糖生产；了解北海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林业基地；出席广西甘蔗生产机械化现场演示会；前往广西气象局看望“人工影响天气基地”工作人员，以期改变“靠老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推动发展现代化农业。
“八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片海”是广西的地势，相对于江浙地区天然的自然优势，广西并没有太多可以硬拼的资源。1994年以前，全国49％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广西。这样一些数据表明，对于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圈、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广西来说，他们并没有一个好的家底。
“我是农民出身，我的大部分亲戚也是农民”陈章良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素来深知民生艰辛。如何吸引农业投资，为广西农民拓展发展空间，成为他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而“要做到广西农业经济的规模化、产业化”，成为他在一线调研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相对于广西的百姓来说，陈章良的生物学专业背景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并做出各种猜想。他们将转基因技术看得非常神秘，于是，希望自己的副主席可以将广西的荔枝，龙眼变得更大更甜更多产。“美国人不是利用转基因把土豆种成西瓜那么大吗?说不定他可以使我们的甘蔗变得象胳膊那么粗”。肖芝，广西柳州铁道中学的学生，她顽皮地伸出了自己的右胳膊。尽管目前她才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但她说自己的高考志愿将选择生物学。
孩子是稚气的，肖芝的父亲则更看好陈章良，认为他来广西将是“广西糖业公司的重大利好”。“陈章良是生物工程专家，到广西应该是管农业的。广西是甘蔗糖大省，改良甘蔗的种植，这正是陈章良的专业。”他认为不论是从陈章良本人的生物专业背景或者是在该领域的影响，都将会给广西的糖业的上市公司带来利好消息。
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期盼总是实在到能否给自己带来经济或生活上的改善，而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总会力挺自己的前校长；“如果他不从政是不是可以成为袁隆平第二呢?”对于陈章良在生物学领域表现出的成绩，一些做科研的人更纯粹一些地希望他继续留在实验室里。
“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资本运作家。”一些商业人士对陈章良在北大、农大创建生物技术公司并做大做强十分叹服。
无论怎样，如今的陈章良已经意气风发地领军于广西农业经济的战略方阵。
“良哥”：被学子们奉为“偶像”的大学校长
“我刚从机场赶过来，晚上也不回那边安排的住宿了。回到农大，就是回自己的家了。”1月4日晚，已就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陈章良因要出席民政部的一个会议，回到北京。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学生，吵着，叫着，也有举起手机录视频的，充满别后重逢的兴奋。陈章良象一位归家的大哥，慢条斯理地向大家交待自己的行程：“我明天九点钟就得开会，所以也不能陪大家太久。”他脸上一直是爽朗的笑容。
这哪里是一名大学校长与学生们的交往，倒象是家人的团聚。“良哥”正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对陈章良很具代表性的称呼，亲切而尊敬。
当下社会年轻人不再轻信，他们以解构主义的思维来解构一切，而陈章良为什么能够成为年轻大学生的“偶像”呢?
“他很有个人魅力，很真实，让你不自觉地就感到亲近。”张雷，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的博士生向《小康》记者解释着他们对“良哥”的爱戴。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初期，陈章良在开学时会出现在学生食堂，在就餐的一对对农村父子(女)面前弯下腰，看看他们从老家带来的咸菜或是辣酱。然后，他会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讲：“我是校长，有什么困难请给我发E-mail”，说完又会凑近名片，指着上面的E-mail地址说：“就是这个，也可以让别人帮你发”。
“我们的校长信箱一定是非常及时地回复，而且反映的问题一般都能得到解决。我想这也是陈校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大家觉得可以和校长互动，校长没有当官的架子。”张雷说。
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有位同学讲到“走到农大来是一个不完整的梦”，这也是一些颇负雄心的同学刚走入农大时的想法，有些委屈，有些黯然，觉得跌到一个居后的起跑线上。作为校长，陈章良当即拋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对大家说：“我一下子决定不按稿来讲这个毕业典礼的话了。也许各位四年前就像这位同学说的，是带有不完整的梦。什么叫不完整呢?完整的梦就是你们上清华、北大。但是，我说大学不在于好跟坏，还在自己，这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陈章良上大学在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一个连海南人都不太清楚位置的地方”，但是陈章良就是在这里奠定了自己坚实的基础，获得去美国读生物博士机会的。“不要抱怨没有机会，只要你自己努力，机会总会存在。”他这样鼓励自己的学生。
“很真实”是许多农大学生对陈章良的印象，他们会说到在学校举办会议时，陈章良的发言不象是领导作报告，而是一位兄长在与你谈心。直接但正中要害。
从1987年起，陈章良就被冠以“最年轻的教授”“贾乌德。侯赛因获得者”“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北京市五四优秀青年科技奖”“第二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等光环……但他却一直活得很本色：从不忌讳讲自己小时候家乡只是一个福清落后的渔村，穷到设有鞋穿；他会说自己是农民出身，懂得如何操持农活；他还经常回到自己的母校，参加各种活动，并投资建立奖学金，尽管他的大学并非名校，但他热爱并一直支持。
“良哥使我们农大人觉得有自豪感，把我们从前那科。以为进到农大来就是高级农民的自卑给纠正过来了，我们农大也是创造高科技的地方。”肖文开，清华大学生物学院博士后，曾在中国农业大学生活学习了七年，他经历并见证了陈章良对农大的影响与改变。
从2002年开始，农大校园就开始挂满红色的条幅，来激励学生的学习，培养你追我赶的学风，“这些是看不到的，但生活在农大，你却能强烈地感受到。”比起校园建设的好转，肖文开更看重农入精神的进发。
陈章良，就是这样一个真实、努力并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或许他让年轻的学子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人 生未来的方向。
努力：被学科领域誉为最年轻的杰出才俊
如果说中国农业大学给了陈章良一个偌大的空间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并贏得众口交赞，那么北京大学的16年，则为他蕴育了可以“爆发”的能量。
1987年陈章良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博士学位，刚刚26岁的他被北大破格聘为副教授，28岁时他成为教授。
“当时我们都觉得他很强，就找机会去看看他。看他长什么样啊，怎么办事的啊”当年就读于北大数学系的于永刚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回忆：“碰面的机会很多，因为他很喜欢打排球，我们经常在球场上见面。”于永刚笑着说，凭球场上的接触，只觉得这个年轻的老师很喜欢玩，也很亲近，熟悉了甚至觉得和自己同学没太大区别，“没想到他成为北大副校长，再到农大任校长，现在又去了广西做副主席”。
回国初期，人们好奇为什么北大会为这样一个年轻人提供这么好的条件，但翻开陈章良的履历，大家就会明白北大是希望为这位难得的人才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他在这里发挥才华，也带动北大。
1983年陈章良留学美国，从事分子生物和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1985年，年仅24岁的陈章良在欧洲《分子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首次宣布釆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地转移到矮牵牛(茄科植物)上，并使大豆蛋白基因在矮牵牛种子里得到表达，这项成果立即得到了国际生物界的注意。
1986年11月，他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又一篇重要文章，首次发现有一段遗传物质(DNA)可以控制植物基因在种子里特异性的表达，而且这段DNA在种子发育的一定阶段能把外缘基因表达能力提高20倍以上。这一成果再次引起了国际生物界的广泛注意。
1987年，他又发现并证明调控物质胚胎发育的DNA的存在及其功能，被国际同行专家誉为“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里程碑”，令各国科学家们叹服。
在科研领域的突出成就，使陈章良提前毕业，这时美国的生物公司频频以高薪相邀，但他选择了回国，选择了到北大拓展国内的生物学领域。
“学生物的人，不仅仅需要天赋，勤奋同样很重要，我们几乎都是天天泡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也说不上节假日了。”肖文开介绍生物学专业的特点：“如果说一个人学生物出了成绩，那有一点非常肯定，就是他不但聪明而且努力，在这个领域里没有真正的幸运，每一步前进都是通过上百个甚至上千个实验做成的。”
没错，“在美国，我一天只睡5个小时，很多时候都是睡在图书馆里。”至今，陈章良依然保持着少睡多干的生活状态。
创业是艰苦的，“刚回国时，面对几乎为零的研究基础，我得从头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陈章良对记者说：“第一次往实验室搬东西的时候还不会骑北方的平板车，但硬是用平板车拉着大大的细菌培养箱勉强上路了，”陈章良向记者回忆着当年自己骑着平板车歪歪斜斜地经过未名湖边需要拐弯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操作，最后整个平板车连同培养箱都滚到未名湖里去了。
但一年后，陈章良的实验室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得越来越大，已经堪称一流，实验条件已经能够完成当时国际上最新的植物基因工程操作。
1991年，陈章良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基因工程大会，当他向大会报告自己在中国所作的有关植物基因工程应用基础研究的成果时，与会各国代表达成统一印象：“中国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大的转基因植物植入大田的国家。”
同年的美国洛克菲勒国际会议和国际第三届植物生物学大会上，陈章良又分別公布了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其中，利用工程烟草植株表达天花粉蛋白；发现并命名的“抗菌肽”蛋白，对于水稻白叶枯病和稻瘟病的杀灭现象及机理研究的初步成果，均为国际首创。引起国际生物工程界的极大兴趣和震动。
“技术如果没有开发，躺在实验里就永远是技术”，1992年，陈章良成功创建了目前中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工程制药企业之——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
科学家、企业家、大学校长，虽然每一个角色都需要不同的天赋与能力，而陈章良将这些集于一身，一路走来，步履矫健。
激情：让生命与事业的青春永驻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努力工：作的状态与激情”，陈章良朴实地道出他的成功秘诀。
他率真，当校长期间，他可以大笑，或者大发牢骚。而每每回忆过去，他总会为自己的激情所触动。
他说自己在大学时，因为中国女排获得三连冠，他高兴得大喊大叫，甚至拿着面盆拼命地敲打，象在敲打一面铜锣，“咚咚”的响声表达着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他也在欢庆的热潮中姿意渲泄。但面盆到底不是铜锣，最后，他不得不再把敲得变了形的面盆修整好，因为第二天还得用面盆来洗脸。
在美国读书，他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学士到博士的学习过程。“外面下着厚厚的雪，我就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看到晚了，就在图书馆的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大早立即跑到实验室去”，在实验室与图书馆之间，这种坚持同样源于他的求知欲和对学习的激情。
农大学生说，自己的校长为了学校的建设去教育部申请资金，讲到激动的地方，会拍着桌子陈述农大学生的艰苦，三农建设的必要，以及资金对农大的重要。这让人们看到的不是陈章良的坏脾气，而是他对学生、对九亿农民的激情。
当听到朋友称赞他“陈章良这会儿可以挑担子了，成熟了”，这让陈章良“觉得很悲哀，悲哀的是看来年纪是大了，这种棱角没有了，冲劲没有了。”
其实，对于一个从不愿辜负期盼的人来说，激情是永远不会消退的。而陈章良在讲述自己的奋斗与成功时说的最多的是“要对得住”——他还是那个激情的人。
或许，他不再锋芒毕露，但他的专注会使内心的激情更为深刻、更为浑厚。
对于一个从不愿辜负期盼的人来说，激情是永远不会消退的。
履新：被百姓寄予厚望的学者型官员
“广西特色农业非常明显”“希望农业部多来广西”“希望各位企业家为广西‘三农’多做贡献”，1月12日，在农业部市场定点工作会议上陈章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身份向参加会议的农业部官员以及全国600多名农业企业家发出邀请。
在此之前，履新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陈章良就到广西各个县市进行调研：考察百色的蔗糖生产；了解北海的林浆纸一体化项目林业基地；出席广西甘蔗生产机械化现场演示会；前往广西气象局看望“人工影响天气基地”工作人员，以期改变“靠老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推动发展现代化农业。
“八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片海”是广西的地势，相对于江浙地区天然的自然优势，广西并没有太多可以硬拼的资源。1994年以前，全国49％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广西。这样一些数据表明，对于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圈、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广西来说，他们并没有一个好的家底。
“我是农民出身，我的大部分亲戚也是农民”陈章良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素来深知民生艰辛。如何吸引农业投资，为广西农民拓展发展空间，成为他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而“要做到广西农业经济的规模化、产业化”，成为他在一线调研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相对于广西的百姓来说，陈章良的生物学专业背景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并做出各种猜想。他们将转基因技术看得非常神秘，于是，希望自己的副主席可以将广西的荔枝，龙眼变得更大更甜更多产。“美国人不是利用转基因把土豆种成西瓜那么大吗?说不定他可以使我们的甘蔗变得象胳膊那么粗”。肖芝，广西柳州铁道中学的学生，她顽皮地伸出了自己的右胳膊。尽管目前她才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但她说自己的高考志愿将选择生物学。
孩子是稚气的，肖芝的父亲则更看好陈章良，认为他来广西将是“广西糖业公司的重大利好”。“陈章良是生物工程专家，到广西应该是管农业的。广西是甘蔗糖大省，改良甘蔗的种植，这正是陈章良的专业。”他认为不论是从陈章良本人的生物专业背景或者是在该领域的影响，都将会给广西的糖业的上市公司带来利好消息。
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期盼总是实在到能否给自己带来经济或生活上的改善，而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总会力挺自己的前校长；“如果他不从政是不是可以成为袁隆平第二呢?”对于陈章良在生物学领域表现出的成绩，一些做科研的人更纯粹一些地希望他继续留在实验室里。
“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资本运作家。”一些商业人士对陈章良在北大、农大创建生物技术公司并做大做强十分叹服。
无论怎样，如今的陈章良已经意气风发地领军于广西农业经济的战略方阵。
“良哥”：被学子们奉为“偶像”的大学校长
“我刚从机场赶过来，晚上也不回那边安排的住宿了。回到农大，就是回自己的家了。”1月4日晚，已就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陈章良因要出席民政部的一个会议，回到北京。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学生，吵着，叫着，也有举起手机录视频的，充满别后重逢的兴奋。陈章良象一位归家的大哥，慢条斯理地向大家交待自己的行程：“我明天九点钟就得开会，所以也不能陪大家太久。”他脸上一直是爽朗的笑容。
这哪里是一名大学校长与学生们的交往，倒象是家人的团聚。“良哥”正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对陈章良很具代表性的称呼，亲切而尊敬。
当下社会年轻人不再轻信，他们以解构主义的思维来解构一切，而陈章良为什么能够成为年轻大学生的“偶像”呢?
“他很有个人魅力，很真实，让你不自觉地就感到亲近。”张雷，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的博士生向《小康》记者解释着他们对“良哥”的爱戴。
任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初期，陈章良在开学时会出现在学生食堂，在就餐的一对对农村父子(女)面前弯下腰，看看他们从老家带来的咸菜或是辣酱。然后，他会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讲：“我是校长，有什么困难请给我发E-mail”，说完又会凑近名片，指着上面的E-mail地址说：“就是这个，也可以让别人帮你发”。
“我们的校长信箱一定是非常及时地回复，而且反映的问题一般都能得到解决。我想这也是陈校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大家觉得可以和校长互动，校长没有当官的架子。”张雷说。
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有位同学讲到“走到农大来是一个不完整的梦”，这也是一些颇负雄心的同学刚走入农大时的想法，有些委屈，有些黯然，觉得跌到一个居后的起跑线上。作为校长，陈章良当即拋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对大家说：“我一下子决定不按稿来讲这个毕业典礼的话了。也许各位四年前就像这位同学说的，是带有不完整的梦。什么叫不完整呢?完整的梦就是你们上清华、北大。但是，我说大学不在于好跟坏，还在自己，这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陈章良上大学在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一个连海南人都不太清楚位置的地方”，但是陈章良就是在这里奠定了自己坚实的基础，获得去美国读生物博士机会的。“不要抱怨没有机会，只要你自己努力，机会总会存在。”他这样鼓励自己的学生。
“很真实”是许多农大学生对陈章良的印象，他们会说到在学校举办会议时，陈章良的发言不象是领导作报告，而是一位兄长在与你谈心。直接但正中要害。
从1987年起，陈章良就被冠以“最年轻的教授”“贾乌德。侯赛因获得者”“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北京市五四优秀青年科技奖”“第二届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等光环……但他却一直活得很本色：从不忌讳讲自己小时候家乡只是一个福清落后的渔村，穷到设有鞋穿；他会说自己是农民出身，懂得如何操持农活；他还经常回到自己的母校，参加各种活动，并投资建立奖学金，尽管他的大学并非名校，但他热爱并一直支持。
“良哥使我们农大人觉得有自豪感，把我们从前那科。以为进到农大来就是高级农民的自卑给纠正过来了，我们农大也是创造高科技的地方。”肖文开，清华大学生物学院博士后，曾在中国农业大学生活学习了七年，他经历并见证了陈章良对农大的影响与改变。
从2002年开始，农大校园就开始挂满红色的条幅，来激励学生的学习，培养你追我赶的学风，“这些是看不到的，但生活在农大，你却能强烈地感受到。”比起校园建设的好转，肖文开更看重农入精神的进发。
陈章良，就是这样一个真实、努力并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或许他让年轻的学子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人 生未来的方向。
努力：被学科领域誉为最年轻的杰出才俊
如果说中国农业大学给了陈章良一个偌大的空间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并贏得众口交赞，那么北京大学的16年，则为他蕴育了可以“爆发”的能量。
1987年陈章良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博士学位，刚刚26岁的他被北大破格聘为副教授，28岁时他成为教授。
“当时我们都觉得他很强，就找机会去看看他。看他长什么样啊，怎么办事的啊”当年就读于北大数学系的于永刚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回忆：“碰面的机会很多，因为他很喜欢打排球，我们经常在球场上见面。”于永刚笑着说，凭球场上的接触，只觉得这个年轻的老师很喜欢玩，也很亲近，熟悉了甚至觉得和自己同学没太大区别，“没想到他成为北大副校长，再到农大任校长，现在又去了广西做副主席”。
回国初期，人们好奇为什么北大会为这样一个年轻人提供这么好的条件，但翻开陈章良的履历，大家就会明白北大是希望为这位难得的人才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他在这里发挥才华，也带动北大。
1983年陈章良留学美国，从事分子生物和植物基因工程的研究。1985年，年仅24岁的陈章良在欧洲《分子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首次宣布釆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地转移到矮牵牛(茄科植物)上，并使大豆蛋白基因在矮牵牛种子里得到表达，这项成果立即得到了国际生物界的注意。
1986年11月，他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又一篇重要文章，首次发现有一段遗传物质(DNA)可以控制植物基因在种子里特异性的表达，而且这段DNA在种子发育的一定阶段能把外缘基因表达能力提高20倍以上。这一成果再次引起了国际生物界的广泛注意。
1987年，他又发现并证明调控物质胚胎发育的DNA的存在及其功能，被国际同行专家誉为“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的里程碑”，令各国科学家们叹服。
在科研领域的突出成就，使陈章良提前毕业，这时美国的生物公司频频以高薪相邀，但他选择了回国，选择了到北大拓展国内的生物学领域。
“学生物的人，不仅仅需要天赋，勤奋同样很重要，我们几乎都是天天泡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也说不上节假日了。”肖文开介绍生物学专业的特点：“如果说一个人学生物出了成绩，那有一点非常肯定，就是他不但聪明而且努力，在这个领域里没有真正的幸运，每一步前进都是通过上百个甚至上千个实验做成的。”
没错，“在美国，我一天只睡5个小时，很多时候都是睡在图书馆里。”至今，陈章良依然保持着少睡多干的生活状态。
创业是艰苦的，“刚回国时，面对几乎为零的研究基础，我得从头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陈章良对记者说：“第一次往实验室搬东西的时候还不会骑北方的平板车，但硬是用平板车拉着大大的细菌培养箱勉强上路了，”陈章良向记者回忆着当年自己骑着平板车歪歪斜斜地经过未名湖边需要拐弯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操作，最后整个平板车连同培养箱都滚到未名湖里去了。
但一年后，陈章良的实验室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得越来越大，已经堪称一流，实验条件已经能够完成当时国际上最新的植物基因工程操作。
1991年，陈章良作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基因工程大会，当他向大会报告自己在中国所作的有关植物基因工程应用基础研究的成果时，与会各国代表达成统一印象：“中国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大的转基因植物植入大田的国家。”
同年的美国洛克菲勒国际会议和国际第三届植物生物学大会上，陈章良又分別公布了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实验室”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其中，利用工程烟草植株表达天花粉蛋白；发现并命名的“抗菌肽”蛋白，对于水稻白叶枯病和稻瘟病的杀灭现象及机理研究的初步成果，均为国际首创。引起国际生物工程界的极大兴趣和震动。
“技术如果没有开发，躺在实验里就永远是技术”，1992年，陈章良成功创建了目前中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工程制药企业之——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
科学家、企业家、大学校长，虽然每一个角色都需要不同的天赋与能力，而陈章良将这些集于一身，一路走来，步履矫健。
激情：让生命与事业的青春永驻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努力工：作的状态与激情”，陈章良朴实地道出他的成功秘诀。
他率真，当校长期间，他可以大笑，或者大发牢骚。而每每回忆过去，他总会为自己的激情所触动。
他说自己在大学时，因为中国女排获得三连冠，他高兴得大喊大叫，甚至拿着面盆拼命地敲打，象在敲打一面铜锣，“咚咚”的响声表达着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他也在欢庆的热潮中姿意渲泄。但面盆到底不是铜锣，最后，他不得不再把敲得变了形的面盆修整好，因为第二天还得用面盆来洗脸。
在美国读书，他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学士到博士的学习过程。“外面下着厚厚的雪，我就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看到晚了，就在图书馆的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大早立即跑到实验室去”，在实验室与图书馆之间，这种坚持同样源于他的求知欲和对学习的激情。
农大学生说，自己的校长为了学校的建设去教育部申请资金，讲到激动的地方，会拍着桌子陈述农大学生的艰苦，三农建设的必要，以及资金对农大的重要。这让人们看到的不是陈章良的坏脾气，而是他对学生、对九亿农民的激情。
当听到朋友称赞他“陈章良这会儿可以挑担子了，成熟了”，这让陈章良“觉得很悲哀，悲哀的是看来年纪是大了，这种棱角没有了，冲劲没有了。”
其实，对于一个从不愿辜负期盼的人来说，激情是永远不会消退的。而陈章良在讲述自己的奋斗与成功时说的最多的是“要对得住”——他还是那个激情的人。
或许，他不再锋芒毕露，但他的专注会使内心的激情更为深刻、更为浑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