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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其对象主要是保护国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保护地环境与生态空间。2017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又提出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究明“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二者区别，是建设好“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前提。
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重在“国家文化”，而“国家文化”的实质是国家的“政治文化”，其具有国家历史与现实政治意义，只要我们把现在已经公布的长城、大运河、黄河与长征四个“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整体来看，其核心理念、意义、功能就一目了然了。“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文化”的“物化载体”或“物化形式”。之所以提出将“国家文化”以“物化载体”为对象，作为国家行为予以保护、利用，是因为历史文化遗产更具有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科学性、说服力与重大政治作用，从而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认识与理解当今中国是其历史发展之必然，其合理性不言而喻。
这里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谈一谈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认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特点、特色是什么？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这是黄河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其基本“政治定位”。也就是在总书记这个重要讲话之后不久，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由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的三个国家文化公园扩展为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四个国家文化公园。笔者认为，“黄河文化”正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所以理当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对象。
如何理解、认识“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我们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文明”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而黄河文化不只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因为这个“根”和“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国家。把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进行比较，后三者在各自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均为异域/异族文明所取代，而唯有中华文明一代一代传承延续至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华文明有着生命力强盛的“根”和“魂”。因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该定位于中华民族“根”与“魂”的“物化载体”展示之上。
黄河文化的中华民族“根”与“魂”的“物化载体”，就是“中”“和”与“中和”，“中”是“一体”，“和”是“多元”，“中和”是“多元”和于“一体”，也就是“多元一体”，这样的“空间”学术概念，如何转化为“可视”的“遗物”或“遗迹”乃至景观，是能否在国家文化公园实施的关键。
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还有着与两河流域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中”的信仰，即古人所称的“求中”“追中”与“择中”。黄河在中国古代被认为居于中国大地之上的“河”与“江”之“中”地位，这首先集中表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的“河”与“江”二者分布上。
作为中国的“河”与“江”，一般来说“江”在“河”的南北两侧。如黄河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其北主要有海河、辽河，其南主要有渭河、泾河、洛河、淮河等。淮河之南与西南一般均为“江”，如：长江及其以南的闽江、赣江、湘江、珠江、西江、东江、岷江、沱江、雅砻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中国北方的辽河以北有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等。不难看出，在中国大地之上，凸显古人在“河”与“江”的名称选择上，突出了“河”的“居中”之地位。
黄河中游也在中国之“中”：在古代中国地理分布上，整个国家分为“九州”，其中“豫州”属于黄河中游，在“九州”中央，因此“豫州”又有“中州”“中原”之称。
历史上的黄河称谓及其“独尊”地位也是“中”之体现：殷人甲骨文称“黄河”为“高祖河”，检视汉代及其以后历代王朝“开国皇帝”称谓，一般为“高祖”“太祖”或“世祖”，如刘邦、李渊、朱温、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赵匡胤、耶律阿保机、完颜旻、忽必烈、朱元璋、福临等。上古时代称“黄河”为“高祖河”，实际上是以其为“河”之“始祖”。
因此，黄河文化的核心在于黄河中游文化。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中国古代“择中建都”，五千年文明中有4200年的都邑、都城均择于黄河中游的大中原地区，因此黄河中游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国家文化”属地文化。三千年前的西周“何尊”之铭文“宅兹中国”，佐证了黄河中游的“嵩山”之“天下之中”地位，形成了“天下之中”与黄河之“中”的“重合”。
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黄河中游的历代都城、帝王陵墓（“陵墓若都邑”）及相关“国家工程”（如“大运河”、历代长城、直道等）、“国家文化”遗存，黄河下游的思想家遗存（稷下学宫、诸子百家遗存、“三孔”等），黄河上游的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丝绸之路”历史活动遗存等，它们均构成其展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揭示的正是“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实施路径思考
汤羽扬（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44）
自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来，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都在积极推进相关的工作。2021年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了“核心点段支撑、线性廊道牵引、区域连片整合、形象整体展示”的规划原则，明确了四类主体功能区布局和五类基础工程，特别是标志性项目的建设要求。北京市推進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在2021年8月召开专题会审议通过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其他省区市的建设保护规划也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2022—2023年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的关键年份。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与传统意义的公园相比，文化属性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公园范围，还是角色定位，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遗产保护或旅游景区开发，而是突出了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综合保护，并将利用与传承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凸显，其目标是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彰显中华文化的引领和标志作用。
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各项工作的推进，一方面需要对各类物质资源进行深入的梳理和细分，包括深层次的、向外辐射性的价值发掘研究。另一方面要探讨如何用最恰当的方式传达并彰显长城文化与精神的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此外，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后续运行中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尽早给予关注，理论方法指导、制度体制建设、项目布局支撑、多方参与共赢等方方面面的研究及探索都不可缺少。
理论方法指导方面。国家公园的概念在19世纪就已经提出，早期的国家公园建设以保护自然与生态为主，之后开始逐渐扩展为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的双重保护，以及对文化景观持续发展的重视。在管理上以美国国家公园局管理和英国合作伙伴管理两种模式为代表。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管理模式，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空间尺度大，区域内人与自然持久的相互依存、动态演进，构成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和谐的自然环境景观特质。第二，国家主导及相对统一范式下的空间约束与发展引导。无论哪个国家，在国家公园范围内都有统一范式，如保护什么、怎样保护、支持什么样的项目等，配套有相关法律、制度，以及规划、导则等指引性文件，其总体目标由国家主导。第三，强调文化身份认同，在保证国家公园特色与和谐关系下，推动地区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
由此，将“文化景观”理论作为基本视角，深入探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发展应当是有益的，可着重三个问题的思考：第一，人与自然之间互动性。现在我们看到的人、长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我们希望能够探究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景观系统是哪些内在因素在相互作用，又是如何不断演进形成的。第二，保护与阐释之间的关联性。长城是遗址形态为主的文物，历史变迁在其本体上构成的痕迹均需要保护的观点还没有被广泛接受，长城保护工程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是不可回避的，需要有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实践支撑。而用什么样的方式将长城的价值意义向公众阐释和传达，是一个以往关注较少的课题，需要依据不同区域各类资源禀赋和地区条件开展广泛研究。第三，文化内核与外部因素之间动态演进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运行是长期的过程，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定空间，使得遗产保护利用、生产生活、自然生态持久保持和谐的演进关系，需要多学科持续的关注。
制度体制建设方面。长城国家公园建设和运行需要法规制度、体制机制、服务能力作为保障。目前虽然已有10余部长城专项保护管理的法规文件，由于大部分文件产生较早，尚存在自身体系完整性和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要求相互衔接不足的问题。另外，长城是跨行政区域的大型线性遗产，以北京为例，500余千米的长城约有20%与河北和天津交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运行面临多地协同工作问题。即便是同一地区的长城，也存在多部门参与时需明确各自责任的问题。因此长城法规制度、体制机制研究与探索是建设高质量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基础，长城开放与管控制度、跨区域协同机制、特许创新制度、社会力量与公众参与制度、财政事权划分与资金机制等均需要统筹策划，深入研究，并序推出。服务能力则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在这项工作中的角色和职能、管理权限定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需要根据其资源承载力，合理配置，提高服务效能。
项目布局支撑方面。长城资源分布区域广阔，资源条件禀赋差异大，建设工作十分复杂，哪些项目做了即可以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成了？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通过编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规划，我们设想可以有三类项目：一类是标志性项目，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形象目标下选择确定，是保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高品质建成的项目，具有突出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同时还应具有辐射力带动力，其模式可以推广和学习。第二类是基础性项目，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础支撑，如各类资源的深度研究、文化精神挖掘等，也包括长城沿线城堡村庄、民宿人家环境品质提升等。基础性项目类型多，也比较分散，需要开展分类、分级、分期统筹，按计划推进。探索性、创新性、前瞻性项目是希望能够针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新生事物，探索激发公园持续的内生力、破壁力，切实发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方位的带动作用，以及在文化和精神上的传播作用。
多方参与共赢方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社会各方的充分理解和积极参与。多方参与需要强调政府宏观引导并制定规则，在规范参与方行为的同时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多方参与包括社会力量、社区、访客等各类对象。社会力量参与层面可以探索特许经营模式、公私合营模式（PPP）、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模式等社会参与运营的可行性，建立准入方式、约束条件、激励政策等制度。社区参与层面，需要营造氛围，研究建立激励机制反哺社区发展，遗产所在地的社区与遗产保护和传承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中尤其受到重视，在我国社区参与还需要长时期的培育
过程。在北京考虑通过建立长城民宿、长城村落联盟、与村镇联合设立研学基地、挖掘以“八达岭长城传说”为代表的长城相关非物质遗产、制定适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参与方案等带动社区，关注和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后续运行。访客层面可以侧重于建立信息联动机制，提升文化传播效果的反馈、调整，不断提升展示阐释与服务质量，通过丰富的展示阐释手段，改变过往狭隘的“爬长城”模式，探索传承利用的创新之路。
长城国家文化公園建设是一项持久的工作，任重道远。
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线性文化遗产：如何建立以价值传播为核心的长城旅游利用体系
张朝枝（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并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定位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在随后出台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明确指出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包括文旅融合区在内的四类主体功能区，并系统推进包括文旅融合工程在内的五类重点基础工程建设。可见，作为一项文化标识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旅游要发挥积极作用，无论是从其功能分区还是具体建设内容来看，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如何建立起以价值传播为核心的旅游利用体系，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就此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确立国家文化公园形象与国家文化标识的关系
无疑，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为了提升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豪与文化认同，从而建设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但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长城，全长2万多千米，在长期的历史累积过程中，社会公众已经对长城形象形成了比较固化的认知，如大部分人对长城的认知定格在八达岭长城，将长城形象与“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感性认知相关联，尽管也有部分人基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等古诗而生发出视长城为边关边塞的情感认知，或者将长城的形象认知停留在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历史故事，但总体来讲，公众对长城的形象认知相对固化。当我们把长城作为一个整体来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时，通过哪些具体载体来展示与传播长城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巨大挑战。
首先，长城作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尽管当时没有特别强调其线性遗产的特征与价值，但其作为“人类天才杰作”“历史的见证”“精神的象征”等突出普遍价值已经得到了全球范围的认可，如果我们要将长城作为国家文化标识，应该建立在哪一项或哪几项价值基础之上，具体的价值逻辑是什么，这是未来国家文化公园的形象建构与传播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次，长城作为国家文化公园，有明确的概念边界却没有清晰行政管辖边界。由于其跨越范围广，区域差异大，价值特征也不尽相同，在多元复杂的地方利益诉求博弈中，“公园”整体的公益属性形象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矛盾长期存在，如何平衡国家把长城作为国家文化标识的形象建设与当地把长城作为旅游产品的形象建设的两种力量，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因此，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初期就必须明确如何将长城具体要素形象建构成国家文化的标识，而这些标识的建立必须基于现有的遗产价值认知，要充分考虑价值认知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使之成为一个逻辑自洽的形象生成系统。
二、匹配遗产的线性特征与旅游线路组织规律
从现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方案与规划来看，通过文化旅游带动文化价值认知与传播、推动中国文化标识的建立是一条必经之路，但旅游者的空间行为规律和价值认知传播规律可能与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特征和价值传播存在冲突。
首先，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公园或者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在形象或价值传播过程中相对比较容易设计整体形象标识，并且也希望游客能够感知到这个整体价值与形象，但问题恰恰在于游客对线性遗产的游览往往并不是线型的，比如游客通常不会沿长城持续开展游览活动，通常只是把长城的某一部分如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作为一个参观游览的节点，对长城的形象认知也通常会停留在该节点上，如何让游客通过对节点的游览而形成对线性遗产或者文化公园的整体价值认知是一个尚无明确答案的问题。
其次，鉴于长城分布范围广但占地面积狭长等特征，在很多区域长城本身并不足以形成旅游吸引，它往往需要依托周边环境或景观共同形成旅游吸引物。但在文化遗产保护压力的背景下，很多景区即使拥有长城但并不愿以长城为卖点进行旅游形象传播，如山东泰山、山西芦芽山等地，甚至游客走上了长城也并不知道自己
身处长城之上，这样的旅游线路安排与设计注定难以提升游客对长城的价值与形象认知和传播。
第三，偏远或险峻的地理位置使大部分长城地段不适宜开展规模性旅游活动，而通常情况下只有规模性旅游活动才能形成市场化的传播力量，不然只能依托政府公共投入才能维持形象宣传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持久的公共营销机制，保证长城作为中华文化标识的形象营销能够深入持久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因此，对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国家文化公园，相应的旅游产品设计需要在充分考虑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和旅游公共营销的供给机制，保证长城的核心价值即文化标识的形象能够持久深入地宣传，并充分发挥旅游者的传播力量，使长城作为文化标识的地位不断提升。
三、建立与社区生计相适应的遗产保护利用制度
社区是遗产价值的组成部分，也是遗产价值传播的主体，但以往的各類遗产保护规则制定过多地赋予了他们责任，忽略了他们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特别是他们的可持续生计权。从长城的保护利用实践来看，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长城防御功能外，其实长城还有很多跟百姓生产、生活相关的功能，如依城而居、围城而寨/堡的现象在长城沿线广泛存在。如何让他们理解、尊重并传播长城作为中华文化标识的价值，这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必须解决的另一关键问题。
首先，长城沿线社区是长城活态保护的基础。除那些不宜人居的险峻地段外，大部分关键节点的长城都有人口聚居并形成相应的传统村落，它们都可能形成旅游吸引物。国内多个案例实践表明，只有当地社区持续居住的传统村落才能够维持活态保护与发展，把当地社区全部搬迁或者拒之门外的做法基本上最后使村落变成一个空壳，最终导致衰败甚至破坏。
其次，社区居民传统生计方式的维持是社区坚守的保障。众多案例研究表明，只有当传统生计方式仍然有成本比较优势时，传统村落的社区居民才愿意继续坚守，过度强调招商引资或者企业进驻的旅游发展模式往往会对社区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产生巨大冲击，如何帮助当地社区在传统生计方式与旅游发展之间进行平衡，实现社区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因此就十分关键。 第三，现行文化遗产保护重物轻人的模式对遗产价值传播与文化标识建设形成巨大压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所有文化遗产保护都在过度关注遗产本体，而忽略遗产本体相关人的生存与发展，从保护规划、经费使用到研究挖掘无一不体现这一特征，其产生的深层影响必然是遗产的价值挖掘与传播成为少数人的工作，而无法成为普通公众的义务。因此，针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华文化标识的目标任务，如何建设合理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政策与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充分尊重长城沿线社区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并协助他们改善提升生活水平，是充分发挥社区作为遗产价值传播或者文化标识建设作用不可忽略的问题。
综上，将线性文化遗产建设成国家文化公园，推动中华文化标识建设，必须处理好线性遗产的复杂形象与文化标识的关系，科学地设计与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相适应的线性遗产旅游产品体系，并创造性地推动社区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使当地居民成為遗产价值的传播主体，增加国家文化公园的活力。
大型文化遗产资源的生态利用之路：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战略意义
李严、张玉坤、李哲（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 210092）
2021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要求至2025年基本完成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旨在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与合理利用。
长城、大运河和黄河，三者在历史发展的时空中交错、共生，搭织了庞大农业帝国的运输生命线、边疆军事与文化交往秩序带。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大运河承担了两京（南京与北京）之间物资运输的任务，破解了北方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江淮区域的空间距离难题，解决了都城北迁的后顾之忧。明长城九边重镇能够保持军事活动与茶马边贸的正常运转，有赖于黄河漕运在军粮补给、贸易物资运输、甚至军事战事中的重要作用。关隘、市口、沟通长城内外，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长城地带互通交融。历史上长城与丝绸之路重合，烽传、驿传系统守护着丝绸之路通往古罗马帝国;现今，中国长城与古罗马长城（英德段）同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国策下，长城文化交流的使命仍在当代延续。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一书中写到：“当有一天，中国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长城、大运河、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三者的综合研究、保护和文化传承对于国家文化安全、一带一路国策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一、问题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虽已开设试点，重点段落在有序开展当中，现阶段仍面临三方面问题：理论架构的建立、核心数据的获取、建设方案的实施。
理论层面：整体性系统性认知存在局限性。国家文化公园从宏观规划上应对长城、大运河和黄河的整体性及系统关系作出呼应和空间复现，统筹资源的管理与发布。例如大运河的系统是指由大运河、附近水网与聚落体系共同搭建的空间网络，该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大运河申遗文本将遗产构成分为水工遗存、附属遗存、相关遗产;长城资源调查按“长城本体、附属设施和相关遗存”分类，此种分类在野外调查时便于操作，但难以直接应用于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体系搭建。
数据层面：全线监测与数字云平台建设。数字云平台搭建有赖于遗存现状的全线数字化基础数据，尤其是高精度、全线、连续的三维数据。以往调查皆以地面调查和拍照为主，整体保存状况、风险预测和病害分析难以量化，预警监测和科学管理缺乏时效性和精准度。高空遥感图像应用瓶颈与海量公众摄影图像的“碎片化”受到灵活度、视角等的限制，卫星、载人机高空拍摄平台虽然专业，但并不非常适用于长城细节图像监测。在公众领域，长城具有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度，已有海量公众图像库，例如仅从百度图片检索功能中搜索“长城”关键词，就可获得百万张以上的命中率，但是图片位置大多集中于著名景点、拍摄角度各异，公众图像在拍摄范式、地理位置分布方面具有“碎片化”的特点，长城的完整性面貌仍是未知的。
实践层面：“遗珠遍野”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复性建设。长城资源调查工程基本摸清了所辖地区遗存的类型、数量和状况，但大量遗址遗存依然处于“遗珠遍野”的散落状态，未能得到妥善保护;而国家文化公园确定的重点段落依然是目前关注度较高、已成为景点或已经过保护修缮的段落。
英德长城保护监测的借鉴。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日耳曼长城、奥地利长城、土耳其和埃及等国长城共同构成古罗马长城体系。其中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上日耳曼和蕾蒂安边墙、奥地利古罗马长城的做法可供借鉴：1）线下与线上数字孪生。德国长城总长568千米，其官网发布的全线遗址分布图上分类标注了边墙、堡垒、瞭望塔和城镇，值得一提的是，图例给出了上述遗址类型的两种呈现方式：可见和不可见，即现状是否有遗存，供参观者选择使用，并将互为图底（黑底白箭头和白底黑箭头）的标签钉在几近湮灭的长城墙体旁边树上，表达此段墙体的可见或不可见状态，引领参观者寻找遗迹。此种呈现方式与英国的哈德良长城极其类似。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哈德良长城的考古地图（An Archaeological Map of Hadrian’s Wall），在1：25000比例尺的地图上分黑色和红色分别表示可见和不可见遗产类型。从遗产真实性角度区分现存状态使地图的可读性更加科学有效。我国长城、大运河、黄河等大型遗产的资源分布图还停留在基于行政区划图为底图的走向、分布等粗略位置表达程度，远未达到考古地图，线上与线下统一标识系统且标注“可见”和“不可见”的全线大比例尺纸质地图和数字地图，徒步—骑行—自驾—公共交通路线图，以及相关住宿、餐饮、博物馆导引服务的深度和广度。2）英、德罗马边墙等同类遗产的图像采集工作难度相对低，开展更早，资料更丰富。罗马边墙所处地形相对平缓，相对易于到达。英德长城自19世纪末开始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年已完成全线墙体、城池及附属设施考古发掘工作，考古报告已公开出版。英格兰遗产委员会有超过400万张自20世纪初航空摄影技术发明以来的航片，覆盖了超过1600平方千米的区域，包括整个哈德良长城的世界遗产地及其缓冲区。2015年完成对哈德良长城全线的机载激光扫描工作，获得墙体与地形三维数据，更清晰呈现潜在的长城遗迹。 二、破解之道
理论层面：通过时空间分布复原搭织整体性网络体系，获得整体性价值认知。如大运河遗产体系包括大运河河道，与运河连通的河流干流、与运河沿线水利设施、运河河道上的桥梁、运河管理治理机构、运河景观、因为运河开挖而形成的水网系统、聚落、产业、文化传播例证、运河漕运相关遗存、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的遗迹通过调研可以得到的数据库从而实现对于整体空间分布体系的搭建，对于整个系统在历史上发生的变迁则需要钩沉史料，抽丝剥茧，提取空间变迁的关键信息。史料包括各种地方志、专志的记载，同时也包括古舆图。古舆图的记载较为抽象写意，可以通过要素提取叠加，拓扑复原、横向对比推断等方法，复原历史上某一时期的遗产空间分布情况。近代相关记载系
统性较差，近代历史地图与航片是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通过航片与卫星图的比对可以得出城市迅速扩张前的遗迹遗存。从文字记载与图像记载两个方面出发，结合空间数字技术，从而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复原得到整体性的网络体系，获得整体性的价值认知。
数据层面：长城全线数字孪生计划。“数字孪生”是历史图档、遗存图像与三维数据支撑数字再现与监测预警，即实体与虚拟同步建设，要求实现周期性的数据更新，即长城、大运河、黄河全线周期性、动态监控。长城绵延万里，尺度巨大，数字再现/孪生是最佳展示手段。以全线遗存数字化管理系统（云平台）为支撑，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工程合而为一，线上与线下文旅融合工程紧密相连，实现大尺度线路遗产在线全虚拟游览和“全线数字孪生”。面向国内外不同需求受众，有条件开放数字资源和专业数据库，实现文化价值的全球性广泛传播。
应用层面：整体系统与文化公园有机整合。1）长城。公园体系建构包括：防御体系+公园总体布局、驿传+游览路径、烽传+景观视廊、屯兵城层次+区域旅游四方面的对应性研究，为长城文化公园设计示范。以“防御体系空间数据库”作为资源分布底图，上面叠加各遗址点、开放景区及其他文旅融合项目所在地。按照驿传路线设置游步道，在游览路线、游步道选址和景观视廊上遵照驿传路线和烽传路线设计;按照屯兵城层次体系设置景点，屯兵城系统分镇—路—卫—所—堡五级，各级之间往来策应设计;按照烽传系统设置景点间的景观视廊，烽传系统按“烽火品约”作为传递路线和传递暗号设计，以尊重和展现历史原貌;按照关隘、市口和暗门位置设置长城内外穿越性游览路线，使长城文化公园真正成为长城文化价值的载体，生动再现长城文化的独特智慧，现场体验长城文化的博大精深。2）大运河和黄河。大运河的突出价值在于，它体现了与水网及其相伴而生的聚落构成的沟洫体系;黄河的突出价值在于，承载了灿烂的多元文化和复杂的地理景观。公园体系建构应首先理清两者所流经地理空间的地表构成，以及大运河、黄河对历史变迁、社会变迁产生的深刻影响。水网体系建构包括：运河水道主体+运河景观廊道、水利设施遗存+水利工程技术展示、运河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水网体系+农业水利技术展示等四方面对应性研究，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设计示范，建立以层级分明的水网体系为底图的“水网景观文化遗产空间数据库”，其中包括相关水利设施遗存、沿线聚落分布、沿线景观资源分布，建立科学有效的价值评估体系，在综合价值较高的区段，进行从水网遗产、文化景观、聚落体系到非遗文化的全方位展示。3）全线全域资源统一管理。包括全线全域长城资源的紧密“物联”系统，如各资源点之间的时间时序关系、空间位置关系、发生的历史事件关系、游步道与各遗址点资源点之间的链路关系。解决“遗珠遍野”，而部分景区盲目重复建设的普遍性问题。4）科学处理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包括历史资源空间可视化方法、可见与不可见资源的呈现方式、非接触式功能复原研究。具体指借助百年航片、历史地图整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点，将该遗址点中目前尚存和已无存分类标注，并采取不同的线下展示方法，尚存的遗址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适当用技术手段进行历史场景复现，无存的遗址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及展板等方法虚拟复现。
大运河考古成果的转化将服务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林留根（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大运河是中国版图上规模最大的历史遗迹之一，是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遗产。它是春秋以降在我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動脉，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国家重要经济制度漕运制度的见证，是超大型的系统性、综合性、组群性文物，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遗产运河，凸显水利工程和技术价值的文化线路，是人类和自然的大型联合工程、独特的线性文化景观。
大运河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数十年以来，特别在配合中国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中，以大运河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重要的考古发现与考古成果有上百项之多。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洛阳回洛仓遗址，商丘南关码头遗址，开封州桥遗址，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漕运院部遗址、板闸遗址，盱眙泗州城遗址，镇江京口闸遗址，扬州隋炀帝与萧后墓，山东汶上南旺水利枢纽工程，聊城七级码头遗址、土桥闸遗址，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等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充分揭示了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所具有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对大运河的价值阐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当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背景下，运河考古越来越凸显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运河考古是以大运河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考古，是对运河本体以及与运河相关的文化遗存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搞清楚运河变迁的历史及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功能，揭示大运河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国家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服务。大运河考古的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从时间上看，其时间轴从先秦时期开始，由此还可上溯至史前时期，运河的发轫是人对水的认识利用与控制，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特别是南方的稻作文明是运河产生的物质基础。从空间上看，大运河考古的空间范围在中国的东南地区，按胡焕庸线来划分的话，恰恰是中国版图上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运河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统一的强大因素，它创造并维持了居住在运河沿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隋唐大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组成的中国大运河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流域，沿线的文物遗存极其丰富。其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物点涉及中国8个省、直辖市，27座城市，包括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点，河道总长度1011千米，但这并不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全部，作为运河遗产的数量远远要大于这个数量。这些遗产点和文物点涉及到大运河的河道本体、水利工程以及管理机构、衍生工程等，都是大运河考古的具体对象。大运河是综合水科学、水利技术、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集成性工程，因此，大运河考古相关联的学科也非常多。大运河经由勘查、规划、设计、决策、施工、使用的集成过程，通过经济保障、组织管理、运行制度的集成方式，实现了各种要素的综合配置，大运河的开凿疏浚、防灾减灾以及大运河通航漕运管理等人类活动自成系列，因此也留下了一系列遗产，形成了运河遗产体系。大运河考古必须对运河文化遗产体系作出揭示和阐释。以淮安清口枢纽为例，可见运河遗产体系之一斑。明清时期，清口因处黄、淮、运交汇之地，故成为运河南下北上的交通咽喉之地，明清两朝就有“清口通则全运河通，全运河通则国运无虞”之说，清口历来就是运河漕运功能发挥的关键。清口枢纽工程同时具备御黄、济运、保漕、治淤、防洪、减灾等综合功能，因而遗址范围内分布着堤坝、古河道、闸涵、土墩、木龙等工程遗迹，同时因治水保漕衍生出来的诸如古寺庙、古建筑、古碑刻、镇水铁牛、水志等遗迹，遗产点类型十分丰富，在其49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53处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对其进行不断的维护治理，在极其复杂的水系格局下兴筑不断，保证了大运河工程的运输功能和漕运的持续畅通。清口枢纽集成了与水动力学、水静力学、土力学、水文学、机械学等相关的经验型成果，构筑了水流制导、调节、分水、平水、水文观测、防洪排涝等大型工程，成为枢纽工程组群，体现人类农业文明时期东方水利水运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因此大运河堪称一部写在中华大地上的百科全书，与大运河相关的河道、水工、堤坝、船闸、涵闸、桥梁、粮仓、城镇、官署、名人、事件、漕运、盐运、治水理论与思想等都是大运河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 大运河考古的对象有着其特殊性。首先，大运河是巨型遗产，超大型文物。第二，沧桑巨变，生生灭灭，水无常形，变迁频繁，比如黄河夺淮对隋唐大运河的影响，是大流域大面积的影响。第三，运河是活态的运河，是还在使用的运河。比如京杭大运河、高家堰，还有很多桥、闸等都在使用。第四，运河文化的影响以及覆盖面广袤。特别是运河沿线应运而生的城市，有都城、州城、县城、城镇等，这其中还包括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运河支线上的城镇和村邑。因为运河是主干加支线的网络结构，如此在社会经济中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这些都需要通过考古工作加以揭示和阐释：大运河沿线的经济和城市发展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农业文明的运行核心，以及水网的发展在这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针对运河考古对象所呈现的特点，考古人探索出了大运河考古所适用的技术与方法。如区域调查、空间信息技术与遥感考古、聚落考古、舆图分析等。大运河河道本体历经沧桑、历史上变迁频繁。很多运河地段淤积，河道兴废、变化较大，对其遗产价值的辨识需要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历朝历代的大运河在哪儿，各朝代的大运河起止地点，关键地点的改道，重要节点的工程遗存等要素，有相当一部分很难落实到具体地点。面对大空间和长时段的大运河，空间信息技术与遥感考古在大运河调查与发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作为京杭运河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其筑坝截水、南北分流等因地制宜的治水思想和技术在我国水利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南旺地区古遗址破坏严重，古运河己经干涸并废弃，不再通航，运河线路模糊不清，当年用于济运的五大水柜（北五湖）也全部消失变成了农田。2008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对南旺分水枢纽及龙王庙古建筑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在此次考古发掘中，充分应用了精密GPS、航片卫片、探地雷达、地理信息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的相关手段和成果，参照历史文献资料，采取“以点带线，沿线追踪”的方法，对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基址、运河三个重要水柜遗迹、开河闸至长沟段运河进行了系统的踏查、定位和测绘，搞清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总体布局。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下了坚实基础。
针对大运河诸多重要文物点埋藏在黄泛区的特殊地理条件，大运河考古实现了考古技术方法的创新。厚达几米至十多米的黄泛层，地下水位高，考古现场时时面临着塌方的风险危及着文物和人的安全。考古人克服一系列困难，通过发掘技术与方法创新，出色地完成了诸多重要的考古遗址发掘。如安徽淮北柳孜遗址、河南开封州桥遗址、江苏淮安泗州城遗址等都是黄泛层区域考古的成功范例。值得特别推荐的是州桥遗址考古，为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州桥又名汴州桥，是大运河汴河段上一座重要的古桥梁，2018-202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州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州桥东面桥台雁翅、地袱、桥面，并在州桥东侧桥面上发掘出一座明代金龙四大王庙。州桥遗址发掘现场，探坑深达17米，地下水位也很高，发掘难度极大，但经有关方面精心组织，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遗址展示三方面同步推进，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社会效益。通过整体揭取方法获得的州桥遗址考古剖面亮相于2021年6月建成开放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成为博物馆中的网红，最受观众欢迎的考古展品。
大运河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延续与象征，是华夏版图上民族联接的脐带，是政治经济文化技術的百科全书。大运河也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哲学思想的体现，是从古至今中国这个伟大农业帝国的统一、互补和巩固的基本要素，它的发生发展兴盛衰落与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同步。作为中华民族书写在九州大地上的史诗，大运河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发布以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在全面推进。大运河考古可以为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基础材料和核心材料，提供具有观赏价值和理解价值的实物资料，为文化公园的价值凝炼、主题表达以及规划布局提供技术支撑。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大运河考古规划，凝炼有关重大课题，有计划地发掘研究好大运河相关遗产，及时公布考古成果。同时要做好大运河考古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作、结合文旅融合和社会研学游的需求，加快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利用：利用考古遗存、考古现场、考古实物资料，更加充分更加生动更加科学地向世界阐释大运河在中国文明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助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应加强对大运河遗产本体的保护
王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04）
大运河本体，就是大运河的主河道及其重要的支线河道及沿岸地带，包括河段、遗存等核心区和周边缓冲区。这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中的主轴，纵贯南北近3200千米的大运河古今河道线路就是大运河本体①。从国家层面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运河本体空间应有两个，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主轴和国家重点文物的运河主轴。
近年来，在“文旅融合”推动下，沿运城市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类项目排队上马，招商引资十分活跃，大家都希望借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东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打造运河景观，以旅游拉动城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样的结果，使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越来越朝着大运河文化旅游景观建设的方向发展。如有城市提出建“运河之都”，运河八景、十景，建各种特色小镇，各类博物馆、展示馆，建文化旅游长廊、体育休闲公园，开辟风光带、示范区等，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笔者长期在大运河沿线实地考察，发现运河沿岸到处是工程机械的身影，各种环境整治和建设项目热火朝天，沿线景观及周边环境变化之快，数月之间，如隔三秋。虽然成绩是明显的，运河周边环境比以前明显改观，道路条件改善，脏乱差现象得到扭转。然而，从党中央保护传承利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看，我们感到忧虑的是，在新一轮规划和建设热潮中，大运河本体保护传承利用，特别是生态修复和沿线环境建设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危险和危害甚至已经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发展至上等仍然没有根本扭转。有的地方遗产保护意识淡薄，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有些重要遗产点环境差，针对违章建设、违规排放和小码头、小砂场、小企业等的综合环境整治工程有难度;有的地方借防汛工程建设，对本城市整个大运河堤防动手，甚至在运河大堤上建设输送燃气工程，对大运河本体造成极大的隐患;有的建造一些与大运河整体风貌不相配的怪异建筑，如运河附近新建一些现代化桥梁，等等。 大运河本体受到威胁和危害的现状得不到有效监管和遏制的原因，微观上看，一方面遗产资源保护管理力量有所不足，另一方面现有的监控设备形同虚设。要建立保护和管理运河的长效机制，目前仍然是短板。宏观上讲，我们仍然处于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有法不能依的尴尬局面。因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管理上的“九龙治水”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大运河涉及的直接管理部门除了水利、航运、文化文物等部门外，还有环保、国土、渔政、农业、建设、规划、城管、园林、旅游等多个部门，似乎都在管，但很多时候都不太好管，发现问题找不到负责单位，真正能够统筹协调的领导部门和机制没有形成。
根据我们对大运河沿岸的多次调研，有些城市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现状堪忧，有些建设项目已经严重危害到本体的安全。经济发达城市建设性危险就更加严重。
首先，基本上采取可以称之为“毁容、整容、美容”三步曲。“毁容”，就是在整治环境的统一要求下，大肆拆迁，将沿岸建筑全部折光，脏乱差面貌焕然一新。“整容”，就是在拆迁之后的堤岸及两边进行整修，建设高等级的水泥混凝土大堤和道路，例如，沿河道路硬化畅通、堤顶路硬化，河道清淤、开挖拓宽河道，整理堤岸护坡、建设亲水平台。“美容”，就是实施绿化工程，移植树木，设计园林景观、艺术小品;安装健身器材，提供休闲广运动场所;建设文化标识、遗产标识，树立标识等宣传牌匾。这样的结果，使原来沿岸各时期建筑，生产、生活设施全部消失。有的地方拆与不拆的标准是企业性质和规模，上缴利税多少，沿线百余年来代表各时期工业发展的历史标志被一笔勾销。造成了大运河沿线的同质化，文化带几乎成了整齐划一的绿化带、体育休闲公园、景观带、灯光秀。虽然周边老百姓得到实惠，环境改善、房地产增值，满意度提高，但从保护遗产而言，这种简单划一的作法，有“好心办坏事”之嫌。
其次，水利工程中的防洪墙建设规划标准过高。如某市规划高度达7.5米、硬质层面，钢筋混凝土建筑，单调、清一色的立体直壁式防洪墙，连绵长达81千米，工程投资數十亿元。甲市防洪墙加高到7米以上，乙城、丙市感到威胁，也跟着加高②，由之整个运河沿岸都要加高，形成新的运河堤防体系。由于防洪大堤越建越高，过去公路上可以平视的运河河面、船舶航行的景观，现在得登上大堤才能看到。在城内要看运河，需要登上立体的水泥混凝土墙体，从河道水面到地面有几米高，像船闸闸槽一样，有如临深渊、深不可测之感。最后整个运河主体被毁容，世界遗产的外在形态发生改变。
再次，建设项目侵占堤岸，建设工程随意改变堤岸，甚至在堤岸上修建城市道路主干道。如吴江盛泽建设西气东送站点“盛泽首站”，在运河堤坝上挖建储气站，粗大笔直的输气管道建在运河堤防上，既破坏了运河原有风貌，也妨碍新设计的休憩景观。这样的运河，没有实现生态修复，怎么成为最美运河、最令人向往的运河呢？
第四，单纯保护个体遗产而忽视视觉廊道。如著名的大运河地标宝带桥，周边环境与宝带桥极不协调：对岸被高大的现代化大桥压迫，远处高楼大厦林立，近处两个鲜明扎眼的彩色航标突出阻挡桥身，如今已经拍不到一张纯净的宝带桥照片了。相比之下，浙江嘉兴王江泾的长虹桥、杭州的广济桥、拱宸桥等，古朴大气，横跨运河两岸，与周边环境交相辉映;为防撞而在桥孔前建的镇水兽趴夏，安卧水面，与古桥浑然一体。
大运河是一项长距离超大规模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压力非常之大。文物部门近年提倡的大遗址保护，就是要连同遗址、文物周边与之适应的环境一同保护，让考古遗存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而不是仅孤立保护文化遗产本身，使人们身临其境时，能够产生思古之幽情。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应参考国家公园的一些做法，尽可能保持公园内原生态的自然系统。国家文化公园虽然允许建设一些配套的文化教育、旅游休憩设施，但公园内的运河本体，岸线、运河两岸上的桥梁、码头、庙宇、寺院、宝塔、牌楼等理所当然要保存下来;这还不够，要保护这些运河建筑的周边环境，如水质、空气、视线所及范围内的环境，周边建筑的风貌等，是否与之配套。例如，古代运河的桥梁与运河的宽度、水的深浅是适应的。运河上的桥梁，就是镶嵌在纽带上的珍珠，勾连起3200余千米的大运河。这些桥梁也可以说是运河、尤其是古运河上的重要地标。
自13世纪以来，西方旅行家笔下的中国大运河，除了宏观整体让他们叹为观止，最吸引他们视线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桥梁作为大运河的象征。从近代西方的大量描述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大运河本体的“原生态”，作为今天保护传承利用的参考。1793—1794年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巴罗有这样的描述，大运河与长城相比，“宏伟不亚于它，在实用性上则超过它的工程。这就是通称的御河即大运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内陆大航道。我可以保证说，论大小，我们英国最长的内陆航道，与这条横越中国的大干线相比较，犹如花园鱼池之对威南德麦尔大湖。中国人认为这项工程的开凿，比长城还要早许多世纪，但鞑靼人称它的修造是在蒙古统治的13世纪。有可能的是，缺乏治理导致它的毁坏，鞑靼人努力把它完全恢复，目前看上去它不像很古老。桥梁、闸门石柱、码头，以及防护土坝，都相当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鞑靼人修造，这项工程的构想及其实施，都说明他们超高的科技水平，我怀疑今天的中国，没有人能达到这个水准。整个地形和种种有利条件，对设计者帮助甚大，但全部工程仍明显可见采用了大量的技术处理和巨大的劳动力。”
巴罗属于军事技术型随员，他对中国大运河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专业眼光。第一，他对大运河的看法，与马戛尔尼不尽相同，马戛尔尼贬低大运河的科技水平，巴罗却评价比较高，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之作。第二，大运河经常废弃而毁坏，故在重新使用时又要不间断地维修，在维修时如果不注意整体风貌，故看上去像新的一样，破坏了原真性。对于像运河桥梁这样的易于毁坏的遗产建筑，寻找所谓最古的大运河无疑缘木求鱼。但在维修保护时，要尽可能地恢复古代风貌。 大运河上最吸引英国使团的桥梁是宝带桥，“非常遗憾我们是在夜晚经过这座大桥……在微弱光线下，我们足可看清与运河东岸平行的一座桥的孔洞，此桥架在一个大湖湾上，便于通航。从最高点，即我们认为是桥的中央拱顶，我们往下数到尽头共55孔;桥孔在这里很小，但中心孔我猜约有30英尺高、50英尺宽;整座桥我估计约有半英里长。在这里修这座桥，目的只在于便利湖的自由交通，同时，也避免花费财力去修筑坚实的堤坝。”
这样一个名扬世界的大运河地标，现在的整体保护状况堪忧。我们曾多次呼吁改善整体环境。可喜的是，最近，苏州市提出打造苏州运河十景，宝带桥是其中之一，希望宝带桥能够重新夺回大运河最美地标的殊荣。
国家文化公园的三个关键问题浅析
李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北京 100101）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初创概念，它有别于当今国际流行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也与目前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化类景区的性质和样貌截然不同，是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具有深刻内涵词
语的有机结合。自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起，国内各方研究力量便掀起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热潮。当下已被列入建设行列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各级政府已积极投入到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和建设中。在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的重要时期，亟需梳理并分析一些关键问题，以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深刻主旨和建设方向。
一、概念：内涵与意图
国家、文化和公园三个词语分别代表了宏观格局、本质属性和空间权属，它不但是国家的顶层设计和高层战略，而且涉及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是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过程中唤醒民族之魂、深挖文化之根的实施方式。同时，“公园”一词将中华文化浩繁的元素与物证给予了空间限定，并为其功能实现提出了公益化导向。可见，国家文化公园较之以荒野保护为原始动力、保护自然与历史遗存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更具文化内涵和宏伟愿景。
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一，2019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国家文化公园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提出与建设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富足的同时，于文化和精神领域寻求与物质进步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文化抉择。这能够很好地诠释为何当前提出的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均为跨区域、跨文化、跨越历史维度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因为它们不仅本身是文化遗产，而且还是包络着沿线众多文化、自然、非物质遗产的大型遗产集群，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是中国故事中最宏伟、最深情、最动人的篇章，是连通古今、纵横八方的民族精神之纽带和国家认同之根本。
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动因，它服务于国家高层战略，同时也服务于全体中国人民。由于没有成熟的国际经验可供全面借鉴，因此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模式必然会在学习与模仿中不断发展，在探索与突破中走向成熟。
二、体系：限定与突破
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将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进行类比，同时学借国外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来谏言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发展。诚然，国外经验值得部分借鉴，但是由于国情、体制、目标愿景的不同，尤其是文化内涵不同，使得我们有必要探寻一套符合我国文化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模式（或体系）。就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看，包括20种类型，如国家公园、国家保护区、国家河流、国家战场、国家纪念馆、国家海岸等等，其中9种涉及文化类型。但因美国历史较短，文化遗产空间体量小且内涵有限，所以可供我国借鉴的做法大多停留于理念上。我们如何形成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体系还要从审视我们自身的文化做起。
就完整的体系而言，我们应当构建适合我国自然和文化基底的国家公园体系（不同于目前在建的国家公园），体系下分列国家文化公园和国家自然公园两大系统，前者是本文讨论内容，而后者系目前自然资源部推动建设的国家公园。而且，未来的国家文化公园一定将突破线性文化遗产范畴，凡是中华文化重要识别元素、具有符号意义且占据并代表一定地理空间的特色文化系统，都可能被列入国家文化公园。例如，以非物质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陶瓷文化、玉文化、丝绸文化等）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又如，以国家疆域（陆路四极、海洋文化、岛屿文化、高原文化）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再如，以特定事件（淮海战役、港澳回归、冬夏奥运）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等。从而形成点、线、面、网不同空间形态、从海洋到陆地、从平原到高原不同地貌特征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
三、建设：困境与纾解
规划建设是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文化公园功能打造与发挥的前提。在目前国家文化公園建设中，基本可以做到规划先行，但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棘手，这些问题可能在当下建设或将来运行过程中造成发展困境，厘清并纾解这些问题是国家文化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首先，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没有充分做到“统分结合”，即统一规划、统一IP，细分主题、细分空间。目前规划都是省或市的区段规划，没有从整体上对某一国家文化公园进行统筹协调，由于资源本底的同质化特点，必然造成建设路径雷同、产品呈现相似的情况，同时也容易形成相邻空间内相似产品的非必要竞争。国家文化公园应当在“一盘棋”思想指导下，统一形象，打造超级IP，所有区段应当围绕统一的大主题进行本地化特色挖掘与呈现，使观览者行进于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既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统一化主题元素和标准化的服务，又能明显察觉出各区段、各空间的独特文化魅力。
其次，功能化建设需有所侧重，并非面面俱到。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和建设内容有明确的表述，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要求是：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该要求是相对于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提出的，并非每一区段都要容纳所有上述功能。各地方对照中央要求细化落实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因地制宜地彰显各自优势，在本区段重点打造其中一项或几项功能并将其充分发挥，争取做到最优投入产出比和最佳功能发挥效率。
再次，公益化项目的商业化问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同于普通景区，它是国家系统的文化工程，属于公益化项目，而如此庞大的公益化项目若只依靠政府投入无法满足建设需要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因此，布设商业设施、开展特许经营、鼓励投融资、开放社会捐助、进行IP运营等措施是盘活国家文化公园资源、促进深度文旅融合的可尝试途径。同时，加强国际化营销，将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向世界输出，既广泛拓展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吸引力，又为引入国际资本、吸引国际客源打好基础。
（责任编辑：孙秀丽）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其对象主要是保护国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保护地环境与生态空间。2017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又提出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究明“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二者区别，是建设好“国家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前提。
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重在“国家文化”，而“国家文化”的实质是国家的“政治文化”，其具有国家历史与现实政治意义，只要我们把现在已经公布的长城、大运河、黄河与长征四个“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整体来看，其核心理念、意义、功能就一目了然了。“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文化”的“物化载体”或“物化形式”。之所以提出将“国家文化”以“物化载体”为对象，作为国家行为予以保护、利用，是因为历史文化遗产更具有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科学性、说服力与重大政治作用，从而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认识与理解当今中国是其历史发展之必然，其合理性不言而喻。
这里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例，谈一谈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具体认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特点、特色是什么？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这是黄河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其基本“政治定位”。也就是在总书记这个重要讲话之后不久，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由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的三个国家文化公园扩展为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四个国家文化公园。笔者认为，“黄河文化”正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所以理当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对象。
如何理解、认识“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我们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文明”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而黄河文化不只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因为这个“根”和“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的国家。把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进行比较，后三者在各自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均为异域/异族文明所取代，而唯有中华文明一代一代传承延续至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华文明有着生命力强盛的“根”和“魂”。因此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应该定位于中华民族“根”与“魂”的“物化载体”展示之上。
黄河文化的中华民族“根”与“魂”的“物化载体”，就是“中”“和”与“中和”，“中”是“一体”，“和”是“多元”，“中和”是“多元”和于“一体”，也就是“多元一体”，这样的“空间”学术概念，如何转化为“可视”的“遗物”或“遗迹”乃至景观，是能否在国家文化公园实施的关键。
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还有着与两河流域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中”的信仰，即古人所称的“求中”“追中”与“择中”。黄河在中国古代被认为居于中国大地之上的“河”与“江”之“中”地位，这首先集中表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的“河”与“江”二者分布上。
作为中国的“河”与“江”，一般来说“江”在“河”的南北两侧。如黄河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其北主要有海河、辽河，其南主要有渭河、泾河、洛河、淮河等。淮河之南与西南一般均为“江”，如：长江及其以南的闽江、赣江、湘江、珠江、西江、东江、岷江、沱江、雅砻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中国北方的辽河以北有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等。不难看出，在中国大地之上，凸显古人在“河”与“江”的名称选择上，突出了“河”的“居中”之地位。
黄河中游也在中国之“中”：在古代中国地理分布上，整个国家分为“九州”，其中“豫州”属于黄河中游，在“九州”中央，因此“豫州”又有“中州”“中原”之称。
历史上的黄河称谓及其“独尊”地位也是“中”之体现：殷人甲骨文称“黄河”为“高祖河”，检视汉代及其以后历代王朝“开国皇帝”称谓，一般为“高祖”“太祖”或“世祖”，如刘邦、李渊、朱温、石敬瑭、刘知远、郭威，赵匡胤、耶律阿保机、完颜旻、忽必烈、朱元璋、福临等。上古时代称“黄河”为“高祖河”，实际上是以其为“河”之“始祖”。
因此，黄河文化的核心在于黄河中游文化。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中国古代“择中建都”，五千年文明中有4200年的都邑、都城均择于黄河中游的大中原地区，因此黄河中游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国家文化”属地文化。三千年前的西周“何尊”之铭文“宅兹中国”，佐证了黄河中游的“嵩山”之“天下之中”地位，形成了“天下之中”与黄河之“中”的“重合”。
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黄河中游的历代都城、帝王陵墓（“陵墓若都邑”）及相关“国家工程”（如“大运河”、历代长城、直道等）、“国家文化”遗存，黄河下游的思想家遗存（稷下学宫、诸子百家遗存、“三孔”等），黄河上游的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丝绸之路”历史活动遗存等，它们均构成其展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揭示的正是“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实施路径思考
汤羽扬（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44）
自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来，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都在积极推进相关的工作。2021年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提出了“核心点段支撑、线性廊道牵引、区域连片整合、形象整体展示”的规划原则，明确了四类主体功能区布局和五类基础工程，特别是标志性项目的建设要求。北京市推進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在2021年8月召开专题会审议通过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其他省区市的建设保护规划也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2022—2023年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的关键年份。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与传统意义的公园相比，文化属性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公园范围，还是角色定位，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遗产保护或旅游景区开发，而是突出了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综合保护，并将利用与传承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凸显，其目标是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彰显中华文化的引领和标志作用。
随着国家文化公园各项工作的推进，一方面需要对各类物质资源进行深入的梳理和细分，包括深层次的、向外辐射性的价值发掘研究。另一方面要探讨如何用最恰当的方式传达并彰显长城文化与精神的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此外，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后续运行中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尽早给予关注，理论方法指导、制度体制建设、项目布局支撑、多方参与共赢等方方面面的研究及探索都不可缺少。
理论方法指导方面。国家公园的概念在19世纪就已经提出，早期的国家公园建设以保护自然与生态为主，之后开始逐渐扩展为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的双重保护，以及对文化景观持续发展的重视。在管理上以美国国家公园局管理和英国合作伙伴管理两种模式为代表。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管理模式，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空间尺度大，区域内人与自然持久的相互依存、动态演进，构成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和谐的自然环境景观特质。第二，国家主导及相对统一范式下的空间约束与发展引导。无论哪个国家，在国家公园范围内都有统一范式，如保护什么、怎样保护、支持什么样的项目等，配套有相关法律、制度，以及规划、导则等指引性文件，其总体目标由国家主导。第三，强调文化身份认同，在保证国家公园特色与和谐关系下，推动地区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
由此，将“文化景观”理论作为基本视角，深入探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发展应当是有益的，可着重三个问题的思考：第一，人与自然之间互动性。现在我们看到的人、长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我们希望能够探究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景观系统是哪些内在因素在相互作用，又是如何不断演进形成的。第二，保护与阐释之间的关联性。长城是遗址形态为主的文物，历史变迁在其本体上构成的痕迹均需要保护的观点还没有被广泛接受，长城保护工程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是不可回避的，需要有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实践支撑。而用什么样的方式将长城的价值意义向公众阐释和传达，是一个以往关注较少的课题，需要依据不同区域各类资源禀赋和地区条件开展广泛研究。第三，文化内核与外部因素之间动态演进性。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运行是长期的过程，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定空间，使得遗产保护利用、生产生活、自然生态持久保持和谐的演进关系，需要多学科持续的关注。
制度体制建设方面。长城国家公园建设和运行需要法规制度、体制机制、服务能力作为保障。目前虽然已有10余部长城专项保护管理的法规文件，由于大部分文件产生较早，尚存在自身体系完整性和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要求相互衔接不足的问题。另外，长城是跨行政区域的大型线性遗产，以北京为例，500余千米的长城约有20%与河北和天津交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运行面临多地协同工作问题。即便是同一地区的长城，也存在多部门参与时需明确各自责任的问题。因此长城法规制度、体制机制研究与探索是建设高质量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基础，长城开放与管控制度、跨区域协同机制、特许创新制度、社会力量与公众参与制度、财政事权划分与资金机制等均需要统筹策划，深入研究，并序推出。服务能力则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在这项工作中的角色和职能、管理权限定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需要根据其资源承载力，合理配置，提高服务效能。
项目布局支撑方面。长城资源分布区域广阔，资源条件禀赋差异大，建设工作十分复杂，哪些项目做了即可以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成了？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通过编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规划，我们设想可以有三类项目：一类是标志性项目，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总体形象目标下选择确定，是保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高品质建成的项目，具有突出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同时还应具有辐射力带动力，其模式可以推广和学习。第二类是基础性项目，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基础支撑，如各类资源的深度研究、文化精神挖掘等，也包括长城沿线城堡村庄、民宿人家环境品质提升等。基础性项目类型多，也比较分散，需要开展分类、分级、分期统筹，按计划推进。探索性、创新性、前瞻性项目是希望能够针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新生事物，探索激发公园持续的内生力、破壁力，切实发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方位的带动作用，以及在文化和精神上的传播作用。
多方参与共赢方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社会各方的充分理解和积极参与。多方参与需要强调政府宏观引导并制定规则，在规范参与方行为的同时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多方参与包括社会力量、社区、访客等各类对象。社会力量参与层面可以探索特许经营模式、公私合营模式（PPP）、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模式等社会参与运营的可行性，建立准入方式、约束条件、激励政策等制度。社区参与层面，需要营造氛围，研究建立激励机制反哺社区发展，遗产所在地的社区与遗产保护和传承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中尤其受到重视，在我国社区参与还需要长时期的培育
过程。在北京考虑通过建立长城民宿、长城村落联盟、与村镇联合设立研学基地、挖掘以“八达岭长城传说”为代表的长城相关非物质遗产、制定适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参与方案等带动社区，关注和参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后续运行。访客层面可以侧重于建立信息联动机制，提升文化传播效果的反馈、调整，不断提升展示阐释与服务质量，通过丰富的展示阐释手段，改变过往狭隘的“爬长城”模式，探索传承利用的创新之路。
长城国家文化公園建设是一项持久的工作，任重道远。
作为国家文化公园的线性文化遗产：如何建立以价值传播为核心的长城旅游利用体系
张朝枝（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并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定位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在随后出台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明确指出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包括文旅融合区在内的四类主体功能区，并系统推进包括文旅融合工程在内的五类重点基础工程建设。可见，作为一项文化标识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旅游要发挥积极作用，无论是从其功能分区还是具体建设内容来看，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如何建立起以价值传播为核心的旅游利用体系，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就此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确立国家文化公园形象与国家文化标识的关系
无疑，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为了提升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豪与文化认同，从而建设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但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长城，全长2万多千米，在长期的历史累积过程中，社会公众已经对长城形象形成了比较固化的认知，如大部分人对长城的认知定格在八达岭长城，将长城形象与“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感性认知相关联，尽管也有部分人基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等古诗而生发出视长城为边关边塞的情感认知，或者将长城的形象认知停留在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历史故事，但总体来讲，公众对长城的形象认知相对固化。当我们把长城作为一个整体来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时，通过哪些具体载体来展示与传播长城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巨大挑战。
首先，长城作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尽管当时没有特别强调其线性遗产的特征与价值，但其作为“人类天才杰作”“历史的见证”“精神的象征”等突出普遍价值已经得到了全球范围的认可，如果我们要将长城作为国家文化标识，应该建立在哪一项或哪几项价值基础之上，具体的价值逻辑是什么，这是未来国家文化公园的形象建构与传播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次，长城作为国家文化公园，有明确的概念边界却没有清晰行政管辖边界。由于其跨越范围广，区域差异大，价值特征也不尽相同，在多元复杂的地方利益诉求博弈中，“公园”整体的公益属性形象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矛盾长期存在，如何平衡国家把长城作为国家文化标识的形象建设与当地把长城作为旅游产品的形象建设的两种力量，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因此，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初期就必须明确如何将长城具体要素形象建构成国家文化的标识，而这些标识的建立必须基于现有的遗产价值认知，要充分考虑价值认知的多元性与差异性，使之成为一个逻辑自洽的形象生成系统。
二、匹配遗产的线性特征与旅游线路组织规律
从现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方案与规划来看，通过文化旅游带动文化价值认知与传播、推动中国文化标识的建立是一条必经之路，但旅游者的空间行为规律和价值认知传播规律可能与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特征和价值传播存在冲突。
首先，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公园或者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在形象或价值传播过程中相对比较容易设计整体形象标识，并且也希望游客能够感知到这个整体价值与形象，但问题恰恰在于游客对线性遗产的游览往往并不是线型的，比如游客通常不会沿长城持续开展游览活动，通常只是把长城的某一部分如嘉峪关、山海关、八达岭作为一个参观游览的节点，对长城的形象认知也通常会停留在该节点上，如何让游客通过对节点的游览而形成对线性遗产或者文化公园的整体价值认知是一个尚无明确答案的问题。
其次，鉴于长城分布范围广但占地面积狭长等特征，在很多区域长城本身并不足以形成旅游吸引，它往往需要依托周边环境或景观共同形成旅游吸引物。但在文化遗产保护压力的背景下，很多景区即使拥有长城但并不愿以长城为卖点进行旅游形象传播，如山东泰山、山西芦芽山等地，甚至游客走上了长城也并不知道自己
身处长城之上，这样的旅游线路安排与设计注定难以提升游客对长城的价值与形象认知和传播。
第三，偏远或险峻的地理位置使大部分长城地段不适宜开展规模性旅游活动，而通常情况下只有规模性旅游活动才能形成市场化的传播力量，不然只能依托政府公共投入才能维持形象宣传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持久的公共营销机制，保证长城作为中华文化标识的形象营销能够深入持久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因此，对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国家文化公园，相应的旅游产品设计需要在充分考虑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和旅游公共营销的供给机制，保证长城的核心价值即文化标识的形象能够持久深入地宣传，并充分发挥旅游者的传播力量，使长城作为文化标识的地位不断提升。
三、建立与社区生计相适应的遗产保护利用制度
社区是遗产价值的组成部分，也是遗产价值传播的主体，但以往的各類遗产保护规则制定过多地赋予了他们责任，忽略了他们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特别是他们的可持续生计权。从长城的保护利用实践来看，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长城防御功能外，其实长城还有很多跟百姓生产、生活相关的功能，如依城而居、围城而寨/堡的现象在长城沿线广泛存在。如何让他们理解、尊重并传播长城作为中华文化标识的价值，这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必须解决的另一关键问题。
首先，长城沿线社区是长城活态保护的基础。除那些不宜人居的险峻地段外，大部分关键节点的长城都有人口聚居并形成相应的传统村落，它们都可能形成旅游吸引物。国内多个案例实践表明，只有当地社区持续居住的传统村落才能够维持活态保护与发展，把当地社区全部搬迁或者拒之门外的做法基本上最后使村落变成一个空壳，最终导致衰败甚至破坏。
其次，社区居民传统生计方式的维持是社区坚守的保障。众多案例研究表明，只有当传统生计方式仍然有成本比较优势时，传统村落的社区居民才愿意继续坚守，过度强调招商引资或者企业进驻的旅游发展模式往往会对社区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产生巨大冲击，如何帮助当地社区在传统生计方式与旅游发展之间进行平衡，实现社区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因此就十分关键。 第三，现行文化遗产保护重物轻人的模式对遗产价值传播与文化标识建设形成巨大压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所有文化遗产保护都在过度关注遗产本体，而忽略遗产本体相关人的生存与发展，从保护规划、经费使用到研究挖掘无一不体现这一特征，其产生的深层影响必然是遗产的价值挖掘与传播成为少数人的工作，而无法成为普通公众的义务。因此，针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华文化标识的目标任务，如何建设合理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政策与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充分尊重长城沿线社区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并协助他们改善提升生活水平，是充分发挥社区作为遗产价值传播或者文化标识建设作用不可忽略的问题。
综上，将线性文化遗产建设成国家文化公园，推动中华文化标识建设，必须处理好线性遗产的复杂形象与文化标识的关系，科学地设计与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相适应的线性遗产旅游产品体系，并创造性地推动社区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使当地居民成為遗产价值的传播主体，增加国家文化公园的活力。
大型文化遗产资源的生态利用之路：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战略意义
李严、张玉坤、李哲（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文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天津 210092）
2021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要求至2025年基本完成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旨在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与合理利用。
长城、大运河和黄河，三者在历史发展的时空中交错、共生，搭织了庞大农业帝国的运输生命线、边疆军事与文化交往秩序带。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大运河承担了两京（南京与北京）之间物资运输的任务，破解了北方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江淮区域的空间距离难题，解决了都城北迁的后顾之忧。明长城九边重镇能够保持军事活动与茶马边贸的正常运转，有赖于黄河漕运在军粮补给、贸易物资运输、甚至军事战事中的重要作用。关隘、市口、沟通长城内外，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长城地带互通交融。历史上长城与丝绸之路重合，烽传、驿传系统守护着丝绸之路通往古罗马帝国;现今，中国长城与古罗马长城（英德段）同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国策下，长城文化交流的使命仍在当代延续。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一书中写到：“当有一天，中国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长城、大运河、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三者的综合研究、保护和文化传承对于国家文化安全、一带一路国策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一、问题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虽已开设试点，重点段落在有序开展当中，现阶段仍面临三方面问题：理论架构的建立、核心数据的获取、建设方案的实施。
理论层面：整体性系统性认知存在局限性。国家文化公园从宏观规划上应对长城、大运河和黄河的整体性及系统关系作出呼应和空间复现，统筹资源的管理与发布。例如大运河的系统是指由大运河、附近水网与聚落体系共同搭建的空间网络，该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大运河申遗文本将遗产构成分为水工遗存、附属遗存、相关遗产;长城资源调查按“长城本体、附属设施和相关遗存”分类，此种分类在野外调查时便于操作，但难以直接应用于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体系搭建。
数据层面：全线监测与数字云平台建设。数字云平台搭建有赖于遗存现状的全线数字化基础数据，尤其是高精度、全线、连续的三维数据。以往调查皆以地面调查和拍照为主，整体保存状况、风险预测和病害分析难以量化，预警监测和科学管理缺乏时效性和精准度。高空遥感图像应用瓶颈与海量公众摄影图像的“碎片化”受到灵活度、视角等的限制，卫星、载人机高空拍摄平台虽然专业，但并不非常适用于长城细节图像监测。在公众领域，长城具有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度，已有海量公众图像库，例如仅从百度图片检索功能中搜索“长城”关键词，就可获得百万张以上的命中率，但是图片位置大多集中于著名景点、拍摄角度各异，公众图像在拍摄范式、地理位置分布方面具有“碎片化”的特点，长城的完整性面貌仍是未知的。
实践层面：“遗珠遍野”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复性建设。长城资源调查工程基本摸清了所辖地区遗存的类型、数量和状况，但大量遗址遗存依然处于“遗珠遍野”的散落状态，未能得到妥善保护;而国家文化公园确定的重点段落依然是目前关注度较高、已成为景点或已经过保护修缮的段落。
英德长城保护监测的借鉴。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日耳曼长城、奥地利长城、土耳其和埃及等国长城共同构成古罗马长城体系。其中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上日耳曼和蕾蒂安边墙、奥地利古罗马长城的做法可供借鉴：1）线下与线上数字孪生。德国长城总长568千米，其官网发布的全线遗址分布图上分类标注了边墙、堡垒、瞭望塔和城镇，值得一提的是，图例给出了上述遗址类型的两种呈现方式：可见和不可见，即现状是否有遗存，供参观者选择使用，并将互为图底（黑底白箭头和白底黑箭头）的标签钉在几近湮灭的长城墙体旁边树上，表达此段墙体的可见或不可见状态，引领参观者寻找遗迹。此种呈现方式与英国的哈德良长城极其类似。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哈德良长城的考古地图（An Archaeological Map of Hadrian’s Wall），在1：25000比例尺的地图上分黑色和红色分别表示可见和不可见遗产类型。从遗产真实性角度区分现存状态使地图的可读性更加科学有效。我国长城、大运河、黄河等大型遗产的资源分布图还停留在基于行政区划图为底图的走向、分布等粗略位置表达程度，远未达到考古地图，线上与线下统一标识系统且标注“可见”和“不可见”的全线大比例尺纸质地图和数字地图，徒步—骑行—自驾—公共交通路线图，以及相关住宿、餐饮、博物馆导引服务的深度和广度。2）英、德罗马边墙等同类遗产的图像采集工作难度相对低，开展更早，资料更丰富。罗马边墙所处地形相对平缓，相对易于到达。英德长城自19世纪末开始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年已完成全线墙体、城池及附属设施考古发掘工作，考古报告已公开出版。英格兰遗产委员会有超过400万张自20世纪初航空摄影技术发明以来的航片，覆盖了超过1600平方千米的区域，包括整个哈德良长城的世界遗产地及其缓冲区。2015年完成对哈德良长城全线的机载激光扫描工作，获得墙体与地形三维数据，更清晰呈现潜在的长城遗迹。 二、破解之道
理论层面：通过时空间分布复原搭织整体性网络体系，获得整体性价值认知。如大运河遗产体系包括大运河河道，与运河连通的河流干流、与运河沿线水利设施、运河河道上的桥梁、运河管理治理机构、运河景观、因为运河开挖而形成的水网系统、聚落、产业、文化传播例证、运河漕运相关遗存、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的遗迹通过调研可以得到的数据库从而实现对于整体空间分布体系的搭建，对于整个系统在历史上发生的变迁则需要钩沉史料，抽丝剥茧，提取空间变迁的关键信息。史料包括各种地方志、专志的记载，同时也包括古舆图。古舆图的记载较为抽象写意，可以通过要素提取叠加，拓扑复原、横向对比推断等方法，复原历史上某一时期的遗产空间分布情况。近代相关记载系
统性较差，近代历史地图与航片是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通过航片与卫星图的比对可以得出城市迅速扩张前的遗迹遗存。从文字记载与图像记载两个方面出发，结合空间数字技术，从而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复原得到整体性的网络体系，获得整体性的价值认知。
数据层面：长城全线数字孪生计划。“数字孪生”是历史图档、遗存图像与三维数据支撑数字再现与监测预警，即实体与虚拟同步建设，要求实现周期性的数据更新，即长城、大运河、黄河全线周期性、动态监控。长城绵延万里，尺度巨大，数字再现/孪生是最佳展示手段。以全线遗存数字化管理系统（云平台）为支撑，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工程合而为一，线上与线下文旅融合工程紧密相连，实现大尺度线路遗产在线全虚拟游览和“全线数字孪生”。面向国内外不同需求受众，有条件开放数字资源和专业数据库，实现文化价值的全球性广泛传播。
应用层面：整体系统与文化公园有机整合。1）长城。公园体系建构包括：防御体系+公园总体布局、驿传+游览路径、烽传+景观视廊、屯兵城层次+区域旅游四方面的对应性研究，为长城文化公园设计示范。以“防御体系空间数据库”作为资源分布底图，上面叠加各遗址点、开放景区及其他文旅融合项目所在地。按照驿传路线设置游步道，在游览路线、游步道选址和景观视廊上遵照驿传路线和烽传路线设计;按照屯兵城层次体系设置景点，屯兵城系统分镇—路—卫—所—堡五级，各级之间往来策应设计;按照烽传系统设置景点间的景观视廊，烽传系统按“烽火品约”作为传递路线和传递暗号设计，以尊重和展现历史原貌;按照关隘、市口和暗门位置设置长城内外穿越性游览路线，使长城文化公园真正成为长城文化价值的载体，生动再现长城文化的独特智慧，现场体验长城文化的博大精深。2）大运河和黄河。大运河的突出价值在于，它体现了与水网及其相伴而生的聚落构成的沟洫体系;黄河的突出价值在于，承载了灿烂的多元文化和复杂的地理景观。公园体系建构应首先理清两者所流经地理空间的地表构成，以及大运河、黄河对历史变迁、社会变迁产生的深刻影响。水网体系建构包括：运河水道主体+运河景观廊道、水利设施遗存+水利工程技术展示、运河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水网体系+农业水利技术展示等四方面对应性研究，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设计示范，建立以层级分明的水网体系为底图的“水网景观文化遗产空间数据库”，其中包括相关水利设施遗存、沿线聚落分布、沿线景观资源分布，建立科学有效的价值评估体系，在综合价值较高的区段，进行从水网遗产、文化景观、聚落体系到非遗文化的全方位展示。3）全线全域资源统一管理。包括全线全域长城资源的紧密“物联”系统，如各资源点之间的时间时序关系、空间位置关系、发生的历史事件关系、游步道与各遗址点资源点之间的链路关系。解决“遗珠遍野”，而部分景区盲目重复建设的普遍性问题。4）科学处理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包括历史资源空间可视化方法、可见与不可见资源的呈现方式、非接触式功能复原研究。具体指借助百年航片、历史地图整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点，将该遗址点中目前尚存和已无存分类标注，并采取不同的线下展示方法，尚存的遗址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适当用技术手段进行历史场景复现，无存的遗址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及展板等方法虚拟复现。
大运河考古成果的转化将服务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林留根（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大运河是中国版图上规模最大的历史遗迹之一，是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文化遗产。它是春秋以降在我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若干经济文化区域的水路交通大動脉，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国家重要经济制度漕运制度的见证，是超大型的系统性、综合性、组群性文物，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遗产运河，凸显水利工程和技术价值的文化线路，是人类和自然的大型联合工程、独特的线性文化景观。
大运河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数十年以来，特别在配合中国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中，以大运河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重要的考古发现与考古成果有上百项之多。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洛阳回洛仓遗址，商丘南关码头遗址，开封州桥遗址，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漕运院部遗址、板闸遗址，盱眙泗州城遗址，镇江京口闸遗址，扬州隋炀帝与萧后墓，山东汶上南旺水利枢纽工程，聊城七级码头遗址、土桥闸遗址，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等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充分揭示了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所具有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对大运河的价值阐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当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背景下，运河考古越来越凸显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运河考古是以大运河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考古，是对运河本体以及与运河相关的文化遗存进行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搞清楚运河变迁的历史及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功能，揭示大运河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国家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服务。大运河考古的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从时间上看，其时间轴从先秦时期开始，由此还可上溯至史前时期，运河的发轫是人对水的认识利用与控制，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特别是南方的稻作文明是运河产生的物质基础。从空间上看，大运河考古的空间范围在中国的东南地区，按胡焕庸线来划分的话，恰恰是中国版图上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运河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统一的强大因素，它创造并维持了居住在运河沿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隋唐大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组成的中国大运河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流域，沿线的文物遗存极其丰富。其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物点涉及中国8个省、直辖市，27座城市，包括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点，河道总长度1011千米，但这并不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全部，作为运河遗产的数量远远要大于这个数量。这些遗产点和文物点涉及到大运河的河道本体、水利工程以及管理机构、衍生工程等，都是大运河考古的具体对象。大运河是综合水科学、水利技术、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集成性工程，因此，大运河考古相关联的学科也非常多。大运河经由勘查、规划、设计、决策、施工、使用的集成过程，通过经济保障、组织管理、运行制度的集成方式，实现了各种要素的综合配置，大运河的开凿疏浚、防灾减灾以及大运河通航漕运管理等人类活动自成系列，因此也留下了一系列遗产，形成了运河遗产体系。大运河考古必须对运河文化遗产体系作出揭示和阐释。以淮安清口枢纽为例，可见运河遗产体系之一斑。明清时期，清口因处黄、淮、运交汇之地，故成为运河南下北上的交通咽喉之地，明清两朝就有“清口通则全运河通，全运河通则国运无虞”之说，清口历来就是运河漕运功能发挥的关键。清口枢纽工程同时具备御黄、济运、保漕、治淤、防洪、减灾等综合功能，因而遗址范围内分布着堤坝、古河道、闸涵、土墩、木龙等工程遗迹，同时因治水保漕衍生出来的诸如古寺庙、古建筑、古碑刻、镇水铁牛、水志等遗迹，遗产点类型十分丰富，在其49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53处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对其进行不断的维护治理，在极其复杂的水系格局下兴筑不断，保证了大运河工程的运输功能和漕运的持续畅通。清口枢纽集成了与水动力学、水静力学、土力学、水文学、机械学等相关的经验型成果，构筑了水流制导、调节、分水、平水、水文观测、防洪排涝等大型工程，成为枢纽工程组群，体现人类农业文明时期东方水利水运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因此大运河堪称一部写在中华大地上的百科全书，与大运河相关的河道、水工、堤坝、船闸、涵闸、桥梁、粮仓、城镇、官署、名人、事件、漕运、盐运、治水理论与思想等都是大运河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 大运河考古的对象有着其特殊性。首先，大运河是巨型遗产，超大型文物。第二，沧桑巨变，生生灭灭，水无常形，变迁频繁，比如黄河夺淮对隋唐大运河的影响，是大流域大面积的影响。第三，运河是活态的运河，是还在使用的运河。比如京杭大运河、高家堰，还有很多桥、闸等都在使用。第四，运河文化的影响以及覆盖面广袤。特别是运河沿线应运而生的城市，有都城、州城、县城、城镇等，这其中还包括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运河支线上的城镇和村邑。因为运河是主干加支线的网络结构，如此在社会经济中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这些都需要通过考古工作加以揭示和阐释：大运河沿线的经济和城市发展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农业文明的运行核心，以及水网的发展在这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针对运河考古对象所呈现的特点，考古人探索出了大运河考古所适用的技术与方法。如区域调查、空间信息技术与遥感考古、聚落考古、舆图分析等。大运河河道本体历经沧桑、历史上变迁频繁。很多运河地段淤积，河道兴废、变化较大，对其遗产价值的辨识需要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历朝历代的大运河在哪儿，各朝代的大运河起止地点，关键地点的改道，重要节点的工程遗存等要素，有相当一部分很难落实到具体地点。面对大空间和长时段的大运河，空间信息技术与遥感考古在大运河调查与发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作为京杭运河上著名的水利工程，其筑坝截水、南北分流等因地制宜的治水思想和技术在我国水利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南旺地区古遗址破坏严重，古运河己经干涸并废弃，不再通航，运河线路模糊不清，当年用于济运的五大水柜（北五湖）也全部消失变成了农田。2008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对南旺分水枢纽及龙王庙古建筑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在此次考古发掘中，充分应用了精密GPS、航片卫片、探地雷达、地理信息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的相关手段和成果，参照历史文献资料，采取“以点带线，沿线追踪”的方法，对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基址、运河三个重要水柜遗迹、开河闸至长沟段运河进行了系统的踏查、定位和测绘，搞清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总体布局。为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下了坚实基础。
针对大运河诸多重要文物点埋藏在黄泛区的特殊地理条件，大运河考古实现了考古技术方法的创新。厚达几米至十多米的黄泛层，地下水位高，考古现场时时面临着塌方的风险危及着文物和人的安全。考古人克服一系列困难，通过发掘技术与方法创新，出色地完成了诸多重要的考古遗址发掘。如安徽淮北柳孜遗址、河南开封州桥遗址、江苏淮安泗州城遗址等都是黄泛层区域考古的成功范例。值得特别推荐的是州桥遗址考古，为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州桥又名汴州桥，是大运河汴河段上一座重要的古桥梁，2018-202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州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州桥东面桥台雁翅、地袱、桥面，并在州桥东侧桥面上发掘出一座明代金龙四大王庙。州桥遗址发掘现场，探坑深达17米，地下水位也很高，发掘难度极大，但经有关方面精心组织，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遗址展示三方面同步推进，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社会效益。通过整体揭取方法获得的州桥遗址考古剖面亮相于2021年6月建成开放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成为博物馆中的网红，最受观众欢迎的考古展品。
大运河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延续与象征，是华夏版图上民族联接的脐带，是政治经济文化技術的百科全书。大运河也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哲学思想的体现，是从古至今中国这个伟大农业帝国的统一、互补和巩固的基本要素，它的发生发展兴盛衰落与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同步。作为中华民族书写在九州大地上的史诗，大运河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发布以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在全面推进。大运河考古可以为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基础材料和核心材料，提供具有观赏价值和理解价值的实物资料，为文化公园的价值凝炼、主题表达以及规划布局提供技术支撑。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大运河考古规划，凝炼有关重大课题，有计划地发掘研究好大运河相关遗产，及时公布考古成果。同时要做好大运河考古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作、结合文旅融合和社会研学游的需求，加快考古成果的转化与利用：利用考古遗存、考古现场、考古实物资料，更加充分更加生动更加科学地向世界阐释大运河在中国文明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助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应加强对大运河遗产本体的保护
王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04）
大运河本体，就是大运河的主河道及其重要的支线河道及沿岸地带，包括河段、遗存等核心区和周边缓冲区。这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中的主轴，纵贯南北近3200千米的大运河古今河道线路就是大运河本体①。从国家层面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运河本体空间应有两个，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主轴和国家重点文物的运河主轴。
近年来，在“文旅融合”推动下，沿运城市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类项目排队上马，招商引资十分活跃，大家都希望借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东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打造运河景观，以旅游拉动城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样的结果，使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建设，越来越朝着大运河文化旅游景观建设的方向发展。如有城市提出建“运河之都”，运河八景、十景，建各种特色小镇，各类博物馆、展示馆，建文化旅游长廊、体育休闲公园，开辟风光带、示范区等，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笔者长期在大运河沿线实地考察，发现运河沿岸到处是工程机械的身影，各种环境整治和建设项目热火朝天，沿线景观及周边环境变化之快，数月之间，如隔三秋。虽然成绩是明显的，运河周边环境比以前明显改观，道路条件改善，脏乱差现象得到扭转。然而，从党中央保护传承利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看，我们感到忧虑的是，在新一轮规划和建设热潮中，大运河本体保护传承利用，特别是生态修复和沿线环境建设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危险和危害甚至已经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发展至上等仍然没有根本扭转。有的地方遗产保护意识淡薄，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有些重要遗产点环境差，针对违章建设、违规排放和小码头、小砂场、小企业等的综合环境整治工程有难度;有的地方借防汛工程建设，对本城市整个大运河堤防动手，甚至在运河大堤上建设输送燃气工程，对大运河本体造成极大的隐患;有的建造一些与大运河整体风貌不相配的怪异建筑，如运河附近新建一些现代化桥梁，等等。 大运河本体受到威胁和危害的现状得不到有效监管和遏制的原因，微观上看，一方面遗产资源保护管理力量有所不足，另一方面现有的监控设备形同虚设。要建立保护和管理运河的长效机制，目前仍然是短板。宏观上讲，我们仍然处于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有法不能依的尴尬局面。因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管理上的“九龙治水”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大运河涉及的直接管理部门除了水利、航运、文化文物等部门外，还有环保、国土、渔政、农业、建设、规划、城管、园林、旅游等多个部门，似乎都在管，但很多时候都不太好管，发现问题找不到负责单位，真正能够统筹协调的领导部门和机制没有形成。
根据我们对大运河沿岸的多次调研，有些城市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现状堪忧，有些建设项目已经严重危害到本体的安全。经济发达城市建设性危险就更加严重。
首先，基本上采取可以称之为“毁容、整容、美容”三步曲。“毁容”，就是在整治环境的统一要求下，大肆拆迁，将沿岸建筑全部折光，脏乱差面貌焕然一新。“整容”，就是在拆迁之后的堤岸及两边进行整修，建设高等级的水泥混凝土大堤和道路，例如，沿河道路硬化畅通、堤顶路硬化，河道清淤、开挖拓宽河道，整理堤岸护坡、建设亲水平台。“美容”，就是实施绿化工程，移植树木，设计园林景观、艺术小品;安装健身器材，提供休闲广运动场所;建设文化标识、遗产标识，树立标识等宣传牌匾。这样的结果，使原来沿岸各时期建筑，生产、生活设施全部消失。有的地方拆与不拆的标准是企业性质和规模，上缴利税多少，沿线百余年来代表各时期工业发展的历史标志被一笔勾销。造成了大运河沿线的同质化，文化带几乎成了整齐划一的绿化带、体育休闲公园、景观带、灯光秀。虽然周边老百姓得到实惠，环境改善、房地产增值，满意度提高，但从保护遗产而言，这种简单划一的作法，有“好心办坏事”之嫌。
其次，水利工程中的防洪墙建设规划标准过高。如某市规划高度达7.5米、硬质层面，钢筋混凝土建筑，单调、清一色的立体直壁式防洪墙，连绵长达81千米，工程投资數十亿元。甲市防洪墙加高到7米以上，乙城、丙市感到威胁，也跟着加高②，由之整个运河沿岸都要加高，形成新的运河堤防体系。由于防洪大堤越建越高，过去公路上可以平视的运河河面、船舶航行的景观，现在得登上大堤才能看到。在城内要看运河，需要登上立体的水泥混凝土墙体，从河道水面到地面有几米高，像船闸闸槽一样，有如临深渊、深不可测之感。最后整个运河主体被毁容，世界遗产的外在形态发生改变。
再次，建设项目侵占堤岸，建设工程随意改变堤岸，甚至在堤岸上修建城市道路主干道。如吴江盛泽建设西气东送站点“盛泽首站”，在运河堤坝上挖建储气站，粗大笔直的输气管道建在运河堤防上，既破坏了运河原有风貌，也妨碍新设计的休憩景观。这样的运河，没有实现生态修复，怎么成为最美运河、最令人向往的运河呢？
第四，单纯保护个体遗产而忽视视觉廊道。如著名的大运河地标宝带桥，周边环境与宝带桥极不协调：对岸被高大的现代化大桥压迫，远处高楼大厦林立，近处两个鲜明扎眼的彩色航标突出阻挡桥身，如今已经拍不到一张纯净的宝带桥照片了。相比之下，浙江嘉兴王江泾的长虹桥、杭州的广济桥、拱宸桥等，古朴大气，横跨运河两岸，与周边环境交相辉映;为防撞而在桥孔前建的镇水兽趴夏，安卧水面，与古桥浑然一体。
大运河是一项长距离超大规模的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压力非常之大。文物部门近年提倡的大遗址保护，就是要连同遗址、文物周边与之适应的环境一同保护，让考古遗存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而不是仅孤立保护文化遗产本身，使人们身临其境时，能够产生思古之幽情。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应参考国家公园的一些做法，尽可能保持公园内原生态的自然系统。国家文化公园虽然允许建设一些配套的文化教育、旅游休憩设施，但公园内的运河本体，岸线、运河两岸上的桥梁、码头、庙宇、寺院、宝塔、牌楼等理所当然要保存下来;这还不够，要保护这些运河建筑的周边环境，如水质、空气、视线所及范围内的环境，周边建筑的风貌等，是否与之配套。例如，古代运河的桥梁与运河的宽度、水的深浅是适应的。运河上的桥梁，就是镶嵌在纽带上的珍珠，勾连起3200余千米的大运河。这些桥梁也可以说是运河、尤其是古运河上的重要地标。
自13世纪以来，西方旅行家笔下的中国大运河，除了宏观整体让他们叹为观止，最吸引他们视线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桥梁作为大运河的象征。从近代西方的大量描述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大运河本体的“原生态”，作为今天保护传承利用的参考。1793—1794年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巴罗有这样的描述，大运河与长城相比，“宏伟不亚于它，在实用性上则超过它的工程。这就是通称的御河即大运河，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内陆大航道。我可以保证说，论大小，我们英国最长的内陆航道，与这条横越中国的大干线相比较，犹如花园鱼池之对威南德麦尔大湖。中国人认为这项工程的开凿，比长城还要早许多世纪，但鞑靼人称它的修造是在蒙古统治的13世纪。有可能的是，缺乏治理导致它的毁坏，鞑靼人努力把它完全恢复，目前看上去它不像很古老。桥梁、闸门石柱、码头，以及防护土坝，都相当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鞑靼人修造，这项工程的构想及其实施，都说明他们超高的科技水平，我怀疑今天的中国，没有人能达到这个水准。整个地形和种种有利条件，对设计者帮助甚大，但全部工程仍明显可见采用了大量的技术处理和巨大的劳动力。”
巴罗属于军事技术型随员，他对中国大运河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专业眼光。第一，他对大运河的看法，与马戛尔尼不尽相同，马戛尔尼贬低大运河的科技水平，巴罗却评价比较高，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之作。第二，大运河经常废弃而毁坏，故在重新使用时又要不间断地维修，在维修时如果不注意整体风貌，故看上去像新的一样，破坏了原真性。对于像运河桥梁这样的易于毁坏的遗产建筑，寻找所谓最古的大运河无疑缘木求鱼。但在维修保护时，要尽可能地恢复古代风貌。 大运河上最吸引英国使团的桥梁是宝带桥，“非常遗憾我们是在夜晚经过这座大桥……在微弱光线下，我们足可看清与运河东岸平行的一座桥的孔洞，此桥架在一个大湖湾上，便于通航。从最高点，即我们认为是桥的中央拱顶，我们往下数到尽头共55孔;桥孔在这里很小，但中心孔我猜约有30英尺高、50英尺宽;整座桥我估计约有半英里长。在这里修这座桥，目的只在于便利湖的自由交通，同时，也避免花费财力去修筑坚实的堤坝。”
这样一个名扬世界的大运河地标，现在的整体保护状况堪忧。我们曾多次呼吁改善整体环境。可喜的是，最近，苏州市提出打造苏州运河十景，宝带桥是其中之一，希望宝带桥能够重新夺回大运河最美地标的殊荣。
国家文化公园的三个关键问题浅析
李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北京 100101）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初创概念，它有别于当今国际流行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也与目前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化类景区的性质和样貌截然不同，是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具有深刻内涵词
语的有机结合。自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起，国内各方研究力量便掀起了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热潮。当下已被列入建设行列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四大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各级政府已积极投入到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和建设中。在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的重要时期，亟需梳理并分析一些关键问题，以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深刻主旨和建设方向。
一、概念：内涵与意图
国家、文化和公园三个词语分别代表了宏观格局、本质属性和空间权属，它不但是国家的顶层设计和高层战略，而且涉及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是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过程中唤醒民族之魂、深挖文化之根的实施方式。同时，“公园”一词将中华文化浩繁的元素与物证给予了空间限定，并为其功能实现提出了公益化导向。可见，国家文化公园较之以荒野保护为原始动力、保护自然与历史遗存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更具文化内涵和宏伟愿景。
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一，2019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国家文化公园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提出与建设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人民富足的同时，于文化和精神领域寻求与物质进步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文化抉择。这能够很好地诠释为何当前提出的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均为跨区域、跨文化、跨越历史维度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因为它们不仅本身是文化遗产，而且还是包络着沿线众多文化、自然、非物质遗产的大型遗产集群，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是中国故事中最宏伟、最深情、最动人的篇章，是连通古今、纵横八方的民族精神之纽带和国家认同之根本。
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文化公园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政治文化动因，它服务于国家高层战略，同时也服务于全体中国人民。由于没有成熟的国际经验可供全面借鉴，因此我国的国家文化公园模式必然会在学习与模仿中不断发展，在探索与突破中走向成熟。
二、体系：限定与突破
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将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公园进行类比，同时学借国外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来谏言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发展。诚然，国外经验值得部分借鉴，但是由于国情、体制、目标愿景的不同，尤其是文化内涵不同，使得我们有必要探寻一套符合我国文化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模式（或体系）。就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看，包括20种类型，如国家公园、国家保护区、国家河流、国家战场、国家纪念馆、国家海岸等等，其中9种涉及文化类型。但因美国历史较短，文化遗产空间体量小且内涵有限，所以可供我国借鉴的做法大多停留于理念上。我们如何形成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体系还要从审视我们自身的文化做起。
就完整的体系而言，我们应当构建适合我国自然和文化基底的国家公园体系（不同于目前在建的国家公园），体系下分列国家文化公园和国家自然公园两大系统，前者是本文讨论内容，而后者系目前自然资源部推动建设的国家公园。而且，未来的国家文化公园一定将突破线性文化遗产范畴，凡是中华文化重要识别元素、具有符号意义且占据并代表一定地理空间的特色文化系统，都可能被列入国家文化公园。例如，以非物质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陶瓷文化、玉文化、丝绸文化等）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又如，以国家疆域（陆路四极、海洋文化、岛屿文化、高原文化）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再如，以特定事件（淮海战役、港澳回归、冬夏奥运）为主题的国家文化公园等。从而形成点、线、面、网不同空间形态、从海洋到陆地、从平原到高原不同地貌特征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
三、建设：困境与纾解
规划建设是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文化公园功能打造与发挥的前提。在目前国家文化公園建设中，基本可以做到规划先行，但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棘手，这些问题可能在当下建设或将来运行过程中造成发展困境，厘清并纾解这些问题是国家文化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首先，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没有充分做到“统分结合”，即统一规划、统一IP，细分主题、细分空间。目前规划都是省或市的区段规划，没有从整体上对某一国家文化公园进行统筹协调，由于资源本底的同质化特点，必然造成建设路径雷同、产品呈现相似的情况，同时也容易形成相邻空间内相似产品的非必要竞争。国家文化公园应当在“一盘棋”思想指导下，统一形象，打造超级IP，所有区段应当围绕统一的大主题进行本地化特色挖掘与呈现，使观览者行进于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既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统一化主题元素和标准化的服务，又能明显察觉出各区段、各空间的独特文化魅力。
其次，功能化建设需有所侧重，并非面面俱到。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和建设内容有明确的表述，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功能要求是：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该要求是相对于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提出的，并非每一区段都要容纳所有上述功能。各地方对照中央要求细化落实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因地制宜地彰显各自优势，在本区段重点打造其中一项或几项功能并将其充分发挥，争取做到最优投入产出比和最佳功能发挥效率。
再次，公益化项目的商业化问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同于普通景区，它是国家系统的文化工程，属于公益化项目，而如此庞大的公益化项目若只依靠政府投入无法满足建设需要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因此，布设商业设施、开展特许经营、鼓励投融资、开放社会捐助、进行IP运营等措施是盘活国家文化公园资源、促进深度文旅融合的可尝试途径。同时，加强国际化营销，将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向世界输出，既广泛拓展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吸引力，又为引入国际资本、吸引国际客源打好基础。
（责任编辑：孙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