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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17年，京兆、直隶地区发生罕见水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民间开展了募集赈款、救助难民、施放急赈等一系列行动，有效地减轻了水灾产生的恶劣影响。民间救济成为此次救济活动的主体力量，并体现出透明度高、弥补政府力量不足及监督政府救灾的特点。
关键词 1917年 京直水灾 民间救济
中图分类号：G259 文献标识码：A
1917年，京兆特别区和直隶省发生罕见大水灾，受灾地域之广，被灾人口之众，可谓百年不遇。京直水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普通民众、社会名流、企业商铺、慈善机构及社会团体纷纷参与救济，形成一股巨大的民间救济力量。学界给予京直水灾一定的关注，或做了总体的介绍，或侧重于叙述某一团体在救灾中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主要资料，对社会救助活动作一介绍和分析。
一
1917年，京直地区春夏亢旱异常，殆至夏秋之际，各处皆降暴雨，一时间大水泛滥，田禾被淹，房屋倒塌，人口淹毙无数，遍地哀鸿，近畿东南及天津一带尽成泽国，灾情严重。其中，天津一地被灾最重，实乃百年难遇之灾。
1917年，中国多省发生大水，为“数十年来所未有，目下成灾者，京直、奉天、河南、山东、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九省，灾情最重者莫如京直”。京直被灾一百余县，灾区及17646村，灾民达5611759口，其中重在40县，人口3703577。尚有大名、抚宁、长垣三县未据造报，未列在内。2天津为直隶省省会、北方重镇，所以此次京直水灾的救济是以天津为中心展开的。
二
水灾发生后社会救济活动迅速展开，仁人善士均慷慨解囊，捐款捐物。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筹办水灾义赈会、旅沪顺直同乡会、津埠水灾义赈会等数十个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广泛参与救灾活动。它们通过各种途径来筹集赈款及物资，对灾黎提供居住、饮食，开展防疫事宜。
（一）筹集款物。
京直被灾后，京兆尹王达向政府请求赈款，冯国璋下令财政部拨款5万元，然至九月末仅到款1万元，远远不能满足赈灾的需求。无奈，直隶政府多次在报上刊登乞赈广告，求助于社会，同时，向还向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发出援助函电。直隶省长曹仲珊向中国红十字会发电，表示“财绌力尽，焦急万分……俏蒙解囊资助抑或赐策挽回，不胜感激之至”。督办熊希龄亦电天津总商会、华侨联合会和盐业银行，称“大总统特令拨帑银三十万，以资急赈……杯水车薪难期遍及……尚望诸君子慨予捐输，并广为劝募”。所以筹集善款成为开展救灾事宜的首要问题。
1.筹集赈款。
为响应京直政府筹款的呼吁，各界人士、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赈款活动。
首先，各界人士采取捐款、节资移助、义卖的形式筹款。普通民众一般捐银几元、十几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不等。社会名流、企业商铺多有大量捐款。江苏盛宣怀之子盛同颐，捐款5万元 。各地行会与商会也热心参与捐款助赈。上海顺直会馆捐助现洋23000元，现银2000两。此外民众还节资移助赈款。陈子和，陈福田昆仲二人，由其父治丧费下节俭现洋200元 ，作救济灾黎之用。天津艺人还多次发起演唱义务戏的活动，并在报上刊登消息，号召民众前往，以期募集更多善款。
其次，利用现代媒体和会展的广泛影响力开展募捐活动。如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刊登急赈广告。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还在《字林报》、《泰晤士报》、《大陆报》、《亚洲日报》等外文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期募集海外善款。再如宗教界人士以宗教理念劝导教众，进行捐助。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劝募，使得一时之间，乞赈通告充斥报端。
再次，开展便民捐款服务，以募集更多赈款。上海中国济生会恐有路远不便捐款者，特在老顺记、翁寅记、生源油号等8处设立代收处。
慈善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劝募动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筹集物资。
北方早寒，水灾发生后，天气转冷，灾民急需衣物御寒。天津红十字分会、天津妇女慈善院、上海中国济生会等社会组织多次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明筹集棉衣的必要性，发出真誠的呼吁。
大灾之后必有疫情发生，药品筹集尤为迫切。中国红十字会即劝募“专治疟疾等中外药丸，以及纯阳正气丸之类，随愿乐助，多多益善，以便汇解灾区，及时散放”。黄涵之捐助痧药水八箱、疟疾丸二箱、午时茶二篓；施德之、张乐记捐助神功济众水一万瓶”。
（二）救济灾黎。
水灾发生初期，许多慈善机构和团体即前往天津城乡一带灾区开展救济。8月12日天津红十字分会派员“携大米100包，大饼等物1000斤，赴西沽村，东西于庄，赵家场等处查放”。15日，又派员“分赴梁家嘴、佟家楼、芥西园一带各村庄，携带大米40包散放急赈”。同时，各界人士还准备小米稀饭、馒头、玉面食物、咸菜等食物前往散放。
随着水灾的蔓延，大量难民云集天津，除少数寻亲觅友，租赁房屋居住外，绝大多数只能沿街露宿。为解决住所问题，民间社会力量借助学校、祠堂、戏院等公共场所为临时难民收容所。
水灾之后必有疫情。来不及逃生灾民溺毙于水中，尸体顺水漂流。为防止疫情的扩散，天津商会一面在新车站北营内外卧铺内施放暑药，一面在商会设诊点为灾民诊病。此外，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派成员赴各处寻觅浮尸，装棺掩埋，并携带石灰粉、石碳酸药粉进行消毒、防疫疠。
三
在传统社会赈灾活动中，社会救济属官府赈灾的补充形式。晚清时期，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赈灾活动民间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不止。在灾荒面前，财力匮乏的北洋政府往往难以顺利开展赈灾工作，因此社会救济则成为赈灾的主要力量，京直水灾赈灾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社会救助成为救灾的核心力量。
普通民众、名流绅商、企业店铺和社会团体构成了社会救济的基础，几乎涉及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其中，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团体在救灾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如，作为现代意义的专业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次救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积极劝募，统一筹划各界人士所捐善款和物品，办理赈济事务。同时，他们还与各地方社团相互协助，共襄善举，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弥补政府财力的不足。此次水灾，北洋政府拨款仅30万元，而社会捐助现洋达92万多元。《申报》和《大公报》上有许多答谢社会救助的报道。
其次，监督政府救灾。此次水灾被灾面积极广，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投入众多人力勘灾，难免有漏报之处。
（二）救灾活动的透明度较高。
从募集赈款、物资，到使用，社会团体和慈善组织尽力做到公开、公正，所以透明度较高。
首先，准确无误地报道善款的来源和数额。中国红十字会承诺对于收到的赈款，“立取收据，并登报征信，绝不有误”。对于分托各大宝号设立的木箱则是“议定一星期由本会派员，会同各宝号监视开检一次，以昭郑重而免流弊”。旅沪顺直同乡会、上海中国济生会亦是将捐款人姓名、助赈款数等，详细登于报端以示公正。
其次，通过一些报道，民众了解了赈款及物资的使用情况。中国红十字会在10月23日刊登了该会在文安县、杨柳青镇施放急赈的情况，10月29日又刊登历次运出棉衣的数目。
（三）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
水灾发生后，民间各种临时性的或常设的机构或响应政府的邀请或自发地参与救灾事宜，成为协助政府救灾的主要力量。熊希龄督办在天津水灾急赈募捐启示中，就提到捐助的善款可交天津红十字分会。同时指定中国红十字会筹办直隶下属的沧县、东光、玉田、徐水四县的冬春两赈。除玉田以外的三县由中国红十字会先拨洋15000元，分被派员前往查放。
（四）监督政府救灾。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民众开始利用现代媒体发表言论监督政府的言行。在此次救灾活动中，民众和社会团体在报纸上刊登文章，揭露北洋政府的不作为。
民间力量在京直水灾救济中的巨大作用启示我们：在社会救助活动中，民间力量尤其是现代社会团体的潜力是不可忽视的。社会保障的民间参与是值得提倡与弘扬的。
（作者单位：山西省临汾人民警察学校）
参考文献：
[1]大公报.1917-8-12到1917-11-7.
[2]申报.1917-9-3到1917-11-11.
[3]刘冬.北洋政府时期荒政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6）.
关键词 1917年 京直水灾 民间救济
中图分类号：G259 文献标识码：A
1917年，京兆特别区和直隶省发生罕见大水灾，受灾地域之广，被灾人口之众，可谓百年不遇。京直水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普通民众、社会名流、企业商铺、慈善机构及社会团体纷纷参与救济，形成一股巨大的民间救济力量。学界给予京直水灾一定的关注，或做了总体的介绍，或侧重于叙述某一团体在救灾中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主要资料，对社会救助活动作一介绍和分析。
一
1917年，京直地区春夏亢旱异常，殆至夏秋之际，各处皆降暴雨，一时间大水泛滥，田禾被淹，房屋倒塌，人口淹毙无数，遍地哀鸿，近畿东南及天津一带尽成泽国，灾情严重。其中，天津一地被灾最重，实乃百年难遇之灾。
1917年，中国多省发生大水，为“数十年来所未有，目下成灾者，京直、奉天、河南、山东、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九省，灾情最重者莫如京直”。京直被灾一百余县，灾区及17646村，灾民达5611759口，其中重在40县，人口3703577。尚有大名、抚宁、长垣三县未据造报，未列在内。2天津为直隶省省会、北方重镇，所以此次京直水灾的救济是以天津为中心展开的。
二
水灾发生后社会救济活动迅速展开，仁人善士均慷慨解囊，捐款捐物。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济生会筹办水灾义赈会、旅沪顺直同乡会、津埠水灾义赈会等数十个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广泛参与救灾活动。它们通过各种途径来筹集赈款及物资，对灾黎提供居住、饮食，开展防疫事宜。
（一）筹集款物。
京直被灾后，京兆尹王达向政府请求赈款，冯国璋下令财政部拨款5万元，然至九月末仅到款1万元，远远不能满足赈灾的需求。无奈，直隶政府多次在报上刊登乞赈广告，求助于社会，同时，向还向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发出援助函电。直隶省长曹仲珊向中国红十字会发电，表示“财绌力尽，焦急万分……俏蒙解囊资助抑或赐策挽回，不胜感激之至”。督办熊希龄亦电天津总商会、华侨联合会和盐业银行，称“大总统特令拨帑银三十万，以资急赈……杯水车薪难期遍及……尚望诸君子慨予捐输，并广为劝募”。所以筹集善款成为开展救灾事宜的首要问题。
1.筹集赈款。
为响应京直政府筹款的呼吁，各界人士、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赈款活动。
首先，各界人士采取捐款、节资移助、义卖的形式筹款。普通民众一般捐银几元、十几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不等。社会名流、企业商铺多有大量捐款。江苏盛宣怀之子盛同颐，捐款5万元 。各地行会与商会也热心参与捐款助赈。上海顺直会馆捐助现洋23000元，现银2000两。此外民众还节资移助赈款。陈子和，陈福田昆仲二人，由其父治丧费下节俭现洋200元 ，作救济灾黎之用。天津艺人还多次发起演唱义务戏的活动，并在报上刊登消息，号召民众前往，以期募集更多善款。
其次，利用现代媒体和会展的广泛影响力开展募捐活动。如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刊登急赈广告。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还在《字林报》、《泰晤士报》、《大陆报》、《亚洲日报》等外文报纸上刊登广告，以期募集海外善款。再如宗教界人士以宗教理念劝导教众，进行捐助。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劝募，使得一时之间，乞赈通告充斥报端。
再次，开展便民捐款服务，以募集更多赈款。上海中国济生会恐有路远不便捐款者，特在老顺记、翁寅记、生源油号等8处设立代收处。
慈善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劝募动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筹集物资。
北方早寒，水灾发生后，天气转冷，灾民急需衣物御寒。天津红十字分会、天津妇女慈善院、上海中国济生会等社会组织多次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明筹集棉衣的必要性，发出真誠的呼吁。
大灾之后必有疫情发生，药品筹集尤为迫切。中国红十字会即劝募“专治疟疾等中外药丸，以及纯阳正气丸之类，随愿乐助，多多益善，以便汇解灾区，及时散放”。黄涵之捐助痧药水八箱、疟疾丸二箱、午时茶二篓；施德之、张乐记捐助神功济众水一万瓶”。
（二）救济灾黎。
水灾发生初期，许多慈善机构和团体即前往天津城乡一带灾区开展救济。8月12日天津红十字分会派员“携大米100包，大饼等物1000斤，赴西沽村，东西于庄，赵家场等处查放”。15日，又派员“分赴梁家嘴、佟家楼、芥西园一带各村庄，携带大米40包散放急赈”。同时，各界人士还准备小米稀饭、馒头、玉面食物、咸菜等食物前往散放。
随着水灾的蔓延，大量难民云集天津，除少数寻亲觅友，租赁房屋居住外，绝大多数只能沿街露宿。为解决住所问题，民间社会力量借助学校、祠堂、戏院等公共场所为临时难民收容所。
水灾之后必有疫情。来不及逃生灾民溺毙于水中，尸体顺水漂流。为防止疫情的扩散，天津商会一面在新车站北营内外卧铺内施放暑药，一面在商会设诊点为灾民诊病。此外，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派成员赴各处寻觅浮尸，装棺掩埋，并携带石灰粉、石碳酸药粉进行消毒、防疫疠。
三
在传统社会赈灾活动中，社会救济属官府赈灾的补充形式。晚清时期，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赈灾活动民间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不止。在灾荒面前，财力匮乏的北洋政府往往难以顺利开展赈灾工作，因此社会救济则成为赈灾的主要力量，京直水灾赈灾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社会救助成为救灾的核心力量。
普通民众、名流绅商、企业店铺和社会团体构成了社会救济的基础，几乎涉及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其中，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团体在救灾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如，作为现代意义的专业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次救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积极劝募，统一筹划各界人士所捐善款和物品，办理赈济事务。同时，他们还与各地方社团相互协助，共襄善举，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弥补政府财力的不足。此次水灾，北洋政府拨款仅30万元，而社会捐助现洋达92万多元。《申报》和《大公报》上有许多答谢社会救助的报道。
其次，监督政府救灾。此次水灾被灾面积极广，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投入众多人力勘灾，难免有漏报之处。
（二）救灾活动的透明度较高。
从募集赈款、物资，到使用，社会团体和慈善组织尽力做到公开、公正，所以透明度较高。
首先，准确无误地报道善款的来源和数额。中国红十字会承诺对于收到的赈款，“立取收据，并登报征信，绝不有误”。对于分托各大宝号设立的木箱则是“议定一星期由本会派员，会同各宝号监视开检一次，以昭郑重而免流弊”。旅沪顺直同乡会、上海中国济生会亦是将捐款人姓名、助赈款数等，详细登于报端以示公正。
其次，通过一些报道，民众了解了赈款及物资的使用情况。中国红十字会在10月23日刊登了该会在文安县、杨柳青镇施放急赈的情况，10月29日又刊登历次运出棉衣的数目。
（三）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
水灾发生后，民间各种临时性的或常设的机构或响应政府的邀请或自发地参与救灾事宜，成为协助政府救灾的主要力量。熊希龄督办在天津水灾急赈募捐启示中，就提到捐助的善款可交天津红十字分会。同时指定中国红十字会筹办直隶下属的沧县、东光、玉田、徐水四县的冬春两赈。除玉田以外的三县由中国红十字会先拨洋15000元，分被派员前往查放。
（四）监督政府救灾。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民众开始利用现代媒体发表言论监督政府的言行。在此次救灾活动中，民众和社会团体在报纸上刊登文章，揭露北洋政府的不作为。
民间力量在京直水灾救济中的巨大作用启示我们：在社会救助活动中，民间力量尤其是现代社会团体的潜力是不可忽视的。社会保障的民间参与是值得提倡与弘扬的。
（作者单位：山西省临汾人民警察学校）
参考文献：
[1]大公报.1917-8-12到1917-11-7.
[2]申报.1917-9-3到1917-11-11.
[3]刘冬.北洋政府时期荒政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