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对官场的事并不陌生，以他的灵性和资源，在官场混，未必不能出头。但作为企业家，王石一直视官商为大敌，向官商文化说“不”，构成王石企业经营思想的核心。王石曾在王石Online上发帖：
　　做企业的人格底线——不行贿，社会底线——按章纳税。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更是如此。没有上述两条何来的诚信?何以得到社会的尊重?老王曾参观过美国的西点军校，欣赏西点的校训：荣誉、责任、国家。发现万科有行贿、偷税漏税行为，欢迎举报。
　　这个看似随意发出的帖子，是王石反对官商文化的宣言。
　　官商文化在中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的产物。倡导洋务运动的李鸿章是中国官商文化的始祖，他发明了“官督商办”这种中国最早的企业制度模式。对官商最精辟简洁的解释，来自郑观应“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的说法。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中国官商的典型形象，他以强大的私人资本与湘军集团的权势结合，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胡雪岩或许不会想到，他创造的官商神话破产百年之后，官商文化在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再度勃兴。
　　在计划经济时代，官商文化是国有企业专享的资源，那时的中国也只有这一种企业制度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滋长，体制外企业的迅速崛起，不但市场垄断不复存在，这种对官商文化资源的垄断也被打破。所谓体制外企业，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词，笼统地指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混合制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体制内外企业的界限也模糊起来，昔日的体制外企业现在已经成为主流。在改革开放初期，体制外企业没有名分、没有资源，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但是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具备寻租能力后，体制外企业更多地借助政府资源做大做强，官商文化大行其道。
　　以房地产开发为例，土地、资金是这个行业的两大要素。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获得土地很大程度上要靠政府关系；中国企业普遍资金短缺，几乎没有不依靠银行关系来进行资金投入的。深圳早期的房地产大鳄都是国企，像深房、振业、长城、城建这样的行业垄断者，它们的前身是建设特区的工程兵部队，在完成特区初期的基建任务后，便集体转业、各自圈地，搞房地产开发。其他企业想进入房地产业，就要跨过高高的门槛，万科最初就是通过土地拍卖后才获得房地产开发资格的。体制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则不得不依赖政府资源以及由此派生的银行资源，从而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所以寻租成为中国早期房地产企业生存的一种基本手段。与其他行业相比，官商文化在房地产领域也就更显繁荣昌盛。
　　按照人的趋利本性来看，王石是有官商资源的，他所从事的房地产更是官商文化的滋生地，但他为什么要大声向官商文化说“不”?
　　这同他的经历和价值观多少有些关系。到深圳创业之前，王石在新疆当过5年汽车兵、1年锅炉大修工(为了优先上大学)，饱尝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艰辛。那时的中国社会，一味强调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个性化的东西受到极大的压制。王石说：“那个时候，精神上常常感到压抑，计划经济时期的意识形态和企业文化都不提倡自我实现、自我追求，谁出风头就打击谁。”王石回忆起中学时代读的狄更斯名著《大卫·科波菲尔》，认为这本书对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最大，书中描述的受压迫的小人物对幸福、平等、自由的追求，成为少年王石心中的一个梦。“我去深圳时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如果我主导一个企业的话，我不要让它再走我的路。”然而，在官商环境中，企业制度完全是僵化的，是不允许员工进行独立思考的，个人价值只能消融在企业价值当中。王石要创建自己理想中的企业，只能另辟蹊径。 对官商的态度，与万科企业性质的变化也有很大关系。1983年，王石下海到深圳最大官商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意在借船出海。1984年，王石创建万科(现代科仪展销中心)，虽然是特发下属企业，营业执照上写的是国营企业性质，但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也没担保一分钱，所以王石从来就没把万科当作国有企业，他宁愿称之为体制外企业。股份制改造完成后，万科完成与官商企业的制度分离，上市之后，万科进一步成为公众公司，走了一条透明、规范的道路。万科已经不是国企，没有了政府资源；王石等管理层又没有足以控制万科的股份，他们只能是职业经理人，又不能像一些民营企业老板那样去向政府官员寻租。万科的企业制度模式、企业文化与官商文化是无法兼容的，万科拿不到好的土地，不能占政策的便宜，市场上横行的官商，一直是作为万科最大的竞争对手出现的。王石怎能不对官商文化大声说“不”?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万科自己也吃过官商文化的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作为一个企业，特别是作为对关系资源极为依赖的房地产企业，万科难免被官商文化污染。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举国经济沸腾，万科也头脑发热迅速向全国出击。万科在内地各大城市圈定的项目，相当多是与当地的政府或国企(官商)合作的，甚至把鞍山的市委礼堂都给拿下了，王石本人也马不停蹄地向各地市长拜帖子——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犯自己所反对的错误。可是后来，这些项目大都陷入火坑，使万科蒙受巨大损失，这虽然有宏观经济变化的因素，但根本问题还是出在万科这种“准官商”的运作模式上。所以，王石拼命反对官商文化，也有警示自己的含义。
　　王石反对“官商文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前文提到的，同他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判断有关。他说：“大家都不是规范去做，万科规范去做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但如果我们现在不规范，将来我们可能被淘汰掉。我们现在规范，可能市场还不规范，但我们宁愿被淘汰掉，也不能退出规范。这等于是你对将来下了赌注，你认为将来是规范的。如果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规范，并而且一直不规范，那我们还是会被淘汰掉的。”王石自称，对中国社会的未来，他始终是乐观主义者，坚信让官商文化滋生的土壤，将会并且正在不断改变。
　　未来，只属于万科这样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企业。
　　对中国官商文化，王石不仅有切肤之痛，而且有相当的研究和洞察。人们都公认，晋商和徽商是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代表。余秋雨那篇名作《抱愧山西》，就认为晋商是靠与长城外的内蒙、外蒙进行贸易发家的。此观点流传甚广。但王石则从官商文化角度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当时明朝政府在山西大同一带驻扎了30万重兵，用以防范蒙古残余军事力量，但大军的粮饷却没有着落。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以贩盐的指标．(即盐引)为交换，鼓励盐贩把粮食送到部队。这些盐贩就是晋商之源，他们靠政府赋予的特殊权利，和军队做生意起家，乃是中国官商文化的结果。这个例子当然无法证明王石的学术水平高于余秋雨，只是用来说明，王石对官商文化的警惕，不但是企业家的战略思考，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文化观察，最终才能做到行动与思想的高度统一。
　　著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每年都会对世界各国的反腐败情况进行评估，发布CPI(清廉指数)及其补充指数BPI(行贿指数)。该指数主要依据各界人士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对各国政府官员行为的观察和评价得出。历年来，中国CPI曲线呈u字型，根据图中所示，1993年至1996年间中国的CPI最低，约为2．16；从1997年开始得分逐年升高，2003年达到3．4，国际排名达到66位，是1993年以来最高的。(2004年4月22日《南方周末》，《“清廉指数排行榜”上的中国反腐轨迹》)假如拿中国CPI曲线图与万科的业绩指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CPI最低的1992年至1996年也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正是万科最艰难的时期，这同万科坚持“不行贿、反对官商文化”，恐怕是有某种关联的。按照“透明国际”的预测，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向成熟市场经济迈进，CPI将呈稳定增高之势。那些规范化运作、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将迎来一个最好的发展环境。“透明国际”的预期与王石对未来乐观主义的判断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