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端午节，今人大抵都会想到屈原、龙舟和粽子。在一般观念中，端午是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一种纪念性节日，赛龙舟和吃粽子是该节日的两个标志性习俗，反映了中国传统节日的两大基本特征——饮食和娱乐。
　　然而，无论就其性质、内容还是主题来说，古代端午节与今人观念中的端午节都是大相径庭的。古代端午节的民俗事象远不只上述几项，而是具有繁复多样的内容；其纪念、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在后代不断衍生出来或者附丽上去的。通过系统清理各类文献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在端午风俗不断传播和流变的历史过程中，一些原本与之并无关联的民俗事象被添加了进去，另一些事象则被筛选掉，或被重新诠释和改造；在不同时代、地域和民族，端午风俗具有不同的事象聚合和内涵意蕴，差异相当显著。不过，各地端午风俗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并且两千年一贯的(至少在汉民族区域是如此)，这就是避邪祟、止恶气、驱毒虫、防疫病的企图和祈求健康长生的意愿，这些方面到了现代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如此说来，端午节与其说是一种纪念性节日，不如说是一种以健康长生为目标的“卫生防疫节”。
　　虽然龙舟和粽子很早就是端午节的重要物事，但最初的端午节并不像今天洋溢着娱乐、喜庆的气氛，相反，却充满了忧惧。古人之所以在农历五月造出一个“卫生防疫节”，乃是基于视五月为“恶月”的观念，这种观念自上古以后一直普遍流传。
　　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而《风俗通》则曰，“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恶月”之名，最早见于魏晋文献。《太平御览》中引董勋《问礼俗》曰：“五月俗称恶月，俗多持斋放生。”其后，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亦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但以五月为恶月的观念在战国时代可能就已出现。《礼记》“仲夏之月”云：“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虽未明指五月为“恶月”，但已视之为阴阳争锋、生死攸关的一个特殊月份，要求清静节欲，饮食声色、坐卧起居和行事理政均需谨慎；人们进一步认为五月是“阴气萌作”、恶气盛行的时节，于是有了各种助阳止恶、驱邪防疫的风俗，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讳举五月(特别五月五日)所生子女，食枭羹，在门户上悬挂饰物以止恶气，采药、合药以及用五彩丝系于手臂以避凶邪、防疾病，等等。
　　视五月为“恶月”的观念，在古代一直相沿不替，直到清代仍是如此。因是月虫毒并作，疫病易行，故又称“毒月”；因人们心怀畏惧，禁忌多端，故又称“忌月”。清人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称：“白香山诗：‘仲夏斋戒月，三旬断腥膻。”《北齐书》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终于其位。’殆以五月为恶月也。今吴俗讳恶月为‘善月’，僧道先期印送文疏于檀越，填注姓字，至五月朔日焚化庙庭，谓之‘修善月斋’。其实不修斋也。是月俗称毒月，百事多禁忌，不迁居，不婚嫁。”可见这个观念流传久远。
　　何以古人对五月长期怀有如此强烈而普遍的恐惧心理以至于处处戒慎、禁忌百端?这应从中国生态环境特别是气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中寻求解释。
　　众所周知，中国东部尤其是长江、黄河流域位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冬夏寒暑变化显著，决定了这些区域生态环境的诸多特征，对当地人民的生理、心理、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律，都有着莫大的影响。仲夏五月，南方梅霖正盛，暑气蒸郁，黄河流域亦进入酷热季节，人们经历着一年之中最严峻的生命考验。这个季节又正值农事繁忙，人民户外田间活动多，深罹骄阳烤炙之苦和暑湿蒸渥之烦，身体赢弱之人不免中暑而亡。对生命的威胁不仅来自于骄阳酷暑，还来自于有害生物的侵袭。仲夏气候湿热，正是毒虫繁育、病菌孳生之际，蛇蝎当道，蚊蝇猖獗，瘴霾弥漫，疫病极易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祛暑降温条件落后、医药防疫水平低下的时代，这些都不能不令人深感畏惧!古人视五月为“恶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面对这个时节充满凶险的生存环境，古人根据周围生态与文化条件发明和采用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与方法，不外采取两方面的行动：一是在物质上不断寻求医药，摸索防治方法。吃大蒜，吃五黄——黄瓜、黄鳝、黄鱼、黄桃、雄黄，或喝雄黄酒；穿五毒衣，带香囊，取夜露或捉癞蛤蟆作 为药物治病；用黄烟爆竹熏居住环境等，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再就是在精神上寻求支持和保护。通过龙舟竞渡以禳灾驱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行动。
　　久而久之便相沿成俗，只不过早先人们并不专重五月五日，至少夏至日也同样受到重视。后来构成端午风俗的一些事象，最初并不属于五月五日，而是逐渐向五月五日汇集的。比如粽子最初并非五月五日的专有食品，在《荆楚岁时记》中，粽子被列为夏至而非端午食品。何以后来专重五日并使之成为一个重要节日，而包括夏至在内的其他日期则逐渐不受重视呢?
　　闻一多曾从五行、五方、五色观念以及“五”与“龙”的特殊关系，解说古人何以选择五日这天过节而形成端午节俗，但稍嫌穿凿曲折。倒是宋朝人项安世的一段议论似乎更可遵从。《项氏家说》卷八《节序说》云：“俗言端午为屈原，七夕为女牛，皆附会之说也。大率人情，每两月必一聚会，而阳月必用、阳日必重之，此古人因人情而立教，示尊阳也。是故正月则用一日，三月则用重三，五月则用重五，七月则用重七，九月则用重九，皆取阳月阳日，独十一月用冬至，盖阳生之日，亦重阳也。《书》之正月上日与月正元日，皆正月一日之名也；《诗》之‘溱洧秉荫’，《论语》之‘暮春浴沂’，皆重三祓禊之俗也。然则节序之立古矣。” 　　按照他的解释，古人设立节日早有“尊阳”的传统，故许多重要节日如元旦、三月三祓禊、端五、七月七日(七夕)、重九(重阳)诸节，均取阳月、阳日。冬至节不用奇日，但冬至是阳气始生之日，仍然符合“尊阳”的原则。
　　民俗学家乌丙安对传统节日的日期另有一套见解，认为中国民俗日历的节日与中国人月日代码重叠的符号思维习惯和谐一致。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的农耕历法一直使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法排列月日，十分繁复，许多被看作是吉日或祭日的日子，难以记忆逐渐消失；但是，人们却在许多零散的吉日、祭日中习惯性地选定了月日代码数字相互重叠的日子，作为节日流传下来。
　　于是就有了‘正月正’大年节；‘二月二’春龙节，俗称‘龙抬头’日；‘三月三’上巳节，也是许多少数民族的歌节；‘五月五’端午节；‘六月六’天贶节，俗称‘晒虫节’；‘七月七’七夕节，俗称乞巧节；‘九月九’重阳节。在中国人的节日观念中月日数字代码的重叠是吉祥的神秘数字，其中‘五五端阳节’、‘九九重阳节’被看作是除年节以外的重大节日。”
　　上述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说明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寒食节、中元节、中秋节的日期既不重叠，亦无尊阳之意。更麻烦的是，端午节原本是“端五”还是“端午”，自古就有争议：有人认为当以“午日”为正，亦有人认为本为“五日”，还有人认为古代“午”、“五”相通。如果是“端午”，则很可能是五月的第一个午日而不必是五月初五。
　　无论古人是出于什么原因设立该节日，都不能否定它与“恶月”观念的关联。对于这一观念，我们不能简单地目为“迷信”，因为它的基础是古人对仲夏季节来自于生态环境中的种种威胁的经验感知，而这些威胁都是真实和客观存在的。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肯定：端午同绝大多数民俗节日一样，是对季节更替和寒暑变化的一种反映，属于传统农业时代社会生活“月令图式”的一部分。与其他节日相比，端午风俗具有鲜明的主题和明确的企图，这就是应对暑热时节的种种环境威胁，止恶、避毒、防疫、消灾，以保身体安泰、健康长寿。
　　踏白船
　　浙江嘉兴，过去每逢农历三月十六蚕花娘娘生日，在三塔塘血印寺一带的运河塘上都要举行踏白船竞赛。这是一艘狭长的小木舟，每排两人并肩而坐，分左右划桨。 视船身长短，可设四五排或五六排不等，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船尾两旁两支梧，用一块厚实的木板横搭在船尾，称“跳”。“跳”上立四人摇棺。船头指挥者面向划船者，不断站起大声呐喊和蹲下，有的跌坐下来平卧甲板，头发可以碰到船头水面的波浪。划船人则随其动作统一行动，船即如箭脱弦而去。比赛一般以村为单位组织参加，同村人便在两岸敲锣打鼓呐喊助威。先到终点者优胜，并无奖品。但到下一次比赛，得由上次的优胜船先举桨，然后各船方可以行动。
　　踏白船比赛由群众自发举办，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和牵头人。各自然村以参加为光荣，出钱出力莫不踊跃。如因修船硼沥看上了谁家的树木，不必征求意见可直接砍伐，树扳钮反以为荣。有的村为运动员制作一色新衣，船首尾插同色旗帜，旗上写明××村字样。
　　嘉兴运河塘的踏白船比赛，参加者以南湖乡、嘉北乡各村为主。南汇乡、油车港镇、王店镇、新塍镇也分别举行。湖州市南浔镇亦有此举。江苏昆山周庄近年为旅游者举办划快船竞赛节目，其前身也类似踏白船。为了旅游安全起见，现改用较大的船只。踏白船在嘉兴郊区和嘉善等地广为流传。据鲍周生搜集：嘉兴北邦油车港与栖真交界处的池言泾港，有顺风桥“二老爷庙会”(农历二月什二日)，也要举行踏白船活动；嘉善的天凝镇等地旧时也每年春天举行踏白船活动；前几年还在范泾乡举行了嘉兴市踏白船邀请赛。
　　“踏白”，是宋朝边防军曾用过的一个番号，可见踏白船活动起始于宋代或稍后。解放前，每年举行，沪、杭皆有来观光者。解放初期为庆祝农村合作化，曾从三塔塘到南湖烟雨楼长约二三公里的距离中搞过一次踏白船活动，盛况空前。自“大跃进”之后，不复举行。近数年，嘉兴市体委组织倡导，以乡镇为参赛单位，举办过几次比赛，但其动作要求等均不及过去。
　　关于踏白船，传说早年一次干旱，南湖一带地方桑叶不长，春蚕无以为饲。一女子逃荒到湖州地界，见桑盛蚕好，便连夜急行赶回，唤乡人飞舟买叶救蚕。这一 年，嘉兴蚕茧仍得丰收，该女子却因劳累过度而亡。后人尊之为蚕花娘娘，于每年三月十六划船竞赛纪念她。到这一天，村民们摇船至运河塘岸，先将带来的猪鸡鱼等在蚕花娘娘神位前祭招，然后参加比赛。比赛结束，便在野地里埋锅造饭饱餐一顿，尽兴而返。接着，便准备饲育春蚕。
　　水网地区，养蚕皆用快船运桑叶，有“救蚕如救火”之说，故揪决船在生产当中很重要，借用“踏白”两字作划船比赛的名称，无疑是为蚕桑生产作一次水上练兵的意义。旧时三月十六日那天，连嘉兴官府也发布命令，凡踏白船赛的水道禁止通航，可见此举绝非仅仅限于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