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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界对现代文学中异域因素的日益重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主题逐渐显示出其重要性。因此，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著述也在逐步增长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前，此类论著较为星散，而此后则有较为集中的展示。因此，本文拟就对近二十多年的相关著述进行介绍和讨论，以期对该论题的深化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索引。
一、近20年相关著作述略
据笔者统计，1995年至今，国内学者共出版了9部以“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为主题的著作，包括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1995）、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1998）、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1998）、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2000）、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2002）、喻天舒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2003）、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2006）、陈伟华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2007）、齐宏伟的《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2008）。
另外，在部分文学或非文学研究专著中，有不少设专章、专节论述“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包括黄新宪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1996）、史静寰和王立新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1998）、梁工和卢龙光编的《圣经与文学阐释》（2003）、丘明正的《上海文学通史》（2005）、袁进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2006）、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2007）、梁工等编的《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2007）。这7部著作中，头两部并非纯粹的文学研究著作，而是从属于“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但在其中有部分章节讨论了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有一定的文学参考价值。而《圣经与文学阐释》和《上海文学通史》实为汇编文集，前者收有王本朝的《历史性与审美学：现代中国文学的圣经传释路径》、杨剑龙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和许正林的《上帝之维的缪司——圣经与中国现代诗歌》，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的第九章题目为《早期创造社与基督教文化》，执笔者为上官彦刚，也是一篇研究较为深入的论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前，西方传教士对于白话文学的提倡与实践可视为现代文学的前史，“传教士们的翻译、创作、出版活动并不是零散和断续的。这曾是一个延绵不绝的白话谱系，而且这一谱系借助于中国殖民化程度的愈加提高，一直存在和发展于遍植中国的传教系统之中”。（1）但对传教士白话文学创作的系统研究开展较晚。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莉华的《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该书系统探讨了晚明以来的传教士汉文小说创作，尤其是对19世纪初叶以来传教士创作的白话小说进行了梳理，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晓兰、吴潮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史》，该书系统梳理了1815-1951年间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对这一白话文学的重要载体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介绍，可以说是进行“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备的参考书。另外，美国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所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2004）专门论及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路易斯·罗宾逊（Lewis S.Robinson）著，傅光明、梁刚译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Double-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Tao Fong Shan Ecumenical Center，HongKong，1986；或《两刃之剑》，傅光明、梁刚译，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影响较大。而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的《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a Study of Their Programs Operations and Trends，2004），虽然旨在考察出版事业的发展，并非是文学研究专著，但其涵盖的时间段（1912-1949）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重合，亦可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二、当前研究面貌述要
传统意义上的重要作家同基督教的关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梳理。对作家和基督教關系的研究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果最多、研究最充分的领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周作人、冰心等这些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都得到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十字架下的徘徊》《旷野的呼声》《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均以较大的篇幅分章节阐述了这些作家同基督教的关联，而许地山、苏雪林、张资平、庐隐、林语堂等这些与基督教关系相对更为紧密的作家则得到了更为密切的关注。详见图1：
通过图1不难发现，《十字架下的徘徊》作为国内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首部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所研究的作家数量最多，具有开拓之功；而《旷野的呼声》与之相较，资料较为翔实，论述更为细致。
从《十字架下的徘徊》开始，下述写作方法就成为了一种范式，即：首先，概述基督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其次，描述和分析上述基督教活动对相关作家的影响；最后，进行某种总结。这种写作范式的特点是：对作家与基督教的关联描述较为精确细腻，叙事焦点集中于对作家和基督教往来的还原，但通常得不出理论性的、总结性的观点，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结论是一个确定和不确定的两面体。”（2）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论题的宏观把握仍有所缺欠，这也表明对该论题的研究仍处于草创阶段，梳理和明确基本史实已经占据了书写者的相当精力。很明显的是，表格中的三本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的影响。但该书的叙事主体是基督教，而上述三本著作则将主体的位置逆换为中国作家。此外，美国学者囿于资料的局限和80年代初期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片面地强调了现代作家笔下反基督教的作品，而上述三本研究专著的作者都明确地意识到现代作家反感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它的传入方式以及它被利用来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性质，因此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研究对象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基督教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表现出了对上述写作范式的突破，除了在上编和中编中进行了与马佳、杨剑龙相类似的分析之外，下编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探索“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方式”上，指出“中国文学在移植《圣经》语言的同时，也在创造性地吸收、转化了它的话语方式”，（3）所以冰心、穆旦等人创造了大量的“祈祷体”、“赞美体”和书信体文学作品；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文学则更多地受到了《圣经》象征、隐喻结构，“说教”和“布道”的语言气势的深刻影响。
从2000年起，文本研究、细读批评逐渐成为主流。上面论及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主题的探讨出现了注重“内部研究”、向修辞形式转轨的倾向。其下编中的第十五章以“基督教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为题，将基督教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转向修辞形式研究，从意义、抒情方式、叙事方式这几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演进与变更；讨论了上帝话语和耶稣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存在，对该课题的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事实上，到2000年左右，经过数年的开掘，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瓶颈时期：在作家研究方面，对经典作家的发掘几近油尽灯枯，而对那些影响不大的作家进行研究，又难以形成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所以不少研究者开始转换方向，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果说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是垦拓了第一方沃土，那么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可谓结出的第一枚硕果。到目前为止，探讨基督教与现代戏剧关系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少见，以笔者所见，王列耀的这部作品是唯一的一部专著，其选择的研究角度相当独特，重视文本细读的特征亦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其著作中，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发生了平移——不再将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置于中心地位，而把中国现代戏剧同具有基督教意味的西方戏剧的关联作为研究重心。其中，针对《莎乐美》（王尔德著，田汉译）对中国现代戏剧，如《暗嫩》《潘金莲》《杨贵妃》《雷雨》《原野》的“渗入”，分析得尤为精彩——“当缺乏自己的现代悲剧‘标志物’时，《莎乐美》这部西方悲剧译作的出现，客观上给了中國现代剧作家，一个他们所寻求的‘标志物’的‘替代物’”，（4）为中国话剧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西方悲剧意识。所以它们或注重对这一“替代物”的形式进行模仿，或注重对其精神进行借鉴；至《雷雨》和《原野》方表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注视和解读，通过借鉴西方，学习他人，彰显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悲剧意识，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标志物”。虽然王烈耀本人并未有意识地使用结构主义的分析工具，但对这种互文现象的研究却充满了结构主义色彩，从中也能看出对该专题的研究范式正由社会历史批评向文体文本批评过渡。遗憾的是，该作仍然没有超出该专题研究发展的整体趋势——由具有统计学特点的作家研究转向具有文体学色彩的作品研究。
在后续的研究中，陈伟华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是一部较为优秀的作品。较之王列耀的研究，该著作更加明确了以文体为中心进行研究的思路。在该书中，他从符号、结构、功能这三个层次探讨了基督教文化的出现对中国现代小说写作产生的影响。从符号学的角度具体探讨了基督教文化给中国的语言符号、叙事时间、叙事视角以及意象系统等方面所带来的全新要素和深刻影响，眼光独到、细致而不琐碎。并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文化给中国现代小说增加的全新母题和带来的文体变更，其分析思路和研究向度无疑是创造性的。如，在分析中国小说中的“迷羊”母题时，在明确“迷羊”母题的内涵并从四个角度梳理了中国小说中该母题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之后，再以冰心散文《画-诗》形象地解答中国小说中的“迷羊”母题与基督教文化的密切关系，进而介绍和分析基督教文化中有关“迷羊”的典故及其象征意象，然后以文本为例分析了中国特色的“迷羊”主题小说的典型情节模式：一种为“柔弱——受难——救赎”，以庐隐的《沦落》、张资平的《梅岭之春》等为代表；另一种为“堕落——忏悔——救赎”，以郁达夫的《迷羊》、叶灵凤《未完的忏悔》等为典型。可贵的是，著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从时代氛围、艺术追求、作家年龄身份分析中国作家青睐这一母题的原因，并提出：“在迷羊母题小说中，虽然渗透着人体的悔过意识，但总的说来，小说任务的自省之力相对比较薄弱，外力被视为最大的依靠力量。若将此类小说模式归于忏悔类小说，而忽略其中蕴藏着的丰富文化意蕴，就会显得过于简单了些。”（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使用了图文互文法，在辅助说理论证的同时也增强了专著本身的可读性，更为形象直观，便于读者调动自己的期待视野进行理解，将诸多要素融合叠加为内涵丰富、引人遐思的文化图景。全书共配有甄选自各种文献资料的89幅插图，正所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如《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的“迷羊”主题》一章伊始就以Hams Thoma的《谷中牧羊者》（6）和《牧羊图》（7）进行了画面场景和风格的对比，形象地说明基督教的迷羊故事演绎为中国小说中“迷羊主题”的一个原因，并有力地证明了类似内容的插图在《小说月报》中多次出现的意味——表明这一物象在当时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非同小可。
综上所述，对本课题的大量研究仍然基于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传统理论，虽然目前看来，研究模式有向结构主义过渡的倾向，但此类成果仍不多见。除此之外，本课题研究的最大缺欠是罕见以神学为理论基础的分析，须知，基督教本身首先是宗教的一种，研究其与文学的关联首先应该从神学角度加以辨析。但由于汉语文化一直以来就缺乏一神教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理论相对陌生，目前竟然没有一部专著是以神学为基础考察现代文学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欠，同时也是对研究者的重大挑战。
三、已形成的研究理路
目前，已经形成的研究理路主要有三种，包括“对比重估式”、“钩沉发掘式”与“重构历史式”。
在“对比重估”式专著中，“对比”通常都是隐在的，在80年代末期以前，基督教具有先天的不合法性，“精神鸦片”是其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就给该论题的研究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导致“基督教”和“研究基督教”都缺乏合法性。因此，所谓“对比”，就是和现存的种种不无偏谬的价值预设相抗争，对基督教所产生的文学影响进行价值重估。此类研究多为观念上的“正名”，可以说是对文学不公正的直接反动，其书写相对而言感性色彩较浓厚，多采用对比论证法，二元思维的痕迹颇重。 2000年以前的专著，其研究理路多为对比重估式，《十字架下的徘徊》《旷野的呼声》，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部分章节都具有浓厚的二元色彩。仅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为例。该书的中编题为“20世纪中国作家与基督教的精神遇合”，其中第三章至第十一章的标题依次为：“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周作人与基督教文化”、“冰心与基督教文化”、“许地山与基督教文化”、“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曹禺与基督教文化”、“萧乾与基督教文化”、“张资平与基督教文化”、“林语堂与基督教文化”。可见，此时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课题研究仍然处于“正名”的时期，因而研究者多着力于对固有观念的扭转，表达态度的倾向更甚于厘清知识，往往“情理”大于“学理。”
2000年之后问世的喻天舒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和齐宏伟的《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的研究理路也属此类。但站在前人之肩上，研究视野更加广大。齐宏伟的研究以“基督教生存观”为对话前提，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问题意识。作为一位熟谙西方文学的研究者，他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比较文学的方法运用得更加娴熟，细读也更扎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思也更发人深省。比如同样论及鲁迅，他既没有只列出鲁迅与基督教的相近或背离之处，而是将研究聚焦在鲁迅对基督教持此态度的原因；又没有忙碌于发掘论证鲁迅的“为解救世人的受难基督”形象，（8）反而是以“鲁迅的怀疑”怀疑着“鲁迅的怀疑”，认为在全盘反传统的前提下，鲁迅的精神资源先天不足，最终无法完成对幽暗人性和生存苦难的超越。（9）
“钩沉发掘式”著作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恢复文学史书写中被遮蔽的部分，而价值判断相对而言并不更具优先性。单一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导致了在进行文学史书写的时候往往采用单一视角和选择性书写。这种写作方式显然内在地与研究者“彻底地把握历史、全面地书写历史”的学术野心相悖。因而，当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的时候，揭示被原有历史书写所遮蔽之处的欲望就变得更加热切。此类著作在价值观念上尽可能追求“客观中立”，力图达到“全面把握”。
此类著作中，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表现得较为突出。基督教含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三大分支，而对现代中国和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的当属前两者。目前來看，研究比较充分的是新教。无论是对官话合和本《圣经》的一再价值重估，还是对许地山、老舍、冰心等作家的分析探讨，其着眼点都在新教，仿佛新教就是基督教、新教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就是基督教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这种研究上的偏重造成了理解历史的困难，同时也制造了一大漏洞，即天主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应该说，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结构上，刘丽霞试图把受基督教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部分视为一个单一完整的“基督教文学”，并希望将其纳入宗教文学的范畴，也即以“基督教”本身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出发点。这一思路无疑是有创造性的，但作者对宗教文学的阐述并不充沛，理论构建比较薄弱，和作者试图构建的理论框架尚有距离。但对中国现代天主教文学（文中称为“公教文学”）的梳理与描绘则是前所未见的，具有极高的价值。在该书第三章“天主教方面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中，作者以70余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现代天主教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演变，除读者较为熟悉的苏雪林外，她钩沉了以往不为人知的作家张秀亚和周信华；梳理了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这两所天主教学校的文学活动；发掘了天主教文学刊物《文苑》《公教文学讨论集》《文艺月旦》，使用了很多前所未见的材料，让人耳目一新。可以说，《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一书对全面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题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该书对基督教作品的文学性也有很好的发掘，对圣歌（赞美诗）、祈祷文的梳理和归纳也是本课题研究中很少涉及的，在打通基督教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重构历史”是“对比重估”与“钩沉发掘”的出发点和归宿，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几乎所有学者的终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前两种研究理路仅仅是过程和手段，重构历史才是结果。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其特殊性。对一般研究者而言，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可以被发掘和申扬，但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历史还是具体到文学史，基督教在中国从未占据过主流位置。这就先在地决定了基督教不能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导线索，它也无力支撑起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故而，这种历史重构只能集中于历史的某一阶段。但是，即便是对一个短时段的文学历史进行重估与重构，也足以颠覆很多已成习惯的认识。
在这方面，袁进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与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称得上是杰出代表。
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乃至现代中国的发生，都与中国和西方的相遇有关，即所谓“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但在新文学的起源上却仍然是迷雾一片。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转变可谓天翻地覆，尤其是在语言方面，由文言到白话的更迭更是影响深远。但这种变更在文学史上所得到的表述却非常有限，在文学史写作中，要么一般性地介绍王照、劳乃宣等人的语言改革思想，要么重复胡适《白话文学史》的观点，把白话文学的历史追溯到古代中国。但对文言——白话这一转折的关键性阶段却少有详尽的分析，既缺乏对语言过渡详尽考察，也缺乏对文学作品的梳理辩证，总之，对文言——白话这一转折的研究可谓迷雾重重。而《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与《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早期传教士的白话创作的考辨上。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同时也是前面所说的“重构历史”的重要表征。
《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的第二章第二节《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专门考察了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建构近现代白话文中所起的作用，着重分析了米怜、马礼逊、郭实腊等创作的白话文小说。在袁进笔下，“与文言文和古白话不同的新白话，也就是后来的现代汉语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正式形成，其代表作就是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创作的作品”，（10）“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是新文学的语言先驱”。（11）这些论断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无疑是开创性的，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何以胡适、陈独秀在1917年振臂一呼，民国教育部1920年就下令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国语？一个试图改变汉语话语方式的运动，能在短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取得成效，如果没有长期的准备和酝酿，没有语言、心理、知识上的充分储备，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则清晰地描述了这一准备和酝酿的过程，解决了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另外，丘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其“近代编”亦由袁进撰写）的第八章也阐述了西方传教士的出版、翻译和文学活动，内容和观点亦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相类似。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部从语言嬗变的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著作，在第三章《现代语言运动发生的异域资源》中，作者也探讨了传教士在现代文学诞生中所起的作用，该书主题更加侧重于考察语言的变革，其研究理路和袁进的著作类似。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发掘了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的文学意义，认为单就辞典中为传教而有意为之的浅白口语的自觉运用而言，实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声。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考察了《圣诗》翻译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建构的影响，其中所引里约翰、艾约瑟《颂主圣诗》（1872年出版），传教士运用白话文的娴熟程度让人印象深刻、叹为观止。其对新史料的发掘使该著作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题的贡献不容小觑。
四、结语
纵观上述著作可以看到，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首先，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题起步较晚，研究不平衡。学界对现代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分析已经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对基本史实的梳理仍然不够深入，仍有许多材料有待于发掘，对人物、作品、史实的考证亦可以形成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的视野日趋广阔，体现出由传记式研究、社会学式研究转向文本研究的趋向，但这一趋势方兴未艾，以结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传播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仍有较大深入挖掘的空间。
最后，由于汉语文化先天性地缺乏神学传统，对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学的体悟总有隔靴搔痒之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以神学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是一块处女地，大有发掘的价值。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的元小说创作”（1254GG0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韦华，齐齐哈尔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注释：
（1）李丹、张秀宁：《作为现代白话文学源头之一的基督教东传》，《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欧秀岚：《〈十字架下的徘徊〉读后》，《博览群书》1997年第11期，第16页。
（3）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27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第12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第2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小说月报》第16卷第5号卷首插图，1925年版，西方绘画。
（7）李迪锋：《牧羊图》，《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卷首插图，1926年版，中国画。
（8）马佳认为鲁迅是“反抗、受难、孤独的耶稣”，参见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第1-1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杨剑龙称其为“为拯救世人而受难的基督”，参见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20-3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9）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第25-103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10）（11）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第88、8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一、近20年相关著作述略
据笔者统计，1995年至今，国内学者共出版了9部以“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为主题的著作，包括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1995）、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1998）、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1998）、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2000）、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2002）、喻天舒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2003）、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2006）、陈伟华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2007）、齐宏伟的《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2008）。
另外，在部分文学或非文学研究专著中，有不少设专章、专节论述“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包括黄新宪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1996）、史静寰和王立新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1998）、梁工和卢龙光编的《圣经与文学阐释》（2003）、丘明正的《上海文学通史》（2005）、袁进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2006）、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2007）、梁工等编的《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2007）。这7部著作中，头两部并非纯粹的文学研究著作，而是从属于“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但在其中有部分章节讨论了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有一定的文学参考价值。而《圣经与文学阐释》和《上海文学通史》实为汇编文集，前者收有王本朝的《历史性与审美学：现代中国文学的圣经传释路径》、杨剑龙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和许正林的《上帝之维的缪司——圣经与中国现代诗歌》，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的第九章题目为《早期创造社与基督教文化》，执笔者为上官彦刚，也是一篇研究较为深入的论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前，西方传教士对于白话文学的提倡与实践可视为现代文学的前史，“传教士们的翻译、创作、出版活动并不是零散和断续的。这曾是一个延绵不绝的白话谱系，而且这一谱系借助于中国殖民化程度的愈加提高，一直存在和发展于遍植中国的传教系统之中”。（1）但对传教士白话文学创作的系统研究开展较晚。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莉华的《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该书系统探讨了晚明以来的传教士汉文小说创作，尤其是对19世纪初叶以来传教士创作的白话小说进行了梳理，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晓兰、吴潮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史》，该书系统梳理了1815-1951年间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对这一白话文学的重要载体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介绍，可以说是进行“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备的参考书。另外，美国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所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2004）专门论及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路易斯·罗宾逊（Lewis S.Robinson）著，傅光明、梁刚译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Double-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Tao Fong Shan Ecumenical Center，HongKong，1986；或《两刃之剑》，傅光明、梁刚译，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影响较大。而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的《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a Study of Their Programs Operations and Trends，2004），虽然旨在考察出版事业的发展，并非是文学研究专著，但其涵盖的时间段（1912-1949）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重合，亦可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二、当前研究面貌述要
传统意义上的重要作家同基督教的关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梳理。对作家和基督教關系的研究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果最多、研究最充分的领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沈从文、周作人、冰心等这些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都得到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十字架下的徘徊》《旷野的呼声》《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均以较大的篇幅分章节阐述了这些作家同基督教的关联，而许地山、苏雪林、张资平、庐隐、林语堂等这些与基督教关系相对更为紧密的作家则得到了更为密切的关注。详见图1：
通过图1不难发现，《十字架下的徘徊》作为国内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首部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所研究的作家数量最多，具有开拓之功；而《旷野的呼声》与之相较，资料较为翔实，论述更为细致。
从《十字架下的徘徊》开始，下述写作方法就成为了一种范式，即：首先，概述基督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其次，描述和分析上述基督教活动对相关作家的影响；最后，进行某种总结。这种写作范式的特点是：对作家与基督教的关联描述较为精确细腻，叙事焦点集中于对作家和基督教往来的还原，但通常得不出理论性的、总结性的观点，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结论是一个确定和不确定的两面体。”（2）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论题的宏观把握仍有所缺欠，这也表明对该论题的研究仍处于草创阶段，梳理和明确基本史实已经占据了书写者的相当精力。很明显的是，表格中的三本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的影响。但该书的叙事主体是基督教，而上述三本著作则将主体的位置逆换为中国作家。此外，美国学者囿于资料的局限和80年代初期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片面地强调了现代作家笔下反基督教的作品，而上述三本研究专著的作者都明确地意识到现代作家反感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它的传入方式以及它被利用来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性质，因此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研究对象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基督教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表现出了对上述写作范式的突破，除了在上编和中编中进行了与马佳、杨剑龙相类似的分析之外，下编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探索“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方式”上，指出“中国文学在移植《圣经》语言的同时，也在创造性地吸收、转化了它的话语方式”，（3）所以冰心、穆旦等人创造了大量的“祈祷体”、“赞美体”和书信体文学作品；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文学则更多地受到了《圣经》象征、隐喻结构，“说教”和“布道”的语言气势的深刻影响。
从2000年起，文本研究、细读批评逐渐成为主流。上面论及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主题的探讨出现了注重“内部研究”、向修辞形式转轨的倾向。其下编中的第十五章以“基督教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为题，将基督教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转向修辞形式研究，从意义、抒情方式、叙事方式这几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演进与变更；讨论了上帝话语和耶稣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存在，对该课题的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事实上，到2000年左右，经过数年的开掘，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瓶颈时期：在作家研究方面，对经典作家的发掘几近油尽灯枯，而对那些影响不大的作家进行研究，又难以形成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所以不少研究者开始转换方向，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果说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是垦拓了第一方沃土，那么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可谓结出的第一枚硕果。到目前为止，探讨基督教与现代戏剧关系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少见，以笔者所见，王列耀的这部作品是唯一的一部专著，其选择的研究角度相当独特，重视文本细读的特征亦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其著作中，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发生了平移——不再将作家与基督教的关系置于中心地位，而把中国现代戏剧同具有基督教意味的西方戏剧的关联作为研究重心。其中，针对《莎乐美》（王尔德著，田汉译）对中国现代戏剧，如《暗嫩》《潘金莲》《杨贵妃》《雷雨》《原野》的“渗入”，分析得尤为精彩——“当缺乏自己的现代悲剧‘标志物’时，《莎乐美》这部西方悲剧译作的出现，客观上给了中國现代剧作家，一个他们所寻求的‘标志物’的‘替代物’”，（4）为中国话剧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西方悲剧意识。所以它们或注重对这一“替代物”的形式进行模仿，或注重对其精神进行借鉴；至《雷雨》和《原野》方表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注视和解读，通过借鉴西方，学习他人，彰显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悲剧意识，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标志物”。虽然王烈耀本人并未有意识地使用结构主义的分析工具，但对这种互文现象的研究却充满了结构主义色彩，从中也能看出对该专题的研究范式正由社会历史批评向文体文本批评过渡。遗憾的是，该作仍然没有超出该专题研究发展的整体趋势——由具有统计学特点的作家研究转向具有文体学色彩的作品研究。
在后续的研究中，陈伟华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是一部较为优秀的作品。较之王列耀的研究，该著作更加明确了以文体为中心进行研究的思路。在该书中，他从符号、结构、功能这三个层次探讨了基督教文化的出现对中国现代小说写作产生的影响。从符号学的角度具体探讨了基督教文化给中国的语言符号、叙事时间、叙事视角以及意象系统等方面所带来的全新要素和深刻影响，眼光独到、细致而不琐碎。并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文化给中国现代小说增加的全新母题和带来的文体变更，其分析思路和研究向度无疑是创造性的。如，在分析中国小说中的“迷羊”母题时，在明确“迷羊”母题的内涵并从四个角度梳理了中国小说中该母题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之后，再以冰心散文《画-诗》形象地解答中国小说中的“迷羊”母题与基督教文化的密切关系，进而介绍和分析基督教文化中有关“迷羊”的典故及其象征意象，然后以文本为例分析了中国特色的“迷羊”主题小说的典型情节模式：一种为“柔弱——受难——救赎”，以庐隐的《沦落》、张资平的《梅岭之春》等为代表；另一种为“堕落——忏悔——救赎”，以郁达夫的《迷羊》、叶灵凤《未完的忏悔》等为典型。可贵的是，著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从时代氛围、艺术追求、作家年龄身份分析中国作家青睐这一母题的原因，并提出：“在迷羊母题小说中，虽然渗透着人体的悔过意识，但总的说来，小说任务的自省之力相对比较薄弱，外力被视为最大的依靠力量。若将此类小说模式归于忏悔类小说，而忽略其中蕴藏着的丰富文化意蕴，就会显得过于简单了些。”（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使用了图文互文法，在辅助说理论证的同时也增强了专著本身的可读性，更为形象直观，便于读者调动自己的期待视野进行理解，将诸多要素融合叠加为内涵丰富、引人遐思的文化图景。全书共配有甄选自各种文献资料的89幅插图，正所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如《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的“迷羊”主题》一章伊始就以Hams Thoma的《谷中牧羊者》（6）和《牧羊图》（7）进行了画面场景和风格的对比，形象地说明基督教的迷羊故事演绎为中国小说中“迷羊主题”的一个原因，并有力地证明了类似内容的插图在《小说月报》中多次出现的意味——表明这一物象在当时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非同小可。
综上所述，对本课题的大量研究仍然基于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传统理论，虽然目前看来，研究模式有向结构主义过渡的倾向，但此类成果仍不多见。除此之外，本课题研究的最大缺欠是罕见以神学为理论基础的分析，须知，基督教本身首先是宗教的一种，研究其与文学的关联首先应该从神学角度加以辨析。但由于汉语文化一直以来就缺乏一神教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理论相对陌生，目前竟然没有一部专著是以神学为基础考察现代文学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欠，同时也是对研究者的重大挑战。
三、已形成的研究理路
目前，已经形成的研究理路主要有三种，包括“对比重估式”、“钩沉发掘式”与“重构历史式”。
在“对比重估”式专著中，“对比”通常都是隐在的，在80年代末期以前，基督教具有先天的不合法性，“精神鸦片”是其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就给该论题的研究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导致“基督教”和“研究基督教”都缺乏合法性。因此，所谓“对比”，就是和现存的种种不无偏谬的价值预设相抗争，对基督教所产生的文学影响进行价值重估。此类研究多为观念上的“正名”，可以说是对文学不公正的直接反动，其书写相对而言感性色彩较浓厚，多采用对比论证法，二元思维的痕迹颇重。 2000年以前的专著，其研究理路多为对比重估式，《十字架下的徘徊》《旷野的呼声》，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部分章节都具有浓厚的二元色彩。仅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为例。该书的中编题为“20世纪中国作家与基督教的精神遇合”，其中第三章至第十一章的标题依次为：“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周作人与基督教文化”、“冰心与基督教文化”、“许地山与基督教文化”、“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曹禺与基督教文化”、“萧乾与基督教文化”、“张资平与基督教文化”、“林语堂与基督教文化”。可见，此时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课题研究仍然处于“正名”的时期，因而研究者多着力于对固有观念的扭转，表达态度的倾向更甚于厘清知识，往往“情理”大于“学理。”
2000年之后问世的喻天舒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和齐宏伟的《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的研究理路也属此类。但站在前人之肩上，研究视野更加广大。齐宏伟的研究以“基督教生存观”为对话前提，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问题意识。作为一位熟谙西方文学的研究者，他的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比较文学的方法运用得更加娴熟，细读也更扎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思也更发人深省。比如同样论及鲁迅，他既没有只列出鲁迅与基督教的相近或背离之处，而是将研究聚焦在鲁迅对基督教持此态度的原因；又没有忙碌于发掘论证鲁迅的“为解救世人的受难基督”形象，（8）反而是以“鲁迅的怀疑”怀疑着“鲁迅的怀疑”，认为在全盘反传统的前提下，鲁迅的精神资源先天不足，最终无法完成对幽暗人性和生存苦难的超越。（9）
“钩沉发掘式”著作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恢复文学史书写中被遮蔽的部分，而价值判断相对而言并不更具优先性。单一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导致了在进行文学史书写的时候往往采用单一视角和选择性书写。这种写作方式显然内在地与研究者“彻底地把握历史、全面地书写历史”的学术野心相悖。因而，当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的时候，揭示被原有历史书写所遮蔽之处的欲望就变得更加热切。此类著作在价值观念上尽可能追求“客观中立”，力图达到“全面把握”。
此类著作中，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表现得较为突出。基督教含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三大分支，而对现代中国和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的当属前两者。目前來看，研究比较充分的是新教。无论是对官话合和本《圣经》的一再价值重估，还是对许地山、老舍、冰心等作家的分析探讨，其着眼点都在新教，仿佛新教就是基督教、新教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就是基督教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这种研究上的偏重造成了理解历史的困难，同时也制造了一大漏洞，即天主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应该说，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结构上，刘丽霞试图把受基督教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部分视为一个单一完整的“基督教文学”，并希望将其纳入宗教文学的范畴，也即以“基督教”本身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出发点。这一思路无疑是有创造性的，但作者对宗教文学的阐述并不充沛，理论构建比较薄弱，和作者试图构建的理论框架尚有距离。但对中国现代天主教文学（文中称为“公教文学”）的梳理与描绘则是前所未见的，具有极高的价值。在该书第三章“天主教方面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中，作者以70余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现代天主教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演变，除读者较为熟悉的苏雪林外，她钩沉了以往不为人知的作家张秀亚和周信华；梳理了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这两所天主教学校的文学活动；发掘了天主教文学刊物《文苑》《公教文学讨论集》《文艺月旦》，使用了很多前所未见的材料，让人耳目一新。可以说，《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一书对全面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题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该书对基督教作品的文学性也有很好的发掘，对圣歌（赞美诗）、祈祷文的梳理和归纳也是本课题研究中很少涉及的，在打通基督教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重构历史”是“对比重估”与“钩沉发掘”的出发点和归宿，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几乎所有学者的终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前两种研究理路仅仅是过程和手段，重构历史才是结果。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其特殊性。对一般研究者而言，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可以被发掘和申扬，但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历史还是具体到文学史，基督教在中国从未占据过主流位置。这就先在地决定了基督教不能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导线索，它也无力支撑起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故而，这种历史重构只能集中于历史的某一阶段。但是，即便是对一个短时段的文学历史进行重估与重构，也足以颠覆很多已成习惯的认识。
在这方面，袁进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与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称得上是杰出代表。
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乃至现代中国的发生，都与中国和西方的相遇有关，即所谓“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但在新文学的起源上却仍然是迷雾一片。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转变可谓天翻地覆，尤其是在语言方面，由文言到白话的更迭更是影响深远。但这种变更在文学史上所得到的表述却非常有限，在文学史写作中，要么一般性地介绍王照、劳乃宣等人的语言改革思想，要么重复胡适《白话文学史》的观点，把白话文学的历史追溯到古代中国。但对文言——白话这一转折的关键性阶段却少有详尽的分析，既缺乏对语言过渡详尽考察，也缺乏对文学作品的梳理辩证，总之，对文言——白话这一转折的研究可谓迷雾重重。而《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与《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早期传教士的白话创作的考辨上。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同时也是前面所说的“重构历史”的重要表征。
《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的第二章第二节《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专门考察了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建构近现代白话文中所起的作用，着重分析了米怜、马礼逊、郭实腊等创作的白话文小说。在袁进笔下，“与文言文和古白话不同的新白话，也就是后来的现代汉语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正式形成，其代表作就是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和创作的作品”，（10）“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是新文学的语言先驱”。（11）这些论断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无疑是开创性的，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何以胡适、陈独秀在1917年振臂一呼，民国教育部1920年就下令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国语？一个试图改变汉语话语方式的运动，能在短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取得成效，如果没有长期的准备和酝酿，没有语言、心理、知识上的充分储备，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则清晰地描述了这一准备和酝酿的过程，解决了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另外，丘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其“近代编”亦由袁进撰写）的第八章也阐述了西方传教士的出版、翻译和文学活动，内容和观点亦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相类似。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部从语言嬗变的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著作，在第三章《现代语言运动发生的异域资源》中，作者也探讨了传教士在现代文学诞生中所起的作用，该书主题更加侧重于考察语言的变革，其研究理路和袁进的著作类似。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发掘了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的文学意义，认为单就辞典中为传教而有意为之的浅白口语的自觉运用而言，实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声。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考察了《圣诗》翻译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建构的影响，其中所引里约翰、艾约瑟《颂主圣诗》（1872年出版），传教士运用白话文的娴熟程度让人印象深刻、叹为观止。其对新史料的发掘使该著作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题的贡献不容小觑。
四、结语
纵观上述著作可以看到，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首先，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题起步较晚，研究不平衡。学界对现代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分析已经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对基本史实的梳理仍然不够深入，仍有许多材料有待于发掘，对人物、作品、史实的考证亦可以形成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的视野日趋广阔，体现出由传记式研究、社会学式研究转向文本研究的趋向，但这一趋势方兴未艾，以结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传播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仍有较大深入挖掘的空间。
最后，由于汉语文化先天性地缺乏神学传统，对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学的体悟总有隔靴搔痒之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以神学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是一块处女地，大有发掘的价值。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的元小说创作”（1254GG0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韦华，齐齐哈尔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注释：
（1）李丹、张秀宁：《作为现代白话文学源头之一的基督教东传》，《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欧秀岚：《〈十字架下的徘徊〉读后》，《博览群书》1997年第11期，第16页。
（3）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第27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第12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第2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小说月报》第16卷第5号卷首插图，1925年版，西方绘画。
（7）李迪锋：《牧羊图》，《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卷首插图，1926年版，中国画。
（8）马佳认为鲁迅是“反抗、受难、孤独的耶稣”，参见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第1-1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杨剑龙称其为“为拯救世人而受难的基督”，参见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20-3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9）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第25-103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10）（11）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第88、8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