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的校园，比我想象的更美。W·H·奥登和他的朋友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曾经来过并记述道：“舊式的尖角屋顶与厚重的混凝土很好地相互呼应……从远处看，巨大的中央建筑嵌着一排排小窗，矗立在大湖之滨山峦连绵的公园里……”
　　这是1938年初的景象了。两位年轻的英国诗人，来报道中国的抗战。当他们到来时，这座大学仍很年轻，却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十年前它才正式在珞珈山下创办，那些打动他们的建筑，大多也是1931年才建成的。一位年轻的美国建筑师F·H·加勒斯，是它的主要设计者。大胆的尝试象征了他对中西文明融合的理解——是否可以用钢筋、混凝土，再现中国的大屋顶、飞檐，又让这现代庞然大物掩藏在山、水与树林之间。
　　这美景也必定会催生出恋情吧。在奥登到来前一年，另一位英国青年正和一个中国的有夫之妇陷入一段引人非议的私情。朱利安·贝尔是个敏感、才华出众、追求刺激的青年，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1936年，出于对一个古老文明的好奇，他来到武汉大学教授英文，并在这里碰到凌叔华，一位公认的才女，也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在贝尔心目中，凌叔华是东方美的化身。
　　短暂的恋情，浓烈、新奇，却没能持续多久。它也引发了流言和道德上的危机，陈西滢颜面扫地。贝尔最终前往西班牙，那里有着更新鲜的刺激，他也最终死在那里。凌叔华则充满哀怨地看着情人离去。
　　对于1938年的中国来说，这让人赞叹的文明，正遭遇它最毁灭性的时刻，这座校园也同样如此。
　　日本人即将到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平失守了，上海陷落了，济南丢弃了，南京经历了一场大屠杀，整个中国风雨飘摇，上千万的难民开始了一场逃亡。武汉被视作重振中国信心的战场和临时首都，各种力量正奇异地结合在一起，相互争吵的军阀们正集结在蒋介石周围，一致承认他是战时不可替代的领袖；最著名的文化人在武汉创办报纸、写作民问诗歌、发表街头演讲、排演话剧，鼓动公众的抗战热情；除去W·H·奥登，它也吸引着罗伯特·卡帕、阿格尼斯·史沫特莱这样著名的记者，他们对外来世界的美好设想、对正义的寻求在西班牙内战中遭遇到挫折，却在武汉看到了希望。
　　夹杂在大批难民中的，也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的学生，武汉是他们暂时的落脚点，不知是否还要流亡到更远方。谁都知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角色，自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就被视作这个处处陈腐不堪的社会的希望和良心。如何利用学生的热情，又不被这些热情灼伤，困扰着蒋介石，也激起了他的重要合作者陈立夫的最澎湃的想象。瘦小、精明的陈立夫相信，西方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共产主义），已经败坏了年轻一代的头脑，需要借助传统儒学的力量来调动起学生为国家服务的积极性，当然儒学要与三民主义紧密相联。一张拍摄于1937年12月的黑白照片上，蒋介石正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检阅士兵。不知那一排排的面目模糊的青年人，有多少学生，又有几个在日后的战争中幸存下来。
　　我沿窄而陡峭的石阶而上。这是顺山势而建的女生宿舍樱园，因山脚下成片的樱树而知名。浅绿色青苔星星点点地缀于灰水泥台阶和高大墙壁上，仿佛这里多年来从未改变过模样。混凝土和钢结构战胜了自然法则，建筑不仅能顺山而建，而且能在山顶创造一个巨大平台。图书馆和学生活动中心，都建在那里。共产党员周恩来就曾在学生中心发表过讲演。那时的中国，生死未卜，却创造出意外的凝聚力。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在这所大学作一场演讲。那时，我仍沉浸在之前短暂校园散步的经历中。那些高大茂盛的树林，昏黄的路灯，起伏的道路，阴影之中的蓝顶白墙建筑，像是某段历史记忆一直被封存在那里。生活在这里的青年，该孕育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吧。
　　在红椅背的大教室里，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与众不同。不过，我又怎能苛求？从北方到南方，从北京大学到一所工科院校，年轻人不都处于相似的困境吗？
　　“我21岁，为什么活得却像是41岁，每天都被很多压力裹着，论文、GRE、考研、找工作……”几个月前，一个北大三年级女生在课堂上对我说。我记得她情绪激动、语速急促，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胸中的积郁释放出来——她单薄的身躯承受不住了。
　　她的感受，像是这一代人困境的某种缩影。他们大多出生在1987年前后，在90年代后期度过青春期。
　　（海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