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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东西缺少了整体性就不会美。如同让画家画一棵树,却又吩咐他不要画上肮脏的树皮和正在发黄的树叶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纯粹的美,也没有纯粹的丑。人性总是倾向于高扬美而隐避丑,而丑已经成为文学艺术整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楼梦》中有贾宝玉、林黛玉、晴雯之类美的形象,也有王熙凤、贾琏、薛蟠之类丑的形象。
虽然从古至今,美是文学作品反映的重要对象,但也不能否定丑在文艺作品中的价值。丑恶的形象虽然不能像美的形象一样悦人耳目,但具有强烈的深刻性,给人带来的审美更强烈和持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作品都必须表现丑,而是说丑在文学艺术中应有其独特的地位和无法替代的特殊性。
首先,美丑对照,以丑衬美。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丑是美的对立面,与美是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以丑衬美,可以使美更加突出;没有丑就无所谓美,没有美就无所谓丑。再美好的事物,时间久了也会心生厌倦,甚至视而不见。单调的事物很难产生鲜明对照,使人顿生单调之感。
美丑对照主要表现为不同人物和事物之间的对照。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雨果把善恶美丑作了鲜明的对照。善恶美丑让它们互相交错:外表美好的,其心灵未必善良;外表丑陋的,其心灵未必不美、未必不善。敲钟人伽西莫多丑得出奇,而且显得非常凶恶,但他心灵的美和善则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愈显突出;副主教的外表何等令人肃然起敬,但心灵却是多么邪恶毒辣!弗比斯是花花公子的典型,正人君子是否定他的,而单纯的少女却容易对他一见钟情。天真貌美而心地纯洁善良的街头艺人爱斯美拉达用极其纯真的爱情去爱那个浪荡子,而且至死不渝,但她对伽西莫多崇高的感情却偏偏视而不见。小说通过美与丑、善良与邪恶、崇高与卑下的重重对比,揭示了真善美的真谛。
美丑对照还表现为同一人物外形和内质、言语和行为之间的对照。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将人的外表所能具有的一切丑陋和不堪都给了伽西莫多,世人对他无端的厌恶与仇恨,而爱斯美拉达给在广场上代人受过的伽西莫多送去了水。“于是人们看见那一直干涸的眼睛里,滚出了一大颗泪,慢慢地沿着那张难看的、长久失望着的脸颊落下来。”从此以后,一颗善良的灵魂在这个丑陋的残疾的肉体内复苏了。从此他对这个吉普赛姑娘心存感激。伽西莫多在无声和细微之处,为她做着一切他能做到的事情,守卫着他心中不可亵渎的天使。他自卑、凶残、行为怪异,然而心灵却是光明和善良的。大美大爱都集中在这个丑陋的敲钟人身上。
周朴园这位《雷雨》中的主人公,“鬓发已经斑白,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沉鸷的眼在底下闪烁着。像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他的威严在儿孙面前格外显得峻厉”。假的终究是假的,只能掩盖一时,殊不知所谓的严父风度、贵人特征,包裹着的是一个伪善者的灵魂。《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红楼梦中的贾雨村、王熙凤等,比比皆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冲突和斗争,实际上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审美价值。
其次,绘丑寓美。丑所具有的强烈的刺激和冲击,是其他美的形态所难以匹敌的。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美的对象,由于艺术表现的拙劣,结果只能使读者兴味索然,根本谈不到什么美感;反之,一个丑的对象,由于艺术家用美的方式去想象、去表现,而使读者兴味盎然,情不自禁地叫道:“丑得如此精美!”艺术家描绘丑恰恰是为了揭露丑、鞭挞丑。契诃夫所塑造的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形象,他穿着是套子式的:“即使是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习惯是套子式的:“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生活是套子式的:“脸像蒙着套子”,“藏在竖起的衣领里”“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夫支起车篷”。他的卧室是套子式:“卧室很小,活像一只箱子”。就连睡觉也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接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的语言是套子式的,思想也是套子式的:“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他的口头禅是:“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别里科夫对人对事表现出的那种多疑,会让人变得畏首畏尾、从而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别里科夫就是一个人类劣根性的放大镜,照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脆弱、自私、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多疑和虚伪。可以说,别里科夫也是一个人类劣根性的集合体,人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别里科夫。同样,阿Q在中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阿Q这样一个典型,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在里面照出自己,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这是阿Q形象典型意义的一个方面。
阿巴贡在欧洲已经成为吝啬的代名词,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以及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一样,成为令人毛骨悚然、可笑可憎的悭吝人的不朽典型。他们都代表着那个时代贵族的“虚伪”和“吝啬”。莫里哀的《悭吝人》可以说像匕首一样戳穿了他们内心的自私和虚伪,暴露了他们丑恶的灵魂,也是对拜金主义者嘲讽和批判。
从对丑陋形象惟妙惟肖的刻画中领略艺术美。人们对丑的批判和鞭挞是一种特殊而深刻的审美,它可以使读者深刻地认识丑的本质,激发出对丑的憎恶,引人憎恶,发人深思。正像任何一种肯定都意味着否定一样,对丑的否定也就是对美的肯定。文艺作品的丑的形象实际上已经成为对现实生活中这些丑类的否定。对丑的现象的揭露谴责和批判中,就隐含着美对丑的裁判。表现丑正是为了曲径通幽地欣赏美,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呼唤美好的社会和人生。
虽然从古至今,美是文学作品反映的重要对象,但也不能否定丑在文艺作品中的价值。丑恶的形象虽然不能像美的形象一样悦人耳目,但具有强烈的深刻性,给人带来的审美更强烈和持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作品都必须表现丑,而是说丑在文学艺术中应有其独特的地位和无法替代的特殊性。
首先,美丑对照,以丑衬美。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丑是美的对立面,与美是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以丑衬美,可以使美更加突出;没有丑就无所谓美,没有美就无所谓丑。再美好的事物,时间久了也会心生厌倦,甚至视而不见。单调的事物很难产生鲜明对照,使人顿生单调之感。
美丑对照主要表现为不同人物和事物之间的对照。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雨果把善恶美丑作了鲜明的对照。善恶美丑让它们互相交错:外表美好的,其心灵未必善良;外表丑陋的,其心灵未必不美、未必不善。敲钟人伽西莫多丑得出奇,而且显得非常凶恶,但他心灵的美和善则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愈显突出;副主教的外表何等令人肃然起敬,但心灵却是多么邪恶毒辣!弗比斯是花花公子的典型,正人君子是否定他的,而单纯的少女却容易对他一见钟情。天真貌美而心地纯洁善良的街头艺人爱斯美拉达用极其纯真的爱情去爱那个浪荡子,而且至死不渝,但她对伽西莫多崇高的感情却偏偏视而不见。小说通过美与丑、善良与邪恶、崇高与卑下的重重对比,揭示了真善美的真谛。
美丑对照还表现为同一人物外形和内质、言语和行为之间的对照。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将人的外表所能具有的一切丑陋和不堪都给了伽西莫多,世人对他无端的厌恶与仇恨,而爱斯美拉达给在广场上代人受过的伽西莫多送去了水。“于是人们看见那一直干涸的眼睛里,滚出了一大颗泪,慢慢地沿着那张难看的、长久失望着的脸颊落下来。”从此以后,一颗善良的灵魂在这个丑陋的残疾的肉体内复苏了。从此他对这个吉普赛姑娘心存感激。伽西莫多在无声和细微之处,为她做着一切他能做到的事情,守卫着他心中不可亵渎的天使。他自卑、凶残、行为怪异,然而心灵却是光明和善良的。大美大爱都集中在这个丑陋的敲钟人身上。
周朴园这位《雷雨》中的主人公,“鬓发已经斑白,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沉鸷的眼在底下闪烁着。像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他的威严在儿孙面前格外显得峻厉”。假的终究是假的,只能掩盖一时,殊不知所谓的严父风度、贵人特征,包裹着的是一个伪善者的灵魂。《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红楼梦中的贾雨村、王熙凤等,比比皆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冲突和斗争,实际上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审美价值。
其次,绘丑寓美。丑所具有的强烈的刺激和冲击,是其他美的形态所难以匹敌的。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美的对象,由于艺术表现的拙劣,结果只能使读者兴味索然,根本谈不到什么美感;反之,一个丑的对象,由于艺术家用美的方式去想象、去表现,而使读者兴味盎然,情不自禁地叫道:“丑得如此精美!”艺术家描绘丑恰恰是为了揭露丑、鞭挞丑。契诃夫所塑造的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形象,他穿着是套子式的:“即使是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习惯是套子式的:“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生活是套子式的:“脸像蒙着套子”,“藏在竖起的衣领里”“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夫支起车篷”。他的卧室是套子式:“卧室很小,活像一只箱子”。就连睡觉也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接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的语言是套子式的,思想也是套子式的:“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他的口头禅是:“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别里科夫对人对事表现出的那种多疑,会让人变得畏首畏尾、从而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别里科夫就是一个人类劣根性的放大镜,照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脆弱、自私、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多疑和虚伪。可以说,别里科夫也是一个人类劣根性的集合体,人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别里科夫。同样,阿Q在中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阿Q这样一个典型,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在里面照出自己,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这是阿Q形象典型意义的一个方面。
阿巴贡在欧洲已经成为吝啬的代名词,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以及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一样,成为令人毛骨悚然、可笑可憎的悭吝人的不朽典型。他们都代表着那个时代贵族的“虚伪”和“吝啬”。莫里哀的《悭吝人》可以说像匕首一样戳穿了他们内心的自私和虚伪,暴露了他们丑恶的灵魂,也是对拜金主义者嘲讽和批判。
从对丑陋形象惟妙惟肖的刻画中领略艺术美。人们对丑的批判和鞭挞是一种特殊而深刻的审美,它可以使读者深刻地认识丑的本质,激发出对丑的憎恶,引人憎恶,发人深思。正像任何一种肯定都意味着否定一样,对丑的否定也就是对美的肯定。文艺作品的丑的形象实际上已经成为对现实生活中这些丑类的否定。对丑的现象的揭露谴责和批判中,就隐含着美对丑的裁判。表现丑正是为了曲径通幽地欣赏美,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呼唤美好的社会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