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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也是应《鹿鸣》之约，我为王炬的《生命禁区》撰写评论文章。那时我还年轻，文学理想主义的旗帜在心头猎猎飘扬。那时王炬风头正健，频频在大刊物上亮相。
俱往矣，如今王者归来。
关注小人物，以冷峻的笔触探底他们的悲辛，将他们置于极端艰窘的困境，做垂死挣扎状、心灵煎熬状，从而勘察世态炎凉，拷问灵魂，表达悲悯情怀，这种强烈的平民意识，仍然是王炬小说创作的底色。
《父亲的头发》开头，没有采用传统的、慢节奏的、繁冗的交待，而是单刀直入，直逼命门。第一段抖出包袱;第二段进一步生发，怀疑不是亲生，解除父子关系，问题的严重性无以复加;第三段层层递进，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第四段一个“雪崩式的坍塌”，把矛盾推向高点。试想，删去前四段，从第五段起始，也无不可，不影响叙述的完整性，但吸引力会遽然下降。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要撬动地球。王炬自己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迅速抓住了读者。我读小说，开头没能逗引起我的阅读兴趣，一般就不会读下去了。我想，在文本信息极度过剩、受众注意力空前涣散的今天，读者如我者不在少数。
第五段仍然引而不发，连发两问。作者之问，也正是读者的疑窦，可谓搔到了痒处。又用了三个段落，人物关系、事情的原委都交待清楚了：同父异母的妹妹阿丽，觊觎着父亲留给阿宝的一套平房，这房子拆迁补偿款可高达一千多万。至此，揭出谜底，进入动态情节叙述中。
读到这儿，读者的期待是矛盾冲突在阿宝和阿丽之间展开。然而，这个期待落空了，作家把戏份全给了大生和阿宝父子。这又是一个高明之处。我们来设想一下，写阿宝和阿丽，对簿公堂，鱼死网破，情节剑拔弩张，却无益于产生情感的张力、加重情感的分量。文学是主情的，取舍、趋避，大有讲究。蹩脚的小说作者，倾力于金钱的魔力及其引起的械斗，偏失于感情的纠葛，那是舍本逐末，徒具一个有卖点的故事，小说泯然于社会新闻，把好题材糟践了。优秀的小说家，让感情唱主角，折磨着笔下的人物，也折磨着读者，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其审美效应也就得以突显了。
作家到每个人物的心里走一遭，感应着每个人物的心理脉动，故事才能依循情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对情节小说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把脉不准，稍有闪失，就会失去读者的信任，掉粉无数。小说就像脑电图，让我们看到，王炬大脑沟回有足够的曲折复杂度。
养育养育，育重于养。一边有30多年的父子情分在，有对实实在在生活了多年的第一个家庭的依恋，一边是强势妻女，一纸鉴定，大生被架在火上烤。起诉书上签字，被胁迫，有无奈;“内心隐秘深处也有点想就此搞清楚这件事”;一旦证实，又颜面尽失，自尊受辱。真像打翻了五味瓶，說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这就是王蒙所标举的“杂色”吧？对小说而言，单色失之寡陋，杂色尽显丰赡。
阿宝的崩溃，也是其来有自。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观之，全线溃败。房子判给阿丽，他身无立锥之地，欠款无从偿还，首先遇到的是生存之虞。房子在爱情的天平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砝码。房子没了，女友迅速离去。爱与被爱的需求也落空了。“被人当众剥夺一个人做人子的名分”，自尊心受到巨大的伤害。
在大生和阿宝父子感情上，小说花费了许多笔墨。小时候父亲的关爱，父亲住院时儿子的侍奉，是一级强化。手术之前，父亲“用力握住宋阿宝的手，仿佛溺水者抓住一块救命的木头。”是二级强化。病床前的诀别，一个“嚎啕大哭”，一个“泣不成声”，场面煞是感人，撕心裂肺，是三级强化。高潮迭起，狂澜频掀。
阿丽几乎没有正面出场，却是这场风波的风源。劝烟原来是为取证，“布局早就开始了。”妈妈着墨不多，却不忘点出她的“一身风流样”，让她在儿子的询问中嘴软，王顾左右而言他。奸情败露后，她也曾真诚地忏悔，希图求得丈夫的原谅。这些地方，卯榫咬合无间。
作家对人物心理的幽邃微妙处洞烛若火，观照细密。既有纵向的、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深入的展开，也有横向的、不同截面的特写镜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转折的艺术。快到结尾处，故事翻转了，大生把早就准备好的头发拿出来，让阿宝当做自己的头发，拿去做鉴定。关键时刻，他帮了儿子一把，戏剧性的结局出现了。前面感情戏的铺垫很充分，所以读者并不感到突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小说以白描为主，文字删繁就简，利落瘦劲，关节处不失时机地加以点染，有筋骨，有力道。
《父亲的仇恨》更胜一筹。
设置人物，选择配角，是小说家的重要工作。合适的配角，有助于主要人物的塑造，所谓绿叶衬红花是也。打比方说，给高射炮安装一个支架，精准计算其恰当的高度、坡度、角度，才能确保打击的力度。
文中的“我”，一个14岁的少年，懵懂无知，妈被人欺负了，在他看来，就是米和口袋被人拿走了，他的认知始终停留在这里。这样处理，父子的对话，情节的推进，才真实可信。
妻子被人奸污，男人的奇耻大辱，莫过于此了。要捍卫尊严，父亲的过激反应，是血性男儿之所必然。可是，面对强权，处于弱势的他，又不得不表现的胆怯、迟疑、退缩。还要活命啊，一家老小，这个家还得他撑下去啊！这篇小说的精彩，就在于把这一辛酸、悲切的心理过程，以外显内，很有层次感地描绘出来。
是的，层次感，杰作与赝品的分野，常常体现在这里。那是一种工笔细描的耐心、细致，是渐变式的，是一笔一笔地、小心翼翼地勾画出来的。欧亨利《麦琪的礼物》，堪称短篇中的经典。妻子德拉没钱给丈夫吉姆买圣诞礼物，一筹莫展之际，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一头秀发，于是，想到卖掉头发买表链。三流写手会怎么写？她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咔嚓一声把头发剪掉，披衣下楼，去寻买主。而欧亨利是懂得心灵辩证法的，他深知，在鱼和熊掌之间做出取舍，是困难的，是痛苦的，他要把这种内心的挣扎，抽丝剥茧一般地写出来。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二十秒钟之内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折散头发，使之完全泼散开来。 忽然有了办法，两眼放光。迅即颜面失色，是为将要失去秀发而痛苦。把头发泼散开来，是最后一次欣赏自己的秀发，无奈地诀别。？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段文字，绝非炫技式的卖弄，绝非可有可无的闲笔。一方面对可能出现的纰漏加以弥补：既然穷得一文不名，何来金表？祖传的。另一方面不吝笔墨地赞美德拉的秀发——令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进一步渲染德拉舍鱼而取熊掌的不得已。？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泼撒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光芒，有如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踌躇了一分钟，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
小说繁复地、多侧面地摹状秀发之美，德拉神经质地把头发梳好，留恋、不舍，犹豫不决，呆傻发痴，直至流下眼泪。我英文学得不好，沒有能力对照原作，但总怀疑“飘出房门”的“飘”字翻译得不准确，德拉没那么急迫，没那么轻快。
好啦，插播一段经典之后，我们回来，看看王炬绣花针下的绝活。
父亲的反应，可以用一个向下的抛物线来表示，经历了先升级、后降维的过程。
“这是我爸第一次领我下饭馆，也是我见过的他第一次喝酒。”两个“第一”，非同寻常，事件带入到极端情境中，读者也跟着紧张起来。
小孩子的兴奋点总是在吃上，何况是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盘鱼香肉丝足以占据“我”全部身心。“我”的漠然，与父亲的耿耿然无法释怀，构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收到以黑衬白之效。父亲对“我”的责骂，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饭桶、吃货、木头”，不叠声地一连三骂，气愤已极。
“狗日的，我要弄他，弄死他。”是对话，也是独白。下文中的有些对话也如此，是在跟孩子说，更是父亲的自言自语，是痛苦的发泄。眼睛红了，扬言“弄死他”，矛盾白热化。
“跟我走”，从言语到行动，升级了。斧头、凿子、洋镐，三件钝器，兵戎相见的势头，大有一触即发之概。
当事物达到顶点的时候，就开始回落了。父亲先是大步走，几百步后慢下来。“慢”，是微转、暗转，幅度比较小。接下来顺着“我”的话就坡下驴，让“我”把凿子送回去，逆转的步幅就加大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王炬的皴擦之功，很是佩服他的精细。三件钝器是分开来写的。父亲只让放下凿子，“我”仍拎着斧子，却招来打骂。当“我”把斧子也放下时，父亲却把洋镐的头墩下去，只剩下光秃秃的镐把。锐利的金属器械降维为木器了。这些地方，都拿捏得很好，很有分寸感地慢慢收煞。武器退化了，嘴还是那么硬：“照他头上打，打倒了再往胸口砸，砸断他的肋骨。”说了，似乎就是做了，以解心头之恨。
继续回落。“我在前他在后”，王炬比女作家还细啊！父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调转，而又转得自然、不生硬，殊非易事。“我”欲冲锋陷阵，父亲拉住我的胳膊说：“等一会儿，这会儿人多。”犹豫了，迟疑了，退缩了。接着又从沈站长门前绕到后窗，也是很有意味的叙述。
下面的对话，特别耐人寻味。“米让你妈背回去了，他没敢扣咱家米口袋。”实际上是站长的交易，并非“没敢”。这样说，给自己一点面子，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口气和缓下来了。“你是不是怕了？你怕他什么？打了也白打。”这话是对孩子说，也是对自己说，是心虚时在给自己壮胆。当“我”再次提出动手时，父亲重复着说：“再等等，再等等。”这时候，鼓胀的皮球泄气了。机会来了，站长从办公室走出来了，“我”要冲上去，父亲突然低声喝道：“别动，站着别动！”又说，“你能打倒他？你能打倒他？”“突然”，是“我”对父亲的反应感到意外，因意外而不解。“低声”，是慑于站长的淫威，下意识地怕站长听见。“喝道”，是情急之下对“我”的强硬阻止。明明是自己怕了，说出来的却是对孩子能力的怀疑。当“我”要砸玻璃时，父亲不仅阻止，还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依据。“他又跑不了，咱多会儿想收拾他就多会儿收拾他，他就是咱盘里的鱼香肉丝。”精神胜利法还魂了，父亲“为自己的幽默竟然露出得意的笑。笑容后面的脸是扭歪的”。读者也笑了，是含泪的笑。往回走时，父亲胡子上晶莹的冰珠，“那是他的泪。”父亲“脚步拖拖拉拉”，“腰弯了似的”，这个雕塑般的造像，深深地嵌入读者的脑海中。父子“不说”的约定，又是多么巨大的隐痛啊！
结尾的补叙，绝非续貂之笔，是强震之后的余震。“我”长大后，明白了这件事，成为一种沉重的精神威压。父子不能面对，既不能面对这耻辱，也不能彼此面对。父母从此分房睡，直到死。一个家庭的深重灾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至此，小说在该结束的地方，完美地画上了句号。
俱往矣，如今王者归来。
关注小人物，以冷峻的笔触探底他们的悲辛，将他们置于极端艰窘的困境，做垂死挣扎状、心灵煎熬状，从而勘察世态炎凉，拷问灵魂，表达悲悯情怀，这种强烈的平民意识，仍然是王炬小说创作的底色。
《父亲的头发》开头，没有采用传统的、慢节奏的、繁冗的交待，而是单刀直入，直逼命门。第一段抖出包袱;第二段进一步生发，怀疑不是亲生，解除父子关系，问题的严重性无以复加;第三段层层递进，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第四段一个“雪崩式的坍塌”，把矛盾推向高点。试想，删去前四段，从第五段起始，也无不可，不影响叙述的完整性，但吸引力会遽然下降。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要撬动地球。王炬自己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迅速抓住了读者。我读小说，开头没能逗引起我的阅读兴趣，一般就不会读下去了。我想，在文本信息极度过剩、受众注意力空前涣散的今天，读者如我者不在少数。
第五段仍然引而不发，连发两问。作者之问，也正是读者的疑窦，可谓搔到了痒处。又用了三个段落，人物关系、事情的原委都交待清楚了：同父异母的妹妹阿丽，觊觎着父亲留给阿宝的一套平房，这房子拆迁补偿款可高达一千多万。至此，揭出谜底，进入动态情节叙述中。
读到这儿，读者的期待是矛盾冲突在阿宝和阿丽之间展开。然而，这个期待落空了，作家把戏份全给了大生和阿宝父子。这又是一个高明之处。我们来设想一下，写阿宝和阿丽，对簿公堂，鱼死网破，情节剑拔弩张，却无益于产生情感的张力、加重情感的分量。文学是主情的，取舍、趋避，大有讲究。蹩脚的小说作者，倾力于金钱的魔力及其引起的械斗，偏失于感情的纠葛，那是舍本逐末，徒具一个有卖点的故事，小说泯然于社会新闻，把好题材糟践了。优秀的小说家，让感情唱主角，折磨着笔下的人物，也折磨着读者，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其审美效应也就得以突显了。
作家到每个人物的心里走一遭，感应着每个人物的心理脉动，故事才能依循情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对情节小说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把脉不准，稍有闪失，就会失去读者的信任，掉粉无数。小说就像脑电图，让我们看到，王炬大脑沟回有足够的曲折复杂度。
养育养育，育重于养。一边有30多年的父子情分在，有对实实在在生活了多年的第一个家庭的依恋，一边是强势妻女，一纸鉴定，大生被架在火上烤。起诉书上签字，被胁迫，有无奈;“内心隐秘深处也有点想就此搞清楚这件事”;一旦证实，又颜面尽失，自尊受辱。真像打翻了五味瓶，說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这就是王蒙所标举的“杂色”吧？对小说而言，单色失之寡陋，杂色尽显丰赡。
阿宝的崩溃，也是其来有自。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观之，全线溃败。房子判给阿丽，他身无立锥之地，欠款无从偿还，首先遇到的是生存之虞。房子在爱情的天平上也是一个重要的砝码。房子没了，女友迅速离去。爱与被爱的需求也落空了。“被人当众剥夺一个人做人子的名分”，自尊心受到巨大的伤害。
在大生和阿宝父子感情上，小说花费了许多笔墨。小时候父亲的关爱，父亲住院时儿子的侍奉，是一级强化。手术之前，父亲“用力握住宋阿宝的手，仿佛溺水者抓住一块救命的木头。”是二级强化。病床前的诀别，一个“嚎啕大哭”，一个“泣不成声”，场面煞是感人，撕心裂肺，是三级强化。高潮迭起，狂澜频掀。
阿丽几乎没有正面出场，却是这场风波的风源。劝烟原来是为取证，“布局早就开始了。”妈妈着墨不多，却不忘点出她的“一身风流样”，让她在儿子的询问中嘴软，王顾左右而言他。奸情败露后，她也曾真诚地忏悔，希图求得丈夫的原谅。这些地方，卯榫咬合无间。
作家对人物心理的幽邃微妙处洞烛若火，观照细密。既有纵向的、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深入的展开，也有横向的、不同截面的特写镜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转折的艺术。快到结尾处，故事翻转了，大生把早就准备好的头发拿出来，让阿宝当做自己的头发，拿去做鉴定。关键时刻，他帮了儿子一把，戏剧性的结局出现了。前面感情戏的铺垫很充分，所以读者并不感到突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小说以白描为主，文字删繁就简，利落瘦劲，关节处不失时机地加以点染，有筋骨，有力道。
《父亲的仇恨》更胜一筹。
设置人物，选择配角，是小说家的重要工作。合适的配角，有助于主要人物的塑造，所谓绿叶衬红花是也。打比方说，给高射炮安装一个支架，精准计算其恰当的高度、坡度、角度，才能确保打击的力度。
文中的“我”，一个14岁的少年，懵懂无知，妈被人欺负了，在他看来，就是米和口袋被人拿走了，他的认知始终停留在这里。这样处理，父子的对话，情节的推进，才真实可信。
妻子被人奸污，男人的奇耻大辱，莫过于此了。要捍卫尊严，父亲的过激反应，是血性男儿之所必然。可是，面对强权，处于弱势的他，又不得不表现的胆怯、迟疑、退缩。还要活命啊，一家老小，这个家还得他撑下去啊！这篇小说的精彩，就在于把这一辛酸、悲切的心理过程，以外显内，很有层次感地描绘出来。
是的，层次感，杰作与赝品的分野，常常体现在这里。那是一种工笔细描的耐心、细致，是渐变式的，是一笔一笔地、小心翼翼地勾画出来的。欧亨利《麦琪的礼物》，堪称短篇中的经典。妻子德拉没钱给丈夫吉姆买圣诞礼物，一筹莫展之际，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一头秀发，于是，想到卖掉头发买表链。三流写手会怎么写？她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咔嚓一声把头发剪掉，披衣下楼，去寻买主。而欧亨利是懂得心灵辩证法的，他深知，在鱼和熊掌之间做出取舍，是困难的，是痛苦的，他要把这种内心的挣扎，抽丝剥茧一般地写出来。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二十秒钟之内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折散头发，使之完全泼散开来。 忽然有了办法，两眼放光。迅即颜面失色，是为将要失去秀发而痛苦。把头发泼散开来，是最后一次欣赏自己的秀发，无奈地诀别。？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段文字，绝非炫技式的卖弄，绝非可有可无的闲笔。一方面对可能出现的纰漏加以弥补：既然穷得一文不名，何来金表？祖传的。另一方面不吝笔墨地赞美德拉的秀发——令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进一步渲染德拉舍鱼而取熊掌的不得已。？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泼撒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光芒，有如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踌躇了一分钟，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
小说繁复地、多侧面地摹状秀发之美，德拉神经质地把头发梳好，留恋、不舍，犹豫不决，呆傻发痴，直至流下眼泪。我英文学得不好，沒有能力对照原作，但总怀疑“飘出房门”的“飘”字翻译得不准确，德拉没那么急迫，没那么轻快。
好啦，插播一段经典之后，我们回来，看看王炬绣花针下的绝活。
父亲的反应，可以用一个向下的抛物线来表示，经历了先升级、后降维的过程。
“这是我爸第一次领我下饭馆，也是我见过的他第一次喝酒。”两个“第一”，非同寻常，事件带入到极端情境中，读者也跟着紧张起来。
小孩子的兴奋点总是在吃上，何况是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盘鱼香肉丝足以占据“我”全部身心。“我”的漠然，与父亲的耿耿然无法释怀，构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收到以黑衬白之效。父亲对“我”的责骂，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饭桶、吃货、木头”，不叠声地一连三骂，气愤已极。
“狗日的，我要弄他，弄死他。”是对话，也是独白。下文中的有些对话也如此，是在跟孩子说，更是父亲的自言自语，是痛苦的发泄。眼睛红了，扬言“弄死他”，矛盾白热化。
“跟我走”，从言语到行动，升级了。斧头、凿子、洋镐，三件钝器，兵戎相见的势头，大有一触即发之概。
当事物达到顶点的时候，就开始回落了。父亲先是大步走，几百步后慢下来。“慢”，是微转、暗转，幅度比较小。接下来顺着“我”的话就坡下驴，让“我”把凿子送回去，逆转的步幅就加大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王炬的皴擦之功，很是佩服他的精细。三件钝器是分开来写的。父亲只让放下凿子，“我”仍拎着斧子，却招来打骂。当“我”把斧子也放下时，父亲却把洋镐的头墩下去，只剩下光秃秃的镐把。锐利的金属器械降维为木器了。这些地方，都拿捏得很好，很有分寸感地慢慢收煞。武器退化了，嘴还是那么硬：“照他头上打，打倒了再往胸口砸，砸断他的肋骨。”说了，似乎就是做了，以解心头之恨。
继续回落。“我在前他在后”，王炬比女作家还细啊！父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调转，而又转得自然、不生硬，殊非易事。“我”欲冲锋陷阵，父亲拉住我的胳膊说：“等一会儿，这会儿人多。”犹豫了，迟疑了，退缩了。接着又从沈站长门前绕到后窗，也是很有意味的叙述。
下面的对话，特别耐人寻味。“米让你妈背回去了，他没敢扣咱家米口袋。”实际上是站长的交易，并非“没敢”。这样说，给自己一点面子，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口气和缓下来了。“你是不是怕了？你怕他什么？打了也白打。”这话是对孩子说，也是对自己说，是心虚时在给自己壮胆。当“我”再次提出动手时，父亲重复着说：“再等等，再等等。”这时候，鼓胀的皮球泄气了。机会来了，站长从办公室走出来了，“我”要冲上去，父亲突然低声喝道：“别动，站着别动！”又说，“你能打倒他？你能打倒他？”“突然”，是“我”对父亲的反应感到意外，因意外而不解。“低声”，是慑于站长的淫威，下意识地怕站长听见。“喝道”，是情急之下对“我”的强硬阻止。明明是自己怕了，说出来的却是对孩子能力的怀疑。当“我”要砸玻璃时，父亲不仅阻止，还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依据。“他又跑不了，咱多会儿想收拾他就多会儿收拾他，他就是咱盘里的鱼香肉丝。”精神胜利法还魂了，父亲“为自己的幽默竟然露出得意的笑。笑容后面的脸是扭歪的”。读者也笑了，是含泪的笑。往回走时，父亲胡子上晶莹的冰珠，“那是他的泪。”父亲“脚步拖拖拉拉”，“腰弯了似的”，这个雕塑般的造像，深深地嵌入读者的脑海中。父子“不说”的约定，又是多么巨大的隐痛啊！
结尾的补叙，绝非续貂之笔，是强震之后的余震。“我”长大后，明白了这件事，成为一种沉重的精神威压。父子不能面对，既不能面对这耻辱，也不能彼此面对。父母从此分房睡，直到死。一个家庭的深重灾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至此，小说在该结束的地方，完美地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