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又称前汉。汉初,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曾多次派人“求亡书于天下”;礼聘秦博士和邹鲁儒生,请他们传授儒经,指定朝议;对盖公、黄生、司马谈等治黄老之学的新道家学者,也特别尊重。所以,儒家、道家以服务于新政权的姿态重新活跃起来。
　　一、“三权分立”的中国式体制
　　刘邦凭借起义军的力量和军事武装建立了西汉王朝,仿秦制自称皇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在政治上西汉的中央政权依其职能分为中枢、行政、监察三类。中枢设丞相,是指定政策、发号施令;行政设九卿,是具体执行、督办;监察设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则包括对皇帝和各级官员的行为的监督和审察。三类职官职责分明,并相互制约。“三权分立”几乎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权力格局,是历代专制王朝的官吏制度的基础。
　　西汉时期还设立了“郎官”,如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郎官无职务,无官署,也无员额,其任务是作为皇帝的护卫、侍从,可以随时接近皇帝,向皇帝提建议,备顾问,供差遣。郎官虽不在正规编制之内,但因与皇帝接近,能影响皇帝的意见,在政治上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他们与负有监察职能的谏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等并称为中朝官,能进出宫中,晋见皇帝。至于那些相对而言负执行责任的行政官员,如廷尉、大司农、大鸿胪等,则属于外朝官,丞相是外朝官之首;外朝官只有在加有侍中、中常侍、给事中等名号时,才享有进出宫中之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集权的核心权力系统,由朝中向朝外,由中央向地方。
　　封建王朝虽然皇帝位居权力顶峰,但最怕权力层的阻隔或中断,造成“大权旁落”或被人“架空”。汉代时,丞相是中枢权力机构的首脑,掌握选举、任官、黜陟、诛赏之责,权限大,职位高。丞相晋见,皇帝要起身致敬;丞相病重,皇帝要亲临问候;丞相故世,皇帝要亲临吊丧,公卿百官公葬。汉武帝初年,田蚡为相,入宫奏事,所言皆听,荐人任官,所举皆从,权势几倾人主。有一次,田蚡在汉武帝前连连举任官职,汉武帝忍不住了,问道:君举荐官完了没有,我也要任命几个官吏呢!丞相的权力这么大,皇帝自然不放心。所以,汉武帝时又常常通过少府所属的尚书署参与审议朝章,草拟诏命,以便于皇帝亲自裁决政事。这样便渐渐削弱了丞相的权力。秦代设有尚书之职,尚书只负责文书信笺的收发,常随皇帝左右。自汉武帝后,尚书的职能和地位渐渐加强,尚书署实际上成了中枢决策机构。
　　汉代的监察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监察、谏议和考课。秦时设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居监察官之首,其下有侍御史,负责纠察朝中百官;有御史中丞,负责督察派往各郡的监御史。汉武帝时立十三州,以州为监察区,每州辖若干郡,长官为刺史,按朝廷所规定的标准来督察地方官。谏议官的职责是向皇帝进行规谏讽喻,以弥补制定法令政策时的失误和不足。担任谏议之职的官员大都由皇帝亲自选拔,以避免人事牵扯而阻遏言路,并保证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前汉书·儒林传》关于人才的选拔这样叙述:“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这套官吏选拔机制,在后来的王朝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继承。
　　至于地方行政长官的设置,西汉初建,吸取了秦王朝衰亡的教训,恢复了分封制。但由于封国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自理之权,可以凭借实力与中央政权对抗,于是威胁甚至破坏着汉的统一。事实正是这样,刘邦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出现了离心现象。汉景帝刘启时,丞相晁错已发现了分封制的弊端,极力主张削减封国的土地,约束封王的权力。汉景帝赞成晁错的主张,但那些已经养大了的封王当然不愿意接受,于是东方七国联合叛变。七个封国中五个都是皇族近亲,他们提出两个口号,一是要求诛杀晁错,一是要求退还削去的封地。汉景帝无奈,只好满足他们的愿望,晁错成为王权斗争的牺牲品,被绑赴刑场腰斩,还屠灭三族。
　　后来,汉景帝重用周亚夫当大将,终于平定了七王的叛乱,乘机收回各封国的行政和军事大权。这才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不然中国又将回到战国时期割据的局面,互相吞并,而且战乱不休。
　　二、联姻和战的外交政策
　　当西汉实现中国本土统一时,匈奴部落在漠北崛起并完成了统一,建立匈奴汗国。匈奴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力士能弯弓,尽为甲骑。”(《前汉书·匈奴传》)匈奴首领冒顿乘着中国楚汉相争,在北方强大起来,渐渐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威胁。汉高祖刘邦非常担忧,政治家刘敬出了个主意说:“天下刚刚安定,兵力疲惫,不能再向北方用武了。现在匈奴的单于冒顿杀父代立,把母亲做了自己的妻子,只凭武力,不懂仁义。我有一个长远计划,可以让他和他的子孙称臣,只怕陛下不可做。”高祖说:“只要能行,我怎么会不肯做?你说着看。”于是刘敬说出了一番极妙的话:
　　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讽喻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闻尝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与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高祖听从了刘敬的计谋,但又舍不得嫁自己的女儿,就用了一个假冒的长公主嫁给单于,并派刘敬前往结和亲。联姻和亲从此成为中国对付外来民族的一大重要决策。其实刘敬的理由是十分荒唐的,所谓的“外孙为单于”具有极大虚假性,而且后来“假外孙”和真大父的战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汉与匈奴之间始终在军事扩张和文化渗透的双向活动中发展着微妙的关系。
　　但是,其中也不乏动人的故事。
　　公元前101年汉匈和解,汉朝派遣正使苏武前往,谁知半道上副使张胜与匈奴国内奸密谋劫持单于的母亲,结果计划失败,而不知情的苏武就此被长期扣押,并被放逐到贝加尔湖,靠牧羊维持生活。苏武坚贞不屈,始终不肯投降。公元前81年,汉匈恢复邦交,匈奴诈称苏武已死,汉朝使者告诉单于说:中国皇帝曾射下一只雁,雁足上系着苏武求救的信件。匈奴单于只得放回苏武。鸿雁传信,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空远程信息传播的实例了。
　　远嫁到匈奴及其附属国的假公主很多,其中最有文化影响的是“昭君出塞”。公元前33年,汉元帝刘奭把一个宫女王昭君冒充公主嫁给单于呼韩邪。后来,王昭君被中国人赞为四大美女之一,并演化出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转写成诗歌、戏剧和小说,流传千古。
　　还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就是张骞通西域。汉武帝时,西汉到了鼎盛时期,准备反击匈奴,希望利用西方的大月氏王国复仇的愿望与之结成联盟。月氏部落本来在敦煌一带立国,于公元前174年遭匈奴击溃,被迫举国迁徙到中亚细亚定居建国。于是汉武帝决定派遣张骞去联络月氏王国。公元前138年,张骞及随从堂邑父带领一百余人从长安出发,向西北蛮荒之地深入。可是,他们在经过陇西时被匈奴抓获,安置在匈奴国西部,让他们娶妻安家。但张骞始终手持汉节,不忘使命。一晃十几年过去,张骞抛妻弃子,与堂邑父逃出匈奴境地,步行数十日到达大宛,又从大宛抵达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而大月氏在中亚细亚居所安定,土地肥沃,已无意与匈奴交战。张骞没有完成与大月氏结盟的许诺,只得取道南山经羌中回国,结果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后,他乘乱逃出,回到长安,时已公元前126年了。后张骞于公元前119年再度奉命出使,企图联合乌孙国以抗击匈奴,随从三百,牛羊数万,金币帛值数千万,仍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张骞两次西行,不畏旱漠,战胜险恶,成为中国历史上穿行“丝绸之路”的第一人。
　　张骞西行归汉,向汉武帝介绍了他的所见所闻,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国的风土人情,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兴趣,促使汉朝去认识西方,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后来,张骞分派出去的使者也陆续回来,还带回许多所在国的使者,“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前汉书·张骞传》)。
　　汉兴,至于武孝,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头护,以给使外国者。(《前汉书·西域传》)
　　汉武帝在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之后,公元前121年在河西设立酒泉郡,后又设置武威、张掖、敦煌三郡,并设立玉门、阳关两处关口。从此,打通了西域,汉朝的使者和商队成批成批地沿着张骞走过的路进发,甚至走得更远。各国使者、商队也沿着此路而至长安,一睹汉帝国的富庶繁华;汉帝国强大的声威,也远播四海。
　　霍去病开发河西,张骞打通西域,河西四郡的设置,徙民实边的政策等,丝绸之路终于开凿,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汉使从大宛带回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豆等多类植物,也带回中亚的音乐、乐器、舞蹈艺术,以及各种工艺品等。这些东西至今还可以在汉语的外来词中找到痕迹。而中国的蚕丝技术、冶炼技术、凿井技术以及思想文化也大量地传播到了西方。1901年匈牙利籍犹太人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境尼雅河道尾闾地带发现一楼兰废墟,系古西域36国之一“精绝国”旧址,被命名为“尼雅遗址”。那里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文木简残纸,其中有大月氏使臣写给汉宣帝的上书,有汉代官府的下行公文。更值得注意的是,尼雅遗址发现了大批汉宣帝至新莽年间的汉文古典作品,包括《史记·匈奴列传》《急就章》《左传·昭公》《战国策·燕策》《九九章》和《孝经》等。其中还有楼兰人从敦煌寄给楼兰家人的汉文书信。这都说明西域贵族悉心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情况,以及汉语在西域地区的使用。(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三、儒学振兴和道学新生
　　刘邦刚做皇帝时,大臣和将军们都是与他出生入死的伙伴,年轻时都曾一起厮混过,刘邦做了皇帝,跟伙伴们常在皇宫里吃喝放歌,一团混乱。博士叔孙通建议他制定朝见皇帝的礼仪,称为“朝仪”。刘邦默认了他的建议。于是叔孙通特地去儒家发源地鲁国故都请来了专家,连同门徒100余人,共同制定规章,进行演习。公元前200年永乐宫建成,群臣前来贺朝,就正式启动“朝仪”。刘邦一见效果很好,就采纳了。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而且与大臣也隔开了距离,儒家在礼仪上取得了公认。
　　西汉建国之初,儒家在建设王朝的礼仪形式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并没有在政治上真正获得地位。因为当时北方强大的匈奴仍然严重威胁着西汉政权,北方匈奴帝国的强大和对北部边境的不断入侵,使汉高祖刘邦坐卧不安,无法容忍。于是在公元前200年亲自率领大军向匈奴讨伐。但结果是汉军大败。与匈奴无法匹敌的原因,就在于西汉缺乏足够的兵源和足够的财源。因此当时政治上最大的需要,就是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恢复。道家认为要使国家发达,只有对人民不必多加干涉。好比树苗,每天往上提拔,不但不能助长,反而致它死命;只有让它自然生长,它才会发育茁壮。当时,汉高祖刘邦死了,儿子刘盈即位汉惠帝;开国元勋丞相萧何也死了,曹参接替了他的官位。曹参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运用到了复杂的政治现实上,他一切都依着萧何原定的规章来办理,凡有人向他提建议,他就请那人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开口才罢。史书这样记载:“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史记·曹相国世家》)
　　曹参这种不传不播的做法,其实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惠帝很不理解,让曹参的儿子摸他的思想底细,他儿子问他老子说:“你身为丞相,每天喝酒,无所事事,你为国家怎么想的?”曹参大怒,鞭打了儿子二百下。惠帝听后责备了曹参,曹参就问:“你的才能比你父亲如何?”刘盈说:“不如。”又问:“我的才能比萧何如何?”回答:“似乎也不如。”曹参说:“陛下言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史记·曹相国世家》)他说既然你我的才智比不上高祖和老丞相,那么我们只要遵循遗志,严格遵守就可以了。惠帝觉得曹参的话很有道理。就这样曹参为相三年,创造了一个稳定繁荣的局面。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着一首民歌:“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顜”,公正的意思。曹参为国家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
　　较早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家是陆贾。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楚国人士陆贾,曾因凭着口辩出使南越有功而被封为太中大夫。陆贾颇得刘邦重用,但是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个问题上,却与刘邦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议。陆贾在刘邦面前时不时地提到《诗经》和《尚书》,说得刘邦耳朵都厌烦了,于是骂陆贾:“我是从马上夺得天下,哪里管得了你的什么《诗经》和《尚书》?”陆贾慷慨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汉高祖刘邦听了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但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就阐述国家存亡的道理,陆续写了十二专论,每上交一篇,刘邦看了就大为赞赏,边上的大臣也一致赞同,这就是陆贾的《新语》。
　　在刘邦和陆贾争论之初,刘邦颇有以法黜儒的气势,陆贾提出的“法先圣”类似淳于越建议秦始皇“师古”的观点。陆贾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主张国家要政令统一,“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新语·怀虑》)。刘邦听了陆贾的申辩,终于警惕到秦始皇的教训,承认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意识到政治统治不可能“以马上治之”的道理。由于刘邦吸收了法家思想的黄老之治,新道学开始在西汉取得了主导地位。
　　惠帝死后,吕后执政八年,到刘恒继位,为文帝。文帝的妻子窦皇后笃信道家学说,她命她的儿子刘启和其他王子都要读《老子》和《庄子》诸书。文帝也受其影响,成为道家思想的热心拥护者,他接受老庄思想的三项教训:一仁慈,二勤俭,三无为而治。他在位期间,确实做到了这三点,他废除了割鼻断足等残酷的极刑,安抚老年贵族,免除全国田赋。他儿子即位为景帝,窦太后主政,继续追求维持现状的安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汉达40年的“黄老政治”。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大量增加,社会财富也随着增加,国库盈满,百姓富庶。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统治为“文景之治”。
　　新道家的黄老学在传播思想上比较典型的观点,是要求君主不要听从言不称实的空言,并提出人的精神与形体的辩证关系:“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窽。窽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史记·自序》引《论六家要旨》)在言语与事实的关系上,认为说的话符合事实叫“根据”,说的话不符合事实叫“空洞”。不听取空洞的话,奸邪就无从发生,好与坏也自然区分,黑白也得到辨别。用这一点来处理事情,什么事不能成功?按规律办事,不用大张旗鼓就能办成大事。在精神与形体关系上则结合养生与养神的道理,强调“先定其神”,然后才能去“治天下”。
　　虽然新道家的黄老思想占了上风,但是儒家思想一直在传播,儒学和道学互相排斥和斗争的局面在西汉文景时代连续发生,并表现得非常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