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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所以，翻译就是翻文化，文化在翻譯中是举足轻重的因素。汉英文化间的宗教信仰差异、社会历史差异、习俗人情差异和审美价值差异都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文化差异造成了跨文化翻译的困难。在实践中要恰当应用翻译方法，注重翻译的实效性。
【关键词】汉英文化差异 跨文化翻译 对等直译 等值意译 异化加注
一、汉英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特征。文化的不同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的不同上。因此，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举足轻重的因素。汉英语言体现着各自特有的民族文化色彩，两者间的差异必然影响翻译。
1．宗教信仰差异。英语国家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圣经》，用“God”反映无上的力量；而中国佛教文化影响深远，“天”、“地”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这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以及词汇意象与含义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2．社会历史差异。有些中国社会特有的词语，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只简单的翻译成five stresses, four beauties and three loves， 一定会引起外国读者的误解。英语中“to meet one’s Waterloo”是源于拿破仑在比利时滑铁卢的惨败。相应汉语中有“败走麦城”，指关羽兵败退到麦城。两个词语喻义相同，都指惨遭失败，却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表现了不同的文化特征。
3．习俗人情差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受人喜爱的数字“九”与“久”同音，常用来表示“长久”；“八”与“发”谐音，迎合人们发财致富的心理。而英语中“nine”、“eight”则没有这些含义。此外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因为耶稣是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的；“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而在汉语中，这些数字都没有这样的含义。
4．审美价值差异。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结婚穿红色衣服，经商“开门红”，营利了分“红利”，发 “红包”；而英语国家视“red”为流血残暴、不吉利。中国人认为白色不吉祥而英美文化中视“white”为纯洁、美好的象征。汉语中的红茶，英译为“black tea”，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注意的是茶叶的颜色。又如，“dragon”是中国的吉祥动物，而在西方神话中却表示怪物、罪恶的象征，圣经中恶魔撒旦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
由上可见，翻译的的确确要在文化语境下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就是翻文化。
二、汉英文化差异造成的跨文化翻译的困难
在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原语向目标语表达的概念转换，是翻译的概念化过程。这一过程在传统翻译理论中一向以严复的“信、达、雅”为标准，有许多基于语言学实用的翻译方法，如增译、省译、重译、反译、拆句、合句等。但翻译的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不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而是要同时考虑到原语和目标语文化语意功能对等上的差异。如果两者基本一致，即语码的语义能产生功能等值的文化语境效果时，容易翻译准确；而当两者不对等，即语意不对等时，难免出现引起读者误解和曲解的译文。
1．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文化概念上与译语文化中适用范围不同。如Nike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的人联想到胜利，吉祥。在汉语中，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音译为“耐克”，暗示该品牌经久、耐用，可以说是比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却不可能如在英语国家那样令人想起胜利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已被丢失。
2．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错位。前面已提到在英语中“dragon”作“魔鬼”解释，隐含贬义，而在中国，“龙”象征着“高贵、至高无上”，如“真龙天子”，“龙的传人”；“望子成龙”等。虽然物象相同，但文化意象寓意却完全不同。又如，“民族风情园”（the national folklore garden）不是“the national amorous garden”，因为“amorous”是“卖弄风情”；“步行街”（mall）不是“walking street”，因为后者是“妓女街”。
3．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空缺。如Hawkes把《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译成“God bless my soul”，用西方的God来代替东方佛教的无量寿佛，很可能让西方读者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又如，很多中国菜名的翻译，由于饮食文化不同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译文，就有人把“四喜丸子”译成“4 Glad Meatballs”，让人弄不清是什么意思。
三、恰当采用翻译方法，注重功能对等的实效性
语际翻译要在汉英两种不同的语言间进行成功切换,对译者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隐含在语词背后的文化语境因素往往是引起语义冲突的主要原因。另外，当前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接受和消融及异质文化渗入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翻译中必须正确理解不同文化体现在语言中的语境内涵。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注重功能对等的实效性，努力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语言翻译成同样体现文化特色的语言。
1．对等直译。原语文化因素与译语基本一致时，用符合译语规范和习惯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全部意义，同时尽量保存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特色。如“A boy is a boy”译为“孩子就是孩子”。又如“对牛弹琴”译为“to play the harp to a bull”。虽然英语“throw pearls before swine”也有此义，但其宗教色彩较强，达不到原语的修辞功能。
2．等值意译。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文化概念上与译语文化的适用范围不同甚至发生错位时，常用等值意译法，即在功能等值的前提下，消除语言差异的同时，不必保存原语言的特色。如汉语中“喜鹊”是与“喜事，吉利，运气”相联系的，而英文中“magpie”的喻义是“唠叨，饶舌”。又如“街道居委会妇女”（the women of neighborhood），“新疆肉馕”（Uygur Pizza），如果直译成“street women”（妓女），“meat nan”（肉做的馕），就无法正确传达词语的文化内涵。而“吃大锅饭”（everybody to get an equal share regardless）更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如果译为“eat rice from the same big pot”就不知所云了。
3．异化加注。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语文化中的空缺。在形式上直译会对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异质文化因子产生文化内涵的丢失，这时就必须对译文做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译语文化的涵义。如民族文化艺术的精粹“十二木卡姆”译为“The Twelve Mucam——the Twelve Major Divertimentos composed of more than 340 classic songs, folk songs and pieces of dance music and instrumental music”，“麦西莱甫”译为“Maxirap or a kind of entertainment integrating song and dance as well as folk entertainment”。又如，作为2008年奥运会服务准备工作之一的《中英文菜名译法》，很多菜肴都采用异化加注释法，直接以拼音命名菜肴，再加上主料和大致的烹调方式。这样的译文，读者能通过阅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四、结束语
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必将长期存在。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努力按照文化语境的动态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有针对性地对译法做出适当的选择和调整，尽可能使原语文化的意义及风格在译语中得以生动地再现。
参考文献：
[1]谢旭升.译通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
[2]冯国华.立足喻体把握喻底[J].中国翻译,2004,(3).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谭震华.英语隐喻词语的翻译[J].上海:上海科技翻译,2000,(4).
[5]Peter Newmark.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Mary Snell-hornby.Translations Studies.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系新疆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研究生，单位为新疆师范大学）
【关键词】汉英文化差异 跨文化翻译 对等直译 等值意译 异化加注
一、汉英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特征。文化的不同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的不同上。因此，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举足轻重的因素。汉英语言体现着各自特有的民族文化色彩，两者间的差异必然影响翻译。
1．宗教信仰差异。英语国家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圣经》，用“God”反映无上的力量；而中国佛教文化影响深远，“天”、“地”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这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以及词汇意象与含义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2．社会历史差异。有些中国社会特有的词语，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只简单的翻译成five stresses, four beauties and three loves， 一定会引起外国读者的误解。英语中“to meet one’s Waterloo”是源于拿破仑在比利时滑铁卢的惨败。相应汉语中有“败走麦城”，指关羽兵败退到麦城。两个词语喻义相同，都指惨遭失败，却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表现了不同的文化特征。
3．习俗人情差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受人喜爱的数字“九”与“久”同音，常用来表示“长久”；“八”与“发”谐音，迎合人们发财致富的心理。而英语中“nine”、“eight”则没有这些含义。此外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因为耶稣是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的；“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而在汉语中，这些数字都没有这样的含义。
4．审美价值差异。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结婚穿红色衣服，经商“开门红”，营利了分“红利”，发 “红包”；而英语国家视“red”为流血残暴、不吉利。中国人认为白色不吉祥而英美文化中视“white”为纯洁、美好的象征。汉语中的红茶，英译为“black tea”，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注意的是茶叶的颜色。又如，“dragon”是中国的吉祥动物，而在西方神话中却表示怪物、罪恶的象征，圣经中恶魔撒旦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
由上可见，翻译的的确确要在文化语境下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就是翻文化。
二、汉英文化差异造成的跨文化翻译的困难
在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原语向目标语表达的概念转换，是翻译的概念化过程。这一过程在传统翻译理论中一向以严复的“信、达、雅”为标准，有许多基于语言学实用的翻译方法，如增译、省译、重译、反译、拆句、合句等。但翻译的过程决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不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之上，而是要同时考虑到原语和目标语文化语意功能对等上的差异。如果两者基本一致，即语码的语义能产生功能等值的文化语境效果时，容易翻译准确；而当两者不对等，即语意不对等时，难免出现引起读者误解和曲解的译文。
1．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文化概念上与译语文化中适用范围不同。如Nike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的人联想到胜利，吉祥。在汉语中，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音译为“耐克”，暗示该品牌经久、耐用，可以说是比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却不可能如在英语国家那样令人想起胜利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已被丢失。
2．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错位。前面已提到在英语中“dragon”作“魔鬼”解释，隐含贬义，而在中国，“龙”象征着“高贵、至高无上”，如“真龙天子”，“龙的传人”；“望子成龙”等。虽然物象相同，但文化意象寓意却完全不同。又如，“民族风情园”（the national folklore garden）不是“the national amorous garden”，因为“amorous”是“卖弄风情”；“步行街”（mall）不是“walking street”，因为后者是“妓女街”。
3．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空缺。如Hawkes把《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译成“God bless my soul”，用西方的God来代替东方佛教的无量寿佛，很可能让西方读者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又如，很多中国菜名的翻译，由于饮食文化不同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译文，就有人把“四喜丸子”译成“4 Glad Meatballs”，让人弄不清是什么意思。
三、恰当采用翻译方法，注重功能对等的实效性
语际翻译要在汉英两种不同的语言间进行成功切换,对译者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隐含在语词背后的文化语境因素往往是引起语义冲突的主要原因。另外，当前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接受和消融及异质文化渗入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翻译中必须正确理解不同文化体现在语言中的语境内涵。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注重功能对等的实效性，努力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语言翻译成同样体现文化特色的语言。
1．对等直译。原语文化因素与译语基本一致时，用符合译语规范和习惯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全部意义，同时尽量保存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特色。如“A boy is a boy”译为“孩子就是孩子”。又如“对牛弹琴”译为“to play the harp to a bull”。虽然英语“throw pearls before swine”也有此义，但其宗教色彩较强，达不到原语的修辞功能。
2．等值意译。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文化概念上与译语文化的适用范围不同甚至发生错位时，常用等值意译法，即在功能等值的前提下，消除语言差异的同时，不必保存原语言的特色。如汉语中“喜鹊”是与“喜事，吉利，运气”相联系的，而英文中“magpie”的喻义是“唠叨，饶舌”。又如“街道居委会妇女”（the women of neighborhood），“新疆肉馕”（Uygur Pizza），如果直译成“street women”（妓女），“meat nan”（肉做的馕），就无法正确传达词语的文化内涵。而“吃大锅饭”（everybody to get an equal share regardless）更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如果译为“eat rice from the same big pot”就不知所云了。
3．异化加注。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语文化中的空缺。在形式上直译会对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异质文化因子产生文化内涵的丢失，这时就必须对译文做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译语文化的涵义。如民族文化艺术的精粹“十二木卡姆”译为“The Twelve Mucam——the Twelve Major Divertimentos composed of more than 340 classic songs, folk songs and pieces of dance music and instrumental music”，“麦西莱甫”译为“Maxirap or a kind of entertainment integrating song and dance as well as folk entertainment”。又如，作为2008年奥运会服务准备工作之一的《中英文菜名译法》，很多菜肴都采用异化加注释法，直接以拼音命名菜肴，再加上主料和大致的烹调方式。这样的译文，读者能通过阅读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四、结束语
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必将长期存在。我们在翻译实践中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努力按照文化语境的动态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有针对性地对译法做出适当的选择和调整，尽可能使原语文化的意义及风格在译语中得以生动地再现。
参考文献：
[1]谢旭升.译通百通——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
[2]冯国华.立足喻体把握喻底[J].中国翻译,2004,(3).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谭震华.英语隐喻词语的翻译[J].上海:上海科技翻译,2000,(4).
[5]Peter Newmark.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Mary Snell-hornby.Translations Studies.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系新疆大学外语学院在读研究生，单位为新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