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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曾说，柳永是失败了的一生，而苏轼却在历尽苦难后，完成了自我。
闲情偶寄
在整个宋代，苏轼的出场都堪称光芒四射。仁宗嘉祐二年（1057），20岁的苏轼以第二名高中进士后，主考官、一代文宗欧阳修对他的文章激赏不已，如果不是误会为他的学生曾巩所作，肯定会将其列为榜首。日后，欧阳修在同僚面前忍不住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有一天，他甚至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30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也是在那一天，仁宗皇帝兴奋地对皇后说：“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与苏轼同时高中的还有他18岁的弟弟苏辙，这位沉静内敛的弟弟，日后与哥哥还有父亲苏洵并列为“唐宋古文八大家”，文名不为淹没实属难得。
在欧阳修所出的考卷上，苏轼即表现出超迈不拘的才情。论及赏罚宽严时，他发挥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判官梅圣俞拿不准典出何处，日后问他，苏轼竟答道：“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尔。”
苏轼成长的那个时代，名臣辈出，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范镇等元老重臣尚在朝堂，其中一些人还是苏家叔伯一辈的好友。受到儒家思想与前辈贤人的影响，苏轼自幼便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早年随母亲共读《后汉书·范滂传》时所受的感召自不必说，宋神宗熙宁七年（1174），他自杭州赴密州任职前所写的词便言之甚明：“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然而，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与忧患，皆裹挟于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朋党之争中，真正使他留名青史的还是他的文学作品。
苏轼几乎是文学的全才，诗奠宋调，词开豪放，文列八家，由于深受后人的喜爱，即使在他去世后经历“元祐党人碑”的禁毁，依然留存下来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还有4800多篇文章。在苏轼的诸多文学成就中，尤以对词的革新，最为人所重视。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便说过：“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
作为在隋唐之际从西域传至中原的“燕乐”的歌词，词在晚唐曾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形成后蜀与南唐两个创作中心。但直至苏轼的年代，词都被视为倚红偎翠、宴饮佐欢的“艳科”与“小词”，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正如胡寅在《酒边词序》中所说：“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
事实上，苏轼开始写词的时间相当晚。在仁宗嘉祐七年（1062）第二次由蜀返京途中，苏轼便与弟弟创作了百余首诗歌，并以《南行集》印行于世。然而，他开始填词的时间，要迟至神宗熙宁四年（1071）在杭州任通判以后，那时他已经34岁了。
为何苏轼早年并不写词，难道他早年对于词一直不感兴趣吗？叶嘉莹研读了苏轼的书简，发现他早在21岁时就已经留意到歌词，在一封写给族中兄弟的书信中，苏轼写道：“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那时，正是柳永的歌词风靡全国的时候，等到他日后开始着意作词时，不论臧否，柳词都成为影响他的焦虑所在。至于他早年为何没有作词，叶嘉莹的解释是，当时苏轼正忙于写《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他《制策集》中的策论，经世致用的志气显然左右着这位年轻士子。而任杭州通判，是他在政治失意以后，才得以闲情闲笔填写小词，而以余力写词的态度，使苏轼的词作形成超旷的特色。
影响苏轼与满朝官员命运乃至大宋国运的事件，正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开始的“王安石变法”。北宋开国以来，由于重文抑武，政府以官员的富贵生活换取皇权的集中，士大夫的奢华，加之用岁币换取与辽和西夏的和平，政府常感财力不足之苦。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年轻的神宗皇帝任用为此隐忍20多年的王安石为相，实施变法。简而言之，王安石的九项新法，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其中影響破坏最大的青苗法，则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政府在春耕时贷款与农民，收割时再将本利收回。这一新法，逐渐取代常平仓的古法：政府在各县设立谷仓，年景好时，谷贱则收购；遇到灾年，谷贵则抛售，以此平抑粮价。
新法受到朝中许多元老重臣的反对，司马光在朝堂上驳斥王安石：“你之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神宗皇帝将新法搁置一两个月后，决定坚决变革。王安石一连清除了14名谏言的御史，在熙宁三年（1070）正式拜相后，权威不容侵犯。苏轼写下万言书，谈论新法弊病，告诫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他接连谏言，犹如石沉大海。次年他在出了一道乡试试题《论独断》后，终于激怒了王安石。面对御史的弹劾，苏轼自感朝中凶险，请求外任，在熙宁四年（1071）外放杭州通判，远离党争漩涡。
杭州的湖光山色，给了苏轼写作的灵感。起初他写的几首词作，多描摹宴席间登山临水的景色。在叶嘉莹看来，苏轼的早期词作明显受到柳永与欧阳修的影响。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的那种博大高远的兴象，曾被苏轼称赞“不减唐人高处”；后者的疏隽，以及那种在忧苦中对宇宙万物皆取赏爱的态度，也影响了苏轼。
只是，苏轼的词作真正成熟起来，还要等到密州时期。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至熙宁九年（1076），苏轼升任密州太守。密州是一个穷县，免役税（百姓付税代替兵役）的分派远非县中百姓可以承担，有孩童死于道边，苏轼曾救起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中抚养。然而，就像林语堂在那本传记中所说：“这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说也奇怪，这位大诗人在最难过的日子里却写出了最好的诗歌。”
熙宁八年（1075）冬天，38岁的苏轼在祭奠常山回来的路上，和同僚放鹰打猎，写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的前半阕以三国时孙权自况，极言出猎的壮观，后半阙则以冯唐自比，渴望为国效力：“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写完这首词后，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野，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的“自是一家”，实启豪放词风。有趣的是，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新作只适合壮士而歌，而非娇弱的歌妓所能驾驭。与此相对，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轼曾问一个善歌的幕士：“我词比柳词何如？”那人答道：“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
不久，苏轼由于想念弟弟子由，写出《水调歌头》。此词一出，评论者认为在历来写中秋的词中，“余词尽废”。
平生功业
晚年的苏轼，曾在一首自题画像诗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当然是他以自己被贬的三个地方自嘲，但就诗词创作而已，黄州却成为他不折不扣的功业所在。
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任湖州。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让朝中当权派不太舒服的话：“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显然是指在朝中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几个月后，御史将这几句话挑出来，弹劾他藐视朝廷。紧接着，苏东坡抨击青苗法的一些诗也被找了出来，加以弹劾。接二连三的弹劾，让本来不欲怪罪苏东坡的神宗皇帝，也不得不对此加以重视。要知道，这位皇帝由于过于喜爱苏轼的诗文，经常读着读着忘记吃饭，以致停筷不食。
抓捕苏轼的官差很快到了家中，由于已经提前获知消息。苏轼并未显得惊慌，面对大哭的家人，他以真宗时一位不愿出仕的大儒在皇帝召见时所念的诗安慰夫人：“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7月28日，苏轼被官家逮捕，8月18日又投入御史台的皇家监狱，一直到12月28日出狱，苏轼总共被关押了130天。这场审讯，后来也被称为“乌台诗案”，乌台，正是御史台的意思。
最后，苏轼被贬往黄州，降为团练副使，并且不准擅离该地区，受到牵连的还有苏辙等一批官员。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非常贫穷。他为自己在城东的山坡上弄了一块十几亩的地，成了一名真正的农夫，自此以“东坡居士”自称。他为自己在旁边盖了几间房子，还有专门招待宾客的雪堂。在黄州，苏东坡经常一个人穿着草鞋，拖着竹杖便出门了，和渔夫樵夫商贩一起聊天说笑，以消磨时日。有时碰到极其不善言辞的人，无话可说，他便求人家讲个鬼故事，对方若还要推辞，他会再三坚持：“瞎编一个也行。”
一家二十几口人的生活极为窘迫，苏轼和夫人根据黄州柴米菜蔬的价格，规定每天花费不超过150钱。每月取回4500钱的薪俸后，苏轼将其分为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用叉子挑取一份花费，当日没有花完的钱则存在一个大竹筒中，用以招待宾客。日后闻名的“东坡肉”，正是苏轼发现黄州当地猪肉“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后，发明用以充饥的美食。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开始有意识地减少与朋友的联系，甚至与不少人断绝了来往。元丰三年（1080），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疚而已。虽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固宜尔。”尽管遭此诗祸，苏轼并没有停止诗词创作，只是他所写的诗词仅限于知交好友间传播，并且总不忘嘱咐对方看后即焚。日本学者浅见洋二在著述中说：“苏轼一方面警惕自己的言论被毁谤，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停止诗歌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直与亲密友人间保持着诗歌的赠答。对于诗人来说，完全停止创作毕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事。”
在比较柳永与苏轼之间的差距时，叶嘉莹曾说，柳永是失败了的一生，而苏轼却在历尽苦难后，完成了自我。原因在于，苏轼幼年不仅受到儒家致用思想的影响，对道家“无待于外”的思想也颇为合意。儒道融合，带给他的修养，正如苏轼在黄州期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際。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而据王水照研究，此时苏轼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既让他看穿生死毁誉，又让他变得通达。
无疑，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之中。不论是前后《赤壁赋》中对宇宙变化中江风山月的清赏，还是诸如《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的词句，年近五旬的苏轼正焕发出最令人着迷的魅力。在作《赤壁赋》前后，苏轼还写了他最为重要的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豪放词的代表之作，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首，完全是一派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历史、风景与人生的超脱交织在一起，为以前词作所未见。
在黄州期间，由于苏轼被禁止离开当地，太守某种程度上对他有监督之责。惯于夜游醉饮的苏轼，有天晚上在一条小舟喝酒之后，兴之所至，唱词一首：“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时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次日，苏东坡留词告别、已顺江而下的谣言传到太守那里，他赶忙出发查看，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哲宗年幼，在反对新法的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下，大批反变法派官员纷纷被启用，苏轼也被调回京城，连升几级。然而，苏轼对全盘否定新法的司马光并不以为然，与他在朝堂辩论后，苏轼回家后不禁连呼其为顽固的“司马牛，司马牛”！不久，苏轼再度外放地方为官。哲宗皇帝自己主政后，又继承神宗皇帝的施政方针，一举将30多位反对新法的“元祐党人”贬斥边远，苏轼再被牵连贬往惠州、儋州。不过，有了在黄州时期的精神蜕变，此时的苏轼已然知天达命。
开宗立派
尽管从范仲淹、欧阳修开始，宋词已出现一些即景抒情的作品，气象已与晚唐五代以来婉约绮丽的词风颇有不同，但词依然被视为乐府末造，不登大雅之堂。这种态度，是朝中士大夫的共识。王安石在刚任参知政事后，闲暇中翻看晏殊的词作后，便笑着对旁边的人说：“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 柳永，作為第一个大量书写都市风情与市井生活的词人，极大地开拓了词的书写范围，一度在国朝极为流行，也深深影响了年轻时的苏轼。柳永俨然国内最红的词人，谁要着意作词，便无法绕过此人。一方面，苏轼受到他的影响，并对柳永词作中兴象高远的句子评价很高，但更多时候，出于一种雅俗之辩，苏轼对柳永诸如《定风波》中“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俗词表示不屑。宋人笔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苏轼见到秦少游，对他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少游回答：“某虽无学，亦不如是。”苏轼随即拈出一句：“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
后人谈及苏轼对宋词的革新，往往会提及苏轼在理论上对词品的提升。苏轼，首先肯定了词为“诗之苗裔”，改变了过去“诗尊词卑”的文体格局。正因如此，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写词正如作诗，不再有内容题材上的限制。苏轼本来就是才情纵横、洒脱不羁之人，对他来说，文章犹如泉水，不择地而出，行所当行，止所当止，那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不吐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宋人对苏轼的词作常有“以诗为词”评价。
那么，在宋代，诗体与词体之间的区别究竟为何？诸葛忆兵经过分析，认为二者的区分并不在于是否可合燕乐歌唱，因为近体诗与长短句同样可以纳入曲子歌唱，而南宋以后的词由于歌谱失传往往脱离音乐成为案头之作。二者的实质区分在于功能：“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
与之相关，诗词之辩亦在风格。诗庄词媚，“脱离灯红酒绿的创作环境，摆脱歌舞酒宴的传播场所，改变男欢女爱的娱乐功能，歌词取材和功能向诗歌看齐，其词风必然发生变化”。苏轼的“以诗为词”，显然包含题材和风格两个方面的意旨。
苏轼的词作，在题材方面多有开拓。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期间，苏轼写作了一些反映乡间风物的通俗作品，比如密州时期所写的“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浣溪沙》），为浅斟低唱的都市创作为主的宋词所缺乏。此外，苏轼还将悼亡主题引入词作，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以“豪放”评论苏轼的词风，始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曾慥在《东坡词适遗》中评论道：“豪放风流，不可及也。”而首先以“豪放”与“婉约”对举评词，则迟至明代。明人张蜒说：“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见张刻《淮海集》）但逐渐地，苏东坡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这一词派有力的继承者是南宋的辛弃疾，不过一以豪放清雄，一以沉郁顿挫。
然而，对于北宋词史中“豪放派”的成立，学界向有争议。词学家吴世昌有次和一个唐诗专家聊天，便说道：“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等对方瞠目结舌时，他又说道：“即使把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一类作品算作‘豪放’词，我们至多也只能说，北宋有几首豪放词，怎么能说有一个‘豪放派’？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出了多少‘豪放’词？收印在什么集子里？”在吴世昌的统计中，苏轼340多首词中，如“大江东去”一类所谓“豪放”词，不过只有六七首。
词学家曾枣庄显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认为，“不仅北宋词有婉约、豪放之分，甚至从词产生时起就有婉约、豪放两种不同风格，只是在苏轼以前这种不同词风还表现得不太鲜明而已”。宋词的真正鼎盛是在南宋，今存北宋词仅占全部宋词的四分之一多点，而即以北宋词论，豪放词的数量也显然不在10首之内。
争论有之，但显然地，无论是苏轼自己还是他的同代人，已清楚地感受到词风之变。苏轼那些山风海雨的词作，也只适合由关西大汉以铜琵琶铁绰板，击节而唱，而不适合十七八岁的女郎手执红牙板，袅娜而歌了。
（本文写作参考《苏东坡传》，林语堂著；《王水照说苏东坡》，王水照著；《苏轼传稿》，王水照著；《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浅见洋二著；《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著）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05期）
闲情偶寄
在整个宋代，苏轼的出场都堪称光芒四射。仁宗嘉祐二年（1057），20岁的苏轼以第二名高中进士后，主考官、一代文宗欧阳修对他的文章激赏不已，如果不是误会为他的学生曾巩所作，肯定会将其列为榜首。日后，欧阳修在同僚面前忍不住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有一天，他甚至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30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也是在那一天，仁宗皇帝兴奋地对皇后说：“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与苏轼同时高中的还有他18岁的弟弟苏辙，这位沉静内敛的弟弟，日后与哥哥还有父亲苏洵并列为“唐宋古文八大家”，文名不为淹没实属难得。
在欧阳修所出的考卷上，苏轼即表现出超迈不拘的才情。论及赏罚宽严时，他发挥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判官梅圣俞拿不准典出何处，日后问他，苏轼竟答道：“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尔。”
苏轼成长的那个时代，名臣辈出，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范镇等元老重臣尚在朝堂，其中一些人还是苏家叔伯一辈的好友。受到儒家思想与前辈贤人的影响，苏轼自幼便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早年随母亲共读《后汉书·范滂传》时所受的感召自不必说，宋神宗熙宁七年（1174），他自杭州赴密州任职前所写的词便言之甚明：“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然而，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与忧患，皆裹挟于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朋党之争中，真正使他留名青史的还是他的文学作品。
苏轼几乎是文学的全才，诗奠宋调，词开豪放，文列八家，由于深受后人的喜爱，即使在他去世后经历“元祐党人碑”的禁毁，依然留存下来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还有4800多篇文章。在苏轼的诸多文学成就中，尤以对词的革新，最为人所重视。清代词学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便说过：“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
作为在隋唐之际从西域传至中原的“燕乐”的歌词，词在晚唐曾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形成后蜀与南唐两个创作中心。但直至苏轼的年代，词都被视为倚红偎翠、宴饮佐欢的“艳科”与“小词”，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正如胡寅在《酒边词序》中所说：“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
事实上，苏轼开始写词的时间相当晚。在仁宗嘉祐七年（1062）第二次由蜀返京途中，苏轼便与弟弟创作了百余首诗歌，并以《南行集》印行于世。然而，他开始填词的时间，要迟至神宗熙宁四年（1071）在杭州任通判以后，那时他已经34岁了。
为何苏轼早年并不写词，难道他早年对于词一直不感兴趣吗？叶嘉莹研读了苏轼的书简，发现他早在21岁时就已经留意到歌词，在一封写给族中兄弟的书信中，苏轼写道：“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那时，正是柳永的歌词风靡全国的时候，等到他日后开始着意作词时，不论臧否，柳词都成为影响他的焦虑所在。至于他早年为何没有作词，叶嘉莹的解释是，当时苏轼正忙于写《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和他《制策集》中的策论，经世致用的志气显然左右着这位年轻士子。而任杭州通判，是他在政治失意以后，才得以闲情闲笔填写小词，而以余力写词的态度，使苏轼的词作形成超旷的特色。
影响苏轼与满朝官员命运乃至大宋国运的事件，正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开始的“王安石变法”。北宋开国以来，由于重文抑武，政府以官员的富贵生活换取皇权的集中，士大夫的奢华，加之用岁币换取与辽和西夏的和平，政府常感财力不足之苦。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年轻的神宗皇帝任用为此隐忍20多年的王安石为相，实施变法。简而言之，王安石的九项新法，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其中影響破坏最大的青苗法，则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政府在春耕时贷款与农民，收割时再将本利收回。这一新法，逐渐取代常平仓的古法：政府在各县设立谷仓，年景好时，谷贱则收购；遇到灾年，谷贵则抛售，以此平抑粮价。
新法受到朝中许多元老重臣的反对，司马光在朝堂上驳斥王安石：“你之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神宗皇帝将新法搁置一两个月后，决定坚决变革。王安石一连清除了14名谏言的御史，在熙宁三年（1070）正式拜相后，权威不容侵犯。苏轼写下万言书，谈论新法弊病，告诫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他接连谏言，犹如石沉大海。次年他在出了一道乡试试题《论独断》后，终于激怒了王安石。面对御史的弹劾，苏轼自感朝中凶险，请求外任，在熙宁四年（1071）外放杭州通判，远离党争漩涡。
杭州的湖光山色，给了苏轼写作的灵感。起初他写的几首词作，多描摹宴席间登山临水的景色。在叶嘉莹看来，苏轼的早期词作明显受到柳永与欧阳修的影响。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的那种博大高远的兴象，曾被苏轼称赞“不减唐人高处”；后者的疏隽，以及那种在忧苦中对宇宙万物皆取赏爱的态度，也影响了苏轼。
只是，苏轼的词作真正成熟起来，还要等到密州时期。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至熙宁九年（1076），苏轼升任密州太守。密州是一个穷县，免役税（百姓付税代替兵役）的分派远非县中百姓可以承担，有孩童死于道边，苏轼曾救起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中抚养。然而，就像林语堂在那本传记中所说：“这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说也奇怪，这位大诗人在最难过的日子里却写出了最好的诗歌。”
熙宁八年（1075）冬天，38岁的苏轼在祭奠常山回来的路上，和同僚放鹰打猎，写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的前半阕以三国时孙权自况，极言出猎的壮观，后半阙则以冯唐自比，渴望为国效力：“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写完这首词后，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野，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的“自是一家”，实启豪放词风。有趣的是，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新作只适合壮士而歌，而非娇弱的歌妓所能驾驭。与此相对，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轼曾问一个善歌的幕士：“我词比柳词何如？”那人答道：“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
不久，苏轼由于想念弟弟子由，写出《水调歌头》。此词一出，评论者认为在历来写中秋的词中，“余词尽废”。
平生功业
晚年的苏轼，曾在一首自题画像诗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当然是他以自己被贬的三个地方自嘲，但就诗词创作而已，黄州却成为他不折不扣的功业所在。
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任湖州。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让朝中当权派不太舒服的话：“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显然是指在朝中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几个月后，御史将这几句话挑出来，弹劾他藐视朝廷。紧接着，苏东坡抨击青苗法的一些诗也被找了出来，加以弹劾。接二连三的弹劾，让本来不欲怪罪苏东坡的神宗皇帝，也不得不对此加以重视。要知道，这位皇帝由于过于喜爱苏轼的诗文，经常读着读着忘记吃饭，以致停筷不食。
抓捕苏轼的官差很快到了家中，由于已经提前获知消息。苏轼并未显得惊慌，面对大哭的家人，他以真宗时一位不愿出仕的大儒在皇帝召见时所念的诗安慰夫人：“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7月28日，苏轼被官家逮捕，8月18日又投入御史台的皇家监狱，一直到12月28日出狱，苏轼总共被关押了130天。这场审讯，后来也被称为“乌台诗案”，乌台，正是御史台的意思。
最后，苏轼被贬往黄州，降为团练副使，并且不准擅离该地区，受到牵连的还有苏辙等一批官员。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非常贫穷。他为自己在城东的山坡上弄了一块十几亩的地，成了一名真正的农夫，自此以“东坡居士”自称。他为自己在旁边盖了几间房子，还有专门招待宾客的雪堂。在黄州，苏东坡经常一个人穿着草鞋，拖着竹杖便出门了，和渔夫樵夫商贩一起聊天说笑，以消磨时日。有时碰到极其不善言辞的人，无话可说，他便求人家讲个鬼故事，对方若还要推辞，他会再三坚持：“瞎编一个也行。”
一家二十几口人的生活极为窘迫，苏轼和夫人根据黄州柴米菜蔬的价格，规定每天花费不超过150钱。每月取回4500钱的薪俸后，苏轼将其分为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用叉子挑取一份花费，当日没有花完的钱则存在一个大竹筒中，用以招待宾客。日后闻名的“东坡肉”，正是苏轼发现黄州当地猪肉“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后，发明用以充饥的美食。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开始有意识地减少与朋友的联系，甚至与不少人断绝了来往。元丰三年（1080），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疚而已。虽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固宜尔。”尽管遭此诗祸，苏轼并没有停止诗词创作，只是他所写的诗词仅限于知交好友间传播，并且总不忘嘱咐对方看后即焚。日本学者浅见洋二在著述中说：“苏轼一方面警惕自己的言论被毁谤，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停止诗歌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直与亲密友人间保持着诗歌的赠答。对于诗人来说，完全停止创作毕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事。”
在比较柳永与苏轼之间的差距时，叶嘉莹曾说，柳永是失败了的一生，而苏轼却在历尽苦难后，完成了自我。原因在于，苏轼幼年不仅受到儒家致用思想的影响，对道家“无待于外”的思想也颇为合意。儒道融合，带给他的修养，正如苏轼在黄州期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際。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而据王水照研究，此时苏轼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既让他看穿生死毁誉，又让他变得通达。
无疑，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之中。不论是前后《赤壁赋》中对宇宙变化中江风山月的清赏，还是诸如《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的词句，年近五旬的苏轼正焕发出最令人着迷的魅力。在作《赤壁赋》前后，苏轼还写了他最为重要的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豪放词的代表之作，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首，完全是一派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历史、风景与人生的超脱交织在一起，为以前词作所未见。
在黄州期间，由于苏轼被禁止离开当地，太守某种程度上对他有监督之责。惯于夜游醉饮的苏轼，有天晚上在一条小舟喝酒之后，兴之所至，唱词一首：“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时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次日，苏东坡留词告别、已顺江而下的谣言传到太守那里，他赶忙出发查看，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哲宗年幼，在反对新法的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下，大批反变法派官员纷纷被启用，苏轼也被调回京城，连升几级。然而，苏轼对全盘否定新法的司马光并不以为然，与他在朝堂辩论后，苏轼回家后不禁连呼其为顽固的“司马牛，司马牛”！不久，苏轼再度外放地方为官。哲宗皇帝自己主政后，又继承神宗皇帝的施政方针，一举将30多位反对新法的“元祐党人”贬斥边远，苏轼再被牵连贬往惠州、儋州。不过，有了在黄州时期的精神蜕变，此时的苏轼已然知天达命。
开宗立派
尽管从范仲淹、欧阳修开始，宋词已出现一些即景抒情的作品，气象已与晚唐五代以来婉约绮丽的词风颇有不同，但词依然被视为乐府末造，不登大雅之堂。这种态度，是朝中士大夫的共识。王安石在刚任参知政事后，闲暇中翻看晏殊的词作后，便笑着对旁边的人说：“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 柳永，作為第一个大量书写都市风情与市井生活的词人，极大地开拓了词的书写范围，一度在国朝极为流行，也深深影响了年轻时的苏轼。柳永俨然国内最红的词人，谁要着意作词，便无法绕过此人。一方面，苏轼受到他的影响，并对柳永词作中兴象高远的句子评价很高，但更多时候，出于一种雅俗之辩，苏轼对柳永诸如《定风波》中“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俗词表示不屑。宋人笔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苏轼见到秦少游，对他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少游回答：“某虽无学，亦不如是。”苏轼随即拈出一句：“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
后人谈及苏轼对宋词的革新，往往会提及苏轼在理论上对词品的提升。苏轼，首先肯定了词为“诗之苗裔”，改变了过去“诗尊词卑”的文体格局。正因如此，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写词正如作诗，不再有内容题材上的限制。苏轼本来就是才情纵横、洒脱不羁之人，对他来说，文章犹如泉水，不择地而出，行所当行，止所当止，那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不吐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宋人对苏轼的词作常有“以诗为词”评价。
那么，在宋代，诗体与词体之间的区别究竟为何？诸葛忆兵经过分析，认为二者的区分并不在于是否可合燕乐歌唱，因为近体诗与长短句同样可以纳入曲子歌唱，而南宋以后的词由于歌谱失传往往脱离音乐成为案头之作。二者的实质区分在于功能：“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
与之相关，诗词之辩亦在风格。诗庄词媚，“脱离灯红酒绿的创作环境，摆脱歌舞酒宴的传播场所，改变男欢女爱的娱乐功能，歌词取材和功能向诗歌看齐，其词风必然发生变化”。苏轼的“以诗为词”，显然包含题材和风格两个方面的意旨。
苏轼的词作，在题材方面多有开拓。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期间，苏轼写作了一些反映乡间风物的通俗作品，比如密州时期所写的“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浣溪沙》），为浅斟低唱的都市创作为主的宋词所缺乏。此外，苏轼还将悼亡主题引入词作，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以“豪放”评论苏轼的词风，始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曾慥在《东坡词适遗》中评论道：“豪放风流，不可及也。”而首先以“豪放”与“婉约”对举评词，则迟至明代。明人张蜒说：“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见张刻《淮海集》）但逐渐地，苏东坡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这一词派有力的继承者是南宋的辛弃疾，不过一以豪放清雄，一以沉郁顿挫。
然而，对于北宋词史中“豪放派”的成立，学界向有争议。词学家吴世昌有次和一个唐诗专家聊天，便说道：“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等对方瞠目结舌时，他又说道：“即使把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一类作品算作‘豪放’词，我们至多也只能说，北宋有几首豪放词，怎么能说有一个‘豪放派’？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出了多少‘豪放’词？收印在什么集子里？”在吴世昌的统计中，苏轼340多首词中，如“大江东去”一类所谓“豪放”词，不过只有六七首。
词学家曾枣庄显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认为，“不仅北宋词有婉约、豪放之分，甚至从词产生时起就有婉约、豪放两种不同风格，只是在苏轼以前这种不同词风还表现得不太鲜明而已”。宋词的真正鼎盛是在南宋，今存北宋词仅占全部宋词的四分之一多点，而即以北宋词论，豪放词的数量也显然不在10首之内。
争论有之，但显然地，无论是苏轼自己还是他的同代人，已清楚地感受到词风之变。苏轼那些山风海雨的词作，也只适合由关西大汉以铜琵琶铁绰板，击节而唱，而不适合十七八岁的女郎手执红牙板，袅娜而歌了。
（本文写作参考《苏东坡传》，林语堂著；《王水照说苏东坡》，王水照著；《苏轼传稿》，王水照著；《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浅见洋二著；《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著）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