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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适者生存。创新历来是维系企业生存的基石，发展的源泉，尤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当下，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已经成为潮流。创新的大潮中，少数企业能够长久专注于特定领域，并把持续创新获得的竞争优势当成企业走更稳、行更远的基础。“一根筋”式的创新精神让企业凝聚创新力量，像钉子一样钉入一个个科技和商业模式“无人区”。
华为28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对准信息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在总结这种文化的形成时任正非说，傻，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正是这股专注于创新的“傻劲”，推动华为快速成长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被竞争对手尊为“最可怕的企业”。傻傻的专注与执着成为其创新成功、道路越走越宽的不二法门，应当成为当下企业发展的借鉴。
任正非和华为公司，堪称当代商业史上的传奇。
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5个同伴集资2.1万元成立华为公司，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深圳的一个“烂棚棚”里起家创业。
28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5年营收395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369亿元，增速均达30%以上。作为华为领军人物，任正非从一名中年创业者成为全球知名企业家，深深影响了许多人……
成功密码 “坚持只做一件事”
记者：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华为却逆风飞扬。华为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否则我们不会创建华为。
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
第三，华为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
记者：华为有没有弱点？
任正非：有。华为公司3年前应该快垮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钱了，怕苦了。我们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我们就琢磨：为什么不提升一线作战的人的待遇呢？我们确定非洲“将军”的标准与上海、北京的标准不一样，年轻人在非洲很快就当上“将军”。现在我们非洲的员工根本不想回来。
坚守“上甘岭” “中心是有理想”
记者：华为成长过程中，正逢中国房地产市场爆发，您是否动摇过？
任正非：没有。没炒过股票，没做过房地产。那时，公司楼下有个交易所，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我们楼上则平静得像水一样，都在干活。我们只专注做一件事，攻击“城墙口”。
记者：这样一种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任正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坚守“上甘岭”。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修宽航道 “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
记者：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挺残酷的，但刚才听您讲到和国外的竞争对手可以自如地对话，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都讲企业竞争搞焦土政策吗？
任正非：那是别人说的焦土政策，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华为是小公司的时候就很开放，和别人总体都是保持友好的。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市场有这么好的空间？因为我们知识产权的“核保护伞”建立起来了，这些年我们和那么多公司签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别人。我们现在发展速度比别人快，进入的领域比别人深，我们还要顾及世界的发展。
记者：华为都是在主航道作战，那现在主航道是越来越宽了呢，还是越来越窄了呢？竞争对手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还是怎样一个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出未来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是把航道修宽了。
未来三十年 “一定会崛起非常多大产业”
记者：有人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
任正非：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未来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记者：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环境？
任正非：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有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又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另一种方式叫普罗米修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有了火才有人类文明，这就是创新突破。我们国家提出要沿着创新之路增长经济，是正确的。外延式增长，投资越大产品越过剩价格越低，效果越差。
记者：对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建议？
任正非：第一，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华为28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对准信息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在总结这种文化的形成时任正非说，傻，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正是这股专注于创新的“傻劲”，推动华为快速成长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被竞争对手尊为“最可怕的企业”。傻傻的专注与执着成为其创新成功、道路越走越宽的不二法门，应当成为当下企业发展的借鉴。
任正非和华为公司，堪称当代商业史上的传奇。
1987年，年满43岁的任正非和5个同伴集资2.1万元成立华为公司，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深圳的一个“烂棚棚”里起家创业。
28年后，华为公司由默默无闻的小作坊成长为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2015年营收395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369亿元，增速均达30%以上。作为华为领军人物，任正非从一名中年创业者成为全球知名企业家，深深影响了许多人……
成功密码 “坚持只做一件事”
记者：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华为却逆风飞扬。华为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否则我们不会创建华为。
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
第三，华为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
记者：华为有没有弱点？
任正非：有。华为公司3年前应该快垮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钱了，怕苦了。我们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我们就琢磨：为什么不提升一线作战的人的待遇呢？我们确定非洲“将军”的标准与上海、北京的标准不一样，年轻人在非洲很快就当上“将军”。现在我们非洲的员工根本不想回来。
坚守“上甘岭” “中心是有理想”
记者：华为成长过程中，正逢中国房地产市场爆发，您是否动摇过？
任正非：没有。没炒过股票，没做过房地产。那时，公司楼下有个交易所，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我们楼上则平静得像水一样，都在干活。我们只专注做一件事，攻击“城墙口”。
记者：这样一种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任正非：要总结的话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坚守“上甘岭”。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修宽航道 “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
记者：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挺残酷的，但刚才听您讲到和国外的竞争对手可以自如地对话，这是怎么做到的？不是都讲企业竞争搞焦土政策吗？
任正非：那是别人说的焦土政策，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华为是小公司的时候就很开放，和别人总体都是保持友好的。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市场有这么好的空间？因为我们知识产权的“核保护伞”建立起来了，这些年我们和那么多公司签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别人。我们现在发展速度比别人快，进入的领域比别人深，我们还要顾及世界的发展。
记者：华为都是在主航道作战，那现在主航道是越来越宽了呢，还是越来越窄了呢？竞争对手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还是怎样一个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出未来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是把航道修宽了。
未来三十年 “一定会崛起非常多大产业”
记者：有人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
任正非：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未来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记者：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环境？
任正非：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有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又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另一种方式叫普罗米修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有了火才有人类文明，这就是创新突破。我们国家提出要沿着创新之路增长经济，是正确的。外延式增长，投资越大产品越过剩价格越低，效果越差。
记者：对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建议？
任正非：第一，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