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三四年，中国年轻人当中，至少是都市年轻人当中，政治文化的变化挺明显。以前如果你是小白领，你得是个怪人，才会去关注公共和时政话题。这几年有点形成一个浪潮：你不但可以关心这些东西，而且关心这些东西还挺酷。比如沙龙、书店讲座、网络论坛，有新气象了。
　　关心公共事务是人的自然状态的一部分。以前，政治体制把这个东西屏蔽了，让人们误以为“不谈政治”是自然状态，实际上那恰恰是不自然的。现在因为互联网、社会发展、全球化等等，屏蔽的东西被揭开了。
　　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叫《重新发现社会》，书名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个正常国家，很多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内部的协调去解决，未必需要通过国家和政府。独裁与惰性被动的文化互为因果。长期的独裁会导致民间的无力感，觉得自己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就什么都不干。不过，民间行动仍然有空间。你真的想行动，去参与救灾，去捐助西部阳光、壹基金、动物保护这些组织，甚至去当志愿者，只要努力了，是有事情可做的。
　　总的来说，人们之所以会强调制度、很少强调自己的责任，除了文化因素，还因为制度改变会比较迅速，文化改变则比较缓慢。文化改变需要一两代人，甚至两三代人才能出效果。很多问题当然是制度问题，但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如果制度是空降下来的，完全没有社会和文化基础，没有民间社会的发展来呼应它，那它一定是非常脆弱的，不但脆弱，还很可能换汤不换药。如果制度变化是民间力量在推动，是从公众的点滴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有文化、经济、社会的支撑，那制度变化才是真正的变化。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谈权利。民主是一种权利文化，但同时还是一种责任文化。或者说，民主中有一部分是利益表达和争取，另一部分是必要的妥协和维持秩序。一定要有权利和责任，也一定要有表达和秩序之间的平衡，这样才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支撑，仅仅是你一票我一票的选举，那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灾难。
　　什么叫公民？公民就是除了权利诉求，还有责任；表达之外还要讲秩序。好的公民文化建立在一种好商好量的基础上，双方都相对理智，形成有秩序的理性表达。但中国充斥着一种东西，不是商量，而是命令。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比如像我刚回国，办入职手续，要去某个地方提取个人档案，手续很复杂，要交很多钱，所谓存档费，再拿到清华大学，把这个档案存到学校。我在国外生活10年，对我来说，这是个很自然的问题：为什么要有档案？档案是给谁看的？从小到大，老师和领导秘密地写关于我的好话坏话，不让我知道，然后秘密交给下一任老板，老板可以根据里面说的话来奖励或惩罚我，说不定以后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要挟我。这个小例子就是不容商量的权威文化，会积累小小的不满。假如说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结这种疙瘩，他身上的戾气当然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现在民间力量正在崛起，大家对民主化权利有分享的要求，这个力量越来越强。这时，作为一个公民该怎么做？积极吗？消极一点行不？
　　参差不齐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你有追求公共生活的权利，也有隐退个体内心的权利。不能强迫人人都做积极公民，做消极公民没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是健康政治的必要前提，所有人都成了积极公民，所有人都要这个要那个，要改天换地，其实是不健康的政治。
　　但在中国，最大问题不是说我想成为积极公民或消极公民就可以的，我们要先把那些蒙蔽积极公民的因素给全部移开，让那些想成为积极公民的人得以成为积极公民。当然了，话说回来，如果所有人都想成为积极公民，那是一种单调；如果所有人都想成为消极公民，那是另外一种单调，另外一种扼杀。把蒙蔽人自然状态的权力机制或文化霸权移开，让人们参差不齐的自然状态呈现出来，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状态。
　　中国现在有一些所谓消极公民，对积极公民有怨恨，因为积极公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和逃避，所以对那些人特别苛刻，你是不是想出风头？想成名？你怎么这么喜欢暴露中国阴暗面啊？你做你的消极公民，不介意别人去做积极公民，这才是正理啊！大家都做自己爱做的事才对。
　　在中国做积极公民、消极公民，起码要先做公民。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积极地去关心政治是需要经济能力、闲暇和思想资源的，大多数人没这个条件。还有就是搭便车心态，等着别人把制度搞好了，把秩序搞好了，我搭一个便车。我觉得任何额外在自己私人生活之外去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搭便车心态，这对社会进步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