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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早期领导人、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高君宇是我们村人，我虽未见过，但对他的胞弟高全德却非常熟悉。高全德家离我家不远，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在村里，留着长长的胡须，一身破旧的衣裳干净而整洁。他每天都在拾粪，偶尔去生产大队办公室看看报纸，遇到人只是点点头，从不说话。当时我总觉得这个人很神秘，故敬而远之。因此，我们虽然认识，却从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后来，一封特殊的信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二人才成了要好的朋友。
那是1980年4月的一天，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的方德祯处长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一件紧要的事要和我面商。我当时任中共娄烦县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兼管党员教育工作。次日，我来到太原市委党员教育处，一进门方处长就招呼我坐下，递过一封信让我先看看。那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右面写着“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中间写着“史纪言同志收”，左边是红字落款“全国人大常委会许缄”，史纪言当时是山西省人大副主任。信封已经拆开，信用毛笔字书写，内容大概是：高君宇是我党早期社会活动家，曾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做过重大贡献，应该好好宣传。据说他有一个胞弟，应在其去世前抢救一些有关高君宇的资料。落款是许德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信的两边有省市领导的批示。我看完这封信后，激动地说：“高君宇就是我们村的，他的胞弟高全德还健在。”方处长连声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回去给县里汇报一下，好好落实。”
事情这么突然，又这么重要，我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向在太原开会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生富做了简要汇报。李部长回县后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部长吕先珍，他马上召开部务会议，研究安排了一些具体事项。会后，由我起草了报告，吕部长请示县委，县委书记冯河当即批复：“特请高全德先生回县整理资料，住在县招待所，每天按1.2斤粮、0.3元生活费标准，费用由县财政负责，具体工作由县委宣传部负责。”
按照县委意见，县委宣传部抽调我和县文化馆的段凡友具体协助高全德开展工作。于是，我带上许德珩委员长的信件和县委批复的报告回村见到高全德。高先生看到这些文件后，表情有些恍惚。我见状赶紧安慰说：“既然上级这么重视，你就答应吧，其他事情慢慢解决。”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有所醒悟，说：“那咱们明天就去。”
第二天，我从县里要了一辆吉普车，将高先生接到县招待所住下，我一方面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一方面帮助他整理高君宇的材料。因为他早年从北京带回来的许多遗物、信件、挽联等大多流失了，一部分被原静乐县委宣传部的两个年轻人借走至今未还，所以这次只能全靠高先生的回忆。他已年逾古稀，但记忆力很好，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都记得非常清楚。有时他说我写，有时他写我抄，这样经过3个月的回忆和整理，终于写出了2.8万余字的手稿《生如闪电，死如彗星》。期间，多次得到市委宣传部李青的指导修改。后来他调到《支部建设》编辑部担任副总编后，将此稿于1984年予以刊登。
据高全德先生介绍，1923年秋，他就随二哥高君宇赴京陪读，先在宏达学院，后在北京大学旁听。他和石评梅一起照顾高君宇的起居，并在高君宇病中陪侍左右。1925年高君宇去世后，他参加了追悼会以及后事的全过程。随后和石评梅开始整理高君宇的遗物，搜集高君宇的资料，撰写回忆和纪念文章。1948年，时任娄烦高级小学教师的高全德，在校长刘锦玉的鼓励下，积极向师生们讲述高君宇的革命故事。1951年6月，他应静乐县文史馆之约撰写了《先烈君宇事略》油印小册子，此书曾在娄烦、静乐等地的学校作为教材进行宣传。以后许多关于高君宇的宣传史料和研究书籍都是以这份材料为参考的。遗憾的是，1957年肃反运动中，高全德被打成“反动党团骨干”被开除公职，监督改造。
直到这次受邀整理资料，他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未摘掉。所以，他仍然有许多难言之隐和顾忌，思想上不敢放开手脚，只能凭记忆写下了那篇文章。由于缺乏资料，一些重要的经历和事件未能写进去，实在是一个损失和遗憾。
3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我送他回村的路上，他向我提出一个请求，帮他向县委领导反映，公正解决他的历史问题。原来，在1925年高君宇去世后，他就带着哥哥的遗物回到了家乡峰岭底村，情绪低落，无所事事，一呆就是两年。1927年，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他考上了山西无线电专科学校，193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阎锡山的部队里从事无线电工作，后来晋升为少校股长。太原解放后，他经过半年的整训，被安排到娄烦二完小当教师，1955年升任静乐县文教局第一副局长，主持工作。肃反运动开始后，他被开除公职，回村接受改造。直到1980年他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我将高全德的诉求汇报给了有关领导，县委对此非常重视，安排我调查落实此事。于是，我先后在太原市公安局、静乐县公安局、档案馆等部门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又找遍了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6名知情人，分别作了详细证明。终于在1980年10月，县委做出对高全德历史问题进行平反的决定。
当我把平反文件亲手交给高先生时，他反复看了几遍，顿时热泪盈眶，连声说：“终于获救了，党的政策好，好！”是啊！可以想象，20多年来他是怎么度过的，是什么信念使他默默地等待了这么多年！从此，他在我面前言语多了起来，笑容多了起来，恢复工作后信心也足了起来。
一晃30多年过去了，高先生也早已不在人世了。然而，我与高全德先生相处的那段往事一直难以忘怀。高先生的文章初稿也仅存此一份了，为此我深深感到这份资料的珍贵。在此，写下这篇回忆文章，算是对已故的全德先生的一个纪念吧。
（责编 侯春奇）
那是1980年4月的一天，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的方德祯处长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一件紧要的事要和我面商。我当时任中共娄烦县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兼管党员教育工作。次日，我来到太原市委党员教育处，一进门方处长就招呼我坐下，递过一封信让我先看看。那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右面写着“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中间写着“史纪言同志收”，左边是红字落款“全国人大常委会许缄”，史纪言当时是山西省人大副主任。信封已经拆开，信用毛笔字书写，内容大概是：高君宇是我党早期社会活动家，曾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做过重大贡献，应该好好宣传。据说他有一个胞弟，应在其去世前抢救一些有关高君宇的资料。落款是许德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信的两边有省市领导的批示。我看完这封信后，激动地说：“高君宇就是我们村的，他的胞弟高全德还健在。”方处长连声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回去给县里汇报一下，好好落实。”
事情这么突然，又这么重要，我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向在太原开会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生富做了简要汇报。李部长回县后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部长吕先珍，他马上召开部务会议，研究安排了一些具体事项。会后，由我起草了报告，吕部长请示县委，县委书记冯河当即批复：“特请高全德先生回县整理资料，住在县招待所，每天按1.2斤粮、0.3元生活费标准，费用由县财政负责，具体工作由县委宣传部负责。”
按照县委意见，县委宣传部抽调我和县文化馆的段凡友具体协助高全德开展工作。于是，我带上许德珩委员长的信件和县委批复的报告回村见到高全德。高先生看到这些文件后，表情有些恍惚。我见状赶紧安慰说：“既然上级这么重视，你就答应吧，其他事情慢慢解决。”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有所醒悟，说：“那咱们明天就去。”
第二天，我从县里要了一辆吉普车，将高先生接到县招待所住下，我一方面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一方面帮助他整理高君宇的材料。因为他早年从北京带回来的许多遗物、信件、挽联等大多流失了，一部分被原静乐县委宣传部的两个年轻人借走至今未还，所以这次只能全靠高先生的回忆。他已年逾古稀，但记忆力很好，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都记得非常清楚。有时他说我写，有时他写我抄，这样经过3个月的回忆和整理，终于写出了2.8万余字的手稿《生如闪电，死如彗星》。期间，多次得到市委宣传部李青的指导修改。后来他调到《支部建设》编辑部担任副总编后，将此稿于1984年予以刊登。
据高全德先生介绍，1923年秋，他就随二哥高君宇赴京陪读，先在宏达学院，后在北京大学旁听。他和石评梅一起照顾高君宇的起居，并在高君宇病中陪侍左右。1925年高君宇去世后，他参加了追悼会以及后事的全过程。随后和石评梅开始整理高君宇的遗物，搜集高君宇的资料，撰写回忆和纪念文章。1948年，时任娄烦高级小学教师的高全德，在校长刘锦玉的鼓励下，积极向师生们讲述高君宇的革命故事。1951年6月，他应静乐县文史馆之约撰写了《先烈君宇事略》油印小册子，此书曾在娄烦、静乐等地的学校作为教材进行宣传。以后许多关于高君宇的宣传史料和研究书籍都是以这份材料为参考的。遗憾的是，1957年肃反运动中，高全德被打成“反动党团骨干”被开除公职，监督改造。
直到这次受邀整理资料，他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未摘掉。所以，他仍然有许多难言之隐和顾忌，思想上不敢放开手脚，只能凭记忆写下了那篇文章。由于缺乏资料，一些重要的经历和事件未能写进去，实在是一个损失和遗憾。
3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我送他回村的路上，他向我提出一个请求，帮他向县委领导反映，公正解决他的历史问题。原来，在1925年高君宇去世后，他就带着哥哥的遗物回到了家乡峰岭底村，情绪低落，无所事事，一呆就是两年。1927年，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他考上了山西无线电专科学校，193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阎锡山的部队里从事无线电工作，后来晋升为少校股长。太原解放后，他经过半年的整训，被安排到娄烦二完小当教师，1955年升任静乐县文教局第一副局长，主持工作。肃反运动开始后，他被开除公职，回村接受改造。直到1980年他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我将高全德的诉求汇报给了有关领导，县委对此非常重视，安排我调查落实此事。于是，我先后在太原市公安局、静乐县公安局、档案馆等部门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又找遍了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6名知情人，分别作了详细证明。终于在1980年10月，县委做出对高全德历史问题进行平反的决定。
当我把平反文件亲手交给高先生时，他反复看了几遍，顿时热泪盈眶，连声说：“终于获救了，党的政策好，好！”是啊！可以想象，20多年来他是怎么度过的，是什么信念使他默默地等待了这么多年！从此，他在我面前言语多了起来，笑容多了起来，恢复工作后信心也足了起来。
一晃30多年过去了，高先生也早已不在人世了。然而，我与高全德先生相处的那段往事一直难以忘怀。高先生的文章初稿也仅存此一份了，为此我深深感到这份资料的珍贵。在此，写下这篇回忆文章，算是对已故的全德先生的一个纪念吧。
（责编 侯春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