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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风杂文文丛”出版以来，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一些论者对其赞誉有加。作为文丛的主编，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杂文作为“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犀利工具，向来只存在于“小众”之中，即便是在思想解放的狂飙突进年代，杂文的繁榮也是有限而节制的。但在整个社会日趋物质化的今天，人们并没有忘记杂文，不仅没有忘记，毋宁说在不满足于思想高度同一化的人群中，在努力保持思想尊严的独立个体中，杂文始终坚韧地存在着、顽强地拼搏着，并持续不断地放射出思想的光辉。是的，它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从来没有站在舞台中央，但它就像冬天的溪水，静静的，却在流；像春天的桃花，淡淡的，却在开。杂文，就是那个说出皇帝光腚的小孩儿。
很多人喜欢这个孩子，因而杂文不管景气不景气，总是有人热衷撰写，热衷出版，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也加入到出版杂文的行列当中。这是否可以认作是对杂文价值的一种肯定，是对杂文家工作的一种推崇呢？我以为完全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是以出版权威工具书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著称的。能被商务印书馆所接受、认可，既是杂文的光荣，也是杂文家的光荣。“四方风杂文文丛”定位于中青年作者，既有借此向老一辈杂文家致敬的意味，又彰显了出版方对杂文未来的信心。
我常常沉湎于对杂文创作的学习和体会之中，管中窥豹，愚见若干，在此不妨就教于方家。
网络时代没有终结杂文
网络时代杂文依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瞬息万变、思想异彩纷呈的网络时代。互联网和手机的迅速普及，使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改变，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一种自上而下的传递模式，正被以计算机和手机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工具所消解，“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逐渐取代了单向度的灌输。很少有人再把提前知晓某种精神和某条消息当作高人一等的“政治待遇”，很少有人能够再让民众成为“使由之”的“庸众”，玩弄于股掌之间。只要一机在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事实的见证者，成为现场直播者。“真相”通过无数个体的眼睛折射，“事实”经由不同视角独立解读。企图一手遮天式的“引导”和“教育”，必须经得起事实和民众的双重检验，方能取得有限的信任和接纳。于是有人惊呼：互联网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颠覆了传统的价值，必须限制、封堵乃至关闭，方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人们思想的单纯。这样的惊呼，既来自深受传统观念浸淫的老派人士，也来自某些意识形态管理者。而早已习惯于平面写作的杂文作者，是否也感到手机和网络的冲击，认为“段子”作为一种更加直接、更加犀利的“新杂文”，对传统杂文创作形成了强力挑战？我想是的，是挑战，是一种积极而良性的挑战，更是一种促进。任何一种文体的进步，不仅来自自身的觉醒，也来自外部的冲击。
段子具有简洁、犀利、辛辣、一语中的的特点，同时也带有碎片化、浅陋化、简单化、情绪化的缺点。而杂文不受微博140字的限制，可以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开掘，更加从容地展开，更加理性地辨析。一句话，网络时代没有终结杂文，而是对杂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杂文家应该正视这种挑战，力求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而不是哀叹杂文的式微。
杂文宜“深”宜“博”
思想性永远是杂文的灵魂。毫无疑问，思想是杂文的灵魂，批判是杂文的根本属性。再好的材料、文字、构思，如果不以思想为灵魂、为内核，都是枉然。有时巧妙的构思、优美的文字，可以掩盖文章思想力度之不足，也能给人以一定的阅读美感，但稍微一深入，就容易发现花哨外表下的空洞和虚弱。严秀先生说：加强杂文的思想深度和广度，是所有杂文家的首要任务。这是锥心之论，是至理名言。鲁迅杂文之所以让人百读不厌、常读常新，根本原因在于其深刻的思想见解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一个杂文作者如果不在这上面下功夫，注定是难有所成的。
杂文需要学养灌注。杂文的思想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来自实践，更来自学养根底。鲁迅先生“孤岛”十年几乎足不出户，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杂文佳作，靠的就是学养灌注的深刻洞察力。朱光潜先生说：“不通一艺莫谈艺。”第一个“艺”字，是指具体的艺术门类，如文学、戏剧、电影、建筑、绘画等；第二个“艺”指美学和艺术规律。就是说，如果不掌握和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形式，最好不要妄谈艺术规律。同样道理，写作杂文最好也受过文史哲、政经法等某一学科系统的学术训练，具有较为完备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如此，写作过程中才会有左右逢源、如虎添翼的感觉。当然，我不是说没有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朋友就没有资格写杂文，但通晓一门，旁及其他，总是有利无弊的。如今很多报刊青睐专家学者的言论，看重的其实就是其学理背景和专业化的论说。
杂文写作应引经据典但不陷于掉书袋的泥坑。杂文常常引经据典，这是增强文章思想性、知识性和历史纵深感的需要。优秀的杂文通过现实穿透历史，同时也从时间深处洞察现实，从而引来横跨古今的深沉思考。有些杂文以史料为由头，由此说开去，犹如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后导出结论；有些杂文似乎通篇“讲古”，不涉及现实，却是声东击西，意在言外，最后略点一笔，全篇皆活。在这方面，不少前辈杂文家如王春瑜、牧惠、陈四益等都是高手，“四方风杂文文丛”的作者之一安立志，也有不少成功的尝试。在我看来，第一，“引”和“讲”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是“台”，不是“戏”，不能以材料淹没观点，更不能以材料代替观点。有人以为杂文的正路是，先来上一段“古人云”，再发上一通议论。这是对杂文写作的误解，也是许多读者对杂文不以为然的原因之一。第二，杂文写作当然不妨从史料说起，但不能说起就是说止，必须由此及彼、生发开去，有所发挥、有所超越，成一家之言，说出属于自己的观点。正如严秀先生提醒的那样：无力“说开去”，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标题。第三，引述古籍和典故，应有自己的发现，是大量阅读基础上的信手拈来，不是东拼西凑、东挪西借的装点门面。最好采用别人很少使用，或者即使别人使用、但没有独特发现的材料，而不是用尽人皆知的东西作旁征博引状。一说纳谏，就扯出李世民和魏征，说得读者耳朵都起老茧了。说到底，引述只是由头，是引子，是闲笔，不是正剧。一些作者之所以引得蹩脚，还是因为功底不深、肚里没货，又硬要作出渊博状，书袋子没有掉成，反而暴露了思想和学问的浅薄。 杂文最忌“杂而无文”
杂文最忌“杂而无文”。杂而无文，行之不远。所谓“杂而无文”，是说一些杂文缺乏艺术表现力，语言枯涩，结构松散，逻辑随意，缺乏一种内在的从容气质和理性之美。优秀的杂文家往往自觉排斥杂而无文的杂文。在他们的心目中，杂文与一般的时评是有界限的。要言之，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
杂文须有一双文学的翅膀。杂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应该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和独特的美学表达，这是它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同时也区别于时评、政论、论文的特点所在。它的文学性并不简单表现在虚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上，而是更加注重文章的理趣，通过正论、反论、驳论、归谬等手法明察秋毫、见微知著，陷论敌于被动。如此说来，杂文岂不成了论文？没错，从本质上讲，它更倾向于论文，是瞿秋白所谓的“艺术的政论”，思想是它的灵魂。
问题在于，哪种文体的“思想”不是灵魂呢？没有灵魂的文章算什么文章呢？“艺术的政论”核心词在“政论”，限制词是“艺术的”。这就决定了杂文尽管以表达思想观点为目的，但其手段必须是艺术的，是可以广泛借鉴和使用所有文学手法的。一方面要像何满子先生说的那样：注重杂文的论辩性，强调言论的正确性和逻辑的扣杀力。撇开对手的枝节问题，抓住要害，一击致其死命，决不让对手牵着鼻子走，作无谓消耗性的纠缠。要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对手自以为“精彩”的论点变成他们“窝里斗”的武器，化对手的杀伤力为其自我残杀的力量。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归纳、演绎等多种手段，既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通过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剖析，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在注重论辩性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白描等手法塑造典型形象，使读者以小见大，窥见世相。鲁迅的《阿Q正传》、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杂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除了论辩文章的一般要求外，还应力求做到机智幽默而不流于油滑、善用反讽而不尖酸刻薄。适当使用方言土语也可以起到通过语言塑造地域形象的良好效果。杂文的行文要富于感染力和暗示性，隐晦曲折不仅是“安全生产”的需要，也是杂文文体美的内在要求。只有努力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才能使杂文更有杂文味儿和艺术性。
杂文不求高产而应“厚积薄发”
有人以为杂文姓“杂”，故而杂七杂八、东拉西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这是天大的误会。不少知名杂文家创作数量并不大，能够使人记住的或许只有那么几篇甚至一两篇，但其作用却远远胜过一些“著作等身”的“高产作家”。比如创作《鬣狗的风格》的秦牧，创作《江东子弟今犹在》的林放，创作《〈东方红〉这个歌》的吴有恒等，仅凭一篇佳作，就足可奠定在杂文史上的地位。正确处理“杂”与“精”、“博”与“专”的关系，是所有杂文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说，“杂”是指思想、题材、风格多样之杂，不是杂乱无章，信口开河之杂，不能以胡言乱语、信口开河冒充潇洒从容。有人错误理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随意把不加提炼的东西塞进杂文，仿佛老太太的絮叨。还有人实在找不到说话的由头，索性将自己以往的创作当成经典来引用，一上来就是“不才曾在文章中说过……”，实在有些自恋加自不量力。好的杂文家动笔是很慎重的，“厚积薄发”是基本原则，但也不排除长期积累后的“火山爆发”。
邵燕祥、牧惠、何满子、章明、陈四益诸公创作数量很大，几近著作等身，但总体质量非常过硬，足可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所以也不可一概而论。问题在于，具有上述各位的丰富阅历和深厚学养的作者并不多，他们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问题的另一面是过于关注“厚积”，轻视甚至否定“薄发”，终于由“薄发”而“不发”，甚至“发不出来”、彻底枯竭了。从哲学的角度说，“厚积”是“量的积累”，“薄发”是质的飞跃，“厚积薄发”并不是“积而不发”。还有一种情形是过于追求数量，竭泽而漁，年产百八十篇，甚至更多。其数量固然可观，但质量很难寄予太高期望。我的态度是要掌握两者之间适当的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具体到某位作者，当然很难界定多少算多，多少算少，还是要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综合实力出发而决定。杂文史上，无论是鲁迅，还是其他优秀作者，都有日产一两篇，甚至两三篇的记录。何满子和舒芜论战，不到20天写了14篇，而且篇篇尖锐有力，质量上乘，我们只有羡慕和佩服的份儿。
杂文“要帮忙，不要添乱”
杂文的“帮忙”与“添乱”。“要帮忙，不要添乱”，这句通俗的大白话据说是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原则。从常情常理出发，话是没错的，错在一些人对它的片面理解和错误使用上。什么叫“帮忙”？什么叫“添乱”？一些人认为歌功颂德是“帮忙”、文过饰非是“帮忙”，而针砭时弊是“添乱”、反腐倡廉是“添乱”。一句话：歌颂孔繁森是“帮忙”，批判王宝森是“添乱”。因为孔繁森是“九个指头”，王宝森是“一个指头”，“九个指头”不看，专门盯着“一个指头”，不是“添乱”是什么？严秀先生说：“有些同志认为，凡是批判错误的东西的批评本身就叫‘右’，只有批‘右’的东西才是永远正确的。”“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这是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问题在于，杂文的使命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为揭露腐败是给党“抹黑”、是“添乱”的想法，不知是真的热爱党，还是有意粉饰太平，硬作“歌德”状？老话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说“问题”太难、说真话太难，这是杂文的困境，更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困境。“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谁都懂，但要把它变成一种自觉的理性精神，却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杂文存在的根本理由吧。
（本文编辑 谢宁）
很多人喜欢这个孩子，因而杂文不管景气不景气，总是有人热衷撰写，热衷出版，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也加入到出版杂文的行列当中。这是否可以认作是对杂文价值的一种肯定，是对杂文家工作的一种推崇呢？我以为完全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是以出版权威工具书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著称的。能被商务印书馆所接受、认可，既是杂文的光荣，也是杂文家的光荣。“四方风杂文文丛”定位于中青年作者，既有借此向老一辈杂文家致敬的意味，又彰显了出版方对杂文未来的信心。
我常常沉湎于对杂文创作的学习和体会之中，管中窥豹，愚见若干，在此不妨就教于方家。
网络时代没有终结杂文
网络时代杂文依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瞬息万变、思想异彩纷呈的网络时代。互联网和手机的迅速普及，使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改变，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一种自上而下的传递模式，正被以计算机和手机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工具所消解，“海量信息、实时更新、双向互动”逐渐取代了单向度的灌输。很少有人再把提前知晓某种精神和某条消息当作高人一等的“政治待遇”，很少有人能够再让民众成为“使由之”的“庸众”，玩弄于股掌之间。只要一机在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事实的见证者，成为现场直播者。“真相”通过无数个体的眼睛折射，“事实”经由不同视角独立解读。企图一手遮天式的“引导”和“教育”，必须经得起事实和民众的双重检验，方能取得有限的信任和接纳。于是有人惊呼：互联网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颠覆了传统的价值，必须限制、封堵乃至关闭，方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人们思想的单纯。这样的惊呼，既来自深受传统观念浸淫的老派人士，也来自某些意识形态管理者。而早已习惯于平面写作的杂文作者，是否也感到手机和网络的冲击，认为“段子”作为一种更加直接、更加犀利的“新杂文”，对传统杂文创作形成了强力挑战？我想是的，是挑战，是一种积极而良性的挑战，更是一种促进。任何一种文体的进步，不仅来自自身的觉醒，也来自外部的冲击。
段子具有简洁、犀利、辛辣、一语中的的特点，同时也带有碎片化、浅陋化、简单化、情绪化的缺点。而杂文不受微博140字的限制，可以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开掘，更加从容地展开，更加理性地辨析。一句话，网络时代没有终结杂文，而是对杂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杂文家应该正视这种挑战，力求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而不是哀叹杂文的式微。
杂文宜“深”宜“博”
思想性永远是杂文的灵魂。毫无疑问，思想是杂文的灵魂，批判是杂文的根本属性。再好的材料、文字、构思，如果不以思想为灵魂、为内核，都是枉然。有时巧妙的构思、优美的文字，可以掩盖文章思想力度之不足，也能给人以一定的阅读美感，但稍微一深入，就容易发现花哨外表下的空洞和虚弱。严秀先生说：加强杂文的思想深度和广度，是所有杂文家的首要任务。这是锥心之论，是至理名言。鲁迅杂文之所以让人百读不厌、常读常新，根本原因在于其深刻的思想见解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一个杂文作者如果不在这上面下功夫，注定是难有所成的。
杂文需要学养灌注。杂文的思想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来自实践，更来自学养根底。鲁迅先生“孤岛”十年几乎足不出户，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杂文佳作，靠的就是学养灌注的深刻洞察力。朱光潜先生说：“不通一艺莫谈艺。”第一个“艺”字，是指具体的艺术门类，如文学、戏剧、电影、建筑、绘画等；第二个“艺”指美学和艺术规律。就是说，如果不掌握和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形式，最好不要妄谈艺术规律。同样道理，写作杂文最好也受过文史哲、政经法等某一学科系统的学术训练，具有较为完备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如此，写作过程中才会有左右逢源、如虎添翼的感觉。当然，我不是说没有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朋友就没有资格写杂文，但通晓一门，旁及其他，总是有利无弊的。如今很多报刊青睐专家学者的言论，看重的其实就是其学理背景和专业化的论说。
杂文写作应引经据典但不陷于掉书袋的泥坑。杂文常常引经据典，这是增强文章思想性、知识性和历史纵深感的需要。优秀的杂文通过现实穿透历史，同时也从时间深处洞察现实，从而引来横跨古今的深沉思考。有些杂文以史料为由头，由此说开去，犹如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后导出结论；有些杂文似乎通篇“讲古”，不涉及现实，却是声东击西，意在言外，最后略点一笔，全篇皆活。在这方面，不少前辈杂文家如王春瑜、牧惠、陈四益等都是高手，“四方风杂文文丛”的作者之一安立志，也有不少成功的尝试。在我看来，第一，“引”和“讲”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是“台”，不是“戏”，不能以材料淹没观点，更不能以材料代替观点。有人以为杂文的正路是，先来上一段“古人云”，再发上一通议论。这是对杂文写作的误解，也是许多读者对杂文不以为然的原因之一。第二，杂文写作当然不妨从史料说起，但不能说起就是说止，必须由此及彼、生发开去，有所发挥、有所超越，成一家之言，说出属于自己的观点。正如严秀先生提醒的那样：无力“说开去”，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标题。第三，引述古籍和典故，应有自己的发现，是大量阅读基础上的信手拈来，不是东拼西凑、东挪西借的装点门面。最好采用别人很少使用，或者即使别人使用、但没有独特发现的材料，而不是用尽人皆知的东西作旁征博引状。一说纳谏，就扯出李世民和魏征，说得读者耳朵都起老茧了。说到底，引述只是由头，是引子，是闲笔，不是正剧。一些作者之所以引得蹩脚，还是因为功底不深、肚里没货，又硬要作出渊博状，书袋子没有掉成，反而暴露了思想和学问的浅薄。 杂文最忌“杂而无文”
杂文最忌“杂而无文”。杂而无文，行之不远。所谓“杂而无文”，是说一些杂文缺乏艺术表现力，语言枯涩，结构松散，逻辑随意，缺乏一种内在的从容气质和理性之美。优秀的杂文家往往自觉排斥杂而无文的杂文。在他们的心目中，杂文与一般的时评是有界限的。要言之，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
杂文须有一双文学的翅膀。杂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应该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和独特的美学表达，这是它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同时也区别于时评、政论、论文的特点所在。它的文学性并不简单表现在虚构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上，而是更加注重文章的理趣，通过正论、反论、驳论、归谬等手法明察秋毫、见微知著，陷论敌于被动。如此说来，杂文岂不成了论文？没错，从本质上讲，它更倾向于论文，是瞿秋白所谓的“艺术的政论”，思想是它的灵魂。
问题在于，哪种文体的“思想”不是灵魂呢？没有灵魂的文章算什么文章呢？“艺术的政论”核心词在“政论”，限制词是“艺术的”。这就决定了杂文尽管以表达思想观点为目的，但其手段必须是艺术的，是可以广泛借鉴和使用所有文学手法的。一方面要像何满子先生说的那样：注重杂文的论辩性，强调言论的正确性和逻辑的扣杀力。撇开对手的枝节问题，抓住要害，一击致其死命，决不让对手牵着鼻子走，作无谓消耗性的纠缠。要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对手自以为“精彩”的论点变成他们“窝里斗”的武器，化对手的杀伤力为其自我残杀的力量。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归纳、演绎等多种手段，既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通过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剖析，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在注重论辩性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白描等手法塑造典型形象，使读者以小见大，窥见世相。鲁迅的《阿Q正传》、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杂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除了论辩文章的一般要求外，还应力求做到机智幽默而不流于油滑、善用反讽而不尖酸刻薄。适当使用方言土语也可以起到通过语言塑造地域形象的良好效果。杂文的行文要富于感染力和暗示性，隐晦曲折不仅是“安全生产”的需要，也是杂文文体美的内在要求。只有努力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才能使杂文更有杂文味儿和艺术性。
杂文不求高产而应“厚积薄发”
有人以为杂文姓“杂”，故而杂七杂八、东拉西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这是天大的误会。不少知名杂文家创作数量并不大，能够使人记住的或许只有那么几篇甚至一两篇，但其作用却远远胜过一些“著作等身”的“高产作家”。比如创作《鬣狗的风格》的秦牧，创作《江东子弟今犹在》的林放，创作《〈东方红〉这个歌》的吴有恒等，仅凭一篇佳作，就足可奠定在杂文史上的地位。正确处理“杂”与“精”、“博”与“专”的关系，是所有杂文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一般来说，“杂”是指思想、题材、风格多样之杂，不是杂乱无章，信口开河之杂，不能以胡言乱语、信口开河冒充潇洒从容。有人错误理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随意把不加提炼的东西塞进杂文，仿佛老太太的絮叨。还有人实在找不到说话的由头，索性将自己以往的创作当成经典来引用，一上来就是“不才曾在文章中说过……”，实在有些自恋加自不量力。好的杂文家动笔是很慎重的，“厚积薄发”是基本原则，但也不排除长期积累后的“火山爆发”。
邵燕祥、牧惠、何满子、章明、陈四益诸公创作数量很大，几近著作等身，但总体质量非常过硬，足可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所以也不可一概而论。问题在于，具有上述各位的丰富阅历和深厚学养的作者并不多，他们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问题的另一面是过于关注“厚积”，轻视甚至否定“薄发”，终于由“薄发”而“不发”，甚至“发不出来”、彻底枯竭了。从哲学的角度说，“厚积”是“量的积累”，“薄发”是质的飞跃，“厚积薄发”并不是“积而不发”。还有一种情形是过于追求数量，竭泽而漁，年产百八十篇，甚至更多。其数量固然可观，但质量很难寄予太高期望。我的态度是要掌握两者之间适当的度，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具体到某位作者，当然很难界定多少算多，多少算少，还是要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综合实力出发而决定。杂文史上，无论是鲁迅，还是其他优秀作者，都有日产一两篇，甚至两三篇的记录。何满子和舒芜论战，不到20天写了14篇，而且篇篇尖锐有力，质量上乘，我们只有羡慕和佩服的份儿。
杂文“要帮忙，不要添乱”
杂文的“帮忙”与“添乱”。“要帮忙，不要添乱”，这句通俗的大白话据说是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原则。从常情常理出发，话是没错的，错在一些人对它的片面理解和错误使用上。什么叫“帮忙”？什么叫“添乱”？一些人认为歌功颂德是“帮忙”、文过饰非是“帮忙”，而针砭时弊是“添乱”、反腐倡廉是“添乱”。一句话：歌颂孔繁森是“帮忙”，批判王宝森是“添乱”。因为孔繁森是“九个指头”，王宝森是“一个指头”，“九个指头”不看，专门盯着“一个指头”，不是“添乱”是什么？严秀先生说：“有些同志认为，凡是批判错误的东西的批评本身就叫‘右’，只有批‘右’的东西才是永远正确的。”“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这是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问题在于，杂文的使命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为揭露腐败是给党“抹黑”、是“添乱”的想法，不知是真的热爱党，还是有意粉饰太平，硬作“歌德”状？老话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说“问题”太难、说真话太难，这是杂文的困境，更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困境。“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谁都懂，但要把它变成一种自觉的理性精神，却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杂文存在的根本理由吧。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