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目前宏观经济调控的态度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的主旨是，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会议明确指出，最突出表现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
　　宏观的经济调控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开始了，央行连续实施一系列的货币政策，但从今年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效果没有显现。
　　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何在？怎样调控才能既有效，又不会制造经济动荡？
　　事实证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调控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程，特别是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过渡转型期。但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的中国，缺失完善的传导机制，经济调控手段的效果往往难如人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央行去年出台“121号文件”后，2003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同比上升了21.1％。
　　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期使用起来如臂使指的行政手段，在不断市场化的进程中越来越丧失效力，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对中央抑制投资增长的政策往往采取规避甚至抵制的态度。今年首季上海GDP增长18.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3%；南京GDP大增21.6%，固定资产投资更达72.8%；杭州市GDP增长15.5%，固资产投资增加48.9%。
　　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4月25日人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出极为严厉的声音：“不要因为央行现在出手还比较温和，就想趁这个机会赶快‘干一把’(加紧投资)”，“希望各有关部门自觉控制，以免矛盾激化，导致央行采取大家不愿看到的更强硬措施。”
　　但是，由于中国是个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大国，问题往往变得异常复杂。本刊在云南省的调查发现，这个美丽的西部省份正处于一种建设的火热浪潮之中。云南地方认为，云南与全国的差距太大了，西部地区还应该加大投资，东部应该把‘热’的投资转到西部来，“云南的投资热的还不够！”
　　既要抑制投资过热，又不能让经济“硬着陆”；既要保障整体经济良性发展，又不能“一刀切”。正如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思所说，中国“需要技巧和协调的政策制定”。
　　对中国来说，眼下面临一个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