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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在杨虎城部队中发动兵变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诞生在陕西省富平县习家庄一所普通的农舍里，父母以农为业。1928年他考入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受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指示三原县委发动群众搞暴动，用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以“非常手段”對付学校反动当局。一名共青团员奉命执行任务，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毒杀目的，反而暴露了身份，使习仲勋等一批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审讯。这是习仲勋第一次入狱。监狱地下党领导人武廷俊见他执著追求革命，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30年正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年仅16岁的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数年后，习仲勋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被以共产党嫌疑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1931年，部队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转移到风翔县。不满18岁的习仲勋担任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
1932年3月，部队要拉出陕境，移防到甘肃徽县、成县。该营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换防的情绪，习仲勋等人认为兵变条件成熟，立即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省委同意习仲勋意见，决定兵变后将队伍拉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但不料遭到土匪包围，兵变失败。习仲勋心情十分沉重，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而最终未能把部队带到苏区抱憾不已。
刘志丹：干革命不能怕失败
兵变失败后，习仲勋设法找到了陕甘游击队，第一次见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当时习仲勋正心情沉重，刘志丹很理解他，鼓励他干革命不能怕失败。刘志丹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的话给习仲勋指明了革命道路。此后，他回家乡富平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33年春，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的红二十军红二团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习仲勋担任刘志丹特务队的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共青团特委书记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刘志丹十分关心他的工作，殷切地嘱咐他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游击运动随即扩大起来。
毛泽东“刀下留人”救了习仲勋
1935年9月，贯彻极左路线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立即搞起了“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起来。原来，他们把陕北红军领导人为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策略，说成是“右倾投降”。这是习仲勋第二次入狱。
恰在此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吴起镇。听取“肃反”问题汇报时，毛泽东立刻提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接着，毛泽东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局长的王首道等带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王首道临行前叮嘱：“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经过调查，极左分子所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是一种陷害。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了反。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一见习仲勋。一见面，毛泽东十分惊讶：“原来你这么年轻。”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中央红军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只有32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信任和欣赏。
毛泽东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新中国成立前后，青海的大小叛乱很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贡献。
青海省地处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昂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项谦是青海有名的千户，游移不定，反复无常。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习仲勋认为决不能单纯以武力解决问题，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1950年9月至1952年4月，受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人多次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曾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秋，毛泽东见到林默涵和胡乔木，对他们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汤洛《毛泽东评赞习仲勋》，《炎黄春秋》1999年第11期)1952年习仲勋奉调来京之前，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告诫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
《刘志丹》小说冤案与习伸勋第三次入狱
1959年4月，习仲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 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正当习仲勋大有作为的时候，1962年一场飞来横祸，把他打进人生的深渊。
事情可追溯到几年前。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及其夫人李建彤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以便让刘志丹的光辉事迹流传千古。1936年春，刘志丹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在山西抗日前线。毛泽东痛失良将，悲痛题词，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了挽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习仲勋何尝不想让刘志丹的英名流芳百世，但作为西北幸存的最高领导人，他不能因走错一步棋而连累西北一大批干部。1953年，高岗串通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阴谋拱倒刘少奇、周恩来。1955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二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写小说《刘志丹》，必然要写到高岗在西北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雷区”，稍一不慎，就要粉身碎骨。这就是习仲勋再三犹豫的原因。
由于刘景范、李建彤坚持要写，习仲勋只好吩咐他们避开高岗这个敏感问题。《刘志丹》小说初稿出来后，习仲勋认为小说没有写好，在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他提出要把刘志丹放到整个时代中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并建议不要写高岗，不可授人以柄。
1962年夏天，出版社印出了《刘志丹》送审稿，有些报刊开始连载小说部分章节。9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首先提出：“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乘机煽风点火：“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整个事件很清楚，就是习仲勋勾结刘景范、李建彤夫妇，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是这一事件的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在康生的欺骗和煽动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一些人也向习仲勋展开猛烈攻击，上纲上线，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后又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成了他们的“反党纲领”。
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被隔离审查——这是他第三次入狱。在康生的指使下，因习仲勋和小说《刘志丹》一案受到迫害的西北党政军领导干部有300多人，受到株连的一般干部和群众达万余人。
1965年，习仲勋被安排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不久，“文革”席卷全国，习仲勋在劫难逃，1967年1月被揪到西安批斗。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严肃地批评造反派：“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当造反派代表问起如何处理习仲勋时，周恩来语义双关地说：“你们抓到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周恩来下令以军事管制形式把习仲勋保护起来。
重新出山，“把守南大门”
习仲勋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粉碎“四人帮”后终获平反。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身兼数职，已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东的工作实在无暇兼顾。叶剑英准备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南大门”，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厚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习仲勋向中央表态，谦逊地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习仲勋同志视察深圳、珠海时的讲话》，1987年2月15日、19日)
1978年4月6日，习仲勋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抵达广州6天后，叶剑英一行到广东视察工作。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葉帅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当年8月，叶剑英还委托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最困扰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消失了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就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视察。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冷落萧条。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也有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很难受。
从沙头角回深圳县城时，天色已黑，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一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后就可以盖新房。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10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内地与香港的差距。他在讲话中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大胆破除过去“左”的错误思想形成的条条框框，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化大革命’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他强调，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业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他鼓励大家“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 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习仲勋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时任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为广东争得一把“尚方宝剑”
1978年12月初，中央决定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1979年2月7日，习仲勋在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鼓励地委干部：“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要大一点。”2月9日，他在四会县公社书记会议上又说：“要允许群众有小自由，不要卡群众，群众富点好嘛，不要怕富，不要有‘恐富病’。”
4月2日，协助习仲勋工作的杨尚昆主持了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4月5日，习仲勋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下午，他在中南组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习仲勋这次发言，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在场参加讨论，广东省委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便直接反映到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去。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廣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的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的提议，并作出了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然而，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多，阻力大。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
习仲勋并没有因此退缩。他认为，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出路。宝安、珠海、汕头由建设外贸出口基地到出口特区再到经济特区，从酝酿到正式诞生，前后经过两年的时间。习仲勋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经济活动的先行一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28日印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中央授权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退出政坛后，习仲勋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晚年长期居住深圳，始终关心特区的建设和发展。2002年，习仲勋与世长辞。人们永远怀念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杰出政治家。
(作者系文史学者)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诞生在陕西省富平县习家庄一所普通的农舍里，父母以农为业。1928年他考入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受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指示三原县委发动群众搞暴动，用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以“非常手段”對付学校反动当局。一名共青团员奉命执行任务，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毒杀目的，反而暴露了身份，使习仲勋等一批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审讯。这是习仲勋第一次入狱。监狱地下党领导人武廷俊见他执著追求革命，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30年正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年仅16岁的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数年后，习仲勋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被以共产党嫌疑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1931年，部队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转移到风翔县。不满18岁的习仲勋担任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
1932年3月，部队要拉出陕境，移防到甘肃徽县、成县。该营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换防的情绪，习仲勋等人认为兵变条件成熟，立即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省委同意习仲勋意见，决定兵变后将队伍拉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但不料遭到土匪包围，兵变失败。习仲勋心情十分沉重，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而最终未能把部队带到苏区抱憾不已。
刘志丹：干革命不能怕失败
兵变失败后，习仲勋设法找到了陕甘游击队，第一次见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当时习仲勋正心情沉重，刘志丹很理解他，鼓励他干革命不能怕失败。刘志丹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的话给习仲勋指明了革命道路。此后，他回家乡富平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33年春，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的红二十军红二团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习仲勋担任刘志丹特务队的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共青团特委书记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刘志丹十分关心他的工作，殷切地嘱咐他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游击运动随即扩大起来。
毛泽东“刀下留人”救了习仲勋
1935年9月，贯彻极左路线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立即搞起了“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起来。原来，他们把陕北红军领导人为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策略，说成是“右倾投降”。这是习仲勋第二次入狱。
恰在此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吴起镇。听取“肃反”问题汇报时，毛泽东立刻提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接着，毛泽东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局长的王首道等带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王首道临行前叮嘱：“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经过调查，极左分子所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是一种陷害。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了反。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一见习仲勋。一见面，毛泽东十分惊讶：“原来你这么年轻。”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中央红军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只有32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信任和欣赏。
毛泽东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新中国成立前后，青海的大小叛乱很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贡献。
青海省地处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昂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项谦是青海有名的千户，游移不定，反复无常。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习仲勋认为决不能单纯以武力解决问题，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1950年9月至1952年4月，受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人多次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曾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秋，毛泽东见到林默涵和胡乔木，对他们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汤洛《毛泽东评赞习仲勋》，《炎黄春秋》1999年第11期)1952年习仲勋奉调来京之前，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告诫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
《刘志丹》小说冤案与习伸勋第三次入狱
1959年4月，习仲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 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正当习仲勋大有作为的时候，1962年一场飞来横祸，把他打进人生的深渊。
事情可追溯到几年前。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及其夫人李建彤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以便让刘志丹的光辉事迹流传千古。1936年春，刘志丹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在山西抗日前线。毛泽东痛失良将，悲痛题词，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了挽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习仲勋何尝不想让刘志丹的英名流芳百世，但作为西北幸存的最高领导人，他不能因走错一步棋而连累西北一大批干部。1953年，高岗串通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阴谋拱倒刘少奇、周恩来。1955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二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写小说《刘志丹》，必然要写到高岗在西北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雷区”，稍一不慎，就要粉身碎骨。这就是习仲勋再三犹豫的原因。
由于刘景范、李建彤坚持要写，习仲勋只好吩咐他们避开高岗这个敏感问题。《刘志丹》小说初稿出来后，习仲勋认为小说没有写好，在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他提出要把刘志丹放到整个时代中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并建议不要写高岗，不可授人以柄。
1962年夏天，出版社印出了《刘志丹》送审稿，有些报刊开始连载小说部分章节。9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首先提出：“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乘机煽风点火：“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整个事件很清楚，就是习仲勋勾结刘景范、李建彤夫妇，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是这一事件的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在康生的欺骗和煽动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一些人也向习仲勋展开猛烈攻击，上纲上线，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后又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成了他们的“反党纲领”。
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被隔离审查——这是他第三次入狱。在康生的指使下，因习仲勋和小说《刘志丹》一案受到迫害的西北党政军领导干部有300多人，受到株连的一般干部和群众达万余人。
1965年，习仲勋被安排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不久，“文革”席卷全国，习仲勋在劫难逃，1967年1月被揪到西安批斗。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严肃地批评造反派：“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当造反派代表问起如何处理习仲勋时，周恩来语义双关地说：“你们抓到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周恩来下令以军事管制形式把习仲勋保护起来。
重新出山，“把守南大门”
习仲勋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粉碎“四人帮”后终获平反。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身兼数职，已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广东的工作实在无暇兼顾。叶剑英准备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南大门”，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厚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习仲勋向中央表态，谦逊地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习仲勋同志视察深圳、珠海时的讲话》，1987年2月15日、19日)
1978年4月6日，习仲勋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抵达广州6天后，叶剑英一行到广东视察工作。在南湖宾馆，习仲勋向葉帅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当年8月，叶剑英还委托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最困扰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消失了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就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视察。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冷落萧条。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也有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很难受。
从沙头角回深圳县城时，天色已黑，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一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后就可以盖新房。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10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内地与香港的差距。他在讲话中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大胆破除过去“左”的错误思想形成的条条框框，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化大革命’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他强调，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业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他鼓励大家“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 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习仲勋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时任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为广东争得一把“尚方宝剑”
1978年12月初，中央决定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1979年2月7日，习仲勋在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鼓励地委干部：“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要大一点。”2月9日，他在四会县公社书记会议上又说：“要允许群众有小自由，不要卡群众，群众富点好嘛，不要怕富，不要有‘恐富病’。”
4月2日，协助习仲勋工作的杨尚昆主持了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4月5日，习仲勋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下午，他在中南组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习仲勋这次发言，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在场参加讨论，广东省委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便直接反映到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去。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廣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的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的提议，并作出了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然而，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多，阻力大。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
习仲勋并没有因此退缩。他认为，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出路。宝安、珠海、汕头由建设外贸出口基地到出口特区再到经济特区，从酝酿到正式诞生，前后经过两年的时间。习仲勋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经济活动的先行一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28日印发的《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中央授权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中央这一决定，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退出政坛后，习仲勋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晚年长期居住深圳，始终关心特区的建设和发展。2002年，习仲勋与世长辞。人们永远怀念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杰出政治家。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