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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统计过：2002年科研人员的人均经费为12万元，2003年更是达到了14万元，可是又有多少科研人员能够达到这个数字呢——
近日，看到记者李松涛与刘华杰博士的访谈文章，文中提到“在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中，甚至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21日）读罢，感慨系之。笔者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的问题，借着这个话题想把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换言之，当下我国科研经费分配中存在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我认为，中国当下科研经费分配中存在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预算最大化，以及由此形成了经费分配模式中的“泥沼效应”。这个判断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得出的：一个重大的科研项目的经费总量是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普通项目的经费总和。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所谓“抓大放小”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在中国当下的科技管理体制中恰恰颠倒过来，变成了“抓小放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符合规律的逆转现象呢？原因很简单：重大项目的主持人大多是本学科的翘楚，他们能够决定或者影响本学科未来的经费审批与发放，谁又敢得罪这些人呢？从各种介绍材料中，不难发现有些学界翘楚竟有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研经费，笔者很想知道，这么多的经费，对于他们而言还有激励作用吗？至少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否定了这种可能。据资料介绍，2005年我国投入R＆D的经费总量达到2367亿元，占当年GDP的1.3％，从数字上看，科研经费数量不可谓不大，可是这些宝贵的科研经费又有多少落到普通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头上呢？现代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科学是年轻人的事业。当下的科技管理困境是，当你最有才华的时候，你没有能力获得应有的经费资助，而当你没有科研能力的时候，你却得到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因此，每年国家R＆D经费总量的增加对于普通科技工作者来说，只是一个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幻像而已，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可以粗略地说，所谓科研经费的预算最大化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边际成本与需求相交于有弹性的需求曲线部分，官僚部门就会诚实地公布真实成本。只有当对其服务的需求无弹性时，它才能通过对其产出宣布一个高于真实成本的价格，使它的预算扩大到超出创立者建议的水平。简单地说，就是当一个项目能够做的人比较少的时候，申报项目的人就可以把经费预算最大化，因为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也就出现了所谓项目无弹性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了项目申报的无弹性和缺乏竞争，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泥沼效应”。泥沼的最大特点就是深不见底，没有人知道它的深浅，因此时间久了，也就成了人们崇拜的神秘之地。坦率地说，目前大多数所谓无弹性项目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竞争的结果。同一个领域的几个精英一旦联手，完全可以造成项目无弹性的假象，以此达到经费预算最大化的目的。这点很好理解，精英们可以通过换票行为完成这个操作，而最终结果是精英双方出现双赢的局面，受损失的是国家。
鉴于中国科技体制比较封闭的现实，科技活动中出现深不可测的“泥沼效应”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不易被发现。造成泥沼效应的条件有以下几个：本人的名气与声望、研究机构的地位以及与权利部门的密切程度。不客气地说，经费分配中的“泥沼效应”是吞噬经费的无底黑洞，久而久之，造成科技体制的逆向淘汰，导致国家整体创新动力不足。笔者曾统计过：2002年科研人员的人均经费为12万元，2003年更是达到了14万元，可是又有多少科研人员能够达到这个数字呢？人们有理由追问那些宝贵的经费都到哪里去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通科研人员对项目的申报都出现了严重的厌倦情绪，原因无外乎，花费很大精力撰写的项目标书，通过弊端百出的形式化评审过程，最后演变成陪太子读书的一种游戏，至此还谈何科研积极性？预防科研中的“泥沼效应”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避免经费预算最大化的弊端。布坎南曾说：具有歧视性的政治将不能满足对公平和正义做出界定的契约标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从资源耗费的意义上看也必然是低效的。
已故王选院士在谈到科研环境建设时曾说：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今天看来真是至理名言！
近日，看到记者李松涛与刘华杰博士的访谈文章，文中提到“在个别名气较大的学者中，甚至出现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今年负责项目审批和经费发放，明年又会参加项目申请。这样一来，科研的资金就永远在几个人中流转，这些人几乎把持了他们所在学术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资金”。（《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21日）读罢，感慨系之。笔者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的问题，借着这个话题想把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换言之，当下我国科研经费分配中存在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我认为，中国当下科研经费分配中存在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预算最大化，以及由此形成了经费分配模式中的“泥沼效应”。这个判断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得出的：一个重大的科研项目的经费总量是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普通项目的经费总和。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所谓“抓大放小”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在中国当下的科技管理体制中恰恰颠倒过来，变成了“抓小放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符合规律的逆转现象呢？原因很简单：重大项目的主持人大多是本学科的翘楚，他们能够决定或者影响本学科未来的经费审批与发放，谁又敢得罪这些人呢？从各种介绍材料中，不难发现有些学界翘楚竟有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研经费，笔者很想知道，这么多的经费，对于他们而言还有激励作用吗？至少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否定了这种可能。据资料介绍，2005年我国投入R＆D的经费总量达到2367亿元，占当年GDP的1.3％，从数字上看，科研经费数量不可谓不大，可是这些宝贵的科研经费又有多少落到普通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头上呢？现代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科学是年轻人的事业。当下的科技管理困境是，当你最有才华的时候，你没有能力获得应有的经费资助，而当你没有科研能力的时候，你却得到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因此，每年国家R＆D经费总量的增加对于普通科技工作者来说，只是一个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幻像而已，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可以粗略地说，所谓科研经费的预算最大化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边际成本与需求相交于有弹性的需求曲线部分，官僚部门就会诚实地公布真实成本。只有当对其服务的需求无弹性时，它才能通过对其产出宣布一个高于真实成本的价格，使它的预算扩大到超出创立者建议的水平。简单地说，就是当一个项目能够做的人比较少的时候，申报项目的人就可以把经费预算最大化，因为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也就出现了所谓项目无弹性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了项目申报的无弹性和缺乏竞争，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泥沼效应”。泥沼的最大特点就是深不见底，没有人知道它的深浅，因此时间久了，也就成了人们崇拜的神秘之地。坦率地说，目前大多数所谓无弹性项目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竞争的结果。同一个领域的几个精英一旦联手，完全可以造成项目无弹性的假象，以此达到经费预算最大化的目的。这点很好理解，精英们可以通过换票行为完成这个操作，而最终结果是精英双方出现双赢的局面，受损失的是国家。
鉴于中国科技体制比较封闭的现实，科技活动中出现深不可测的“泥沼效应”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不易被发现。造成泥沼效应的条件有以下几个：本人的名气与声望、研究机构的地位以及与权利部门的密切程度。不客气地说，经费分配中的“泥沼效应”是吞噬经费的无底黑洞，久而久之，造成科技体制的逆向淘汰，导致国家整体创新动力不足。笔者曾统计过：2002年科研人员的人均经费为12万元，2003年更是达到了14万元，可是又有多少科研人员能够达到这个数字呢？人们有理由追问那些宝贵的经费都到哪里去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通科研人员对项目的申报都出现了严重的厌倦情绪，原因无外乎，花费很大精力撰写的项目标书，通过弊端百出的形式化评审过程，最后演变成陪太子读书的一种游戏，至此还谈何科研积极性？预防科研中的“泥沼效应”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避免经费预算最大化的弊端。布坎南曾说：具有歧视性的政治将不能满足对公平和正义做出界定的契约标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从资源耗费的意义上看也必然是低效的。
已故王选院士在谈到科研环境建设时曾说：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今天看来真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