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芭蕾舞剧《白毛女》是从“上海之春”的舞台上诞生的。1964年，第五届“上海之春”上，上海舞蹈学校的师生们带来了小型芭蕾舞剧片断《白毛女》，这场演出正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最早雏形。一年后的1965年，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正式亮相第六届“上海之春”，一经上演，便引发强烈反响，并持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55载光阴倏忽而过，人们对“白毛女”的关心从未淡去。前两年，石钟琴因为“白毛女跳广场舞”的视频上了一次网络热搜，虽然最终被证明是一场乌龙，却也足见观众们对“白毛女”的关心。于是，就在今年“上海之春”举行之际，我们又一次登门拜访了石钟琴，请她为我们讲述一下她记忆中的，有关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种种故事——
　　
　　 芭蕾舞剧《白毛女》创排的时候，我还是上海舞蹈学校的学生。当时文艺界十分提倡“洋为中用”“百花齐放”，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开始搞一些小的创作，积极探索芭蕾民族化，《白毛女》是其中的一个。
　　 《白毛女》最初是独幕舞剧（那时候我还没参加），编导是胡蓉蓉老师和助手傅艾棣老师，作曲邀请了严金萱老师。主要内容就是电影里“奶奶庙”的那个片段，很短，只有二十分钟不到，演出效果蛮好的。
　　 李慕琳校长对此十分支持。就这样，在校党委领导的重视与关怀下，《白毛女》从小型舞剧，发展到中型舞剧，最后又扩展为大型芭蕾舞剧。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在1964年的“上海之春”中演出过，获得好评。后来排演大型舞剧时，编导又加入了林泱泱、程代辉两位老师，戏剧大师黄佐临担任艺术指导。
　　 为什么《白毛女》那么受观众欢迎？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点。首先，故事和音乐本身家喻户晓。之前，歌剧《白毛女》和电影《白毛女》已经奠定了很好的群众基础，观众接受度很高。排演大型舞劇《白毛女》时，我们还特别加入了演唱的部分，这是之前舞剧中没有的，形式比较新。除了前面提到的严金萱老师，著名作曲家、歌剧《白毛女》作曲之一的瞿伟老师也参与了。
　　 舞蹈方面，因为本身是中国的故事，加上又是革命斗争题材，在表演中也吸收了一些传统戏曲与民族舞蹈的元素。
　　 比如第一幕，黄世仁到杨白劳家里去逼债那场戏，双方冲突的部分就用了很多京剧武戏的动作。喜儿的舞蹈段落，比如窗花舞，也有很多中国古典舞的内容。杨白劳死的时候，喜儿跪地“哭爹爹”一段，也是戏曲表演的程式。当时老师就专门请了戏曲学校的老师来教我们毯子功，帮我们设计动作。
　　 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年轻学生，之前也没有真正接触过舞剧，跳古典芭蕾也都是公主、王子这样的题材。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物，学校安排我们下乡体验生活，半个月、一个月，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还安排我们看《白毛女》的电影，听相关的讲座，我们自己也会找一点资料来学习，然后一遍一遍排戏。
　　 周恩来总理看了17遍《白毛女》。我听李慕琳校长说过，我们的舞蹈学校，就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提议和关怀下建立的。总理在各种场合看《白毛女》后，常以观众身份提建议。比如，刚开始对于戏服的处理完全“写实”，做得破破烂烂的，对此总理建议，舞台上不能只讲自然主义，也要有点浪漫主义。结果，改动后的服装既有了时代特征，也符合芭蕾要求。喜儿进山后，原来是一下子从黑发变成白发的，周总理和陈毅市长用商量的口气提出：是不是可以学四川变脸艺术，让喜儿慢慢由黑发变成灰发，最后变成白发？当年，在《白毛女》中加写歌曲的尝试曾引起争议，总理认为，中国芭蕾应该具有中国特点，中国人有“载歌载舞”传统，不妨加唱。结果，序幕及喜儿与大春相认的高潮，都配上了唱。这些动人的旋律传唱至今。
　　 最开始，我并没有机会扮演白毛女。在中型舞剧《白毛女》里，我是跳群舞的。“红缨枪”啊，“大红枣”啊，我一开始跳的是这些段落。后来排演大型舞剧，我则扮演灰毛女。真正扮演白毛女是后来的事。我也是后来才听说，可能这和我的家庭出身有点关系。不过当时，我一来也不懂，二来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事情，安排我跳什么，我就跳什么。
　　 灰毛女的出现是在“深山野林”这场戏里，讲喜儿逃入深山，经历春、夏、秋、冬，与大自然艰苦搏斗。整齐的辫子散了，黑发变成灰发，最后在漫天大雪中，她的头发全部变成了白发。由四位女演员共同完成：喜儿、黑毛女、灰毛女、白毛女。这一段是黄佐临导演的创意，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带有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我演的灰毛女，在台上也就一分钟多一点的时间。
　　 《白毛女》的演出任务很重，有很多外事活动都需要我们跳。原先扮演白毛女的有几位演员，一位后来身体不太好，一位体型开始发胖，台上演员不够用了，需要人顶上去。中间也换过好几次人选，最后领导找到了我。
　　 我第一次作为“白毛女”上台，是1969年的广交会。197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芭蕾舞剧《白毛女》拍成电影，这是一个黑白的版本，1971年，上影厂又拍了一个彩色的版本，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版本。剧中，茅惠芳和我分别扮演喜儿和白毛女。在舞台上，演一场也就一千多个观众，电影一上映，全国的观众都看到了。观众们能记住我，也是通过电影。
　　 从舞台到电影，倒也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一切按照导演的要求去做就好了。一定要说的话，电影有很多特写镜头，这是舞台上没有的。舞台表演的时候，为了让全场观众都可以看清楚，所以相对来说肢体动作要更夸张一点，拍电影就不需要这么夸张，表演的时候，动作要收敛一点。而且电影镜头的拍摄是分割的，一会儿拍这个，一会儿拍那个，不像舞台一气呵成，情绪调动上要求更高一点。
　　 1972年，上海芭蕾舞团带芭蕾舞剧《白毛女》首次访问日本，也就是大家说的“芭蕾外交”。其实，第一个将电影《白毛女》排成芭蕾舞剧的就是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1958年他们就曾来中国演过《白毛女》，不过我们当时排《白毛女》的时候，还没看过他们的演出。1972年，我们在日本的这次演出，因为两国还没有建交，环境有些复杂，松山芭蕾舞团也全力保障了我们的安全。
　　 我们的团长孙平化是一个日本通。当时我国在日本还没有大使馆，对接的是商务处。我们演出，他就和商务处的同志一起在下面做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去的时候，从中国大陆到日本是没有直达航班的。我们先从上海到广州，再从广州到香港，由九龙机场飞的日本。等到回程的时候，中日双方已经基本达成了建交协议，全日空和日本航空两家航空公司的飞机直接把我们送回上海。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依然还在跳《白毛女》。跳了十几二十年，演过的场次已经数不清了，我在剧场的舞台上演出过，也在农村的晒谷场上演出过，去机场演出过，也去工厂演出过。辛苦的回忆当然也有。我们当年的脚尖鞋也不像现在，头比较大，皮也比较柔软，有弹性。当年我们的脚尖鞋都是自己做的，漂亮是漂亮，头尖尖的，像尖头鞋一样，但是很硬很硬，穿在脚上真的痛，动不动就磨出血泡。胡蓉蓉老师也不许我们穿大的鞋，怕上台不好看。我们当时包里最多的，就是橡皮膏、纱布和棉花。我记得有一次去法国演出。因为一直练一直练，脚趾间都磨出了鸡眼，上飞机的时候，脚痛得连鞋子都穿不上，只好套着布鞋拖着走。为了上台，我在医院里配了麻醉药，拿棉花蘸了塞在脚趾间，再用橡皮膏绑紧。不过真的上了台，也就忘记了。直到演出结束后脱下鞋子，鞋子里都是血水和脓水。你看芭蕾舞演员很漂亮地站在台上，其实台下是这样的。可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要练功。要是不练功，你的腿就没力了，没法上台。这大概是最苦的部分。
　　 《白毛女》之外，我们也排演过《魂》（写祥林嫂的故事）《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雷雨》等原创舞剧。退休以后，我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舞蹈教学工作，现在也还有几个业余舞蹈爱好者，都是成年人，在跟我学芭蕾。我自己则去老年大学学过几年钢琴，现在有空就自己弹弹琴，生活过得挺充实。尽管我退出舞台30年了，但我对钟爱的芭蕾，尤其对《白毛女》，还是有着不可磨灭的深情厚意。可以这样说，我是和《白毛女》一起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