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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就与吴冠中先生说起，要写一篇关于他的苦衷的文章，构思了很久终未落笔。吴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想文化“结晶体”，是一个思想独行者。他的“笔墨等于零”和解散美协画院的呼声更是体现了他晚年不屈不挠、老而弥坚的精神。吴冠中的深邃与高远恰恰是他不愿停留在陈腐的、习惯的势力之中。吴冠中的苦衷表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突破体制的无奈与烦恼。
本世纪之初，我参加了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世纪笔会”，有幸认识了吴冠中先生，很难想象这名满天下的“大人物”竟朴实得像个老农。吴老思路清晰、语风极健，每一句话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参加“世纪笔会”的文化界60多位先生几乎都是我所敬仰的老前辈。刘勃舒先生画了一幅极富农家趣味的《老村图》，要求诗人为之配句。这幅《老村图》当即感染了我，因为我的童年就在这种景色之中。“老翁为何夜不眠，眺望窗外月无边，小狗不知村中事，隔门时叫两三声。”刘老十分高兴，要求我立即题在他的画面上，吴冠中先生走过来，说：“我真喜欢你这种走入平民百姓的朴实诗风。”吴老的鼓励使我至今记忆在心。
1946年，吴冠中考取了公费到法国巴黎留学，法国巴黎的艺术思想深深感染了这个充满热血的爱国艺术青年，按照吴冠中的学业成就，他完全可以留在巴黎享受艺术人生的天堂生活。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从此走上了为体制变革、社会创新、艺术革命奋斗一生的道路。
吴冠中留学前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他早期接受的林风眠的“现代浪漫主义”的绘画意识与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大相径庭，他在法国留学多年，更使他接受了西方绘画前卫艺术的影响。这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央美院立足，也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中西合璧的代表人物。
1950年，吴冠中回国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他带着充满西方艺术的浪漫情调又深深地扎入了他无限热爱的中国水乡风情，在艺术领域，他成为一个独行者。他的教学思想挣脱藩篱走向自由，他的绘画与他的思想一样受到了批判，被斥为虚无主义，他终于被逼走出了中央美院的大门，随后辗转于几座不知名的大学任教，1964年才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授直至逝世。
尽管吴冠中在中西合璧上探索了一条艺术创新的道路，但他还是受到了两面夹击：传统画派认为他“忘本”，前卫艺术家又嫌弃他不够“抽象”，他在“中西合璧”的狭缝中无法实现他人生的最大美学价值愿望。
吴冠中目睹中国沉重的教育模式和文化体制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和“人才”毫无创新精神，无法容忍。上世纪80年代初，他第一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绘画观点（鲁迅先生也曾对这种沉闷的中国画风作过批判），对这种繁琐、冗长的中国画笔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摒弃，认为一切没有实现艺术价值的笔墨都是多余的。吴冠中这一观点的抛出遭到了以张仃为代表的反对派的一片反对之声。可见要从“实物主义”走向精神世界还有漫长的道路。这种体制下的习惯性思维表面上是写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义、附和主义和利益主义。“笔墨等于零”与佛家的从“有”到“无”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世界上任何执着的“有”都会随着“无”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吴冠中总是以洞彻、深邃的眼光穿透了他人所无法穿透的障碍世界。
2007年6月，吴冠中又一次发出了取消美术家协会和画院的呐喊，认为这种官僚式的协会机制养了一群只会贪吃而不会下蛋的鸡，这种文化体制严重阻碍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不打破这种旧的模式就无法实现新的转变，中国的美术创作就无法出精品，只会成为现有体制下的“艺术加工厂”。
他开始呐喊，他呼唤美学革命。他的声音虽然振聋发聩，却又一次遭到了反弹。当时，我也在一家专业媒体写了一篇《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给协会转制》，被《人民文摘》转载后引起了文化体制改革部门的重视。中央有关部门发函邀请我与吴冠中去参加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座谈会，但最后又通知我们不要去。2008年，我又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怒揭书画界黑幕》，对第九届全国书法展提出质疑，吴冠中先生看了文章之后拍手称快，并说我是他的真正知音。我十分敬仰吴老，他从事的是绘画，我从事的是书法，我们在不同的创作领域去呼唤建立一个共同的艺术世界。
吴冠中生前一直住在北京方庄的一套四居室的小房子，书房、画室和两间卧室，装饰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谁知这个名满天下的中国画最高拍卖价的画家居然还是一个穷文人。吴冠中一生守住清贫，他与那些一浪高过一浪的拍卖声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常说：“我追求的是精神价值，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变卖人格与画格去追求富豪人生。我永远是一介贫儒，我没有掌握协会的权力，我也不会巴结权贵，我的画从来没有挂在象征权力的场所，也没有挂在达官贵人的殿堂，我也不会作秀，我守住的是一片洁净的精神家园。我从来就没有与画商、拍卖行打过交道，因为这些拍卖行是造假工厂。有一些早年拥有我的画的商人，他们就是利用与这些拍卖行合作，把我的画搞成所谓“天价”，我从来就没有在里面得到半分的利益。我还是把我的画当成艺术还给我的艺术，把这些画大都捐给了国内和一些国外的收藏机构和博物馆，我把它当作我的女儿嫁给值得嫁的人。”
吴冠中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经历过许多波折，创造了中西文化合璧的神话，但他却无法走入中国画的主流世界。他充满反叛和创新的精神，他对现行文化体制进行无情的批判，提出“笔墨等于零”、呼吁“解散协会”、批判“拍卖行是造假工厂”，遭到了“体制内受益者”的抨击和围攻。他悲愤、他伤痛，深深懂得改变现实的艰难；他把鲁迅视作自己的精神之父，他要做一个有脊梁的文人。有位哲人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得不到他人的理解”，这也是吴冠中一生最大的苦衷。
吴老，您走好。您的“风筝”并没有断线，有无数的后来者会紧紧把它拉住！（写于2010年7月）
本世纪之初，我参加了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世纪笔会”，有幸认识了吴冠中先生，很难想象这名满天下的“大人物”竟朴实得像个老农。吴老思路清晰、语风极健，每一句话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参加“世纪笔会”的文化界60多位先生几乎都是我所敬仰的老前辈。刘勃舒先生画了一幅极富农家趣味的《老村图》，要求诗人为之配句。这幅《老村图》当即感染了我，因为我的童年就在这种景色之中。“老翁为何夜不眠，眺望窗外月无边，小狗不知村中事，隔门时叫两三声。”刘老十分高兴，要求我立即题在他的画面上，吴冠中先生走过来，说：“我真喜欢你这种走入平民百姓的朴实诗风。”吴老的鼓励使我至今记忆在心。
1946年，吴冠中考取了公费到法国巴黎留学，法国巴黎的艺术思想深深感染了这个充满热血的爱国艺术青年，按照吴冠中的学业成就，他完全可以留在巴黎享受艺术人生的天堂生活。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从此走上了为体制变革、社会创新、艺术革命奋斗一生的道路。
吴冠中留学前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他早期接受的林风眠的“现代浪漫主义”的绘画意识与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大相径庭，他在法国留学多年，更使他接受了西方绘画前卫艺术的影响。这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央美院立足，也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中西合璧的代表人物。
1950年，吴冠中回国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他带着充满西方艺术的浪漫情调又深深地扎入了他无限热爱的中国水乡风情，在艺术领域，他成为一个独行者。他的教学思想挣脱藩篱走向自由，他的绘画与他的思想一样受到了批判，被斥为虚无主义，他终于被逼走出了中央美院的大门，随后辗转于几座不知名的大学任教，1964年才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授直至逝世。
尽管吴冠中在中西合璧上探索了一条艺术创新的道路，但他还是受到了两面夹击：传统画派认为他“忘本”，前卫艺术家又嫌弃他不够“抽象”，他在“中西合璧”的狭缝中无法实现他人生的最大美学价值愿望。
吴冠中目睹中国沉重的教育模式和文化体制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和“人才”毫无创新精神，无法容忍。上世纪80年代初，他第一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绘画观点（鲁迅先生也曾对这种沉闷的中国画风作过批判），对这种繁琐、冗长的中国画笔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摒弃，认为一切没有实现艺术价值的笔墨都是多余的。吴冠中这一观点的抛出遭到了以张仃为代表的反对派的一片反对之声。可见要从“实物主义”走向精神世界还有漫长的道路。这种体制下的习惯性思维表面上是写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义、附和主义和利益主义。“笔墨等于零”与佛家的从“有”到“无”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世界上任何执着的“有”都会随着“无”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吴冠中总是以洞彻、深邃的眼光穿透了他人所无法穿透的障碍世界。
2007年6月，吴冠中又一次发出了取消美术家协会和画院的呐喊，认为这种官僚式的协会机制养了一群只会贪吃而不会下蛋的鸡，这种文化体制严重阻碍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不打破这种旧的模式就无法实现新的转变，中国的美术创作就无法出精品，只会成为现有体制下的“艺术加工厂”。
他开始呐喊，他呼唤美学革命。他的声音虽然振聋发聩，却又一次遭到了反弹。当时，我也在一家专业媒体写了一篇《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给协会转制》，被《人民文摘》转载后引起了文化体制改革部门的重视。中央有关部门发函邀请我与吴冠中去参加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座谈会，但最后又通知我们不要去。2008年，我又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怒揭书画界黑幕》，对第九届全国书法展提出质疑，吴冠中先生看了文章之后拍手称快，并说我是他的真正知音。我十分敬仰吴老，他从事的是绘画，我从事的是书法，我们在不同的创作领域去呼唤建立一个共同的艺术世界。
吴冠中生前一直住在北京方庄的一套四居室的小房子，书房、画室和两间卧室，装饰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谁知这个名满天下的中国画最高拍卖价的画家居然还是一个穷文人。吴冠中一生守住清贫，他与那些一浪高过一浪的拍卖声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常说：“我追求的是精神价值，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变卖人格与画格去追求富豪人生。我永远是一介贫儒，我没有掌握协会的权力，我也不会巴结权贵，我的画从来没有挂在象征权力的场所，也没有挂在达官贵人的殿堂，我也不会作秀，我守住的是一片洁净的精神家园。我从来就没有与画商、拍卖行打过交道，因为这些拍卖行是造假工厂。有一些早年拥有我的画的商人，他们就是利用与这些拍卖行合作，把我的画搞成所谓“天价”，我从来就没有在里面得到半分的利益。我还是把我的画当成艺术还给我的艺术，把这些画大都捐给了国内和一些国外的收藏机构和博物馆，我把它当作我的女儿嫁给值得嫁的人。”
吴冠中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经历过许多波折，创造了中西文化合璧的神话，但他却无法走入中国画的主流世界。他充满反叛和创新的精神，他对现行文化体制进行无情的批判，提出“笔墨等于零”、呼吁“解散协会”、批判“拍卖行是造假工厂”，遭到了“体制内受益者”的抨击和围攻。他悲愤、他伤痛，深深懂得改变现实的艰难；他把鲁迅视作自己的精神之父，他要做一个有脊梁的文人。有位哲人说过，“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得不到他人的理解”，这也是吴冠中一生最大的苦衷。
吴老，您走好。您的“风筝”并没有断线，有无数的后来者会紧紧把它拉住！（写于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