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我出生在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仲家庄，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家里只有一亩三分坡地，连糊口都难。大姐早被送了人。为了给母亲治病，二姐又被卖到了邻村。
　　我5岁那年，母亲没了。我就跟着哥哥和小姐姐，在周边村庄讨饭。到我12岁时，父亲也因病去世了。之后，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逃荒去了黑龙江，小姐姐也嫁人了。我为了谋一口饭，到村里地主家做小工。
　　在当时的农村，小工除了不给主人家端尿盆，其他杂活都得干，还得伺候主人家雇的专干农活的大工和长工。北方人耕地、运输靠毛驴，毛驴是夜里吃草，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得熬夜喂毛驴。天没亮透，我就得去水塘里挑水，至少要往返七八趟。天亮了，我又要牵着那头大黄牛出门，还得趁放牛的时间割草……那种辛苦说也说不完。
　　1941年前后，鲁南的抗日队伍离得不远，地下党在我们那儿越来越活跃。日本人常来烧杀抢掠，我堂姐全家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地下党的刘同志发动贫苦农民，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我好几次跑去听，他说的道理我都能听懂。父亲在世时，曾挤出钱来送我去识文断字，直到父亲去世我才辍学，前后读了5年书。
　　为了打日本人，为了填饱肚子，我不再做小工，按照刘同志说的大致方向，我往南走了两天两夜，在平邑县找到了鲁南泰宁抗日游击队。那一年，我虚岁17岁。

卫生员的使命

　　游击队安排我担任卫生员。那时部队的卫校很简陋，老师也不固定，遇到打仗就搁下书本，跟着部队走。学的都是最基本的抢救技术，像外伤包扎、骨折整理、压迫止血、压力止血等，还有怎样打纱布绷带，怎样上夹板，怎样消炎。
　　看起来蛮简单，但在战场上，没有正确娴熟的救护技术是救不了伤员的。比如头部包扎，要包得像帽子一样结实，确保伤员的头怎么转，纱布都不会掉下来。你还要分清静脉和动脉，血液的大循环和小循环，要弄清创口在哪里，血是从哪里出来的。
　　他们说我悟性很高，在部队一年多，我就当上了救护班班长。之前我都是当助手，第一次独当一面在战场上救人，是在1947年的山东莱芜鲁南战役中。看到战友牺牲了、受伤了，涌上我心头的不是害怕，而是一定要冲上去，把战友救下来。一个卫生员最大的耻辱，就是把伤员丢在战场上。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期间，我所在的部队不断有战友牺牲。我不停地救伤员，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突然有人大叫：“快跑，飞机又来了！”我赶紧让担架员抬着重伤员撤退，自己背起一名腿被炸伤的战友。这时，一颗炸弹“嗖”地砸下来，指挥所当即就塌了。
　　我冲过去。指挥所被炸成这样，指导员肯定受伤了。但这时，敌人快冲上来了，战友们拉住我的胳膊，说指导员很可能已经牺牲，再往那儿冲，太危险。
　　我不肯，拼命推开战友们的手，匍匐着，朝指挥所的方向前进。泥土、碎石还在空中飞，砸在我的头上、身上，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指导员，指导员！”我抱起倒在血泊中的指导员，不停地喊，想把他喊醒。真的，他闭上的眼睛，竟然睁开了，只是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能一动不动地瞪着我。
　　他把剩下的力气全使了出来，才抬起右手，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文件包。我顿时明白了。见我把文件包拿好，他的眼睛才又合上。
　　我咬着牙，一边把文件包和枪挂在身上，一边扶起指导员，仿佛他还能救活，一步一步向后撤。这时，敌人的炮火越发猛烈，这是步兵冲锋的前奏。怎么办？走了几步，前面就是山坡，我没有时间思考，干脆紧紧抱住指导员，两个人一起滚了下去。

　　在山坡下面，我把指導员的身体放平，才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瞳孔已经放大，身体也凉了。我知道，我不可能把他背回去了。我匆匆用石块把他的遗体掩埋好，再插上一根树枝作为标志。等我直起腰，发现敌人已经把我围住了，他们站在山坡上方，可能还看到了挂在我身上的文件包……天有点黑了，我赶紧趴在地上，爬到山坡前方那条河边，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河水有些冷，水流也很急，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背着文件包拼命往前游。游得太急、太快，我的力气很快就耗光了。
　　最后我是被湍急的水流冲到对岸的。我踉跄前行，不敢停留，拼命往部队后撤的方向赶，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到大部队，把文件包安全上交。听说里面有好几份文件特别要紧，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因为这件事，我被授予二等功。
　　后来别人问我当时害不害怕，我说，哪有时间害怕。这文件包是指导员拿命换来的，我必须用命把它护住。

从没把自己当英雄

　　有时打仗打得凶了，卫生员也被迫成为一线指挥员。1948年解放洛阳的一场战斗，我所在的排里，排长、班长都牺牲了，部队没法推进，我成了战场上仅存的党支部委员。
　　战况紧急，我放下医药箱，一边让几名战士正面火力压制，一边让另外几名战士利用战壕掩护我绕到敌人后方，最后我们炸掉了敌人两个大地堡，抓获了10多名俘虏，还缴获了一支马枪、两支冲锋枪。
　　这回，我荣立特等功。
　　你问我一共参加过多少次战役，立过多少功？其实，在战场上，双方动用上万兵力的才叫战役，一般规模的只能叫战斗。我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中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舟山战役等大小共46次战役，立过特等功2次、一等功7次、二等功8次、三等功5次，获得过“三级战斗英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得过“渡江胜利纪念章”“解放奖章”……我身上一共有4处大的伤痕，每一处都差点让我牺牲。第一次受伤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平邑香山口的反扫荡战斗中，我们把一小队日本兵都给消灭了。打得正激烈时，小日本的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头部，打落我的一颗牙齿后，从后颈部穿出去，留下一个血窟窿。 　　我竟然没有倒下，仍在战场上跑来跑去救伤员。这种叫贯通伤，也幸亏小日本的子弹很尖，否则伤口只要再扩大几毫米，我就归天了。
　　1947年6月收复山东济宁，双方拉锯战打得很激烈。周围都是“嗖嗖”乱飞的子弹，我刚想把伤员扛上担架，一颗子弹就把我的一截手指头打飞了。随即，炮弹在我身边炸响，耳朵一下子听不见了。
　　但伤员都等着我去救呢，这点轻伤还不能让我下火线。我手指的根还在，但耳朵震聋了，后来也没有完全恢复。
　　1948年6月解放开封，那场仗可是厉害了。我所在的营负责从敌人的炮火包围圈里撕开一条口子，但敌人的炮火特别猛，一声巨响过后，何营长埋伏的那栋三层楼一下子被炸塌了，他牺牲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枪。
　　那天，我疯了似的与战友们一起，徒手从废墟里扒伤员，一共救出11名伤员。那个时候，我的头部和胸部也被炮弹碎片击中了，头皮被掀掉，头骨被子弹击穿，凹陷了下去，全身上下都是血。可我顾不上自己了，只知道拼命扒，直到失血过多，晕倒在战场上。
　　那回，我昏迷了十多天，因为弹片取不出来，胸口开始化脓。战友们以为我要完了，没想到我居然醒了过来。休养几天后，我又上前线救伤员了。这回更奇，因为在战场上要不停地弯腰救治伤员，胸口那块弹片竟然被挤出了身体！我咬着牙，徒手把弹片从胸口拉出来，就这样捡回一条命。
　　我的命够大，这应该是一种巧合。在战场上，有那么多战友和我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地往前冲，但很多人没能像我这样幸运。

　　我要特别说一说两位英雄，他们都牺牲了，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一位是我前面说的何营长，解放开封那一仗时不幸被炸死的那位。他在战场上特别勇敢，这在部队是出了名的。那天，和上级命令一起下来的，还有何营长的副团长任命书。有人劝他这回不要冲在最前面了，他坚持说，等拿下开封后再上任。后来，我们抱着他的遗体不停地喊：“营长，你快睁开眼睛，我们胜了啊，我们胜了啊！”
　　还有一位英雄，叫林茂成，是我们山东沂水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身经大小战斗80余次，个人毙（伤）敌百余名，俘敌200余名，指挥战士缴获的武器可以装备当时的一个师。1949年准备解放舟山时，他带着营连干部到大榭岛前沿阵地侦察，遭敌人机关枪扫射，中弹牺牲。太可惜了！这样出色的战斗英雄，在全军都是少见的。
　　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英勇牺牲了，他们才是最值得被记功和赞扬的。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能活下来，我够满足了。经历过战争的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过的人，对生命、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肯定与一般人不一样。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英雄。那些比我英勇、功劳比我大、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他们就像一面镜子。只要拿他们照一照自己，我的那些战功和荣誉就不值一提。

救一个，再救一个

　　解放了舟山，打完四明山剿匪战，1950年我到南京空军司令部报到，先后在南京的大校场机场、衢州机场和宁波庄桥机场担任卫生员和军医。组织上又让我去读书，我拿到了高中文凭。之后，我随部队转到吉林的一军区，其间又到重庆第七军医大学深造了两年。
　　1958年，按照军委部署，各部队实施人员裁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主动报名了。
　　我更愿意做一名一线的医生。后来，我到了浙江金华。当时的金华专区包括现在的金华和衢州两市，地盘蛮大。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我得知常山县的血吸虫病闹得很厉害，就毫不犹豫地说：“常山需要医生，那我就去那里。常山条件艰苦，那干脆全家人都去，互相有个照应！”那是在1963年年初。
　　顺便补一句。我是1952年结的婚，妻子是我山东老家的。去常山那年，我们已经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刚出生不久。我们全家5口人背着铺盖卷来到了常山。从此，我再也没换过地方。
　　常山的血吸虫病被成功消灭后，省里还发给我一本证书，这是我在地方上拿到的第一本荣誉证书。那些从部队带回来的军功章、奖章，我早就收起来、藏起来了，所以在常山，没人知道我立过战功，连知道我曾是军医的也很少，而这，正是我乐意的。
　　血防工作告一段落后，组织上有意让我担任县防疫站领导。我说，我更愿意去医院，当一名临床医生，因为这样离病人最近。后来，我就到了常山县人民医院，成了一名内科医生。
　　成为县人民医院的普通医生后，我每天要看150多名病人，但我知道，还有很多病人住在大山深处，没法来县城求医问藥。我就徒步到距离县城40公里远的毛良坞，上门为当地人看病，遇到买不起药的农民，我就主动替他们付医药费。
　　1965年，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响应号召，加入医疗宣传队，到青石镇砚瓦山村、天井头村等地，做卫生预防工作，培养当地的赤脚医生。半夜有人突发急症，我二话不说，提着一盏马灯就出发。别人劝我天亮了再走，我笑道：“以前打仗时，深更半夜在大山里急行军都是常事。而且打仗只有前进，哪有后退的？宁可自己牺牲，都不能往后退缩啊！”

　　“救一个，再救一个，不管到哪里，我都是一名医生。”我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和以前在战场上救伤员时一个样。年纪大了后，只要能坐能站，我就坚持去上班。给病人看病时，脑部的旧伤时常发作，我就绑上冰袋止痛。我总觉得，救人一命、帮人摆脱病痛，这是天大的善事。
　　2018年3月，因为脑部的枪伤复发，我跌伤了腿脚，住进医院。外孙来看我时，喜滋滋地带来法院系统为他颁发的三等功奖章和优秀共产党员证书。我说：“你不要有了一点荣誉就翘尾巴，要说立功，我立的功比你多得多。”我是为了激励他才这样说的。
　　外孙特别好奇，反复问我究竟立过什么功。我说：“我特等功、一等功都立过，不过现在你不要问我的事情了，我只是希望你的工作能做得更出色。”
　　不要说外孙，连我的儿子女儿都不清楚我究竟立过哪些功。后来，我的“秘密”还是被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挖掘到了，军功章从箱子底下翻出来，那么一大堆，连我妻子都吓了一跳。它们已被我藏了60多年。
　　今年我已经95岁了，经历了那么多战斗，我活了下来，还活得这么长。而我曾经的战友，如今在世的恐怕都很少了。现在，我的战功被大家翻了出来，我还得到了很多新的荣誉，可我还是要说，这些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千千万万战友一起浴血奋战得来的，是属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我更愿意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他们才是中国人永远不可忘记的英雄！
　　（若 子摘自《杭州日报》202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