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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叔厚（1898～1971），原名蔡绍敦，曾名蔡肃候，祖籍浙江诸暨，生于天津。蔡叔厚是早年有名的共产党人，上世纪20年代，他在上海开设绍敦电机公司，被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蔡老板”。他入党后，绍敦电机公司成为党的战斗堡垒，并为党试制出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
从“老板”入党说起
蔡叔厚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奇人异士。他是在当“老板”时期，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蔡叔厚原先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当老板的，后来，他又为了党的事业需要而当老板。他从1924年开办绍敦电机公司起，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止，一直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大老板、大企业家。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创办了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同时办了面粉厂、机械厂。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先后创办了华孚实业公司、同庆钱庄、昆仑影业公司、华吉纺织用品厂，1948年接办了太湖煤矿。
从表面上看，蔡叔厚不仅是一个“老板”，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资本家”。那么，这个“老板”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这还要从蔡叔厚是怎样当“老板”说起。
谈笑有“红”儒，往来无“白”丁
蔡叔厚白天忙于业务，晚上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初步了解到中国受军阀封建割据毒害和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悲惨现状，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途。这时，“五卅”运动爆发，北伐开始了，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使蔡叔厚认识到必须从技术救国的死胡同里出来，不能对眼前的革命斗争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于是，他利用晚上时间，进入上海大学读书，接触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经常来公司串门。于是，有恒路一号的绍敦电机公司就变成了革命者的聚会地点。叶剑英、李维汉、匡亚明，夏衍、廖承志、杨贤江、冯雪峰、彭康、张秋人、潘梓年、曾宪植、徐镜平、陆久之等都曾在这里碰头聚会。
陆久之和蔡叔厚两人私下谈笑时曾说：“我们这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过‘鸿’字应改为‘红’字才恰当。”确实，当时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都曾在这里探讨革命出路。其中，有的是早已入党的共产党党员，还有一些也在后来入了党。
蔡叔厚于1927年冬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期，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眼看着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爱国志士，蔡叔厚感到十分悲愤。血的教训进一步提高了他的觉悟，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也看到，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有的人平时夸夸其谈，这时却吓破了胆；有的人登报申明退党；还有的甚至当了叛徒。他毅然在这时提出入党申请。他说：“看到革命者一天天地牺牲，一天天地减少，我觉得有责任补上这个斗争的岗位。”党经过慎重研究，批准了蔡叔厚的申請，由陈德辉、汪极两位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的队伍。
绍敦电机公司成了战斗堡垒
自蔡叔厚入党后，绍敦电机公司就变成了一座红色的战斗堡垒。党中央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交通联络站，党的文化支部也设在这里。冯雪峰、夏衍、陈德辉等和蔡叔厚都在一个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在党的领导下，蔡叔厚参加了各种革命斗争，参与了“救济会”的工作。许多同志又把绍敦电机公司称作“济难会”，因为它经常是遇难同志落脚和寻找党组织的地方。1927年底，公司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来找组织的叶剑英、曾宪植、邢西萍（徐冰）、廖承志、匡亚明、李求实、张去非等几十位同志。这时，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已没有任何经费，蔡叔厚几乎把全部的营业收入都用来安置大家的食宿等。
绍敦电机公司成为党的交通联络机关后，引起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密探的注意。他们曾多次前来搜捕。但是，党的情报工作很出色，蔡叔厚总能事先得到消息，做好准备，因此，一直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有一次，党组织得到情报，知道敌人晚上要去绍敦电机公司搜捕，马上通知蔡叔厚暂时避开。但蔡叔厚考虑到自己虽然躲避了，敌人如果埋伏在公司里，外地来的同志还可能会遇到危险。因此，他向党提出建议，要求自己留下随机应变。果然，敌人在当天半夜里包围了公司，大肆搜查，但没有找到任何嫌疑物品。在敌人临走时，蔡叔厚还要他们写下字据，证明公司被查后没有问题。后来，反动派又来搜查过几次，都被蔡叔厚机警地应付过去了。
冒着生命危险私造电台设备
1929年，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遭到破坏的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红军不断扩大，苏区相继建立。新形势下，党中央急需和各地组织加强联系。过去的一套联络方式已不适用，急需有先进的联络设备。因此，党中央决定筹建无线电台，还选派了一些同志学习报务，并把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交给了李强（曾幼范）同志，又把“电机专家”蔡叔厚也调去协助李强试制。
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绍敦电机公司后来迁到法租界福煦路四零三号。蔡叔厚就在二楼给李强安置了一个小型工厂，设有车、钻、铣、刨四部机床，专门搞机械加工和制作零件。在蔡叔厚配合下，李强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为党试制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于是，党中央在各地先后建立了无线电台，能及时有效地指导各地工作，各地区有什么问题，也能及时请示中央了。
应该授予“列宁勋章”
有四年时间，蔡叔厚和陆久之经过党的批准，参加了一个秘密“情报组织”的工作。蔡叔厚是上海站的负责人，陆久之是日本东京站的负责人。
根据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定，蔡叔厚中断了和一般同志的来往，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对革命冷淡、消极的样子。同时，为了工作，他利用“老板”“资本家”的身份，经常出入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因此，曾遭到党内一些同志的非议，当时的闸北区委书记黄理文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蔡叔厚工作消极了。事实上，蔡叔厚在此期间深入敌人内部，了解到许多重要的军事秘密，为党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1933年，国民党派黄郛任北平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负责与日本妥协缓冲。当时，我党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对此事异常重视，专派蔡叔厚去北平，通过黄郛的机要秘书孙百刚，了解到他们的应付方案，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上级组织对这个报告非常满意。 在此同时，国民党正在走德国路线，请了德国的赛克特上将任最高军事顾问，并用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来装备军队。这个德国将军为蒋介石专门设计了“梅花碉堡”战术，企图步步为营，一举消灭井冈山的红军。国民党军队在第三次“围剿”中就使用了这种战术。但是，由于蔡叔厚在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秘密发展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不但拿到了有关这种战术的全部资料，还取得了按月送呈蒋介石看的最高机密文件《兵工月报》等。当时，我党情报组织领导人曾钦佩地赞扬蔡叔厚说：“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应该给你颁发列宁勋章！”
“我们不能干，谁能干？”
陆久之于1929年底遭到敌人追捕，流亡到日本。他利用这段流亡海外的日子，先后进入日本铁道学院、早稻田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仍然和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32年，夏衍由上海到了东京，带来蔡叔厚要来东京的消息。他先来察看陆久之所住的环境，说是房子要租大一点儿，四周不要有什么邻居，租房子的费用没问题。几个月后，蔡叔厚亲自到了东京，他向陆久之传达了党的指示，要陆久之在东京负责情报站工作。当时，陆久之还有点儿胆怯，因为在此以前，他还没有独立负责过一项工作。他对蔡叔厚说：“我是一个学生，这个事体太大，我恐怕吃不消，担当不起。”
蔡叔厚拍着陆久之的肩膀说：“大的事情，我们不做谁做？我们不能做，谁能做？”在蔡叔厚的鼓励下，陆久之壮着胆子，接受了上级布置的任务。以后，蔡叔厚还介绍了吴选青、王莹等同志来日本共同搞好这一工作，并由肖项平（肖炳实）同志负责与上级联络，传递情报和传达上级指示。沙文汉、陈修良夫妇有段时间也协助过陆久之等人的工作。他们通过日本共产党取得了日本参谋本部五千分之一的精密地图，了解到了日本的隧道、涵洞、港湾设备及日本政治派系、军事阵营情况等等。取得这些重要资料，特别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狼子野心提供了有力的根据，使党中央早有了思想准备，因而，上级组织对他们的工作多次给予表扬。
拍摄进步影片的“后台”
蔡叔厚对电影、戏剧等文艺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这和他一开始就参加党的文化支部有关。他和冯雪峰、夏衍等都在一个党小组，经常探讨文化方面的问题，夏衍又是他在浙江工专和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受他们的影响，凡进步的文化活动，蔡叔厚都尽力给予支持。
上海沦陷后，于伶执行“左联”对戏剧运动的指示方针，团结进步戏剧家，组织“上海剧艺社”，演出了许多爱国话剧，进行抗日宣传。蔡叔厚应邀担任理事，帮助剧社做了许多工作：介绍戏院、谈判演出合同、垫付演出费用，为剧社作保，等等，实际上等于担任了“剧社经理”。不过，他这个经理不但不领工资，还要到处跑腿儿、求情、自己倒贴钞票。有时，巡捕房来找剧团麻烦，他还代剧社出面应付。
《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亮前后》《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一大批至今仍为观众所喜爱的优秀影片，不少观众也许还能记得它们的故事情节和主要演员，但是，没有人会知道，拍摄这些电影的后台老板是蔡叔厚。抗日战争胜利后，阳翰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动员蔡叔厚开办了“昆仑影片公司”。蔡叔厚奉命担任了公司理事，兼任公司监察。于伶曾稱赞说：“昆仑影片公司当年能拍出许多为观众至今还非常喜爱的进步影片，蔡叔厚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上海解放后，蔡叔厚把全部企业清理交公，结束了几十年来所扮演的“老板”“资本家”角色。但是，在“文革”期间，又因此事被打入监狱，狱中病重期间，周总理亲自批示，务必尽一切力量抢救！
1971年5月6日，一个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半个世纪的特殊共产党员，在狱中去世。粉碎“四人帮”后，在蔡叔厚的老上级、老战友协助下，上海市有关部门对他的历史作了全面调查。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为他彻底平反。1983年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反复研究，批准恢复蔡叔厚1927年入党的党籍和党龄。
（责编 / 傅建芬）
从“老板”入党说起
蔡叔厚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奇人异士。他是在当“老板”时期，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蔡叔厚原先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当老板的，后来，他又为了党的事业需要而当老板。他从1924年开办绍敦电机公司起，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止，一直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大老板、大企业家。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创办了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同时办了面粉厂、机械厂。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先后创办了华孚实业公司、同庆钱庄、昆仑影业公司、华吉纺织用品厂，1948年接办了太湖煤矿。
从表面上看，蔡叔厚不仅是一个“老板”，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资本家”。那么，这个“老板”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这还要从蔡叔厚是怎样当“老板”说起。
谈笑有“红”儒，往来无“白”丁
蔡叔厚白天忙于业务，晚上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初步了解到中国受军阀封建割据毒害和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悲惨现状，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途。这时，“五卅”运动爆发，北伐开始了，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使蔡叔厚认识到必须从技术救国的死胡同里出来，不能对眼前的革命斗争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于是，他利用晚上时间，进入上海大学读书，接触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经常来公司串门。于是，有恒路一号的绍敦电机公司就变成了革命者的聚会地点。叶剑英、李维汉、匡亚明，夏衍、廖承志、杨贤江、冯雪峰、彭康、张秋人、潘梓年、曾宪植、徐镜平、陆久之等都曾在这里碰头聚会。
陆久之和蔡叔厚两人私下谈笑时曾说：“我们这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过‘鸿’字应改为‘红’字才恰当。”确实，当时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都曾在这里探讨革命出路。其中，有的是早已入党的共产党党员，还有一些也在后来入了党。
蔡叔厚于1927年冬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期，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眼看着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爱国志士，蔡叔厚感到十分悲愤。血的教训进一步提高了他的觉悟，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也看到，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有的人平时夸夸其谈，这时却吓破了胆；有的人登报申明退党；还有的甚至当了叛徒。他毅然在这时提出入党申请。他说：“看到革命者一天天地牺牲，一天天地减少，我觉得有责任补上这个斗争的岗位。”党经过慎重研究，批准了蔡叔厚的申請，由陈德辉、汪极两位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的队伍。
绍敦电机公司成了战斗堡垒
自蔡叔厚入党后，绍敦电机公司就变成了一座红色的战斗堡垒。党中央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交通联络站，党的文化支部也设在这里。冯雪峰、夏衍、陈德辉等和蔡叔厚都在一个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在党的领导下，蔡叔厚参加了各种革命斗争，参与了“救济会”的工作。许多同志又把绍敦电机公司称作“济难会”，因为它经常是遇难同志落脚和寻找党组织的地方。1927年底，公司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来找组织的叶剑英、曾宪植、邢西萍（徐冰）、廖承志、匡亚明、李求实、张去非等几十位同志。这时，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已没有任何经费，蔡叔厚几乎把全部的营业收入都用来安置大家的食宿等。
绍敦电机公司成为党的交通联络机关后，引起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密探的注意。他们曾多次前来搜捕。但是，党的情报工作很出色，蔡叔厚总能事先得到消息，做好准备，因此，一直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有一次，党组织得到情报，知道敌人晚上要去绍敦电机公司搜捕，马上通知蔡叔厚暂时避开。但蔡叔厚考虑到自己虽然躲避了，敌人如果埋伏在公司里，外地来的同志还可能会遇到危险。因此，他向党提出建议，要求自己留下随机应变。果然，敌人在当天半夜里包围了公司，大肆搜查，但没有找到任何嫌疑物品。在敌人临走时，蔡叔厚还要他们写下字据，证明公司被查后没有问题。后来，反动派又来搜查过几次，都被蔡叔厚机警地应付过去了。
冒着生命危险私造电台设备
1929年，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遭到破坏的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红军不断扩大，苏区相继建立。新形势下，党中央急需和各地组织加强联系。过去的一套联络方式已不适用，急需有先进的联络设备。因此，党中央决定筹建无线电台，还选派了一些同志学习报务，并把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交给了李强（曾幼范）同志，又把“电机专家”蔡叔厚也调去协助李强试制。
为了躲避敌人的监视，绍敦电机公司后来迁到法租界福煦路四零三号。蔡叔厚就在二楼给李强安置了一个小型工厂，设有车、钻、铣、刨四部机床，专门搞机械加工和制作零件。在蔡叔厚配合下，李强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为党试制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于是，党中央在各地先后建立了无线电台，能及时有效地指导各地工作，各地区有什么问题，也能及时请示中央了。
应该授予“列宁勋章”
有四年时间，蔡叔厚和陆久之经过党的批准，参加了一个秘密“情报组织”的工作。蔡叔厚是上海站的负责人，陆久之是日本东京站的负责人。
根据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定，蔡叔厚中断了和一般同志的来往，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对革命冷淡、消极的样子。同时，为了工作，他利用“老板”“资本家”的身份，经常出入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因此，曾遭到党内一些同志的非议，当时的闸北区委书记黄理文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蔡叔厚工作消极了。事实上，蔡叔厚在此期间深入敌人内部，了解到许多重要的军事秘密，为党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1933年，国民党派黄郛任北平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负责与日本妥协缓冲。当时，我党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对此事异常重视，专派蔡叔厚去北平，通过黄郛的机要秘书孙百刚，了解到他们的应付方案，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上级组织对这个报告非常满意。 在此同时，国民党正在走德国路线，请了德国的赛克特上将任最高军事顾问，并用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来装备军队。这个德国将军为蒋介石专门设计了“梅花碉堡”战术，企图步步为营，一举消灭井冈山的红军。国民党军队在第三次“围剿”中就使用了这种战术。但是，由于蔡叔厚在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秘密发展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不但拿到了有关这种战术的全部资料，还取得了按月送呈蒋介石看的最高机密文件《兵工月报》等。当时，我党情报组织领导人曾钦佩地赞扬蔡叔厚说：“取得这样辉煌的成绩，应该给你颁发列宁勋章！”
“我们不能干，谁能干？”
陆久之于1929年底遭到敌人追捕，流亡到日本。他利用这段流亡海外的日子，先后进入日本铁道学院、早稻田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仍然和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32年，夏衍由上海到了东京，带来蔡叔厚要来东京的消息。他先来察看陆久之所住的环境，说是房子要租大一点儿，四周不要有什么邻居，租房子的费用没问题。几个月后，蔡叔厚亲自到了东京，他向陆久之传达了党的指示，要陆久之在东京负责情报站工作。当时，陆久之还有点儿胆怯，因为在此以前，他还没有独立负责过一项工作。他对蔡叔厚说：“我是一个学生，这个事体太大，我恐怕吃不消，担当不起。”
蔡叔厚拍着陆久之的肩膀说：“大的事情，我们不做谁做？我们不能做，谁能做？”在蔡叔厚的鼓励下，陆久之壮着胆子，接受了上级布置的任务。以后，蔡叔厚还介绍了吴选青、王莹等同志来日本共同搞好这一工作，并由肖项平（肖炳实）同志负责与上级联络，传递情报和传达上级指示。沙文汉、陈修良夫妇有段时间也协助过陆久之等人的工作。他们通过日本共产党取得了日本参谋本部五千分之一的精密地图，了解到了日本的隧道、涵洞、港湾设备及日本政治派系、军事阵营情况等等。取得这些重要资料，特别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狼子野心提供了有力的根据，使党中央早有了思想准备，因而，上级组织对他们的工作多次给予表扬。
拍摄进步影片的“后台”
蔡叔厚对电影、戏剧等文艺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这和他一开始就参加党的文化支部有关。他和冯雪峰、夏衍等都在一个党小组，经常探讨文化方面的问题，夏衍又是他在浙江工专和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受他们的影响，凡进步的文化活动，蔡叔厚都尽力给予支持。
上海沦陷后，于伶执行“左联”对戏剧运动的指示方针，团结进步戏剧家，组织“上海剧艺社”，演出了许多爱国话剧，进行抗日宣传。蔡叔厚应邀担任理事，帮助剧社做了许多工作：介绍戏院、谈判演出合同、垫付演出费用，为剧社作保，等等，实际上等于担任了“剧社经理”。不过，他这个经理不但不领工资，还要到处跑腿儿、求情、自己倒贴钞票。有时，巡捕房来找剧团麻烦，他还代剧社出面应付。
《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亮前后》《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一大批至今仍为观众所喜爱的优秀影片，不少观众也许还能记得它们的故事情节和主要演员，但是，没有人会知道，拍摄这些电影的后台老板是蔡叔厚。抗日战争胜利后，阳翰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动员蔡叔厚开办了“昆仑影片公司”。蔡叔厚奉命担任了公司理事，兼任公司监察。于伶曾稱赞说：“昆仑影片公司当年能拍出许多为观众至今还非常喜爱的进步影片，蔡叔厚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上海解放后，蔡叔厚把全部企业清理交公，结束了几十年来所扮演的“老板”“资本家”角色。但是，在“文革”期间，又因此事被打入监狱，狱中病重期间，周总理亲自批示，务必尽一切力量抢救！
1971年5月6日，一个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半个世纪的特殊共产党员，在狱中去世。粉碎“四人帮”后，在蔡叔厚的老上级、老战友协助下，上海市有关部门对他的历史作了全面调查。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为他彻底平反。1983年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反复研究，批准恢复蔡叔厚1927年入党的党籍和党龄。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