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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年2月28日-3月1日，国内外200多名比较教育学专家、学者出席了由香港大学承办的香港比较教育学会2014年度学术年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政策与教育发展”，与会代表通过分会场讨论、研究成果发表等方式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内容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影子教育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颇丰。
关键词：香港比较教育年会；全球化；教育政策；教育发展
香港比较教育学会（CESHK）成立于1989年，为亚洲各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香港比较教育学会是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WCCES）会员，多数职员曾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中任职，这使得香港比较教育学会在东西方教育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随着亚洲地区经济的崛起，教育也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各国纷纷对教育进行变革。因此，教育政策将如何影响教育的发展便成为香港比较教育学会2014年度学术年会讨论的重要内容。2014年2月28日，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教育协会会长王英杰，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社会科学系主任、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中心主任白杰瑞（Gerard A.Postiglione），台湾比较教育协会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如哲，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黑田·一雄（KURODA Kazuo），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前主席、香港大学讲座教授马克·贝磊（Mark Bary），香港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香港大学教授杨锐在内的200多名比较教育学专家、学者出席了在香港大学举办的香港比较教育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会议围绕“全球化背景下政策与教育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涉及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多个方面的议题，与会人员就亚洲各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教育变革和区域比较（如亚洲四小龙的教育改革）进行了交流。会议由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会长李军教授主持，王英杰、王如哲、白杰瑞等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马克·贝磊、杨锐等教授对新修订的《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进行了介绍。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区域化政策
区域化与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一直是比较教育的热点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化也在逐步深入，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东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和欧盟有很多共同之处，其教育的发展是否可以像欧盟那样进一步加强合作、沟通和交流？在此次论坛中，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主任、著名教育学教授黑田一雄提出关于亚洲比较教育研究亟待寻求全球和区域治理新框架的思想。他认为教育的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都应被重视，并指出了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传统及现代方法。其中，全球治理的方法有四个：第一，通过国际法、国际协议和国际章程形成规则；第二，发展和提出新的影响世界的概念；第三，通过国际会议和多边论坛政策对话形成政策和财政合作的框架来建立对全球教育政策的共识；第四，建立国际指标和标准，并实施监控。随着亚洲国家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治理在亚洲变得越来越重要。从1967年的东盟到2015年将成立的东盟共同体，从1998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到现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都表明亚洲国家区域化程度日趋加强。这些都给高等教育，尤其是亚洲比较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者需要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亚洲高等教育的发展。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Altbach）指出，以新殖民主义理论提出的关于“中心—边缘”来描述国际知识和高等教育体系的观点并不适用于高等教育质与量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亚洲。黑田一雄认为，大雁形态的齐飞模型（Fling Geese Model）或许最能解释当前亚洲高等教育区域化的进程。最后，黑田一雄教授呼吁比较教育学者共同努力，致力于亚洲和世界教育转型和发展的理论研究，为亚洲区域和全球教育治理作出贡献。
亚洲四小龙因为其经济和社会的诸多相似性，一直是比较教育关注的重点，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发展对教育国际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此次年会上，中国台北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如哲指出，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亚洲四小龙在整个亚洲地区是领先的；在全球人才排名中，“亚洲四小龙”大学教育的排名依次为韩国（48.2）、台湾（47.7）、新加坡（38.2）、香港（37.6）。其中，韩国在留美学生人数和吸引美国学生人数方面领先。这表明，在“亚洲四小龙”的教育国际化过程中，韩国暂时领先。韩国的很多做法值得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加以借鉴。
比较教育借鉴形态的转变是本次会议上较为重要且非常有意义的主题。因为香港与英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香港教育系统与英国的教育系统有着诸多的相似性，在国际化进程中也吸收了英国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此同时，香港教育系统的发展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香港最终形成了较为特殊的教育形态。受欧美经济危机和东方学生在诸多国际学生评价（如PISA）方面优秀表现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出现了新的形态，即从长期以来东方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转换为大量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和学习东方教育，尤其是东亚的教育。较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期待从香港的教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并启动了名为“香港作为英国教育政策的来源：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项目。会议上，香港教育学院研究员凯瑟琳·福雷斯蒂尔（Katherine Forestier）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里斯利（Michael Crossley）介绍了该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即东亚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在国际学生评价上的表现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密切相关，在学习文化方面强调自我完善、尊重、自律，重视数学和实践知识且强调竞争；在教学方面，强调早期的能力分组、集体授课和家庭作业；在政策方面，其课程强调对核心知识的掌握，测试和评价贯穿于日常教学的始终。这种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模式与受进步主义思潮影响的西方模式完全不同，西方国家可以有选择地借鉴东方国家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以改善本国的教育。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变革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东亚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张，且日趋功利和商业化。然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教育质量的提高，如何平衡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兼顾本国的实际情况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一直不被重视，却又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本次年会上，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王英杰教授聚焦高等教育结构，对西方大学结构的历史和传统进行了回顾。他指出，传统的大学重视自由和民主，教授治校，且强调共同治理（collegiallity）。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商业化、国际化、知识生产不断发展，政府越来越多的干涉使大学变得日益行政化且利益冲突不断，失去了原有的本质。所有大学都试图从提供单一专业的大学转向多科型综合性大学，而这违背了高等教育的初衷。国内在高等教育结构方面的研究也比较缺乏。因此，王教授呼吁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个领域。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开始逐步形成。然而，中国的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较大差距。因此，高等教育的质量日益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话题。如何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同时保持和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如何融合大陆和香港两个高等教育系统？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就香港而言，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非本地学生从1980年的不足1%发展到现在的20%，其中大约10%来自大陆。大陆的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迅速扩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早在2003年就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上海2007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在2020年达到40%。在中国，人数最多的大学人数达到了5万人，而2013年中国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大学在迅速发展。二是高校的国际排名日趋上升。2014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中国有48所高校的至少一门学科进入全球前200名，北大、清华、复旦、浙大、南大等高校有超过30门学科进入世界前200名。三是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程度稳步提高。中国现在已有100多个中外合作项目，联合办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如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联合研究机构的数量也在逐步增加，包括斯坦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合作、密歇根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香港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合作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从进入世界名校的学生数量而言，中国学生的数量要比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少得多。此外，学术体系的融合也存在问题。如今，香港和大陆的经济已经高度融合，但是研究型大学的融合度却远远不够。虽然香港的大学已经完全能够融入全球大学的学术体系中，但是只能部分地融入大陆的学术体系之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各地区面积的大小、收入的差异、法律体系的完善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外，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社会科学系主任、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中心主任白瑞杰还对国际学生评价进行了批判，质疑PISA对中国教育的价值。他指出，中国学生总体而言被“过度测试”。
传统文化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此次会议上，杨锐教授给出了较为新颖的解读。他首先谈及了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2005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伴随着北京“走向全球”的经济政策，赵汀阳认为，中国文化也应当走向世界。要想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必须“创立一种全新的世界构想和全球结构”，以此发挥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思想”的作用。之后，杨锐教授进一步指出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思想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中国有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但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慢慢走向了世界的边缘，失去了中心的地位。如今，两个世纪过去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的中心。可见，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是中国人自己建构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西方世界。中国应该改变固有的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追求高等教育的“双赢”。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政策及发展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德国战后的崛起离不开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到2020年，我国要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全球化对职业教育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华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于萍等介绍了德国新一轮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最新进展。改革以学习领域课程为核心，具体而言，它以职业行动能力与发展为目标，将指向职业实践的行动领域作为教学内容，通过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或未来的职业行动能力。介入学习领域下的德国职业教育课程包括课程融合、课程实施和课程考核三大核心内容。学习领域下的课程改革与德国职业教育中所特有的因素息息相关，如劳动组织、技术与职业教育三者关系理论，行动导向的教学理念，以及基于工作过程分析的课程开发方式。当前，各国对职业教育改革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能力本位的学习领域的课程改革将为各种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借鉴。
台湾师范大学的陈培基教授等指出，在全球化竞争的环境下建立技能标准框架已成为产业升级和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问题，且在台湾已经有政策推动的迫切性。陈教授介绍了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目前的实际情况，阐明了建立技能标准框架的原则。台湾师范大学的林雅诗重点介绍了台湾和澳门职业教育的经验。台湾的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155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92所职业大学。澳门脱离殖民统治后，职业教育经过近15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多元化的体系，普通高中设立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部门，初级职业教育被融合到正式教育体系中。2012-2013年，澳门9所高中提供了职业和技术教育项目。台湾和澳门的经验表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可能会成为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齐小萍重点介绍了全球视野下宁波职业教育改革情况。作为国际港口城市，宁波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亟需大批国际化的高技能人才。因此，教育部与宁波市人民政府共建了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她指出了全球视野下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强调《宁波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对高技能人才全球化能力要素及培养途径指明了方向。
四、影子教育专题研讨
在全球化教育的时代，国际教育评估的影响越来越大，如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项目（TIMSS）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上海2009年第一次参加PISA测试，获得了世界第一的好成绩，2012年再次获得世界第一。此外，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对很多国家的教育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香港的学者试图从儒家文化传统来解读亚洲国家取得良好成绩的原因，认为影子教育在对亚洲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影子教育近年来逐渐成为比较教育的一个热点专题，此次年会上来自厄立特里亚、格鲁吉亚、孟加拉等不同国家的香港大学博士生们从不同角度做了陈述，谈及了家教在不同国家的背景、发展情况，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其中，香港大学在读博士生、格鲁吉亚教育部官员（Nutsa Kobakhidze）具有丰富的学习经验和不同的文化体验，她本科阶段在欧洲学习，硕士阶段就读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她介绍了自己在格鲁吉亚做的关于影子教育的论文。该论文选择了本国18个不同地区的样本进行了深入剖析，并运用Nvivo软件进行了质性分析，了解格鲁吉亚的教师是如何从社会、经济、教育、伦理等不同角度看待家教的，以及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有哪些。在研究中，她发现格鲁吉亚影子教育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来自学校内部，如学校教学内容不足、上课时间不够，某些科目（如数学）有难度需要额外补课；有的来自学校外部，如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信任、补习风气的影响等。对于学生而言，虽然补习提高了学习成绩，但是占用了大量的课外活动时间，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容易造成学生在学校学习不认真，过度依赖家教，有时甚至逃课的问题。对于教师而言，家教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负面作用是由于校外补习占用了大量时间，教师容易忽视学校的教学，同时造成了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有的教师甚至强制学生补习，或者提前将测试题目告诉学生以提高补习学生的成绩，从而吸引更多的同学参加补习。这种情况在应试文化传统浓厚的中国同样存在，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也不够深入，需要更多学者做更为细致的研究。
五、《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
第二版的变化
本次会议中，香港大学教授马克·贝磊、香港教育学院教授鲍勃、香港教育学院教授梅森等还对他们主编的第二版《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一书进行了介绍。马克·贝磊指出，自从比较教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路径和方法问题就自然成为该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在不同的年代各有侧重，21世纪以来，比较教育领域出现了许多学术交流的新视角、新工具和新平台。新视角包括那些因全球化力量增加和国家职能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视角；新工具包括不断进步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学术交流新平台包括网络、电子杂志等。该丛书是比较教育的重要著作，第一版出版于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梅等在2010年将其翻译成中文，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回顾了比较教育领域的重要文献，梳理了各种教育思潮，探讨了比较教育的目的与方法论，阐述了比较教育这一领域的特性。
该书第二版出版于2014年，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各部分都有所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种族、阶层和性别的比较”。梅森曾指出，比较教育研究能够在“人类迈向平等和公平的道路上”作出贡献。“种族、阶层和性别的比较”是梅森主编的“文化比较”部分的拓展，作者是香港大学教授利兹·杰克逊（Liz Jackson）。他指出，种族、阶层和性别是教育不平等和世界不平等的三个最为重要的社会因素。由于它们复杂的相互作用、动态的意义及其结构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更为困难。然而，比较教育的学者不应该放弃努力，而要更加专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团体，从而更加清晰地揭示这些差别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六、总结
总之，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围绕着“全球化背景下的政策与教育发展”这一主题，对政策与教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探讨，对当前的教育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为未来的教育发展勾画出了更为清晰的蓝图，并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作为东西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期待学者们能够更多地总结此次会议的成果，扎根于教育实践，促进教育政策的科学化，更多地为服务于各国教育的发展，也为世界教育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编辑 李广平
关键词：香港比较教育年会；全球化；教育政策；教育发展
香港比较教育学会（CESHK）成立于1989年，为亚洲各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香港比较教育学会是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WCCES）会员，多数职员曾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中任职，这使得香港比较教育学会在东西方教育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随着亚洲地区经济的崛起，教育也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各国纷纷对教育进行变革。因此，教育政策将如何影响教育的发展便成为香港比较教育学会2014年度学术年会讨论的重要内容。2014年2月28日，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教育协会会长王英杰，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社会科学系主任、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中心主任白杰瑞（Gerard A.Postiglione），台湾比较教育协会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如哲，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黑田·一雄（KURODA Kazuo），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前主席、香港大学讲座教授马克·贝磊（Mark Bary），香港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香港大学教授杨锐在内的200多名比较教育学专家、学者出席了在香港大学举办的香港比较教育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会议围绕“全球化背景下政策与教育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涉及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多个方面的议题，与会人员就亚洲各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教育变革和区域比较（如亚洲四小龙的教育改革）进行了交流。会议由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会长李军教授主持，王英杰、王如哲、白杰瑞等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马克·贝磊、杨锐等教授对新修订的《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进行了介绍。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区域化政策
区域化与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一直是比较教育的热点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化也在逐步深入，欧盟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东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和欧盟有很多共同之处，其教育的发展是否可以像欧盟那样进一步加强合作、沟通和交流？在此次论坛中，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主任、著名教育学教授黑田一雄提出关于亚洲比较教育研究亟待寻求全球和区域治理新框架的思想。他认为教育的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都应被重视，并指出了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传统及现代方法。其中，全球治理的方法有四个：第一，通过国际法、国际协议和国际章程形成规则；第二，发展和提出新的影响世界的概念；第三，通过国际会议和多边论坛政策对话形成政策和财政合作的框架来建立对全球教育政策的共识；第四，建立国际指标和标准，并实施监控。随着亚洲国家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治理在亚洲变得越来越重要。从1967年的东盟到2015年将成立的东盟共同体，从1998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到现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都表明亚洲国家区域化程度日趋加强。这些都给高等教育，尤其是亚洲比较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者需要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亚洲高等教育的发展。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Altbach）指出，以新殖民主义理论提出的关于“中心—边缘”来描述国际知识和高等教育体系的观点并不适用于高等教育质与量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亚洲。黑田一雄认为，大雁形态的齐飞模型（Fling Geese Model）或许最能解释当前亚洲高等教育区域化的进程。最后，黑田一雄教授呼吁比较教育学者共同努力，致力于亚洲和世界教育转型和发展的理论研究，为亚洲区域和全球教育治理作出贡献。
亚洲四小龙因为其经济和社会的诸多相似性，一直是比较教育关注的重点，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发展对教育国际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此次年会上，中国台北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如哲指出，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亚洲四小龙在整个亚洲地区是领先的；在全球人才排名中，“亚洲四小龙”大学教育的排名依次为韩国（48.2）、台湾（47.7）、新加坡（38.2）、香港（37.6）。其中，韩国在留美学生人数和吸引美国学生人数方面领先。这表明，在“亚洲四小龙”的教育国际化过程中，韩国暂时领先。韩国的很多做法值得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加以借鉴。
比较教育借鉴形态的转变是本次会议上较为重要且非常有意义的主题。因为香港与英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香港教育系统与英国的教育系统有着诸多的相似性，在国际化进程中也吸收了英国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此同时，香港教育系统的发展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香港最终形成了较为特殊的教育形态。受欧美经济危机和东方学生在诸多国际学生评价（如PISA）方面优秀表现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出现了新的形态，即从长期以来东方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转换为大量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和学习东方教育，尤其是东亚的教育。较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期待从香港的教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并启动了名为“香港作为英国教育政策的来源：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项目。会议上，香港教育学院研究员凯瑟琳·福雷斯蒂尔（Katherine Forestier）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里斯利（Michael Crossley）介绍了该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即东亚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在国际学生评价上的表现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密切相关，在学习文化方面强调自我完善、尊重、自律，重视数学和实践知识且强调竞争；在教学方面，强调早期的能力分组、集体授课和家庭作业；在政策方面，其课程强调对核心知识的掌握，测试和评价贯穿于日常教学的始终。这种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模式与受进步主义思潮影响的西方模式完全不同，西方国家可以有选择地借鉴东方国家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以改善本国的教育。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变革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东亚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张，且日趋功利和商业化。然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教育质量的提高，如何平衡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兼顾本国的实际情况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一直不被重视，却又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本次年会上，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王英杰教授聚焦高等教育结构，对西方大学结构的历史和传统进行了回顾。他指出，传统的大学重视自由和民主，教授治校，且强调共同治理（collegiallity）。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商业化、国际化、知识生产不断发展，政府越来越多的干涉使大学变得日益行政化且利益冲突不断，失去了原有的本质。所有大学都试图从提供单一专业的大学转向多科型综合性大学，而这违背了高等教育的初衷。国内在高等教育结构方面的研究也比较缺乏。因此，王教授呼吁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个领域。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开始逐步形成。然而，中国的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较大差距。因此，高等教育的质量日益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话题。如何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同时保持和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如何融合大陆和香港两个高等教育系统？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就香港而言，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非本地学生从1980年的不足1%发展到现在的20%，其中大约10%来自大陆。大陆的高等教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迅速扩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早在2003年就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上海2007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在2020年达到40%。在中国，人数最多的大学人数达到了5万人，而2013年中国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大学在迅速发展。二是高校的国际排名日趋上升。2014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中国有48所高校的至少一门学科进入全球前200名，北大、清华、复旦、浙大、南大等高校有超过30门学科进入世界前200名。三是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程度稳步提高。中国现在已有100多个中外合作项目，联合办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如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联合研究机构的数量也在逐步增加，包括斯坦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合作、密歇根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香港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合作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从进入世界名校的学生数量而言，中国学生的数量要比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少得多。此外，学术体系的融合也存在问题。如今，香港和大陆的经济已经高度融合，但是研究型大学的融合度却远远不够。虽然香港的大学已经完全能够融入全球大学的学术体系中，但是只能部分地融入大陆的学术体系之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各地区面积的大小、收入的差异、法律体系的完善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外，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社会科学系主任、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中心主任白瑞杰还对国际学生评价进行了批判，质疑PISA对中国教育的价值。他指出，中国学生总体而言被“过度测试”。
传统文化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此次会议上，杨锐教授给出了较为新颖的解读。他首先谈及了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2005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伴随着北京“走向全球”的经济政策，赵汀阳认为，中国文化也应当走向世界。要想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必须“创立一种全新的世界构想和全球结构”，以此发挥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思想”的作用。之后，杨锐教授进一步指出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思想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中国有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但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慢慢走向了世界的边缘，失去了中心的地位。如今，两个世纪过去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的中心。可见，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是中国人自己建构出来的，而不是真实的西方世界。中国应该改变固有的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追求高等教育的“双赢”。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政策及发展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德国战后的崛起离不开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到2020年，我国要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全球化对职业教育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华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于萍等介绍了德国新一轮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最新进展。改革以学习领域课程为核心，具体而言，它以职业行动能力与发展为目标，将指向职业实践的行动领域作为教学内容，通过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或未来的职业行动能力。介入学习领域下的德国职业教育课程包括课程融合、课程实施和课程考核三大核心内容。学习领域下的课程改革与德国职业教育中所特有的因素息息相关，如劳动组织、技术与职业教育三者关系理论，行动导向的教学理念，以及基于工作过程分析的课程开发方式。当前，各国对职业教育改革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能力本位的学习领域的课程改革将为各种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借鉴。
台湾师范大学的陈培基教授等指出，在全球化竞争的环境下建立技能标准框架已成为产业升级和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问题，且在台湾已经有政策推动的迫切性。陈教授介绍了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目前的实际情况，阐明了建立技能标准框架的原则。台湾师范大学的林雅诗重点介绍了台湾和澳门职业教育的经验。台湾的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155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92所职业大学。澳门脱离殖民统治后，职业教育经过近15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多元化的体系，普通高中设立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部门，初级职业教育被融合到正式教育体系中。2012-2013年，澳门9所高中提供了职业和技术教育项目。台湾和澳门的经验表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可能会成为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齐小萍重点介绍了全球视野下宁波职业教育改革情况。作为国际港口城市，宁波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亟需大批国际化的高技能人才。因此，教育部与宁波市人民政府共建了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她指出了全球视野下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并强调《宁波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对高技能人才全球化能力要素及培养途径指明了方向。
四、影子教育专题研讨
在全球化教育的时代，国际教育评估的影响越来越大，如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项目（TIMSS）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上海2009年第一次参加PISA测试，获得了世界第一的好成绩，2012年再次获得世界第一。此外，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对很多国家的教育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香港的学者试图从儒家文化传统来解读亚洲国家取得良好成绩的原因，认为影子教育在对亚洲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影子教育近年来逐渐成为比较教育的一个热点专题，此次年会上来自厄立特里亚、格鲁吉亚、孟加拉等不同国家的香港大学博士生们从不同角度做了陈述，谈及了家教在不同国家的背景、发展情况，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其中，香港大学在读博士生、格鲁吉亚教育部官员（Nutsa Kobakhidze）具有丰富的学习经验和不同的文化体验，她本科阶段在欧洲学习，硕士阶段就读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她介绍了自己在格鲁吉亚做的关于影子教育的论文。该论文选择了本国18个不同地区的样本进行了深入剖析，并运用Nvivo软件进行了质性分析，了解格鲁吉亚的教师是如何从社会、经济、教育、伦理等不同角度看待家教的，以及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有哪些。在研究中，她发现格鲁吉亚影子教育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来自学校内部，如学校教学内容不足、上课时间不够，某些科目（如数学）有难度需要额外补课；有的来自学校外部，如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信任、补习风气的影响等。对于学生而言，虽然补习提高了学习成绩，但是占用了大量的课外活动时间，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容易造成学生在学校学习不认真，过度依赖家教，有时甚至逃课的问题。对于教师而言，家教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负面作用是由于校外补习占用了大量时间，教师容易忽视学校的教学，同时造成了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有的教师甚至强制学生补习，或者提前将测试题目告诉学生以提高补习学生的成绩，从而吸引更多的同学参加补习。这种情况在应试文化传统浓厚的中国同样存在，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也不够深入，需要更多学者做更为细致的研究。
五、《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
第二版的变化
本次会议中，香港大学教授马克·贝磊、香港教育学院教授鲍勃、香港教育学院教授梅森等还对他们主编的第二版《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一书进行了介绍。马克·贝磊指出，自从比较教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路径和方法问题就自然成为该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在不同的年代各有侧重，21世纪以来，比较教育领域出现了许多学术交流的新视角、新工具和新平台。新视角包括那些因全球化力量增加和国家职能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视角；新工具包括不断进步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学术交流新平台包括网络、电子杂志等。该丛书是比较教育的重要著作，第一版出版于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梅等在2010年将其翻译成中文，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回顾了比较教育领域的重要文献，梳理了各种教育思潮，探讨了比较教育的目的与方法论，阐述了比较教育这一领域的特性。
该书第二版出版于2014年，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各部分都有所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种族、阶层和性别的比较”。梅森曾指出，比较教育研究能够在“人类迈向平等和公平的道路上”作出贡献。“种族、阶层和性别的比较”是梅森主编的“文化比较”部分的拓展，作者是香港大学教授利兹·杰克逊（Liz Jackson）。他指出，种族、阶层和性别是教育不平等和世界不平等的三个最为重要的社会因素。由于它们复杂的相互作用、动态的意义及其结构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更为困难。然而，比较教育的学者不应该放弃努力，而要更加专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团体，从而更加清晰地揭示这些差别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六、总结
总之，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围绕着“全球化背景下的政策与教育发展”这一主题，对政策与教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探讨，对当前的教育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为未来的教育发展勾画出了更为清晰的蓝图，并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作为东西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期待学者们能够更多地总结此次会议的成果，扎根于教育实践，促进教育政策的科学化，更多地为服务于各国教育的发展，也为世界教育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编辑 李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