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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是曙光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为了穿，朝夕都要忙。……成败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朗里格朗格朗里格朗，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前途自有风和浪，稳把舵，齐鼓桨，哪怕是大海洋。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是曙光。
这是电影《十字街头》中的主题歌《春天里》。春天应该是百花盛开的日子，春天应该给人希望，然而，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春天似乎闻不见花的香，看不到人的笑，更无法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有的却是无奈，有的却是悲伤，有的却是愤怒。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再次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历经近百年外敌凌辱的中华大地进一步面临山河破碎的更大灾难，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先是“不抵抗”，而后又制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轻易得手东北，继而逐步向华北乃至全国扩张。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不是团结起来积极抗日，而是正义之士力主抗战、歃血为盟，汉奸奴才纷纷投降、认贼作父，怯懦之徒闻风丧胆、逃窜溃退。国民党统治区的百姓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着……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究竟是做亡国奴，还是奋起抵抗？唤醒民众，组织抗敌无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组织最坚定的选择。电影《十字街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的。影片阐述了国难当头的知识分子既苦闷、彷徨，而又必须做出何去何从的人生抉择。也许这部影片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也许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白杨的精彩演绎也离我们渐行渐远，但影片《十字街头》中这首《春天里》的主题歌却总在传唱。
《春天里》这首乱世中无奈而凄婉的心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即刻步入百姓心房，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竟是一位曾经奉命打入日伪情报机关，在党的隐蔽战线叱咤风云的红色女特工，同时又是一位颇具文学修养的女作家。
她叫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省右玉县。童年丧父，15岁时母亲又因病撒手人寰。她和妹妹成了孤儿，过着寄人篱下、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1928年，21岁的关露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三年后，她在上海投身党领导的左翼文学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关露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三大才女之一。这一时期，她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发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而表达国统区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情怀的《春天里》，更为她赢得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喜爱。经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谱曲后，成为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在当时被广泛传唱。
在当时的国统区，有多少人唱着这首歌以表达国破家亡的苦闷心情！有多少人唱着这首歌去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抗侵略，反抗卖国！又有多少人唱着这首歌投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是曙光”，越来越多的站在十字街头的国统区人民，唱着这首歌走上反侵略的战场！
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里满街跑，走不好，滑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忍饥耐寒的满街跑，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1933年6月的一天，在旧时代的上海滩，一位靠卖报为生的小姑娘，手里还剩有不少报纸没卖掉，又不敢回家，饥肠辘辘的她几乎没有力气再叫卖吆喝，双腿沉得不听使唤。当她走到一个公交站台时，一辆电车恰好靠站，车门打开涌下一群人，把身材娇小的她撞翻在地，她手中的报纸也四处散落，头上凸起个血泡。她坐在地上伤心地大哭起来。
正在这时，一位身穿长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循声走了过来，赶紧将小女孩扶起，帮助她将散落地上的报纸一一捡起，抽出几份被踩脏的报纸，又递给小女孩几块铜板：“小朋友，这几份报纸我买下了，时候不早了，快回家吧！”
小女孩抬起满含泪水的脸，感激地连连说谢谢。年轻人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小报童的模样，只见她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样子，难道这不是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年轻人心中一阵酸楚，他蹲下身来，拉着她脏兮兮的小手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摇摇头：“不知道，我没有名字。”年轻人说：“看你头发乱成这样，就叫你‘小毛头’吧！”“那你叫什么名字？”原来他正是人民音乐家聂耳。聂耳用手摩挲一下小女孩的头，起身与她告别。望着这位热心叔叔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小女孩内心涌起一股异样的感动：人海茫茫，不知自己今后能否再见到他。
后来，人民音乐家聂耳约朋友周伯勋外出散步时说：这条路上有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声很是动听，建议周伯勋听听小姑娘的叫卖声。当他们走到吕班路口时，看到了那个声音脆亮的小姑娘，高声地叫卖着晚报，她磁石般吸引人的声音，有章有法叫卖报价的情景，感动了聂耳和周伯勋。聂耳走过去买了报，并跟她聊了起来，得知她母亲生病，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他深深同情悲惨世界里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在返回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过了几天后，聂耳请女作家安娥为自己创作的曲谱填好词，找到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几个铜板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立即回去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从那以后，聂耳经常来买她的报纸，闲聊中得知“小毛头”从小失去父亲，家境非常贫寒，卖报成为一家人主要生活来源，深知百姓安危的聂耳安慰“小毛头”：“今后有啥困难，就直接跟叔叔讲，叔叔会帮助你的。”
1934年，聂耳和田汉等人创作了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剧中小报童一角一直没有合适人选，后来在聂耳举荐下，从未演过戏的“小毛头”初涉舞台，竟将剧中报童演得活灵活现，特别是她在台上本真高歌的《卖报歌》尤其令人难忘，虽然歌声中还夹杂着上海方言，但却不胫而走，广为传扬，久唱不衰。《卖报歌》反映了报童苦难无助的生活，折射了社会的黑暗腐朽，激发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对黑暗社会本质和原因的追问和思考，引领人们对光明和未来的向往。“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报童的歌声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声。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当日寇的铁蹄踏进我国东北，进而将其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欲吞并整个中国之时，其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再也无法掩饰；当日本侵略者开动野兽般的战争机器任意抢劫、强奸和杀戮中国民众之时，其所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伪善面目便暴露无疑。
对于这一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看得十分清楚，那些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青年学生更是认识到：华北乃至祖国大地，连一张课桌都难于容下了，眼看祖国将要沦丧，青年学生再也无法安于现状，他们决不会等到刀架在脖子上去做亡国奴。
中国历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造就和锻炼着青年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正如毛泽东寄予青年学生的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学生是民族解放的希望，是祖国振兴的栋梁，青年学生定会担负起天下兴亡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组织里，青年剧作家田汉、青年音乐家聂耳同全国各地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胸怀对天下兴亡之大任，用笔作刀枪，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之中，从1933年至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共同完成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14首优秀作品，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
其中的《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它是电影《桃李劫》的插曲。《桃李劫》是党领导的左翼电影阵地——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首部影片。影片讲述了一对新毕业的青年学生参加工作以后理想不能实现，逐渐落得家破人亡的故事。《毕业歌》就是影片中一群青年学生在毕业前欢聚一堂时所唱的歌曲，这首歌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热血沸腾、激情四溢的词曲极佳地渲染了影片开端的情绪与情景。年轻人特有的真诚，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包括初涉人生那种目空一切、踌躇满志的傲然之气全部体现在歌曲之中。听了、唱了，使人心潮澎湃，久难平静。再后来《毕业歌》的旋律淡出了电影《桃李劫》主人公的生活，一些青年学子背叛了毕业时那颗激荡的心，以及神圣的使命，同时，加剧了其悲剧的到来……然而，那首荡气回肠的《毕业歌》的旋律却恒久地留在年轻人的心中，留在火热的青春萌动之中，留在难于忘怀的历史轨道之中。歌曲表达了一代热血青年的爱国热忱和政治责任，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所钟情和喜爱。它很快成为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伟大爱国运动的进行曲。许多热血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在中华民族振兴的新的历史时期，这首歌同样给予青年一代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以思想的启迪、道德的重塑、精神的鼓舞和行动的指向。让我们的青年一代再次唱响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责编孟红）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为了穿，朝夕都要忙。……成败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朗里格朗格朗里格朗，遇见了一位好姑娘！亲爱的好姑娘，天真的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前途自有风和浪，稳把舵，齐鼓桨，哪怕是大海洋。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是曙光。
这是电影《十字街头》中的主题歌《春天里》。春天应该是百花盛开的日子，春天应该给人希望，然而，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春天似乎闻不见花的香，看不到人的笑，更无法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有的却是无奈，有的却是悲伤，有的却是愤怒。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再次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历经近百年外敌凌辱的中华大地进一步面临山河破碎的更大灾难，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先是“不抵抗”，而后又制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轻易得手东北，继而逐步向华北乃至全国扩张。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不是团结起来积极抗日，而是正义之士力主抗战、歃血为盟，汉奸奴才纷纷投降、认贼作父，怯懦之徒闻风丧胆、逃窜溃退。国民党统治区的百姓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着……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究竟是做亡国奴，还是奋起抵抗？唤醒民众，组织抗敌无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组织最坚定的选择。电影《十字街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的。影片阐述了国难当头的知识分子既苦闷、彷徨，而又必须做出何去何从的人生抉择。也许这部影片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也许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白杨的精彩演绎也离我们渐行渐远，但影片《十字街头》中这首《春天里》的主题歌却总在传唱。
《春天里》这首乱世中无奈而凄婉的心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即刻步入百姓心房，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竟是一位曾经奉命打入日伪情报机关，在党的隐蔽战线叱咤风云的红色女特工，同时又是一位颇具文学修养的女作家。
她叫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省右玉县。童年丧父，15岁时母亲又因病撒手人寰。她和妹妹成了孤儿，过着寄人篱下、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1928年，21岁的关露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三年后，她在上海投身党领导的左翼文学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关露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三大才女之一。这一时期，她出版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发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而表达国统区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情怀的《春天里》，更为她赢得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喜爱。经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谱曲后，成为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在当时被广泛传唱。
在当时的国统区，有多少人唱着这首歌以表达国破家亡的苦闷心情！有多少人唱着这首歌去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抗侵略，反抗卖国！又有多少人唱着这首歌投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处是曙光”，越来越多的站在十字街头的国统区人民，唱着这首歌走上反侵略的战场！
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里满街跑，走不好，滑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忍饥耐寒的满街跑，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1933年6月的一天，在旧时代的上海滩，一位靠卖报为生的小姑娘，手里还剩有不少报纸没卖掉，又不敢回家，饥肠辘辘的她几乎没有力气再叫卖吆喝，双腿沉得不听使唤。当她走到一个公交站台时，一辆电车恰好靠站，车门打开涌下一群人，把身材娇小的她撞翻在地，她手中的报纸也四处散落，头上凸起个血泡。她坐在地上伤心地大哭起来。
正在这时，一位身穿长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循声走了过来，赶紧将小女孩扶起，帮助她将散落地上的报纸一一捡起，抽出几份被踩脏的报纸，又递给小女孩几块铜板：“小朋友，这几份报纸我买下了，时候不早了，快回家吧！”
小女孩抬起满含泪水的脸，感激地连连说谢谢。年轻人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小报童的模样，只见她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样子，难道这不是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年轻人心中一阵酸楚，他蹲下身来，拉着她脏兮兮的小手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摇摇头：“不知道，我没有名字。”年轻人说：“看你头发乱成这样，就叫你‘小毛头’吧！”“那你叫什么名字？”原来他正是人民音乐家聂耳。聂耳用手摩挲一下小女孩的头，起身与她告别。望着这位热心叔叔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小女孩内心涌起一股异样的感动：人海茫茫，不知自己今后能否再见到他。
后来，人民音乐家聂耳约朋友周伯勋外出散步时说：这条路上有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声很是动听，建议周伯勋听听小姑娘的叫卖声。当他们走到吕班路口时，看到了那个声音脆亮的小姑娘，高声地叫卖着晚报，她磁石般吸引人的声音，有章有法叫卖报价的情景，感动了聂耳和周伯勋。聂耳走过去买了报，并跟她聊了起来，得知她母亲生病，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他深深同情悲惨世界里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在返回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过了几天后，聂耳请女作家安娥为自己创作的曲谱填好词，找到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几个铜板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立即回去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
从那以后，聂耳经常来买她的报纸，闲聊中得知“小毛头”从小失去父亲，家境非常贫寒，卖报成为一家人主要生活来源，深知百姓安危的聂耳安慰“小毛头”：“今后有啥困难，就直接跟叔叔讲，叔叔会帮助你的。”
1934年，聂耳和田汉等人创作了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剧中小报童一角一直没有合适人选，后来在聂耳举荐下，从未演过戏的“小毛头”初涉舞台，竟将剧中报童演得活灵活现，特别是她在台上本真高歌的《卖报歌》尤其令人难忘，虽然歌声中还夹杂着上海方言，但却不胫而走，广为传扬，久唱不衰。《卖报歌》反映了报童苦难无助的生活，折射了社会的黑暗腐朽，激发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对黑暗社会本质和原因的追问和思考，引领人们对光明和未来的向往。“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报童的歌声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心声。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当日寇的铁蹄踏进我国东北，进而将其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欲吞并整个中国之时，其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再也无法掩饰；当日本侵略者开动野兽般的战争机器任意抢劫、强奸和杀戮中国民众之时，其所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伪善面目便暴露无疑。
对于这一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看得十分清楚，那些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青年学生更是认识到：华北乃至祖国大地，连一张课桌都难于容下了，眼看祖国将要沦丧，青年学生再也无法安于现状，他们决不会等到刀架在脖子上去做亡国奴。
中国历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造就和锻炼着青年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正如毛泽东寄予青年学生的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学生是民族解放的希望，是祖国振兴的栋梁，青年学生定会担负起天下兴亡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组织里，青年剧作家田汉、青年音乐家聂耳同全国各地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胸怀对天下兴亡之大任，用笔作刀枪，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之中，从1933年至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共同完成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14首优秀作品，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
其中的《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它是电影《桃李劫》的插曲。《桃李劫》是党领导的左翼电影阵地——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首部影片。影片讲述了一对新毕业的青年学生参加工作以后理想不能实现，逐渐落得家破人亡的故事。《毕业歌》就是影片中一群青年学生在毕业前欢聚一堂时所唱的歌曲，这首歌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热血沸腾、激情四溢的词曲极佳地渲染了影片开端的情绪与情景。年轻人特有的真诚，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包括初涉人生那种目空一切、踌躇满志的傲然之气全部体现在歌曲之中。听了、唱了，使人心潮澎湃，久难平静。再后来《毕业歌》的旋律淡出了电影《桃李劫》主人公的生活，一些青年学子背叛了毕业时那颗激荡的心，以及神圣的使命，同时，加剧了其悲剧的到来……然而，那首荡气回肠的《毕业歌》的旋律却恒久地留在年轻人的心中，留在火热的青春萌动之中，留在难于忘怀的历史轨道之中。歌曲表达了一代热血青年的爱国热忱和政治责任，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所钟情和喜爱。它很快成为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伟大爱国运动的进行曲。许多热血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在中华民族振兴的新的历史时期，这首歌同样给予青年一代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以思想的启迪、道德的重塑、精神的鼓舞和行动的指向。让我们的青年一代再次唱响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