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家饭店，红色背景墙上有一个金色的“寿”字。五位老人并排坐在长椅上。其中，坐在正中间的老奶奶穿着唐装，戴一顶红色帽子，拿着话筒，对着镜头背诵起《木兰辞》。老人对面，几个年轻人举起手机，录下她背诵的情景。
　　老人叫高彩云，周围的年轻人都是她的晚辈。高彩云生于1920年，她曾是地主家的女儿，私塾、教会学校的学生，包办婚姻中嫁入赵家的儿媳妇，以及1949年后的一名小学教师。如今，她是有4个子女，9个孙辈，9个重孙辈，1个玄孙的老人。那天，是她100岁的生日。
　　高彩云的百岁生日宴会结束不久，一本名为《这辈子：1920～2020外婆回忆录》的书面世。这本由高彩云口述，女儿赵丽君记录，外孙女杨扬整理，家族亲人帮忙核实、修订的回忆录，记录了高彩云100年的人生亲历以及所见证的时代巨变。这样从个体家庭的经验出发，以小切口反射大时代的口述史，在中国当下并不多见。

外婆

　　《这辈子》的写作源起于一次越洋电话。2015年一天，远在爱尔兰的杨扬与回乡探亲的妹妹通电话，妹妹告诉她，自己正在听外婆讲故事。杨扬想起小时候自己也时常听外婆讲故事，很怀念那种感觉。杨扬的母亲和外婆住在一起，于是，杨扬提到，想给母亲买一支录音笔，让母亲将外婆的故事录下来，留作纪念。
　　杨扬初中时，就曾想过写下外婆的故事。她的外婆高彩云是一个很健谈的老人，杨扬小時经常缠着她讲故事。初中的一天，杨扬和父亲一起听外婆聊往事，曾有文学梦的父亲在一旁说，“外婆的故事太有意思了”，建议女儿记录下来。但由于课业繁忙，此事一直没有去做。
　　这一搁置就是二十余年。其间，杨扬的读书、工作，无形中为这本书的写作做了准备：她在安徽大学读中文系，毕业后去了《安徽日报》做记者。2008年，她投奔在爱尔兰的丈夫，定居至今。在爱尔兰，她给国内媒体做海外记者，也写书评和做翻译。
　　初到爱尔兰时，她有大量空闲时间，开始写作父亲的经历以及一些自己在安徽灵璧县城的少年记忆。这是她对故乡第一次有意识地回望。
　　2010年，曾经建议她记录外婆故事的父亲，脑溢血过世。一年之后，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做起妈妈。几年家事忙碌过后，2015年，她在和妹妹的越洋电话中，又一次想起给外婆写口述史的事，开始与母亲着手合作。从这时起，杨扬从追溯她少年记忆中的故乡渐渐向后延伸，深入到外婆的口述中，追溯起故乡更久远的历史。
　　具体的采访和写作是由杨扬的母亲赵丽君完成。赵丽君每完成一部分，就让小女儿传给远在国外的杨扬，杨扬远程“指导”她母亲的采访和写作，并负责稿件的编辑和整理。
　　杨扬虽然与外婆关系亲密，但她在阅读外婆的口述前，对外婆的了解，依然只限于曾经外婆对她零散的讲述，以及她生活中见过的外婆70岁、80岁、90岁时的模样：一个会背诵很多诗词，身体硬朗，80多岁还能独自乘车外出的老人。

　　杨扬在阅读母亲从家乡灵璧县发来的外婆口述之后，开始真正了解外婆高彩云的过去。比如，她知道了外婆为何会背那么多古诗词：高彩云曾读过三年私塾，后在基督教学校圣德小学、幼成小学，以及立达女中读书，即将考南京女中时，因卢沟桥事变中断学业。
　　外婆接着讲述了她所经历的一切，成婚，如何在极度匮乏之下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但仍然不得不面对孩子因病离世的惨剧;而家庭的变故也折射着历史的巨变，那些接连不断的战争，成为了一个家庭私人生活的背景。

母亲

　　2015年，杨扬和妹妹通越洋电话聊给外婆写回忆录那一刻，赵丽君正在厨房炒菜。她决定参与这件事。“我的姊妹都不在母亲身边，也只有我空闲时间多，我想记录下来（母亲的人生），给家族留个念想。”赵丽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也担心，母亲年纪已经95岁，这件事再不做，可能没有机会了。
　　那一年，赵丽君尚未从丈夫离世的悲痛中缓过劲儿来。她此前一直从事会计工作，2008年退休，之后两年照顾病重的丈夫，直到丈夫过世。
　　在女儿提议下，开始记录母亲的口述时，高彩云会用自己的婚姻经历宽慰她。日军入侵的1937年，17岁的高彩云中断学业，在包办婚姻中嫁入赵家。高彩云35岁那年，丈夫在公社种植马铃薯时失误，害怕被处分，离家出走。16年后，丈夫才返乡，返乡时已另有家室。16年间，高彩云带着几个子女艰难度日。“母亲说那时那么艰难，如今她的子女都有了幸福的家庭，劝我不要再为了丈夫的离世悲伤。”赵丽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记录过程很不容易。高彩云记忆力极好，但耳背。母女对话，有时就像吵架。为了不打扰别人，她就用轮椅推着母亲，在灵璧县的环城河边，找安静的地方，趴在母亲耳边大声说。母亲若还是听不清，她就打手势、笔谈。
　　高彩云讲述的故事，大多发生在1949年前，那之后的回忆做了适当的删减。赵丽君是1951年生人，她听着母亲讲述的故事，时常觉得遥远又陌生。同时，母亲讲述时，时常一件事没说完，就会跳到另一件事。她就得再把母亲的思绪拽回来。有时，高彩云表述不清，赵丽君不敢追问太多。高彩云脾气急，有时女儿连问三遍，高彩云会数落赵丽君，“说一千遍了！属老鼠的！搁爪就忘”。于是，赵丽君就在母亲情绪好的时候多问，不好时不问。 　　赵丽君一直没有使用录音笔，她嫌反复听录音麻烦。起初，她是将母亲口述的内容，写在从面粉厂拿来的只剩一面空白的A4纸上，小女儿回家时，拍照发给住在爱尔兰的杨扬。后来，杨扬回国探亲时，给赵丽君买了一个iPad。赵丽君每整理一篇，就打下来。记录母亲口述时，她已经65岁，拼音知识已经遗忘很多，她是“老三届”，学历也不高，又要重新学习打字和上网。打字是用“一指禅”，时常一上午只能打两三百字。她有颈椎病，有时打字打得头晕目眩。
　　杨扬也远程教给母亲采访和写作的技巧。比如告诉母亲要“记录细节，适当描写，少议论，少抒情”，以及对于淮北农村生活、地主生活、旧时代学生生活、歇后语、习俗、百姓心理等，可以多写。
　　赵丽君一共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母亲的回忆录初稿。初稿中，她一度加入一部分对自己人生的回忆。女儿杨扬觉得，这部分与外婆的故事关系不大，将其删去。如今，69岁的赵丽君用创作《这辈子》中积累的写作技能，正在写作一本她自己的回忆录，她最想写的，是她知青时期的故事。

普通人的口述史

　　书稿完结之后，杨扬没奢望能够出版，只是将文章贴在豆瓣上连载。她一度只是打算打印出来分发给家族的亲戚，作为一份礼物。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在中国已经出现70年，但很长时间里，即便是那些知名人物的口述史，也大多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而非面向大众的出版物。
　　中国口述史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到1970年代。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调查与收集，大多集中于重要人物的革命活动回忆录。这与当时讲革命、讲阶级斗争的环境息息相关，政治色彩浓厚。
　　随着改革开放和80年代“文化热”兴起，口述史开始摆脱政治取向，向文化领域过渡。主要成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丛书”，包含萧乾、何满子等人的自传。此外，1984年，北京大学张寄谦等人，开始做有关西南联大的口述史。
　　口述史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是在90年代。其中最为知名的作品，是溥仪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口述、王庆祥整理的《溥仪与我》。这部口述史作品在出版同年，被改编为电影《火龙》，后作为口述资料，被制作成电视专题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评说》和《爱新觉罗溥仪：你想知道吗？》
　　重要历史人物的口述史进入大众视野的同时，关于普通人的口述史也开始出现，只不过缺乏足够关注度。此外，那些得以出版的普通人的口述史，也大多是因为可以被纳入一个统筹性的议题。其中代表作品有《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等。
　　21世纪之后，口述史开始在大众传媒上集中出现。无论是电视台，还是网媒、纸媒，均有口述史的栏目开设。这些栏目对口述人物的要求，有着鲜明的媒体视角，集中于历史名人或历史事件见证者。其中最知名的尝试，是崔永元自2002年起，策划制作的《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抗战》等一系列纪录片。
　　孙惠芳是《这辈子》的策划编辑，她在编辑过程中，曾试图找对标的图书，发现普通人的口述史，大致有三种情况会出现，一是各地史志办工作人员，在地方志中涉及的一些人物口述;二是有人会聘请专业人员，给自己家里长辈写回忆录，自费出版;第三种，便是像杨扬这样，和家人合作，给老人写口述史。这些普通人的口述史，由于不像历史人物、历史重大事件见证者那样自带流量，大多不会走入图书市场，即便出版，也销售惨淡。
　　陈海燕是出版方麦田时光文化的主编。2017年，他在豆瓣上阅读到杨扬正在连载的外婆口述史， “我是70后，童年经历过分家、宗族社会的解体，对高彩云讲她家族的故事很有共鸣。”陈海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因此决定出版这本书。那时，他对这本书的市场也没信心，只是想自己喜欢，就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做一个尝试。
　　《这辈子》出版之后，楊扬的很多同辈亲戚说，看了这本书，才知道祖辈是怎样走过来的，也有网友在豆瓣和杨扬说，自己也想把祖辈的故事记录下来。“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祖辈中有什么故事可以写的话，那么就争分夺秒地写起来，不然的话它们真的就会消失掉。”杨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