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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共12个省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运输仓储业、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5个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FDI在两大区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市场规模是决定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最重要的指标，而制造业FDI、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10-0004-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10.01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由“工业主导”慢慢向“服务主导”转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代替制造业成为新的产业支柱。美国作为全球生产性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过去数十年中，生产性服务业在其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据统计，2012年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约为6万亿美元，占美国服务业增加值的70%以上，约为美国当年GDP的48%。相比之下，2012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仅占服务业增加值的36%，占当年GDP的16%。可见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相对发达国家来说偏小，发展程度落后，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虽然使我国成为了著名的“世界工厂”，然而中国要从“制造大国”转型成“制造强国”，势必要大力提升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借助FDI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往往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途径，而FDI通常也被认为是服务业发展动力之一。随着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涌向服务业，以及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对服务业的准入门槛在逐步降低，从而使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了一定的提升，从2004年的55.59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225.4亿美元，增长了3.05倍。但从整体FDI的投资构成来看，2013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仅占19.17%，可见，在整体FDI中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比例仍然较低。因此，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资能力成为了当前关注的热点。
二、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的FDI。王新华（2007）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7—2003年各细分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短期和长期效应的回归分析，发现我国服务业FDI在不同的时间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1]。戴枫（2005）利用基于VAR方法的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我国1983—2002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服务业FDI能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但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引入服务业外资的在华投资[2]。殷风（2005）实证研究了我国1991—2003年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服务业FDI显著正相关于我国的市场规模以及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服务业劳动成本存在负向依存关系，且与基础设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缺少明显的关联性[3]。同样的时间跨度，孙文博（2003）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他的实证研究支持服务业FDI和我国的城镇化率、基建设施情况正相关，与服务业的准入政策、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则呈现负相关的扭曲关系[4]。孙文博提出这种扭曲的负相关关系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还未全面开放市场，准入政策还未成熟，二是进入我国的外资更多流向了制造业而非服务业。随着中国加入WTO已满十余年， “市场”的成分已然超过“计划”成分，有理由相信从整体而言，中国的服务业FDI的发展情况还是满足殷风的实证结果的。
纵观有关FDI的区位选择和决定因素的文献，对于服务业FDI的研究比较成熟，相对而言，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以及集聚的影响等方面，较少关注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5-7]。在这方面的文献中，主要有唐保庆（2009）和高静、黄繁华（2011），他们将生产性服务业FDI作为整体研究其影响因素，得出生产性服务业FDI在区位选择上会显著追逐制造业FDI，但高静等认为此追逐效应会随时间递减[8-9]，同时，高静等指出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东道国制造业的发展。另外，陈艳莹、王周玉（2011）和杨仁发、刘纯彬（2012）分别从具体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10-11]。
三、理论假说
有关FDI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研究，有美国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美国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日本小岛清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英国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中，受到广泛使用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论，该理论综合考虑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区位选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克服了传统对外投资理论只关注资本流向的缺点，使国际投资理论更为综合全面的发展。国际生产折衷论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所有权优势，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融资能力；区位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市场潜力、贸易壁垒、政府政策；内部化优势，包括减少信息不对称、控制交易费用。由该理论可知，一个地区吸引外资可从三方面进行，分别为创造市场需求、提供生产要素和培养市场环境。因此，本文从需求、供给和制度三个方面来探讨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因素。
（一）需求因素
市场规模反应了一国的市场容量和购买潜力。一般情况下，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容量越大，跨国公司越容易通过规模经济减小进入成本，而有些生产性服务业低边际成本的特点使得它在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更容易达到其所需的规模。
生产性服务业指被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于中间投入的服务，通过增加中间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产出价值，从而提高产业竞争力。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原本隶属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逐渐脱离制造业母体，形成相对独立的部门，但两者在空间上的分离仍牵制着他们在价值链上的相互需求。也就是说制造业FDI在进行大规模引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会追随原有制造业企业，进行跨国投资。 假说1：市场规模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FDI流入产生正向效应。
假说2：制造业FDI的规模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FDI流入产生正向效应。
（二）供给因素
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企业投资地点的主要因素。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外商直接投资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相对低廉的工资成本。因此，具有相对便宜劳动力的地区会相对更容易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
假说3：劳动力成本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FDI流入产生负向效应。
（三）制度因素
东道国市场环境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国家的政府干预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则它的经济程度越活跃，资本配合越合理，越容易吸引外资进入。
假说4：市场化程度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FDI流入产生正向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解释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03）中的产业划分目录，将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为：1.运输仓储业；2.信息服务业；3.金融服务业；4.商务服务业；5.科研服务业，共5个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分两大区域对5个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选取辽宁、黑龙江、河北、江苏、山东、广东，中西部地区选取安徽、江西、河南、湖北、重庆和陕西。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我国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1.被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的FDI规模（PFDI），用各省市相对应的5个典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
2.解释变量：由第三部分理论假说得出。
（1）市场规模（GDP）：用各省市的生产总值来衡量。
（2）制造业的FDI规模（MFDI）：用各省市制造业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
（3）市场化程度（MAR）：用各省市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的占比来衡量。
（4）劳动力成本（WAGE）：用各省市5个典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年平均工资来衡量。
（二）实证方法与结果
由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PFDIit=a1+b1GDPit+b2MFDIit+b3MARit+b4WAGEit+？着it
根据Hausman检验，大部分回归都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小部分则应用混合面板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以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消除面板数据的异方差问题，我们还进行了White异方差修正法。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2。
东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市场规模与运输仓储业、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科研服务业5个典型生产性服务业的FDI规模均显著正相关，其中，对科研服务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制造业的FDI规模对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研服务业的FDI规模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运输仓储业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FDI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从而运输仓储业的FDI规模已近饱和。市场化程度对5个典型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金融业和科研服务业的影响显著，这与金融业和科研服务业本身需自由化经济背景的特点密切相关。劳动力成本对5个典型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正如预期一样负显著，说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综上，东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五个细分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验证了我们提出的四个假说是成立的（见表3）。
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见表4。市场规模与运输仓储业、信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3个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FDI规模呈显著正相关，而与金融业FDI规模呈负相关，这可能是由金融服务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进行金融业相关的业务需要取得各种资格认证，而我国在这方面对外资设定的限制就更多，对于自由程度较弱的中西部地区来说，金融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就更难进入。在中西部地区，制造业FDI的规模与市场化程度对运输仓储业FDI、信息服务业FDI的流入是呈负相关的，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悖的。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开放市场就会抑制中西部的运输仓储业与信息服务业FDI的流入。我们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尚未跟上，运输仓储业和信息服务业更适合先由政府来合理安排，完善基础设施。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而这种大型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先由政府来引导开头，更有效率，进一步再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来优化资金与技术来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劳动力成本对中西部地区的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的FDI规模呈正相关。由于这几类生产性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竞争优势在于高附加值的竞争而非低成本的运作，这种正相关关系更凸显出生产性服务业更注重高素质的人才，若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则会导致产品和服务的弱竞争力以及低效率。
总体来说，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区位选择的正影响最显著，但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相对更大、更显著；其次是制造业FDI的规模，在东部地区制造业FDI会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即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且FDI的流入会追随制造业FDI。然而，对于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成本这两个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的影响力，分不同地区的正负效应不同，有待进一步考证，也有待加入北京、上海等有影响力的地区的参数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12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制造业FDI、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地区对不同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FDI规模的影响关系不同。对于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细分生产性服务业FDI规模的影响因素完全满足我们的理论假设，说明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已初步达到市场化水平，能有效吸引外资。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对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FDI的规模的影响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当前，为了更好的利用FDI来帮助我国不同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具体包括： （一）对于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
我们需要积极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将企业内部的服务部门，如财务、物流、市场营销、研发等外包出去，做到专业化细分工作。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
（二）对于中西部地区
首先要让政府部门带头，将包括高速公路、网络、电站等基础设施跟进，利用“计划”的效率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工业规模，从而达到进一步吸引“市场”的力量的目的。也就是说，先让政府开个头，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发展起来，到一定的规模后，自然会吸引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商投资进入。
（三）对于全国而言
要进一步促进市场化改革。我们的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某些部门的垄断程度，更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
（责任编辑：于明）
参考文献：
[1]王新华.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9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
7（9）.
[2]戴枫.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5（3）.
[3]殷凤.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问题与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1）.
[4]孙文博.90年代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10）.
[5]韩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14（2）.
[6]江静，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8）.
[7]陈建军，陈国亮，黄洁.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22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4）.
[8]唐保庆.生产者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吗？[J].财贸研究，2009（5）.
[9]高静，黄繁华.信息不对称下生产性服务业FDI的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1（4）.
[10]陈艳莹，王周玉.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1（4）.
[11]杨仁发，刘纯彬.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11）.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10-0004-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10.01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由“工业主导”慢慢向“服务主导”转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代替制造业成为新的产业支柱。美国作为全球生产性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过去数十年中，生产性服务业在其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据统计，2012年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约为6万亿美元，占美国服务业增加值的70%以上，约为美国当年GDP的48%。相比之下，2012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仅占服务业增加值的36%，占当年GDP的16%。可见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相对发达国家来说偏小，发展程度落后，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虽然使我国成为了著名的“世界工厂”，然而中国要从“制造大国”转型成“制造强国”，势必要大力提升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借助FDI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往往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途径，而FDI通常也被认为是服务业发展动力之一。随着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涌向服务业，以及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对服务业的准入门槛在逐步降低，从而使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了一定的提升，从2004年的55.59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225.4亿美元，增长了3.05倍。但从整体FDI的投资构成来看，2013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仅占19.17%，可见，在整体FDI中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比例仍然较低。因此，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资能力成为了当前关注的热点。
二、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的FDI。王新华（2007）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7—2003年各细分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短期和长期效应的回归分析，发现我国服务业FDI在不同的时间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1]。戴枫（2005）利用基于VAR方法的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我国1983—2002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服务业FDI能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但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引入服务业外资的在华投资[2]。殷风（2005）实证研究了我国1991—2003年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服务业FDI显著正相关于我国的市场规模以及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服务业劳动成本存在负向依存关系，且与基础设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缺少明显的关联性[3]。同样的时间跨度，孙文博（2003）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他的实证研究支持服务业FDI和我国的城镇化率、基建设施情况正相关，与服务业的准入政策、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则呈现负相关的扭曲关系[4]。孙文博提出这种扭曲的负相关关系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还未全面开放市场，准入政策还未成熟，二是进入我国的外资更多流向了制造业而非服务业。随着中国加入WTO已满十余年， “市场”的成分已然超过“计划”成分，有理由相信从整体而言，中国的服务业FDI的发展情况还是满足殷风的实证结果的。
纵观有关FDI的区位选择和决定因素的文献，对于服务业FDI的研究比较成熟，相对而言，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以及集聚的影响等方面，较少关注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5-7]。在这方面的文献中，主要有唐保庆（2009）和高静、黄繁华（2011），他们将生产性服务业FDI作为整体研究其影响因素，得出生产性服务业FDI在区位选择上会显著追逐制造业FDI，但高静等认为此追逐效应会随时间递减[8-9]，同时，高静等指出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东道国制造业的发展。另外，陈艳莹、王周玉（2011）和杨仁发、刘纯彬（2012）分别从具体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10-11]。
三、理论假说
有关FDI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研究，有美国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美国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日本小岛清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英国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中，受到广泛使用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论，该理论综合考虑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区位选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克服了传统对外投资理论只关注资本流向的缺点，使国际投资理论更为综合全面的发展。国际生产折衷论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所有权优势，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融资能力；区位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市场潜力、贸易壁垒、政府政策；内部化优势，包括减少信息不对称、控制交易费用。由该理论可知，一个地区吸引外资可从三方面进行，分别为创造市场需求、提供生产要素和培养市场环境。因此，本文从需求、供给和制度三个方面来探讨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因素。
（一）需求因素
市场规模反应了一国的市场容量和购买潜力。一般情况下，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容量越大，跨国公司越容易通过规模经济减小进入成本，而有些生产性服务业低边际成本的特点使得它在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更容易达到其所需的规模。
生产性服务业指被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于中间投入的服务，通过增加中间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产出价值，从而提高产业竞争力。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原本隶属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逐渐脱离制造业母体，形成相对独立的部门，但两者在空间上的分离仍牵制着他们在价值链上的相互需求。也就是说制造业FDI在进行大规模引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会追随原有制造业企业，进行跨国投资。 假说1：市场规模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FDI流入产生正向效应。
假说2：制造业FDI的规模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FDI流入产生正向效应。
（二）供给因素
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企业投资地点的主要因素。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外商直接投资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相对低廉的工资成本。因此，具有相对便宜劳动力的地区会相对更容易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
假说3：劳动力成本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FDI流入产生负向效应。
（三）制度因素
东道国市场环境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国家的政府干预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则它的经济程度越活跃，资本配合越合理，越容易吸引外资进入。
假说4：市场化程度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FDI流入产生正向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解释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03）中的产业划分目录，将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为：1.运输仓储业；2.信息服务业；3.金融服务业；4.商务服务业；5.科研服务业，共5个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分两大区域对5个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选取辽宁、黑龙江、河北、江苏、山东、广东，中西部地区选取安徽、江西、河南、湖北、重庆和陕西。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我国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1.被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的FDI规模（PFDI），用各省市相对应的5个典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
2.解释变量：由第三部分理论假说得出。
（1）市场规模（GDP）：用各省市的生产总值来衡量。
（2）制造业的FDI规模（MFDI）：用各省市制造业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
（3）市场化程度（MAR）：用各省市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的占比来衡量。
（4）劳动力成本（WAGE）：用各省市5个典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年平均工资来衡量。
（二）实证方法与结果
由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PFDIit=a1+b1GDPit+b2MFDIit+b3MARit+b4WAGEit+？着it
根据Hausman检验，大部分回归都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而小部分则应用混合面板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以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消除面板数据的异方差问题，我们还进行了White异方差修正法。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2。
东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市场规模与运输仓储业、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和科研服务业5个典型生产性服务业的FDI规模均显著正相关，其中，对科研服务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制造业的FDI规模对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研服务业的FDI规模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运输仓储业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FDI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从而运输仓储业的FDI规模已近饱和。市场化程度对5个典型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金融业和科研服务业的影响显著，这与金融业和科研服务业本身需自由化经济背景的特点密切相关。劳动力成本对5个典型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正如预期一样负显著，说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综上，东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五个细分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验证了我们提出的四个假说是成立的（见表3）。
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见表4。市场规模与运输仓储业、信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3个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FDI规模呈显著正相关，而与金融业FDI规模呈负相关，这可能是由金融服务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进行金融业相关的业务需要取得各种资格认证，而我国在这方面对外资设定的限制就更多，对于自由程度较弱的中西部地区来说，金融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就更难进入。在中西部地区，制造业FDI的规模与市场化程度对运输仓储业FDI、信息服务业FDI的流入是呈负相关的，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悖的。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开放市场就会抑制中西部的运输仓储业与信息服务业FDI的流入。我们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尚未跟上，运输仓储业和信息服务业更适合先由政府来合理安排，完善基础设施。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而这种大型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先由政府来引导开头，更有效率，进一步再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来优化资金与技术来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劳动力成本对中西部地区的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的FDI规模呈正相关。由于这几类生产性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竞争优势在于高附加值的竞争而非低成本的运作，这种正相关关系更凸显出生产性服务业更注重高素质的人才，若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则会导致产品和服务的弱竞争力以及低效率。
总体来说，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区位选择的正影响最显著，但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相对更大、更显著；其次是制造业FDI的规模，在东部地区制造业FDI会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即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且FDI的流入会追随制造业FDI。然而，对于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成本这两个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的影响力，分不同地区的正负效应不同，有待进一步考证，也有待加入北京、上海等有影响力的地区的参数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12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制造业FDI、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地区对不同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FDI规模的影响关系不同。对于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细分生产性服务业FDI规模的影响因素完全满足我们的理论假设，说明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已初步达到市场化水平，能有效吸引外资。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对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FDI的规模的影响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当前，为了更好的利用FDI来帮助我国不同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具体包括： （一）对于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
我们需要积极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将企业内部的服务部门，如财务、物流、市场营销、研发等外包出去，做到专业化细分工作。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
（二）对于中西部地区
首先要让政府部门带头，将包括高速公路、网络、电站等基础设施跟进，利用“计划”的效率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工业规模，从而达到进一步吸引“市场”的力量的目的。也就是说，先让政府开个头，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发展起来，到一定的规模后，自然会吸引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商投资进入。
（三）对于全国而言
要进一步促进市场化改革。我们的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某些部门的垄断程度，更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
（责任编辑：于明）
参考文献：
[1]王新华.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9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
7（9）.
[2]戴枫.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5（3）.
[3]殷凤.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问题与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6（1）.
[4]孙文博.90年代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10）.
[5]韩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14（2）.
[6]江静，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8）.
[7]陈建军，陈国亮，黄洁.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22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4）.
[8]唐保庆.生产者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吗？[J].财贸研究，2009（5）.
[9]高静，黄繁华.信息不对称下生产性服务业FDI的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1（4）.
[10]陈艳莹，王周玉.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1（4）.
[11]杨仁发，刘纯彬.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