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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中叶，湖北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大文学家，他就是王柏心。
王柏心（1799—1873年），字子寿，亦字坚木、冬寿，号螺洲、薖叟，又号筠方、筠亭，监利螺山（今湖北省洪湖市白螺镇）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因不满时政，辞官归里，主讲荆南书院数十年，桃李满天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短期进入湖广总督张亮基、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府，为他们出谋划策，并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领袖及主要将领有着广泛的联系。其勤奋嗜学，广涉经史，肆力于诗古文辞；且博闻强识，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以其道德文章独步江汉五十余年”[1]，被时人称之为“楚北大儒”。
王柏心不仅是一位大文学家，还是一位名词人。尽管他留存至今的词作并不多，总共只有43首，但其词却能自成一家，别具特色；而且，无论是其词作，还是其词学理论，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词坛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王柏心词的创作除少数作品是中、后期之外，主要集中在其早期，曾汇为一卷，计30首，名《子寿词》（又名《秋词》），被好友、贵州遵义唐树义收入道光十五年（1835）《楚四家词》[2]刻本。此后，王柏心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创作诗文，词的创作则很少。在词的创作过程中，王柏心认真思考，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词学思想和词学理论。概括起来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词体的新认识。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自其产生之日起，便给传统士人形成了一种“诗庄词媚”的思维定势。随着词的不断创作发展，时至近代中叶，越来越多的词人对词体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不能再将词看成是题材的闺情、艳情化倾向突出，情感淫靡，色彩艳丽的“艳科”，而应该不断吸取诗歌创作的经验，使词体逐渐向诗化发展，做到题材庄雅，情感庄重，在节奏和韵律上亦不必有诸多限定，在创作方法上亦应当像诗歌一样抒写怀抱和吟咏情志。王柏心在为好友刘淳《云中集》所写的序言中曾说：“世之工此者，谐声应节，回翔雅步而已，其极至于鼓宫宫动，鼓商商动而止耳。其喜也，不知何以喜；其忧也，不知何以忧倜。”这就指出了世间作词者的通病——拘泥声律，缺少真实而丰富的思想情感。随后，王柏心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即“乘吾气之所至，肖吾情之所赴，抑之不能也。”[3]并在为好友夏成业的《研雨轩词》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填词虽文艺之一体，然与风雅乐章相出入，其深婉挚厚者，可以宣忠孝之怀，见性情之正，非才性具而加以嗜好之笃者，不能至是。”[4]很明显，王柏心是主张词体诗化的。他明确主张创作词时，要“乘吾气之所至，肖吾情之所赴”，而不能过分拘泥于节奏与音律。这就是说，词人所创作的词，要以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为出发点和归宿。
其二，对词的题材内容的拓展。众所周知，在词的早期创作中，取材主要集中在艷情、闺情、写景、离愁、别绪等范畴。自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在清代的早、中期，由于受词体诗化观点的影响，词的创作题材大大丰富，传统的艳情、闺情、写景、离愁、别绪等题材所占比重越来越少。王柏心在给好友陶樑《红豆树馆词》所写的序言中就指出：“词之始兴，大抵流连风月，泛咏皋壤，感物而动，其绪无端，以凭虚为奇，以超旷灵澹为宗。至子瞻、幼安辈为之，泛滥于子史，驰骋议论，其体一变，然特以发摅其壮气雄心而已。未有综贯生平，标举志行，若年经月纬，粲然可睹指者也。”在这里，王柏心指出了词的传统题材存在的局限性——缺少“标举志行”“义兼纪事”“粲然可睹指者”的作品。在王氏看来，那些在诗歌中出现的“标举志行”“义兼纪事”“粲然可睹指者”等题材内容，同样可以在词中出现，词本来就应该与诗并驾齐驱。他还强调说：“今读《红豆树馆词》，包含宏大，直举胸情，然后知此境正自无穷，人特未能穷其所至耳。集中他美，诸公论之详矣。余以为自有倚声以来，兼众长而扩其境之所未至者，独于兹集见之。”王柏心非常肯定好友词作的“包含宏大”与“直举胸情”。这里所谓的“包含宏大”，就是指词的内容要广泛而丰富；所谓的“直举胸情”，就是指作词要直抒胸臆。
王柏心的上述词学理论观点，不仅是对前人词学理论观点的总结和发扬，而且成为晚清周济、朱祖谋、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著名词人关于推尊词体，讲究词的比兴寄托，提倡词的“重”（指词的品格和气格）、“拙”（指纯真朴素）、“大”（指题材扩大），主张“诗有史，词亦有史”等观点的先导。
如果我们认真研读王柏心的词作，就不难看出，他的创作正好体现了自己的词学理论和观点。他正是在广采博纳前辈词人创作长处以为己用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豪放与婉约兼具的风格的。他的词作绝大多数是写景、咏物的抒怀之作。其所写之景如秋色、秋山、秋水、秋云、秋烟、秋雨、秋塞、秋声、秋草、芦花等，其所咏之物如秋雁、秋燕、秋萤、秋蝶、秋花、秋叶、秋柳、秋荷、秋桐、秋蕉等，都能将它们置于“秋”的背景之中，使其塑造的意象亦都带有浓郁的清冷、萧索的色彩；与之相适应，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则以悲苦、痛惜、凄凉为基调。如其《如此江山·秋色》曰：
西来一气何回薄，茫茫玄阴凝结。云物苍凉，河山清肃，动地风生时节。平原空阔。莽一望烟中，五陵愁绝。何代离宫，麒麟卧雨蚀秋发。
丹黄纷纷老木，只飘零冷艳，点装天末。日薄无光，沙飞有力，黯淡穷边残堞。鵰惊欲没，正猎火烧空，雄心荡决。佐我狂歌，黄獐三斗血。
词的上阙用“玄阴凝结”、“云物苍凉”、“河山清肃”、“平原空阔”等一系列意象，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萧索的秋景图：那西来的寒风，凝结成阴冷的云气；眺望平川，山河一片苍凉；在萧瑟的秋风中，满眼的山陵亦显得愁苦不堪；就是那历代的“离宫”，也沉浸在一片愁苦、一筹莫展的悲凉之中。下阕亦承接上阕的感情基调，以“老木”、“夕阳”、“飞沙”、“惊鵰”等满含衰败意蕴的意象，继续为读者烘托秋天苍凉的情感。在具体的布局谋篇上，词人又采用了对比反衬的方法，即以“丹黄”的冷艳来反衬“老木”的衰颓，可说为萧索的秋景增添了一抹亮色；“日薄无光”与“沙飞有力”也构成了反衬，用太阳的薄暮无光与飞沙的漫天狂虐两相对比，亦使得秋天的萧杀之气倍增。词的最后两句，其情感基调突然一转，直抒词人雄心未灭，希冀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于低回婉转、凄苦无奈的悲叹中，又现振作向上、奋发有为的豪气。整首词以写“秋色”为题，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意境深远；词人通过独到的描摹和刻画，寓情于景，使其蕴含在心中的情感得到自然的抒发。
王柏心（1799—1873年），字子寿，亦字坚木、冬寿，号螺洲、薖叟，又号筠方、筠亭，监利螺山（今湖北省洪湖市白螺镇）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因不满时政，辞官归里，主讲荆南书院数十年，桃李满天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短期进入湖广总督张亮基、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府，为他们出谋划策，并与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领袖及主要将领有着广泛的联系。其勤奋嗜学，广涉经史，肆力于诗古文辞；且博闻强识，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以其道德文章独步江汉五十余年”[1]，被时人称之为“楚北大儒”。
王柏心不仅是一位大文学家，还是一位名词人。尽管他留存至今的词作并不多，总共只有43首，但其词却能自成一家，别具特色；而且，无论是其词作，还是其词学理论，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词坛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王柏心词的创作除少数作品是中、后期之外，主要集中在其早期，曾汇为一卷，计30首，名《子寿词》（又名《秋词》），被好友、贵州遵义唐树义收入道光十五年（1835）《楚四家词》[2]刻本。此后，王柏心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创作诗文，词的创作则很少。在词的创作过程中，王柏心认真思考，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词学思想和词学理论。概括起来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词体的新认识。词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自其产生之日起，便给传统士人形成了一种“诗庄词媚”的思维定势。随着词的不断创作发展，时至近代中叶，越来越多的词人对词体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不能再将词看成是题材的闺情、艳情化倾向突出，情感淫靡，色彩艳丽的“艳科”，而应该不断吸取诗歌创作的经验，使词体逐渐向诗化发展，做到题材庄雅，情感庄重，在节奏和韵律上亦不必有诸多限定，在创作方法上亦应当像诗歌一样抒写怀抱和吟咏情志。王柏心在为好友刘淳《云中集》所写的序言中曾说：“世之工此者，谐声应节，回翔雅步而已，其极至于鼓宫宫动，鼓商商动而止耳。其喜也，不知何以喜；其忧也，不知何以忧倜。”这就指出了世间作词者的通病——拘泥声律，缺少真实而丰富的思想情感。随后，王柏心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即“乘吾气之所至，肖吾情之所赴，抑之不能也。”[3]并在为好友夏成业的《研雨轩词》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填词虽文艺之一体，然与风雅乐章相出入，其深婉挚厚者，可以宣忠孝之怀，见性情之正，非才性具而加以嗜好之笃者，不能至是。”[4]很明显，王柏心是主张词体诗化的。他明确主张创作词时，要“乘吾气之所至，肖吾情之所赴”，而不能过分拘泥于节奏与音律。这就是说，词人所创作的词，要以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为出发点和归宿。
其二，对词的题材内容的拓展。众所周知，在词的早期创作中，取材主要集中在艷情、闺情、写景、离愁、别绪等范畴。自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在清代的早、中期，由于受词体诗化观点的影响，词的创作题材大大丰富，传统的艳情、闺情、写景、离愁、别绪等题材所占比重越来越少。王柏心在给好友陶樑《红豆树馆词》所写的序言中就指出：“词之始兴，大抵流连风月，泛咏皋壤，感物而动，其绪无端，以凭虚为奇，以超旷灵澹为宗。至子瞻、幼安辈为之，泛滥于子史，驰骋议论，其体一变，然特以发摅其壮气雄心而已。未有综贯生平，标举志行，若年经月纬，粲然可睹指者也。”在这里，王柏心指出了词的传统题材存在的局限性——缺少“标举志行”“义兼纪事”“粲然可睹指者”的作品。在王氏看来，那些在诗歌中出现的“标举志行”“义兼纪事”“粲然可睹指者”等题材内容，同样可以在词中出现，词本来就应该与诗并驾齐驱。他还强调说：“今读《红豆树馆词》，包含宏大，直举胸情，然后知此境正自无穷，人特未能穷其所至耳。集中他美，诸公论之详矣。余以为自有倚声以来，兼众长而扩其境之所未至者，独于兹集见之。”王柏心非常肯定好友词作的“包含宏大”与“直举胸情”。这里所谓的“包含宏大”，就是指词的内容要广泛而丰富；所谓的“直举胸情”，就是指作词要直抒胸臆。
王柏心的上述词学理论观点，不仅是对前人词学理论观点的总结和发扬，而且成为晚清周济、朱祖谋、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著名词人关于推尊词体，讲究词的比兴寄托，提倡词的“重”（指词的品格和气格）、“拙”（指纯真朴素）、“大”（指题材扩大），主张“诗有史，词亦有史”等观点的先导。
如果我们认真研读王柏心的词作，就不难看出，他的创作正好体现了自己的词学理论和观点。他正是在广采博纳前辈词人创作长处以为己用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豪放与婉约兼具的风格的。他的词作绝大多数是写景、咏物的抒怀之作。其所写之景如秋色、秋山、秋水、秋云、秋烟、秋雨、秋塞、秋声、秋草、芦花等，其所咏之物如秋雁、秋燕、秋萤、秋蝶、秋花、秋叶、秋柳、秋荷、秋桐、秋蕉等，都能将它们置于“秋”的背景之中，使其塑造的意象亦都带有浓郁的清冷、萧索的色彩；与之相适应，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则以悲苦、痛惜、凄凉为基调。如其《如此江山·秋色》曰：
西来一气何回薄，茫茫玄阴凝结。云物苍凉，河山清肃，动地风生时节。平原空阔。莽一望烟中，五陵愁绝。何代离宫，麒麟卧雨蚀秋发。
丹黄纷纷老木，只飘零冷艳，点装天末。日薄无光，沙飞有力，黯淡穷边残堞。鵰惊欲没，正猎火烧空，雄心荡决。佐我狂歌，黄獐三斗血。
词的上阙用“玄阴凝结”、“云物苍凉”、“河山清肃”、“平原空阔”等一系列意象，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萧索的秋景图：那西来的寒风，凝结成阴冷的云气；眺望平川，山河一片苍凉；在萧瑟的秋风中，满眼的山陵亦显得愁苦不堪；就是那历代的“离宫”，也沉浸在一片愁苦、一筹莫展的悲凉之中。下阕亦承接上阕的感情基调，以“老木”、“夕阳”、“飞沙”、“惊鵰”等满含衰败意蕴的意象，继续为读者烘托秋天苍凉的情感。在具体的布局谋篇上，词人又采用了对比反衬的方法，即以“丹黄”的冷艳来反衬“老木”的衰颓，可说为萧索的秋景增添了一抹亮色；“日薄无光”与“沙飞有力”也构成了反衬，用太阳的薄暮无光与飞沙的漫天狂虐两相对比，亦使得秋天的萧杀之气倍增。词的最后两句，其情感基调突然一转，直抒词人雄心未灭，希冀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于低回婉转、凄苦无奈的悲叹中，又现振作向上、奋发有为的豪气。整首词以写“秋色”为题，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意境深远；词人通过独到的描摹和刻画，寓情于景，使其蕴含在心中的情感得到自然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