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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企业的内在价值
>>编者按：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借，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华古代文化的剖析，为企业家提供产业决策、制度决策、人才决策，从价值观、思维方式、心态、方法层面的思想智慧的启迪。
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智中国古代文化智慧博大精深，穷尽了人类文明智慧的很大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化从哲学层面系统的阐释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从价值理念，心态、精神修炼、思维方法、行为制度规范等角度给企业家以启迪。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中国企业家获得智慧的来源之一。中国古代文明，如同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基督教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均对人类的智慧有重大贡献，这些不同的文化体系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的智慧进行总结和提炼，揭示了同样的道理。例如，基督教的天国，佛教的净土，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儒家的王道乐土，道教的神仙世界，都有着类似的理想境界。由于当代中国人性中被植入的中国文化的基因传承，因此中国的企业家，如果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智慧，往往学的更快，更易于理解接受和应用。
儒家主张“义以为上”，“仁者安仁”，认为“道德”是至上的，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张岱年称儒家的价值论为“内在价值论”。这对企业内在价值的生成有借鉴意义。
中国式人本主义
儒家强调道德理性、固守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如孔子说"仁者，爱人也"。孔子还主张善民、利民、惠民、富民、教民而用民。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儒家的“人本”、“民本”理论，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民众的自主权利。与现代经营管理思想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兼容、接轨的。
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建立在人性的认识基础上的，而人性是复杂的，人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既有性善的一面，也有性恶的一面；既有自私得利的一面，也有奉献精神一面。当代企业管理对儒家人本的价值观要批判性学习继承。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都是管理中国人的高手，其成功就在于能够洞悉中国人性的基础上，用中国特色的办法来管理中国人。企业人性化管理就要对员工的人性特点有认识，而在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基础上衍生的对中国人性的认识值得每一个中国企业家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对国人人性特点说的很深刻，是企业家认识国人人性特点的好教材。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人力资本将在本世纪写入资产负债表。中国的企业管理经过经验管理、科学管理的过渡，应该向人性化管理转变。
人性化管理首先是对人的价值认识，特别是对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现在中国仍有很多企业经营决策者把职业经理人当作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一种人力成本，这种狭隘落后的观念将会被时代所淘汰。中国企业的起点低，特别是当今的民营企业，由于偶然的机会和成功，就会有一种无往而不胜的幻觉。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估计过高，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不足，留不了人才，结果已有人才不断流失或自立门户，而新的人才又进不来，这样的企业能不消亡吗？人本管理要求公司一方面树立人才竞争的战略，树立利用人才、服务人才的人才观，同时要有科学的人力资源计划，对员工的管理要充分考虑人性的特点，科学地对员工进行培训，合理地开发人力资源。
企业生态的和谐
儒家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儒家的“太和”理论，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并且提出和而不同。
儒家还特别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强调在“天、地、人”相互和谐中人和的重要性。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的价值观为出发点，衍生出儒家“中庸”的价值观，中庸的根本点就在“执两用中”，所谓“执两”，就是了解形势、把握全局；所谓“用中”，就是恰到好处、解决矛盾、谋求永续发展。中庸之道是和平共处之道，是和谐发展之道。
儒家强调的和谐观为我们今天的企业正确处理企业与自然环境关系、企业与社会关系、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文化性资源，进而改变企业经营的思想观念，使企业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的获取者转向同这些资源的合作者。
当代企业经营者对儒家和谐的价值观也应该批判继承。因为和谐与效率有时是一种矛盾，过分讲究和谐，企业发展的激励动力就会减弱，大锅饭也是一种和谐，但这种和谐打击了先进，鼓励了落后。然而目前中国社会经过多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发展。很多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获取的，如治污成本的外化、自然资源过渡采伐的社会成本，低工资造成的确员工福利社会化成本。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不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当代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江苏远东集团的企业文化中的三句话“一人进远东，全家远东人”，“一握远东手，永远是朋友”，“一心创伟业，诚信谋发展”。这也构成了远东和谐文化的核心。
立身之本
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目之一，历来以“诚信”为立身、立业、立国之本，并且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儒家以诚信价值观衍生的许多观点对当今中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儒家“君子生财，取之有道。” 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使义疏财的义利观和致富有道思想，对当代中国企业商业论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丰富多彩的价值文化资源。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的发生是依靠“价格信号和诚信信号”的暗示，价格信号作为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指导、调控、优化资源市场配置已为我们熟知，诚信信号在经济交易中作为一种风险信号同样对交易的进行产生重要的作用。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
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商业中的利他性
儒家推己及人，察己知人，承认他人之价值，关心他人之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观。《论语·雍也》中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清阮元《研经室集》进一步解释“为之不厌，己立己达也；诲人不倦，立人达人也。此句是说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 我们不能只“立己”、“达己”，而不同时要“立人”、“达人”。
如何“立人”、“达人”呢？首先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次要学而不厌立已，诲人不倦而达人；最后是学会与民同乐，《孟子见于齐王》中有一段对话，孟子曰：“王之好乐甚，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曰：“古今之乐，一也。今王独乐，百姓举疾首蹙之 ，窃为王忧之，今王与民同乐，百姓举欣然而喜，则齐国政治毕通，王当王天下矣。”
儒家人我兼顾的互利主义处世价值观，对当代企业调节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使之趋于合理和公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企业经营实际上是处于市场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发展进步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展进步，而且是社会、政府、员工、顾客、供应商、金融机构的发展进步。企业的发展受到市场经济其它单元的制约。企业家在追求“立己”、“达己”时，也有“立人”、“达人”，因为“立人”、“达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自利行为。儒家倡导的先立已，后立人的处世哲学成为激励当代中国企业家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的文化资源。为规范企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规范提供了行动指南，并将成为当今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道德原则。
儒家的这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和谐、太和、中庸、诚信等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是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儒家的这些基本价值观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其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可以在当代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当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学习借鉴儒家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合理扬弃，必须建立起适应当代中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新体新用的新儒家价值观。
新的世纪正在书写新的传统
任何时候，站在弱者的立场关注民生总是让人感动，批判社会的知识分子怀着勇敢、无畏与黑暗作战，永远值得礼赞，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新的高楼与大厦？
建设多半是温和的务实，一把火可以烧掉阿房宫，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所渴望的恰恰是我们最缺少的。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种恒久的财富精神怎样出现？我们又如何点点滴滴地将一种精神贯穿百年且生生不息？
冷静地观望中国财富精神的成长，我们发现财富精神中的创造原则，中国人并不缺乏，我们曾经有多少能工巧匠，发明了许多让世人惊叹的伟大“作品”。但只有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的若干年中，当改革开放到了一定阶段，当“老板”这个词听起来不像骂人与讽刺的时候，创业才变得如此深入人心。像一度诱人的“美国梦”一样，一个响亮的名词——“中国梦”正式出现，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一个怀有理想的人，可以凭藉自己的智慧与劳动，达到一个旁人不可想像的高度。中国进入了从来没有过的如此排山倒海的个人奋斗的时代，一股股活力奔腾而出。在当今中国，学习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财经类书籍广为畅销；各种技能培训与工商课程拥有许多学生；上海举行的《财富》论坛吸引了全球目光，深圳的高交会人头攒动；财富沙龙与经济学讲座大受欢迎，一些更年轻的脸庞用行动改变自己与传统······一个全民的创业时代已经来临。置身这个沸腾的时代，一种向上的精神让人晕炫。形形色色的创造者形成了这个时代斑斓的色彩，富于创造，鼓励奋斗达到成功的财富精神正在成为这个时代与这个民族的理性追求。
创造与激情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新的世纪说来就来，如果在这样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什么，那一定是丧失了激情。恰恰财富精神中最重要的正是激情。我们一再呼吁财富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激情的基础上。只要激情尚存，财富精神就可以一砖一瓦地建设。激情的投入，激情的创造，在一个新的世纪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也许正是激情的差异，我们太过于四平八稳和中庸之道了。那个喜欢吃牛扒的民族在工业化之后表现出的坚硬与狂热正是激情的具体体现。中国人真是缺乏激情吗？在这个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让这个疑问变得可笑吧。
二十一世纪财富精神必然会由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来完成。
>>编者按：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借，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华古代文化的剖析，为企业家提供产业决策、制度决策、人才决策，从价值观、思维方式、心态、方法层面的思想智慧的启迪。
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智中国古代文化智慧博大精深，穷尽了人类文明智慧的很大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化从哲学层面系统的阐释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从价值理念，心态、精神修炼、思维方法、行为制度规范等角度给企业家以启迪。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中国企业家获得智慧的来源之一。中国古代文明，如同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基督教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均对人类的智慧有重大贡献，这些不同的文化体系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的智慧进行总结和提炼，揭示了同样的道理。例如，基督教的天国，佛教的净土，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儒家的王道乐土，道教的神仙世界，都有着类似的理想境界。由于当代中国人性中被植入的中国文化的基因传承，因此中国的企业家，如果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智慧，往往学的更快，更易于理解接受和应用。
儒家主张“义以为上”，“仁者安仁”，认为“道德”是至上的，肯定“道德”具有内在价值。张岱年称儒家的价值论为“内在价值论”。这对企业内在价值的生成有借鉴意义。
中国式人本主义
儒家强调道德理性、固守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如孔子说"仁者，爱人也"。孔子还主张善民、利民、惠民、富民、教民而用民。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儒家的“人本”、“民本”理论，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民众的自主权利。与现代经营管理思想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兼容、接轨的。
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建立在人性的认识基础上的，而人性是复杂的，人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既有性善的一面，也有性恶的一面；既有自私得利的一面，也有奉献精神一面。当代企业管理对儒家人本的价值观要批判性学习继承。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都是管理中国人的高手，其成功就在于能够洞悉中国人性的基础上，用中国特色的办法来管理中国人。企业人性化管理就要对员工的人性特点有认识，而在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基础上衍生的对中国人性的认识值得每一个中国企业家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对国人人性特点说的很深刻，是企业家认识国人人性特点的好教材。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人力资本将在本世纪写入资产负债表。中国的企业管理经过经验管理、科学管理的过渡，应该向人性化管理转变。
人性化管理首先是对人的价值认识，特别是对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现在中国仍有很多企业经营决策者把职业经理人当作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一种人力成本，这种狭隘落后的观念将会被时代所淘汰。中国企业的起点低，特别是当今的民营企业，由于偶然的机会和成功，就会有一种无往而不胜的幻觉。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估计过高，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不足，留不了人才，结果已有人才不断流失或自立门户，而新的人才又进不来，这样的企业能不消亡吗？人本管理要求公司一方面树立人才竞争的战略，树立利用人才、服务人才的人才观，同时要有科学的人力资源计划，对员工的管理要充分考虑人性的特点，科学地对员工进行培训，合理地开发人力资源。
企业生态的和谐
儒家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儒家的“太和”理论，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并且提出和而不同。
儒家还特别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强调在“天、地、人”相互和谐中人和的重要性。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的价值观为出发点，衍生出儒家“中庸”的价值观，中庸的根本点就在“执两用中”，所谓“执两”，就是了解形势、把握全局；所谓“用中”，就是恰到好处、解决矛盾、谋求永续发展。中庸之道是和平共处之道，是和谐发展之道。
儒家强调的和谐观为我们今天的企业正确处理企业与自然环境关系、企业与社会关系、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提供间接的文化性资源，进而改变企业经营的思想观念，使企业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的获取者转向同这些资源的合作者。
当代企业经营者对儒家和谐的价值观也应该批判继承。因为和谐与效率有时是一种矛盾，过分讲究和谐，企业发展的激励动力就会减弱，大锅饭也是一种和谐，但这种和谐打击了先进，鼓励了落后。然而目前中国社会经过多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发展。很多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获取的，如治污成本的外化、自然资源过渡采伐的社会成本，低工资造成的确员工福利社会化成本。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不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当代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江苏远东集团的企业文化中的三句话“一人进远东，全家远东人”，“一握远东手，永远是朋友”，“一心创伟业，诚信谋发展”。这也构成了远东和谐文化的核心。
立身之本
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目之一，历来以“诚信”为立身、立业、立国之本，并且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儒家以诚信价值观衍生的许多观点对当今中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儒家“君子生财，取之有道。” 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使义疏财的义利观和致富有道思想，对当代中国企业商业论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丰富多彩的价值文化资源。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的发生是依靠“价格信号和诚信信号”的暗示，价格信号作为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指导、调控、优化资源市场配置已为我们熟知，诚信信号在经济交易中作为一种风险信号同样对交易的进行产生重要的作用。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
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商业中的利他性
儒家推己及人，察己知人，承认他人之价值，关心他人之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观。《论语·雍也》中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朱熹《论语集注》解释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清阮元《研经室集》进一步解释“为之不厌，己立己达也；诲人不倦，立人达人也。此句是说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 我们不能只“立己”、“达己”，而不同时要“立人”、“达人”。
如何“立人”、“达人”呢？首先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次要学而不厌立已，诲人不倦而达人；最后是学会与民同乐，《孟子见于齐王》中有一段对话，孟子曰：“王之好乐甚，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曰：“古今之乐，一也。今王独乐，百姓举疾首蹙之 ，窃为王忧之，今王与民同乐，百姓举欣然而喜，则齐国政治毕通，王当王天下矣。”
儒家人我兼顾的互利主义处世价值观，对当代企业调节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使之趋于合理和公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企业经营实际上是处于市场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发展进步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展进步，而且是社会、政府、员工、顾客、供应商、金融机构的发展进步。企业的发展受到市场经济其它单元的制约。企业家在追求“立己”、“达己”时，也有“立人”、“达人”，因为“立人”、“达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自利行为。儒家倡导的先立已，后立人的处世哲学成为激励当代中国企业家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的文化资源。为规范企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行为规范提供了行动指南，并将成为当今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道德原则。
儒家的这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和谐、太和、中庸、诚信等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是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儒家的这些基本价值观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其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可以在当代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当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学习借鉴儒家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合理扬弃，必须建立起适应当代中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新体新用的新儒家价值观。
新的世纪正在书写新的传统
任何时候，站在弱者的立场关注民生总是让人感动，批判社会的知识分子怀着勇敢、无畏与黑暗作战，永远值得礼赞，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新的高楼与大厦？
建设多半是温和的务实，一把火可以烧掉阿房宫，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所渴望的恰恰是我们最缺少的。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种恒久的财富精神怎样出现？我们又如何点点滴滴地将一种精神贯穿百年且生生不息？
冷静地观望中国财富精神的成长，我们发现财富精神中的创造原则，中国人并不缺乏，我们曾经有多少能工巧匠，发明了许多让世人惊叹的伟大“作品”。但只有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的若干年中，当改革开放到了一定阶段，当“老板”这个词听起来不像骂人与讽刺的时候，创业才变得如此深入人心。像一度诱人的“美国梦”一样，一个响亮的名词——“中国梦”正式出现，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一个怀有理想的人，可以凭藉自己的智慧与劳动，达到一个旁人不可想像的高度。中国进入了从来没有过的如此排山倒海的个人奋斗的时代，一股股活力奔腾而出。在当今中国，学习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财经类书籍广为畅销；各种技能培训与工商课程拥有许多学生；上海举行的《财富》论坛吸引了全球目光，深圳的高交会人头攒动；财富沙龙与经济学讲座大受欢迎，一些更年轻的脸庞用行动改变自己与传统······一个全民的创业时代已经来临。置身这个沸腾的时代，一种向上的精神让人晕炫。形形色色的创造者形成了这个时代斑斓的色彩，富于创造，鼓励奋斗达到成功的财富精神正在成为这个时代与这个民族的理性追求。
创造与激情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新的世纪说来就来，如果在这样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什么，那一定是丧失了激情。恰恰财富精神中最重要的正是激情。我们一再呼吁财富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激情的基础上。只要激情尚存，财富精神就可以一砖一瓦地建设。激情的投入，激情的创造，在一个新的世纪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也许正是激情的差异，我们太过于四平八稳和中庸之道了。那个喜欢吃牛扒的民族在工业化之后表现出的坚硬与狂热正是激情的具体体现。中国人真是缺乏激情吗？在这个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让这个疑问变得可笑吧。
二十一世纪财富精神必然会由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