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建立职业用工制度以来，“毕业后工作、60岁退休”成为一种得到公众认可的工作制度（在中国，一些男性退休年龄延后到65岁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职业生活被认为是人生命历程的主要意义，没有之一。而职业身份，与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评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当我们步入全面网络化的21世纪，突然发现人类的工作模式出现了变化。以下的一些现象，持续地动摇着我们对职场价值的信仰：
　　1. 在全世界范围内，劳动的机会似乎在不断减少。
　　2. 知识的更新迭代在加快。
　　3. 高强度的用工模式。
　　4. 结构性的失业。
　　这些现象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新闻图景：劳动者起早贪黑，风雨兼程，又总是身不由己，甚至事与愿违。各处飘散、枯萎，这似乎是职场江湖的写照。
　　有人将失败归结于个体的不努力，但这难免有点简单化。遭遇职场困境的，不乏非常优秀的人，包括“985”的硕士、博士，还有曾经有过辉煌实战经验的“老江湖”。当此类事件具备一定普遍性之后，它已经具备了社会学意义——它指向的是，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劳动者到底该如何自我定位？
　　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然进入一个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很荒芜的后工业时代。随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深化，作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职位提供者之一的工厂，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大大减少。依托互联网进行的创新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被认为是新经济的代表，也是后工业时代的入口。
　　这种后工业时代，尽管很环保、很便利、很“輕”，甚至创造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财富神话，但是也隐藏着极高的风险。乌尔里希·贝克曾经预言这种工作体制的风险性，因此他在《风险社会》中提出，工业社会逐渐消亡，新的“风险社会”日益凸显。
　　而新经济是否能规避这种风险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很难复制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当集体化大生产让位于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人进入悬空的状态。悬空状态的特征是什么？似乎人人都能轻易找到一份工作，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大量的劳动人口，慌张地面对着职业的不确定性。
　　人类是需要确定性的动物。看起来充满机遇，但欠缺持续性的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并未让一个人变得更舒适，相反，它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
　　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经济的入口处，尝试找到迅速变现的方法;而找到变现方式的中年人，则受困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遭到了失业的威胁;即使是成为网红的幸运儿，也在思考过气之后如何自保。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乐观表示：未来的世界，工作交给机器去做，人类就不需要干活了;人类可以从事艺术、文学等创造性职业。这看起来是美好的愿景，但是，这些职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吗？他们的作品就一定有市场吗？更进一步说，“不被需要的人”同时也变成了“没有价值的人”，他们的价值怎么体现？对于大部分只适合程序化劳动的人，其未来何去何从？
　　后工业时代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因此它在带来愿景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惶恐与焦虑。越是智能的技术，越成为确定性的梦魇。至少，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可以干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摘自《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