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百年大变局，人们特别关注的是权势（power）的变化，或者说是转移。权势，英文是power，蕴含的主要词义是力量、影响力，用在个人表明强势，用在国家意味着强大。
　　让我们从个人的角度观察权势的转移。权势主要以财富为基础，自从工业化以来，财富向个人集中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新的大变局中，财富向个人集聚体现出新的特征：其一，快速向那些抓住新机遇的少数精英集聚;其二，在新兴领域集聚的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其三，集聚超越国家，在世界范围进行。其结果，少数人拥有的财富数额越来越大，富可敌国，且在新兴领域，如网络、知识产权、大数据等方面拥有掌控地位，雇员达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之众，分布在许多国家。
　　据统计，2018年，全球26位最富的人所拥有的财富为38亿贫穷人的一倍，亿万富豪每天增加的财富多达25亿美元。在美国，0.1%的富豪拥有美国25%的财富，1%的富豪拥有40%的财富，比如，亚马逊老总贝索斯所拥有的财富高达1120亿美元。就世界范围而言，目前1%的人掌控了50%的财富，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会提升到65%。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财富积累向个人集聚的速度最快。2018年，在全球新增的亿万富豪中，多数在新兴经济体，1/2在中国。不过，与传统的财富集聚不同，其突出的特点是，绝大多数新富豪的财富增长并不是靠继承，不是靠强夺，而是靠抓住新机遇，靠技术创新。比如，在中国新增的富豪中，97%靠白手起家，1/3靠创新，而且，就年龄结构来看，大多为年轻人。
　　财富向少数人倾斜，由国家向个人倾斜，在此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国财富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公民财富的普遍增加，在富豪财富积累加速的情况下，很多人的财富却会缩水，并可能会滑落到下层。另一方面，本来强势的政府会因新技术，特别是网络、大数据、智能化的快速发展而变得“失能”，对增量财富的再分配能力下降。技术积累比劳动积累更快，比尔·盖茨早就提出，政府应该对机器人征税，也有人提出应该对所有能带来增值的“非人劳动者”征税。
　　在此情况下，社会权势的结构出现大的变化，一则，少数人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导向力，对政治与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二则，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所谓中产阶级人群地位动摇，影响力下降;三则，被排挤到社会底层的人群走向“民粹主义”，极端势力上升。而那些掌控巨额财富的富豪通过“国际化”的方式（免税岛、多国护照等），成为不受政府管理的“超级人”，他们运筹帷幄，进退有方。而普通民众出于对现行社会政治的不满，往往采取 “非理性”的选择，让极具个性的“政治黑马”上位，比如，从未有过从政经验的商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靠出演反腐人物的演员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等等。
　　新科技革命导致经济运行方式、就业结构、生活方式等发生重大与快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作会被智能机器人替代。新的变局势不可挡，尽管对其带来的后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有些已经初露端倪。比如，大数据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基础构成，拥有者的权势掌控力与影响力可以变得超乎寻常，由此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的巨大变革。
　　如果仅顺着这种思维去分析，未来的世界将是非常可怕的。新时代似乎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比如，有人认为，尽管未来财富趋于集中，但财富拥有的方式与含义发生巨大变化，财富大多是存在于股市、债市的“虚拟资产”，是数字化的“社会资本”，依托社会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个人财富的社会化”。如果失去社会支持，大量财富可能会“顷刻化为乌有”。传统工业化创造的是集聚化的社会结构，而新变局创造的是离散化的社会结构，在此情况下，少数富豪并不能掌控多样、离散与变换的“公民社会”。有人认为，新经济创造的是一种“协作网络”，依赖开放、创新、互动与分享。故此，新時代的财富集聚特性与以往有着巨大的差别。
　　尽管如此，新变局所带来的挑战仍是严峻的。比如，传统的就业方式发生转变，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如何不被新的发展所抛弃，如何能够分享新发展的成果。对于政府而言，是如何建立适应新变局的政策与管理方式，如何找到解决财富积累两极（财富拥有者和社会公众）化问题的“两全其美”的新政策。 （待续）